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以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川、陕、鄂、甘、豫、皖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一时,大批教徒被捕,宋之清、齐林等主要教首惨遭杀害。刘松父子也在隆德被捕并供出与刘之协复兴混元教等情节。乾隆帝鉴于“此案邪教起自刘松,传于刘之协,盛于宋之清”①,下令务将脱逃的刘之协“密速查拿,严加审鞫”②。在逮捕“钦犯”刘之协和查拿教徒的声浪之中,各省地方官吏借端勒索,逐户搜缉,惟贿是求,“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借无可容身之名纷纷蠢动,起于襄阳,蔓延川陕”③。

  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齐林的重要弟子、“襄阳老教头”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收元教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姚之富派人通知湖北、陕西一些地区的教徒:“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④一场大规模的反清的武装斗争来临了。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发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经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元年(1796)正月至嘉庆三年(1798)三月,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张正谟等首先举起义旗后,湖北省境内许多地区,如襄阳、枝江、长阳、当阳、来凤、竹山、远安、保康等地都爆发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襄阳地区: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他的部队后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并且成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力部队。

  姚之富是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他起义之后,为了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敬仰,推举齐林的妻子、“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并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

  嘉庆元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等人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民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冉天元、鲜大川等人分别在四川的巴州、通江等地举起反清大旗。不到一年,川楚陕到处燃起斗争烽火,打得清军焦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05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6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己巳。

  ③ 《清仁宗实录》卷72,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④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28 页。

  头烂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张汉朝告示明确提出,“旗衣俱白”的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庄严宣告:“天下”属于“汉家”,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正”。

  争取土地,也是这次起义农民的奋斗目标。白莲教在传教过程中,就宣传“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①。起义之前,有些地区的白莲教首又作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②的允诺。可见白莲教起义包含有反清和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

  襄阳起义军以钟祥为基地,筹集粮草,准备与清军决战。嘉庆帝此时已任命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带领庆成、明亮等部兵马紧紧尾追。起义军在姚之富等指挥下,粉碎了永保的南北夹击的计划,八月底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

  嘉庆二年初,襄阳义军分三路北趋河南:“其北路则王廷诒焚叶县之保安驿,围官兵于裕州..西路则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中路则姚之富、齐王氏出南阳,掠嵩县、山阳..”③接着,他们就由河南挺进到陕西境内,并于镇安胜利会师。

  嘉庆二年五月,襄阳义军渡过汉水,又分成三路深入四川境内,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等部会合。

  东乡会师后,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进行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张天伦部称襄阳白号,张汉朝部称襄阳蓝号;徐天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冷天禄部称东乡白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俦、冉天元部称通江蓝号。此外,还有林亮功部称云阳月蓝号,龚文玉部称奉节线号。

  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姚之富、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下,与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外,其余全部撤回湖北。嘉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奉节)附近白帝城与清军激战。他们“直犯夔州”,夜袭清军,“围攻甚急”①。之后,沿长江东下,兵分两路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由王廷诒率领,经远安、当阳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在抢渡汉水不成后,只得再向陕西转移,经白河、洵阳到安康(即兴安)一带,不久又越过大巴山第二次进入四川省境内。那时候,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的各支队伍在四川境内会齐后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并不再注明收藏单位)。

  ② 石韫玉:《独学老人年谱》。

  ③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即分成四军:王聪儿、姚之富等为一军,王廷诒、高均德等为一军,樊人杰、李全等为一军,张汉朝等为一军,“连营二十里,分队迭战,更番在前”②,并在川陕两省边境的广元、宁羌一带往来流动,伺机打击清军。到嘉庆三年,他们又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起义军由西乡、洋县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后决定折向陕东南,经山阳再入湖北时,被明亮、德楞泰及郧西县令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三月五、六两日,双方展开了激战。襄阳黄号起义军浴血奋战,万余名战士阵亡,王聪儿、姚之富等十多人从茅山阎王匾上跳崖牺牲。

  此后,襄阳黄号的余部由李全等人领导,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王聪儿、姚之富的牺牲,标志着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嘉庆三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主要是四川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七月,王三槐受勒保欺骗,被捕叛变。四川起义军在徐、冷、冉、罗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顽强战斗。

