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初，当道光帝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决心大张旗鼓地厉行禁烟时，他同时亦在筹划沿海的防卫，对广东海口的防卫措施尤其重视。他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谕中说：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应妥为布置，务于本年三月之内将排练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水师兵丁，由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①。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雷厉风行地展开后，他及时地提醒沿海各省督抚提镇，必须严密防范。 　　六月，义律指示不法商人拒不出具甘结，企图在澳门贸易，并欲偷卖新来鸦片，七月又发生了英国水手殴毙民人林维喜、拒不交出凶手的事件。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道光帝支持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的做法，谕令林则徐等“不可稍示以弱”，“不得示弱长骄”②。九月四日，英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林则徐将这次战斗的经过作了详尽的汇报，道光帝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示：“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③在这以后，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谕令中，不断有“不可示弱贻机”的告诫。道光帝试图在广东给侵略者以坚决有力地打击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 　　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对此毫无预见，未免有些惊慌。为了应付这猝然而至的紧急局面，他一方面对定海失守应负责任之官员革职拿问，一面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浙江会剿，命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不久，又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统筹剿办事宜。定海失陷后，道光帝为收复定海所进行的战争部署无疑是积极的，但英军攻陷定海，确也使他禁烟和抵抗的决心发生动摇。这时朝廷内部禁烟的弛禁派和反对派，纷纷在道光帝面前对林则徐等飞短流长，有的说，英军攻陷定海是因为绝其贸易，有的说系因林则徐烧毁鸦片而起，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林则徐私自接受英王文书加以销毁的谣言。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帝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信任和支持。当他命令伊里布赴浙剿办时，伊里布同时也负有查究英军入侵起因的使命。当英舰沿海北上时，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驶至天津海口时，不必立即开枪开炮，“傥投递禀帖等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①。不久，英军舰到达清统治的心脏地区天津大沽，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道光帝认为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行的，故断然加以拒绝，然而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他也没有进行公开抵抗的胆量，反而承认：“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②为了表明自己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言出法随的诚意，他立即发出申饬林则徐的上谕，无理指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①。在英舰云集大沽时，道光帝虽然不敢号召公开的抵抗，但在内部仍进行着抵抗的部署。他曾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对潜入奉天洋面游弋的英军舰只“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②。并指示守御军队“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③。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道光帝赋予他的并不是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使命，而是谕令琦善“一面与之论说，一面妥为预备，如桀骜难驯，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还命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④。琦善到达广东后与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英国侵略者不仅拒绝交还定海，同时再次提出赔偿烟价，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道光帝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决意改变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初衷，调遣湖南、四川、贵州兵驰赴广东，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相机剿办”。他表明自己大申挞伐的决心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⑤他又及时将英国侵略者到广东后的情况通告伊里布等，令伊里布、裕谦“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重新挑起了武装冲突。道光帝于一月二十七日下令对英国侵略者“痛加剿洗，聚而歼旃”，这并不是虚声恫喝。在宣战令下达后，他接到琦善“敌船坚炮利，无可扼守，只得不避重罪，从权办理，吁恳施恩”的奏报后，十分愤懑，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愤怒驳斥琦善“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的谬论，表示“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①。与此同时，道光帝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征调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前往广东。将力主妥协的琦善革职拿问。将迁延观望、株守数日、不积极进兵定海的伊里布，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不久交部严加议处。派遣“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兼程驰赴浙江，并从各地调集兵力，希望一鼓作气克服定海。道光帝的这些部署，由于前线将领的懦怯无能，没有能收到实际成效。《广州和约》的签订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帝的。同年八月，英国重又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为了阻止英军长驱直入的进攻，道光帝作了鸦片战争中最后的军事抵抗的部署，以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④《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⑤《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 　　①《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蔚、付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再次从各省集积军队一万一千多人，组织抵抗。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抵抗一直沿续到英军破吴淞沿长江进犯时，这中间虽有动摇，抵抗仍是道光帝对鸦片战争指导思想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