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一向重视使用记事本末的体例，记述重大军事行动，常在一次大的战争结束以后，就由“方略馆”或指定专人组织修书班子，搜集这次用兵的有关上谕档案、将帅奏折、地方官员报告，以及其他资料，采取编年体，分年系月，详细叙述全部过程。前后所修方略，有数十种，例如：《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记述清朝兴起到顺治元年定都北京的过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罗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温达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正编、续编，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续编、附编，共四百零九卷，庆桂等修，嘉庆刻；《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䜣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领衔主修者，皆系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历次重大战争，很有参考价值。
一些文人学士也对某些事件、战争进行了专题写作，出了一批记事本末体书籍。如邵廷采撰《东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唐王、鲁王政权之情及黄道周、金声、张煌言、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桂王政权之史。曾任汉中知府，陕安道员之严如煜，著《三省边防备览》十四卷，详载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地理、经济、军制、风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圣武记》一书。作者魏源，道光二年举人，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著有《海国图志》等七八种书。《圣武记》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记事本末体将清朝兴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对内对外主要战争，归纳为“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专题，详述其始末经过，问题集中，条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历史的梗概。后四卷《武功余记》，分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四个专题，是魏源自己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圣武记》的取材十分丰富，有经书、正史，有实录、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也有实地采访来的父老传说，他还充分利用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分析考证，再予撰写，故其书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传统错误，它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学习清史的必读考参书。
第九节契据文书契据是契约凭证，是某种经济关系的证据，种类很多，如土地的买卖、典当、佃种、顶耕契约，房屋的买卖、典当、出租、转租契约，人口买卖文书，银米借贷契约，分家文书，合伙经营文书，征收租、赋文书，等等。这些契据文书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当事人双方、中证人、所议物品的数量、价格，立约时间，双方之义务权利，违约时的制裁，等等。
契据文书是研究经济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记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未曾谈及的重要事实，十分具体，相当准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据文书数量庞大，散藏于各单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两代契约上万件。台湾也出版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载录了数千份文契。现简要摘录部分关于台湾土地认垦、典当、买卖的契约，供读者了解。
先引台湾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认垦执照如下：本业户有明买杨梅埔报垦课地，今佃吴奇俊前来认垦，给出杨梅山下□埔犁分三张，每张以六甲为淮，内扣屋场禾□□田水圳车路，经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备工本开垦耕种，田园所种□豆杂子，照例一九五抽的，业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运至本庄公所，风干精净，平量交纳，以供国课社租。至筑埤圳乡勇公费，业三佃七匀派，俟三年垦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纳供，如埤水佃人自筑，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无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自给垦后，务须勤耕勤种，毋致抛荒误课，三年后不去垦种，有误供租，应听业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该佃并不得窝匪聚赌，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今欲有凭，给此执照。业主图章。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给。永字第十九号。①再引台湾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颜识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园一段，坐落土名北势寮，年载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载原契。今因欠银别置，先问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与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银二百三十大员，银两即日同中交足收讫，园付银主前去管掌耕种为业，历年对番纳租二石。三面约定，不拘远近，备契面取赎，不得刁难。此园系父承番典的，其原价银二百大员，时典的典银三十大员，日后番满期备银取赎，山应备银三十大员凑额取赎。此系甘愿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园是山阄物业，并无重典交纳来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执为碍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恐口无凭，立典契一纸并缴番原典契一纸共二纸付执为照。
代书中见王若修（押）知见父文道（押）
再见兄识力（押）再见侄友奎（押）
嘉庆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识山（押）清代的土地买卖，有“活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②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卖”与“绝卖”两种。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这种补贴价银，也叫找价银，理由是“原价轻浅”。活卖经过找价之后，便变成“绝卖”。有的业主一开始便将地“绝卖”，立下“杜卖契”、“绝卖契”、“杜绝田文契”，载明自卖之后，不得找价归赎。
找价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绝增契”，现引台湾一契为例：立杜绝增契人杨奕（治）资，先原有□父在于海丰庄自垦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与卜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与林匡麟承买，田甲界址，原契载明。今奉宪例，请得管甲僯亲分处，向得匡增出原田增价员银四员正，即日银契两交明讫，中间并无准折短少，亦无上下手来历不明等情，自增之后，一增千休，永断葛藤，日[后]不得言增言赎等，情。如有上下手来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卖者一力抵当。二比甘愿，两无迫勒，今欲有凭，立增契一纸付照。
在见姊夫何相锦（押）
经增亲何相荣（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杨奕（治）资（押）①“绝卖”之契甚多，今引台湾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为例：立卖断根田契人谢元万，今有先年自己续买得水田一处，坐落土名蓝兴庄桥你头庄背，奉宪经丈田甲三甲六分，后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今因乏银应用情急出卖与人，尽问房亲伯叔人等，俱各不愿承领，情愿托中送至与刘怀顺前来出首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田价番钱员银三百五十六两正，即日契价两交明白，中间并无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业，不曾包卖别人田地，亦无重复典当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人一力抵当。其田自卖之后，交于买人前去耕管为业，一卖千休，异日不得言赎言增等情。此系二比甘愿，两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卖田契付照。