  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太鹏寨战役”。嘉庆三年十二月,罗其清部战败,突围出走方山,被德楞泰捕获牺牲。他的部下鲜大川、苟文明等与冉文俦会合麻坝寨。四年正月,清军攻破其寨,冉文俦等壮烈牺牲,鲜大川、苟文明及文俦侄冉天元“率其余党窜营山、蓬州,与东乡贼合”①。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特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七月,又以勒保经略半年而“弗蒇厥功”,以额勒登保代勒保为经略大臣。又因其不识汉字,不能治军书,遂任命老于用兵、资望较高的明亮为四川总督。不久,他得知明亮与陕西巡抚永保不和,恐其不足膺重任,又命工部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关防,率盛京、吉林兵士三千人赴陕监军。十月,嘉庆帝下令将明亮、永保二人逮京治罪,而命那彦成代治陕西军事,与此同时,又责令各督抚将帅务将本境之起义军歼灭,“是贼匪所至之地,皆有专办之人”②。

  十一月,冉天元率领的起义军由川北巴山老林向西挺进到苍溪境内,与紧迫不舍的额勒登保发生了激战。冉天元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巧布埋伏,并集中全力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血战竟夜”①,杀死了清军的副将以下二十四名、兵士和乡勇二百多人。

  嘉庆五年(1800)正月,冉天元联合了“东乡白号”张子聪、“达州青号”赵麻花等,计一万余人,在四川定远县的“石盘沱凫水过河(嘉陵江),②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① 道光《巴州志》卷10《杂记》。

  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81 页。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抢获船只后,占据龙女寺渡口,连夜过渡”,直接威胁着四川重镇——成都、重庆。

  北镇总兵朱射斗赶到川西镇压。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场,直入贼营。贼四集云合,围数十里。官兵力斗,连发大炮。贼伏地而进,炮击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树栅,射斗且斗且上。围益厚,知不济,力斗,刃数十人而死,兵勇几尽。脱者跳踯人丛,驰百余里始免,盖亦不一二焉”②。

  起义军在高院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打乱了清统治者的全盘战略部署,把四川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等地进到江油县马蹄冈,三月与清军德楞泰、杨遇春等部激烈战斗。起义军战败,冉天元被俘后遇害。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反清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役,如统治者所说:“贼自起逆以来,以此战为最”③,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总的趋势是:起义军“多分股数,牵缀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拢”。在清统治阶级制定的“剿贼之法,总系跟踪追剿”①,各个击破的战术之下,起义军的主要领袖如王廷诒、冷天禄、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张汉朝、樊人杰、苟文明、高二等相继被俘或者牺牲。到嘉庆七年底,起义军只剩下齐国典、苟朝九、王世贵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反清斗争。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嘉庆八年正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义军坚持斗争及部分哗变的乡勇反清。

  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清朝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陕、甘等省的总督、巡抚向嘉庆帝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庆也准备“以三省邪匪悉平,论功行赏”②。就在清廷上下准备“共享升平之福”时,起义军余部却在南山、巴山老林中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他们或百余人为一起,或数十人为一起,“腾跳如猱,具悉官兵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辄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贼数百,而三省不得解严”③。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嘉庆帝令清军悍将杨遇春“前赴南山一带,将各要隘及江防严密防御,紧顾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陕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3页。

  ③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5。

  ① 《清仁宗实录》卷94。

  ② 《清仁宗实录》卷106。

  ③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四册第499—500 页。

  省南山隘口及江防,专交杨遇春堵御。其未尽零匪,专交德楞泰一手办竣,俾各专责成”④。起义军尽管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犹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取得了一些战绩。如嘉庆八年(1803)四月,清经略大臣的左翼长、“每战辄冠军”的穆克登布被起义军杀死即是一例。

  嘉庆八年四月,齐林家族的重要成员齐国典在战斗中“跳崖跌毙”,清廷认为“从前未获凶渠”,至此“实无一名漏网”①,在大规模地“搜剿”老林之后,于七月宣布“彻底肃清”了起义军,并开始大量裁减乡勇。

  由于乡勇也大多由破产贫困的农民、流民所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项较少”,“穷而无归,不免心生觖望”②,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余部,并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为一支的起义队伍,“陈贼只三四十人,其余皆系乡勇”③。乡勇多是本地人,向随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险易皆所熟习,凡官兵进止情形无不尽悉,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哗变的乡勇多是乌合之众,最后在清廷的收买、分化下瓦解。

  嘉庆十年五月,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之下,起义军的最后几个首领苟朝九、王世贵等相继壮烈牺牲。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宣告结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发的、声势如此浩大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仅见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 武如今日者。”④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压迫者反清的信心和斗志。

  例如,距离白莲教大起义结束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就是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鼓舞下爆发的,参加起义的人们将其称作“白莲教起手闹事”,“河南滑县白莲教造反”①。嘉庆以后的反清起义,与白莲教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充分说明这次起义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④ 《清仁宗实录》卷125。

  ① 《清仁宗实录》卷113。

  ②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③ 《清仁宗实录》卷124。

  ④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①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38,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奏,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