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杨嗣昌 史可法


第一节 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①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16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16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①,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16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②。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① 《明季北略》卷一《杨嗣昌奏岁饥》。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杨嗣昌:《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1640)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发展。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

  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①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踌躇满志地夸下了“三月灭贼”的海口。“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②这个计划在崇祯帝批准了以后,杨嗣昌便命令官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八月,张献忠在南阳与左良玉军交锋,遭惨败。后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在谷城受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活动于陕甘地区的李自成,在明军强大攻击下,也接连数次败北,兵力微弱,被迫转入深山密林,潜伏于商雒山中。一时,各路义军销声匿迹,起义转入低潮。

  杨嗣昌入主兵部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确实极大地强化了明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虽然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农民起义的转入低潮无疑标志着杨嗣昌的暂时成功。

  如果说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安内”方面取得了某种暂时的成功,那么在“攘外”方面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① 杨嗣昌:《兵饷遵旨熟商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

  ② 杨嗣昌:《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是战是和,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帝自己对战和亦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调集各处兵马入京勤王,一方面却又倾心于杨嗣昌的议和。皇帝的这种矛盾态度,使朝廷文臣武将们无所适从。杨嗣昌则利用手中权力多方阻挠卢象升的抗清作战部署和计划,并一再减少其手中兵力,使卢象升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十二月,卢象升阵亡。昌平、宝抵、平谷、清河、良乡、玉田、蓟、霸、景、赵失陷。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转攻山东。杨嗣昌又错估了形势,指挥失误,使清兵连下济南等山东十八城。三月,清兵饱掠之后,经迂安青山口凯旋。

  清兵这次入关,历时八月,转战数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入无人之境。而明军却陷城失地,处处被动,一败涂地。对此,兵部尚书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这次对清作战的失利,廷臣们多没意识到是由于最高决策层不愿做积极抵抗所致,而多归咎为兵员的多而不精。因此,练兵之议遂起。“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拟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2.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三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其余的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

  3.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4.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共十五万七千余人。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

  按照上述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

  与此同时,为对付“流寇”,崇祯帝又采纳了副将杨德政关于地方政府训练民兵的建议。“府汰通州,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大练兵也许确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饷”之后加派“练饷”,则明显反映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的短视。他们以为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用屠刀杀出一个太平天下,孰不知他们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实际上等于给自身统治以釜底抽薪。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并合兵大败左良玉,天下震动。崇祯帝气急,立即罢撤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上任以后,于玛瑙山、寒溪寺、盐井、木瓜溪等处连败张献忠,官军一时声势大振。为摆脱困境,崇祯十三年( 1640)八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兵入川,“以走致敌”,在把杨嗣昌率领的明军主力引至川西之后,千里奔袭出川,并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袭占官军大本营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在处死襄王前,曾对他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供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①在此之前,经过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明军主力入川之机,张旗复出,并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首府洛阳,处死了福王。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攻占洛阳、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从此以后,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杨嗣昌因畏罪,愤惧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连崇祯帝后来也不得不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②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