说合中人谢百辉、朱多文（押）
在场见陈远学，兄元儒（押）在场侄巧琳（押）
依口代笔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卖田契人谢元万（押）。①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约，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冯九珠向其族兄冯上玉租地耕种，立下佃契。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来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黄历车头，原计实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计六石五斗，其谷递年到秋熟之日，备办好谷，送至兄家下风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卖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浆等情，如有此色，应兄改佃，弟不敢阻占。今来二家甘心，立承佃为照。
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① 《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环（押）。②契据不仅记述了大量经济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人们罕知的少数民族史料。例如，《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中，载录了一大批关于高山族社会发展、经济实情的契据文书，现举三契为例。一是雍正八年汉民杨道弘向高山族社认垦荒地之“招垦字”、“合约字”：同立合约人武捞湾社土官君孝、欧湾及业户杨道弘、甲头七哥、阿八、买那、捞允、卓论、白番武使、斗仅、卖阵、大里兴等：兹因本社课饷无征，孝等会同众番议妥，除本社耕种外，尚有余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兴直..。众等俱各甘愿将此荒埔贌与垦户杨道弘前去招佃开垦，除升科报课外，三面议定每年愿贴本社饷银五十两。此雍正九年起，约定八月交完饷银，其后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立约之日，通同周围四至定之界限，永为照例，后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约武捞湾社土官欧湾、君孝。
再引一份台湾县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与汉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丝、卓罗立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文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挡。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挡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罗力等承父自开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嘉庆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买卖行为，下引一份绝卖文契：立卖杜绝尽根契人卓猴社番妇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业园一所..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房亲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卖与本社番妇买犹里、夫阿莪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时价银一十八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即踏明界址，付与银主前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亦不敢异言生端滋事。..园一卖千休，日后子孙不敢言赎，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这类契约文书，清楚地反映了土地买卖、典当、出租的详细情形及台湾高山族受汉族的影响不断发展的状况，说服力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研究人员必须充分运用这类契约文约。
② 转录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第十节类书和丛书类书，是采集各种图书的资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成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一是专辑某一事物的资料。现存的类书，以前者为主。类书汇集了大量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阅览，也可作为工具书以备查检。
《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的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有名，共一万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主要编撰人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勤奋聪颖，未及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授编修，因故含冤发往东北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后在玄烨东巡时御前献诗和陈述冤曲，蒙恩召还，命侍允祉读书。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编辑，历时五年完成，奏呈御览。康熙帝大喜，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校订。雍正帝继位后将陈梦雷谪戍关外，命尚书蒋廷锡等修订，蒋只作了极少的部分修订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六编为历象编、方舆编、明伦编（包括皇极、宫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编下为典，典下为部，部下有的亦分项目。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每条先书资料出处，次书摘录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此书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很有价值。例如其《方舆编》之《职方典》卷676 的苏州府部嘉定县志载称：“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贱价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乃有田价每亩贵至六七两，岁月远至二三十年者，在时值每亩不及二三两，一种刁徒吓诉求添，动以侵占为名，甚至捏称人命，一词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但使得主不愿添者，止许回赎，则刁风自止，此亦息讼之大端也。”这对研究嘉定土地买卖找价回赎之情，极为可贵。
另外，陈元龙编著《格致镜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王初桐辑《奁史》，一百卷，嘉庆初成书，罗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关妇女的史料。光绪时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五百卷，记述清初开国至光绪间的历史。1916 年徐珂编成《清裨类钞》，计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这些类书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丛书是汇集两种以上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的图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包含各个学科的综合性丛书，一是专类性丛书，或是断代性，专刻一个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为专人，汇集某人的各种著作，或系专门学问，合刻某一学科之书。丛书或录收录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节，或只收录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汇于一处，保存了书籍，便于读者阅览，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编撰丛书之风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谕“搜辑古今群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在谕中提出对此书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国全盛之势”来编纂历史上罕有的巨型丛书，以衬托国强，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他针对《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兼收并录”，但“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之不足，命尽载引录之书全文。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先后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质郡王永瑢等人为总裁，授海内名流学者纪昀、戴震、王念孙、姚鼐等人为纂修、总纂、分校，从人员、经费、条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证。
