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他精明干练，“文字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③。尤其是他办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从，不敢有一点专擅，更博得皇帝的宠信。乾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④按照惯例，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以前只有讷亲一人当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后，以自己见识不广难于独立承旨为由，改为诸位军机大臣一同入见。这样，他既可以使其他军机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释独记之劳”⑤。然而，乾隆帝还是经常在晚饭后，单独召见傅恒，和他商讨军政大事。时人称此为“晚面”。 　　傅恒在此期间，也确实参与不少军政大事的决策。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论是否要限制出海贸易人员回籍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染踹业、丝织业和矿冶业等行业中有了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外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出海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旧的官员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狭隘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抚陈宏谋在上奏中，提出了一个限制出海贸易的建议，他说出海贸易的民众，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国，就不允许再回到他的家乡。显然，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行，不仅会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乡而却步，而且也会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乡，这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对外贸易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而此项建议遭到一些务实官员的反对。两广总督杨应琚说：“现在开洋贸易之民源源不绝。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①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军机大臣讨论，拿出决策性的意见。傅恒不仅同意杨应琚的看法，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分远近概准回籍，仍令于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令其不必迟疑观望。至于责成船户出具保结之处，应如所议办理。其自番地回籍携有赀货者，如地方官役借端索扰，该上司访参治罪。”②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提议。这一决定，使出海的人消除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另一件大事是，这一年清政府在决定是否出兵准噶尔，平定达瓦齐的过程中，傅恒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清初以来，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不断骚扰西北地区，成为清朝巩固统一的重大障碍。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先后对准部的进犯给予沉重的打击，但面对内部团结、武力强盛的准部，却无法彻底铲除，因而只得议和。乾隆四年，双方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已归顺清朝的喀尔喀部则在阿尔泰以东③《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④《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⑤《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①《清高宗实录》卷472。 　　②《清高宗实录》卷472。 　　游牧，不能越过界西。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乾隆十年起，准噶尔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动乱。这一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为争夺汗位，封建贵族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都被杀身亡。乾隆十七年，得到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支持的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登上了汗位。此人庸碌无能，贪婪残暴，四处兴兵攻打各部，大肆掠夺牛羊和牧场。持续不息的战乱给准噶尔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归附清朝，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厄鲁特蒙古族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投向清朝，原与达瓦齐联盟的阿睦尔撒纳，也因在与达瓦齐争权夺利的火并中失败，而领属下两万余人投降清朝。准部四分五裂、众叛亲离的局面，给清朝铲除割据势力，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可是当乾隆帝召集满洲王公大臣商议出兵准噶尔时，却遭到大多数大臣的激烈反对。这些身居要职的勋戚显贵，早已没有开国初期八旗将领的那种勇于进取，锐不可挡的气势，他们只想干风险小、获利大的事，而对于到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的西北作战，本来就视为畏途，加之雍正九年（1731）清军进攻准部，在和通泊惨败的阴影又时时缠绕着他们，因而他们竭力阻止出兵准部。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傅恒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大力赞成出兵准部。这就给乾隆帝以很大的支持，他异常兴奋地说：“卿（指傅恒），朕之张华、斐度也。”①傅恒的支持和赞助，促使乾隆帝很快做出出兵准部、平定达瓦齐的决策。乾隆二十年，清军兵分两路，大举征讨达瓦齐，短短时间内，达瓦齐土崩瓦解，清军进占伊犁。在山穷水尽之际，达瓦齐只得向清朝投降。这以后，清军又粉碎了原已归顺清朝的阿睦尔撒纳所发动的叛乱，从此，根除了准部割据势力，统一了天山南北，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傅恒的远见卓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此，乾隆帝也多次予以嘉奖。他指出：“因筹及两路兴师之举，而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傅恒为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上奏折恳请免授。乾隆帝虽允准其请求，但“仍于军机大臣内交该部从优加等议叙”，随后在紫光阁列功臣图像时，傅恒又排在第一位。不过，傅恒在军机大臣任上并不都是成功的，也不时受到皇上的训斥。 　　有一次，乾隆帝集臣工议事，傅恒来晚了，气喘吁吁地走进宫门，侍卫开玩笑地对他说：“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在一旁却板着面孔说：“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这是在批评傅恒对公事漫不经心。这句话吓得傅恒连忙“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①。乾隆十五年六月，帝令兵部、户部和吏部等三部讨论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的问题，但这三部互相推诿，迟迟不能拿出处理意见来。乾隆帝对此很生气，下令都察院议处这三部的堂司官。可是，都察院不仅拖了两个月才呈上奏文，而且在奏文中也仅议处吏部官员，而将由傅恒主管的户部和兵部另请吏部议处，这显然是有意庇护傅恒。乾隆帝也看出这一点，就降谕说：“盖因大学士傅恒管理部务，是以都察院徘徊观望，有心延搁，此所谓非曰爱之，其实害之。”②于是，左都御史①《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①《啸亭杂录》卷1《用傅文忠》。 　　②《清高宗实录》卷371。 　　德通、彭维新和由傅恒荐举的左副都御史马灵阿都以瞻徇傅恒而受到降职和革职处分。更有甚者，就连傅恒的长兄广成，也因遭人弹劾而被解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恒已经失宠，这不过是乾隆帝“驭下”的一种手法，他有意地压一下当时地位显赫的傅恒，使其对帝更为忠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