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二十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鄂尔泰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①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②。这两条，一是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一是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帝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③。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④。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帝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继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⑤，越级提拔他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而且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五十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乐，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①。雍正帝在鄂尔泰五年五月初十日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②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③。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这里无庸赘说。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道：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5。 　　②《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4、68。 　　③《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④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⑤《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①《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7—98页。 　　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折朱批。 　　③《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折及朱批。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雍正五年正月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在这里，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经到了强辞夺理的程度。 　　鄂尔泰的亲属亦因之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原名鄂容，雍正帝在他中举后引见时赐名鄂容安。鄂容安于雍正十一年庶吉士未散馆时，被破例用为军机章京，“欲造就成材”①。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间为编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爱之，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之成为亲信大臣。鄂昌是鄂尔泰的长兄之子，雍正六年以举人而为户部主事，数年之间，历道员、布政使，至巡抚，飞黄腾达。然其为官“贪纵”②，并非杰出人才。鄂尔泰的三兄鄂临泰之女，经雍正帝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后成为王妃。 　　鄂尔泰对雍正帝的感恩图报，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尔泰得到雍正帝赐物，写奏谢折说他的心情：“自念遭逢，虽义属君臣，实恩同父子，泪从中来，不禁复作儿女态。”③同年九月十六日奏折又讲：“（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④一再讲他们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如同师生，显见君臣关系之深。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⑤。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①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可见鄂尔泰报“卿云”不同寻常。鄂尔泰报“卿云”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折及朱批。 　　①《清史稿》卷312《鄂容安传》。 　　②《清史稿》卷338《鄂昌传》。 　　③《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90。 　　④《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折。 　　⑤《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①《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尔泰在报卿云时，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②，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其实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③。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继位后，鄂尔泰仍然高官厚禄，但君臣关系，远不如前朝。特别是鄂尔泰与另一大学士张廷玉不和，各自引“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④。鄂、张本人在一室办公，面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鄂尔泰有过失，张廷玉辄加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①。他们的纷争，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的门生、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狱兴，乾隆帝指责他“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②。将之囚禁致死，并革鄂容安职。对鄂尔泰虽无惩处，但下吏部议，以示警诫。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集》案发，胡诛死，与其唱和的鄂昌被株连自尽死。胡中藻亦是鄂尔泰门人，乾隆帝指责鄂尔泰搞朋党，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③。所以鄂尔泰晚年，君臣关系平常，致贻身后之咎。 　　总起来说，鄂尔泰基本上实现了忠君思想，以此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势力，“忠”上的缺陷，导致君臣关系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观念中是最高的原则，是大节，鄂尔泰对于雍正帝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大节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脚，而且青云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尔泰深知其中三昧，他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致糊涂矣。”④他认识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门户之见的张廷玉也说：“斯言最有味，宜静思之。”⑤表示佩服。清末钟琦在引述鄂尔泰这段话时，赞扬说：“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⑥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②《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③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④《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①《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 　　②《清史稿》卷306《仲永檀传》。 　　③《清史稿》卷338《鄂昌传附胡中藻传》。 　　④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⑤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⑥《皇朝琐屑录》卷14，《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