实际主持此书工作的是大学者、编修纪昀（后因书编成，晋至尚书）。
在皇上亲自关注和编纂人员辛勤工作下，历时九年，编完书稿，又经过检查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后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编排，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和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仅被销毁之书即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又对古代文献作了较大的破坏，且还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狱。
此外还有一些好的丛书，如乾隆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丛书》，选收唐代至清图书二百零七种。乾隆中吴有兰辑道光中钱熙辅增辑之《艺海珠尘》，收书二百一十七种。嘉庆刻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种。光绪时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十六帙，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光绪溥乂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清人边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种。
关于丛书的阅读利用，可参看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古代文献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从各方面予以说明。
第十一节文物文物的类别清代的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遗存的，更多为民间散存者。按其类别可以分为五种：一为散存文物。散存文物较多，有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属器、景泰蓝、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织绣、玺印、书画、舆图、货币、文献、以及少数民族文物、外国文物等等。二系古遗址。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较多，因此清代的遗址多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有很多遗址能够补充史料记载不清楚和说明历史问题，如反对沙皇俄国入侵我国的上坚乌黑战役战场遗址；反对准噶尔反动贵族进行分裂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场遗址；反映满族建立后金政权的辽宁新京老城遗址；苏州盛泽镇机房遗址；盛泽镇收购丝及丝织品的“庄面”遗址等。三为古墓葬。清代的墓葬很多，较有历史价值和保存文物较多的仍为帝王及贵族墓葬，如河北遵化县清东陵、易县清西陵、沈阳盛京三陵等。四是古建筑及园林。清代的古建筑仍以北京的故宫、天坛居首位。此外，还有王府、苑囿、寺庙、佛塔、桥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庙、苏州的西园、留园等。五系石刻及其他。包括不可移动的石碑、石柱、石华表、大佛、以及大型铜、铁铸造物等。
清代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各类文物按其不同的时间、性质、历史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说明和反映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可以利用历史绘画的形象及文字题记，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记载，还可以利用农民起义遗物，以及各民族的历史绘画等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问题。
《北征督运图》清代的准噶尔问题，是西北的边疆问题，也是民族关系问题，有不少史籍记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绘画及文物，如《北征督运图》等。对军粮的供应，在中西两路，清皇朝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责成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总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协理中路运务”，“命光禄寺卿辛宝（即辛保）、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①。
至于督运军粮的详细情况如何？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征督运图》，正好从形象和文字记载方面补充了它。《北征督运图》是多幅画面缀成的图册，原为二十四开，现存十九开，绢本，每半开工笔设色绘图，半开范承烈自题画面内容梗概，说明负责督运的始末，所经地点，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督运军粮的情形。每半开纵38.4、横41.1 厘米。末① 《清圣祖实录》卷169。
开有“广陵禹之鼎绘”数字和印记。
《北征督运图》的第一幅画页所描绘的就是范承烈带领随员，由北京广安门外出发前往山西的情况。
范承烈出发往山西后，图册中有几开散失。再往下画页所描绘的是西路运粮队出杀虎口，过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经由艾济喀村、毕七七、迈达里，再经昆都仑（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台相当于现在的兵站，至今当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自杀虎口到前线每百里各设一台。当时中西两路运粮队，每路各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若干“营”。以中路督运官宋大业所分管的“二运二营”为例，“所领运官八员，赎罪人二员，笔帖式二员，游击一员，车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车二百辆，地方骡马七百匹，捐纳骡马二百匹”，每二十五辆粮车有运粮官一员负责，一车装载二千斤，全营二百辆负责运军粮四十万斤①。每辆车上插飞熊小旗一面。每一营“车徒绵亘二十里”。当时仅中路准备出发的运粮车就有五千辆，可以运粮一千万斤。这样大的运输量，又要走遥远的路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范承烈所管的这一营运粮队，刚过了乌兰急里密，到达查汉托罗海。这时图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辆辆独轮车满载着军米，由许多壮健的民工推挽，在满目黄沙中行进，为支援平叛清军而紧张地战斗。有些车辆正停在路旁，督运官员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车前车后，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前挺进。这一页图册的题记说：“夏六月七日次乌兰急里密，甫闻上亲抵厄鲁特贼巢，逆酋噶尔旦挟妻孥窜往，王师追摄，大将军（费扬古）邀击于召木多大破之。..至查汉托罗海，与辛光禄会，知大将军前锋已旋，后骑将发，乃疾驱粮车，运至那拉他饷之”。清军在昭莫多（召木多）给了叛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运输军粮的后勤人员对胜利作出了贡献。图册下半部描绘的就是范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运军粮的情景。据范承烈在图册中的题记说明，这时“载惟骡马驴，不复用车”。由于瀚海缺水草，画面中有运粮大队“刈草结瓣载马上，解鞍以食之，马食得不乏”的图景。反映了参加平叛斗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智慧。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运载军粮的马驼有很大的损耗，运粮队“乃购蒙古马车复经湖滩河所运粮”。图册中有满载军粮，翻山越岭的蒙古车及赶车的蒙古族人民的画面，这也是蒙古族人民参加平定噶尔丹的生动记录。《北征督运图》的前半部，还有一幅在运粮队所过的路边，有一堆堆白骨的画面，题记说：“途中见髑髅暴砂砾间者累累，询之向导，为厄鲁特败喀尔喀处。”即噶尔丹汗残杀的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图册有一幅运粮大队正通过翁金河边的画面，题记说：这里“土沃草茂，本为北人（指喀尔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尔海图已入厄鲁特境矣”。
