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①。 　　永乐四年（1406），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高潮。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