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医家，王清任身上最可宝贵的是他敢于不囿旧说，勇于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长期以来，由于儒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深受其限制。历代医家，尤其是宋代之后，为了使一般人能信服并接受自己的观点或学说，在著书立说时，皆须从儒学经典著作中求得根据，很少有人敢于冲破这个藩篱。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与发挥为主要形式。遇到疑难及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衍脱问题，而不敢轻易创立新说。至于解剖学则更是一个“禁区”，除偶尔几次官方组织外，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在这样的因循守旧、尊古崇古风气重压之下，王清任虽已预见到自己提出新的见解，纵然能说，必不能行，并会招致“离经叛道”的罪名。但是有许多病如不说明，人不知源，想到此，他又不得不说了。于是，他决心“不避后人罪我”，毅然闯入解剖学这一禁区。他直言“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①立志予以更正。他不避经典，不讳圣贤，对于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敢于直指其错，畅述己见，语言犀利，达意明确。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标新立异，而是考虑到“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正如他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自述：“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王清任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对自己认为正确的古医书相当珍视。他说：“伤寒、瘟疫、杂症、妇科，古人各有所长，对症用方，多半应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见，不过白玉微瑕。”对于自己认为有成就的医家亦相当崇敬。他说：“伏思张仲景论伤寒，吴又可著瘟疫，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也大力推崇自己认为是切实可用的医著，认为查证可用《证治准绳》，查方可用《普济方》，查药可用《本草纲目》。其他可读可记的有《医宗金鉴》，理足方效的有《瘟疫论》。而他自己的方著，“不过因著《医林改错·脏腑图记》后，将平素所治气虚、血瘀之证，记数条示人以规矩，并非全书”。可见他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 　　王清任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他主张“医家立言著书”“必须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人。若一症不明，留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①他自己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观察和记述并非尽善尽美，“其中当尚有不实不足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在《口眼歪斜辨》篇中，对于为何大凡患左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右侧，而患右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左侧，王清任疑惑不解，当时又无书籍可供考查。他没有凭想象去牵强附会，而是把这一点明确告诉读者，承认“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②。把疑问留给后人去解答。王清任对于“病不知源，方不对症”，“不知妄对、遗祸后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那是“以活人之心，遗作杀人之事”，更有甚者是“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深刻抨击①《医林改错注释》第3页。 　　①《医林改错注释》第97页。 　　②《医林改错注释》第1页。 　　了这种不负责、欺世盗名、损人利己的作法。 　　王清任恒心之持久，追求之执著是非常感人的。他为了亲见脏腑，屡遭挫折，却不折不挠，数十年如一日，艰苦而顽强地向着认定的目标前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历四十二年的努力，方得成就。就连《医林改错》的反对者也认为：“清任之恒心，独得千古，后学者能具清任之恒心，何患不成名医？”①《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后世对其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对其脏腑学说遵循者较少，而对其气血理论崇信者较多。王清任的拥护者对其评价很高，赞扬他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乎数千年之遗误，绘图立说，定方救逆，理精识卓。认为“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岂彼闻义不徙如陆懋修辈狺狺之吠所能损益其间乎？”②而他的反对者对其攻击亦很激烈，责备《医林改错》越改越错，错上加错，甚至是一种流毒。骂他“不自量”，“不仁”，是“狂徒”。诚然，象其他一些古代著名医家一样，王清任亦非完人。可是清代甚至近代一些对王清任的攻击意见亦不足取。他们所攻击的大多是《医林改错·脏腑图记》。而实际上，他们并未亲自去致力于解剖学的研究，只是针对王清任坚持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而又对旧有学说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攻击他“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贤而上”③。因此，他们少能言中王氏的真正不足，反之，大多是攻击了他深入实地，敢于革新的科学态度。 　　①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页，民国20年印行。 　　②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第34页，民国36年印行。 　　③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页，民国20年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