明中叶后已有西医学传入我国。1596年卡内罗接受教皇庇护第五的任命，在澳门设立医院，西医开始进入中国大地。1582年意大利利玛窦来华，1601年到达北京，居10年，也曾与中国医界人士接触。1693年5月，康熙患疟久治不愈，传教士洪若翰用西药金鸡纳治愈，西医药影响扩大。法国罗德先（1645—1715）和樊继训（1664—1703）等相继来华，并以治愈皇室要人疾病而获厚赐和信任。18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医师越来越多，其中皮尔逊、马礼逊、李文斯顿、哥利支、裨治文、伯驾等十分活跃。裨治文与伯驾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提出“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哥利支更提出《任用医生在中国传教商榷书》①。随着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他们利用医药传教，利用传教扩大中国人对西医药的信任，进行办医院、开医校、翻译西医药书籍，成立医会，创办医学期刊，送中国人到国外留学学习医学等。最早翻译西医药书籍并作出贡献者如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氏，编译有《全体新论》（1851年）、《西医略论》（1857年）、《内科新书》、《妇婴新说》（1858年）等；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编译有《内科全书》（1883年）、《病症名目》、《西药名目》（1899年）等20余种；在西医期刊方面，如《广州新报》（1806年）、后改名为《西医新报》，还有《博医会报》（1888年）等等，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西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被派遣到国外学习西医最早者是黄宽（1828—1878），先后在英、美学习，1855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57年回国在广济医院从事医疗与教学。此后，到国外学习西医者逐渐增多，西医学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开始站稳了脚跟。清末，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其若干方面的优越性，已深深获得群众和统治集团内部若干人士的信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