① 宋大业：《北征日记》，见《边疆丛书续编》之一。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是记的广东佛山石湾陶瓷行业的内部分工，这个“花盆（盘）行”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花盆、金鱼缸、花垌、陶瓷建筑装饰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业，故其名称叫“花盆行”。《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湾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了。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首先写明：“大清（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满”字，故后的工价列上多“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项不同的产品名称，每项名称的后面，根据各项产品的简单、复杂、规格大小、技术要求的难易，总之花费劳动时间的多少，逐项列出了不同的工价，例如：上等价列大花塔每只银贰钱壹分五厘贰二号花塔每只银壹钱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只银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对银壹两零贰分九厘光象古每对银九钱四分五厘对于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窑内进行高温操作，还特别规定“大师傅入灶肚作双计”，即工价加倍。
这个《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张根据以往惯例规定下来的计件工资表。
文告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攻下彰化后，建立了政权，以林爽文为这个政权的“大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出了“安民告示”，颁发了“军令”，任命了许多官员，颁发了印信和“委札”，如颁给沈得将军的“委札”为：顺天大盟主林札，委子龙庙沈得即便任理（镇海节度使兼理驿政）将军之职。督率该旗兄弟奋勇立功，著有劳绩，另行升赏。
须至札者。
右札委沈得顺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发布的《告示》里明确提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因贪官污吏剥民脂骨..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剿除贪官”。起义军镇压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缚坐堂下”①。顺天政权没收的田地“多在嘉、彭两县”。这些田地分给参加起义的农民耕种，每户向顺天政权交纳田租二石②。起义失败后，凡是起义军和农民群众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统治阶级夺了回去，“乃籍其田亩入官”③，“其数多至数万石”。
许多《文告》明确规定“本帅（大盟主）严谕军队，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违法则“按法究治，决不姑宽”。杨轩说起义军发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写的是不扰民的话”④。在《安民告示》里还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林爽文还设有“巡城将军”，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由此可知这个政权对待贫苦人民的态度。
白莲教首领之一张汉潮，七十三岁，湖北枣阳县庄子山人，嘉庆元年三月率领所部人马在湖北襄阳黄龙垱起义。嘉庆三年五月，张汉潮率军进入陕西，初三日在陕西兴安发布了一道《告示》：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潮）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侧）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思（恩），谨遵勿违。..这是研究白莲教川楚陕农民起义的极好史料。
《东宁陈氏番俗图》、《台湾风俗图》在大量的历史绘画中，有不少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绘画。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就是反映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形象记录，它最具历史的和直观的效果。惜前者已失传。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纸本设色，三十二开，其中反映社会风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项内容，十八幅题词，植物十一幅，动物三幅，题跋三幅。每开纵25.9、横34.7 厘米，每幅题记文字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大同小异。除《台湾风俗图》外，台湾还有三种台湾风俗图。台湾省台北图书馆藏《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纸本设色，前一部分① 王芦荪：《渊雅堂集》。
② 《林茂供词》，《台湾档》七。
③ 《婆娑洋杂咏》，泰州新华书店抄本，1973 年。
④ 《杨轩供词》，《台湾档》七。
描写高山族的社会生活情况，计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风图》，后一部分描写台湾物产，计十二幅，就是《台湾采风图》，两者合在一起称为《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前一部分每图均有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另一种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台湾图说》，纸本设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绘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图，其中十二幅与台北图书馆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每图的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第三种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风俗图》，绢本设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写高山族社会生活的，也有几幅是前面几种都没有的，每图均有题记，比较简略，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
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①，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②。《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发，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发，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璥所记：“携手环跳，进退低昂，惟意所适。”①高山族的婚姻比较自由，这时，大部分地区实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赘”婚。女子受到重视，《台湾风俗图》题记云：“番重生女，赘壻于家，谓之有赚；生男出赘，谓之无赚。”女子长大之后，就“构屋独居”，每当月白风清之夜，高山族的麻达（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动听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少女如果喜欢，就“和而应之”。“久而意谐，乃告父母”。六十七有一首诗描写道：“鼻箫清响遏行云，有女东墙侧耳闻，何心蕉桐传蜜意，数声吹出卓文君。”②①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
② 《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①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6。
② 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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