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1430），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首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1430）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③ 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支持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1431）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1440），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1441）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