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正月，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②。 　　在贵阳，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至岭南，急则入海”③，李定国则主“复明”。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在北上抗清前夕曾对部将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④目前大西军的失利，也使李定国感到：“今蜀事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终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⑤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气愤地说：“公能人，自为之，毋污我也”，遂拔出战刀自刺。众将夺下战刀，立即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也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⑥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⑦，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⑧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 　　顺治四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①。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②。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③。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④。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②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4。 　　③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④顾帧：《客滇述》。 　　⑤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⑥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⑦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⑧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0。 　　①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②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③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7。 　　④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⑤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定国顿首谢，请擒沙定洲报德”①。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②。 　　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有众二十余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汉、罗亦逾五万”③。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④的景象。 　　⑤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①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②冯甦：《滇考》，李天根《爝火录》卷18。 　　③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佚名：《明末滇南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