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冶金矿冶业的发展





  明前期矿冶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有较大增长。如明初铁年冶收量达到九百多万公斤,洪武二十八年(1395)内府存铁达一千五百多万公斤,于是放宽限制,允许民营,税率降到十五取一。宣德年间(1426—1435)重申原由民营的坑冶“听民采取,不许禁约”①。明初朱元璋对那些驱使丁户从事采冶之类劳民损民的建议,还常加训斥与惩处,以缓和官府与百姓的矛盾。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矿冶业的发展。当时,湖北大冶为最重要的铁产地,湖广课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广东佛山在明中叶已成为重要冶铁中心。有色金属产地集中于岭南和西南地区。铜产自四川、云南、贵州。锡产自广西贺县、南丹,湖南衡阳、零陵和云南楚雄等地。汞多产自云南。云南所产白银流遍全国,如《天工开物》所说:“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这些也反映了矿冶业重心南移的史实。

  明代中叶,官府设冶纳课,大肆搜括,引起民众强烈反抗。正统九年(1444),福建、浙江银课比洪武年间增加十倍,邓茂七、叶宗留相继起事。成化九年(1473),云南巡按御史胡经奏称,楚雄等地卫军全部充任矿夫,因“煎办不足,或典妻鬻子,赔补其数,甚至流徙逃生,啸聚为盗”。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明皇朝不但不采取改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镇压和搜括。弘治十三年规定,“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问初犯再犯,问发边卫充军”。万历年间(1573—1620)派宦官到各地摊派勒索,十年间得银三百万两,迫使反矿税的斗争此伏彼起,遍及全国。《明史·食货志》谈及矿政积弊时说:“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是有一定道理的①。钢铁冶炼技术明代,炼铁竖炉及其熔炼技术有进一步发展。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遵化铁冶“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施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炎,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投之,则其沙始销成铁。”这里所说的色如桃花的石子应即莹石,用作熔剂可①《明史》卷八二《食货志》。

  ①参见《明史·食货志》和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降低熔点,使炉况顺行,是炼铁技术的重要进展,文献记载以此为最早。炼铁所用鼓风器多为双动作的活塞式木风箱。由于箱体结构和活门的巧妙设置,使得正、逆行程都能送风,为炼炉提供连续风流。四人拉拽的大型木风箱,风压可达三百毫米汞柱,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先进的鼓风设备。有些铁场还使用了机车,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铁场装填矿料“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节省了劳力,提高了工效。

  焦炭至迟于明代已用于炼铁。方以智《物理小识》说:“煤则各处产之,奥者烧焙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灭,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北京地区“炼焦炭,备冶铸之用”。按木炭所含灰分只0.5—2.5%,磷分0.01—0.017%,硫甚少,可不计,并且气孔度大,料柱透气性好,利于熔炼操作。但由于其强度低,炉高不能超高十米,限制了高炉的发展。煤的杂质多,炼铁时须加大造渣量,兼以热稳定性差,易使炉况不顺,所得生铁含硫量高,质较次。焦炭在制备时经过蒸馏,除去大部分挥发物,强度大,发热量高,为竖炉炼铁的理想燃料。英国于公元1709年由阿拉伯罕·达比创用焦炭炼铁,其后竖炉高度迅速超过十米以上。所以,明代发明炼焦并用于炼铁生产,是有重要意义的。

  隋唐以后,炒铁是从生铁制备熟铁的几乎是惟一的方法,因而在制钢术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明代的炒铁炉有地炉、反射炉和生熟炼铁炉三种。与简陋的地炉相比较,反射式炒铁炉较为先进。它的燃烧室与熔池分设,以减少灰分与杂质的混入,可用煤作燃料。

  生熟炼铁炉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这种将炼铁炉和炒铁炉串联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耗的做法,在工艺思想上是很先进的。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于此有相似记载:“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既炒则熟,生熟相炼则钢。尤溪毛铁,生也。豆腐铁,熟也。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搅炼制熟铁的工艺,于近代仍在四川、云南等地使用。

  灌钢在各种传统制钢术中最为重要。唐顺之《武编》说:“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置熟铁上,擦而入之。”这里所说的前一种方法,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所述相似,但把屈盘的熟铁改为铁片,可增加生、熟铁的接触面积,有利于造渣和碳分的扩散与匀化,此法又见于《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后一种方法亦即清代至近代仍盛行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的“抹钢”和“苏钢”。有学者曾于四十年代在重庆作实地考察,认为通过生铁液滴对料铁的渗淋,有助于造渣和使铁净化,与现代白林炼钢法的原理相近①。

  金属锌的冶炼和黄铜的应用锌的古称为倭铅。它的冶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仅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原文称:“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质用炉甘石(碳酸锌ZnCO3)熬炼而成,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煅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

  按锌的沸点仅907℃,而氧化锌的还原温度为904℃,二者非常接近,因此必须用冷凝装置予以回收,才能得到单质锌。这是炼锌的困难所在,也是《天工开物》所未详明的。根据近年一些学者的实地考察,得知贵州赫章传统炼锌工艺所用锌铅矿,其主要矿物组成为菱锌矿(ZnCO3),间有异极矿(H2ZnSiO5)和硫酸锌矿(ZnSO4)等,蒸馏罐用耐火泥加熟料制成、上部特做出回收锌蒸汽的斗壳。长方形的坩埚炉内一次可放蒸馏罐一百二十个。罐内盛以碎矿和煤。放入炉内后,点火,锌矿石在高温下被还原,凝集于斗壳底部。所得锌块纯度约为97—98.7%,生产周期约一昼夜。

  印度的炼锌技术早于中国。它的蒸馏罐为倒置,罐颈细长,穿过隔板下伸而起到冷凝器的作用,使锌凝集于下方的容器中。据此可知,印度的传统炼锌术是采用下冷凝式,中国则使用上冷凝式,其技术渊源不同,属于两种工艺体系,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锌在十六世纪传入欧洲。据埃契森称,1745年有一批锌锭从广州运往瑞典,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1842年左右,部分锭材被打捞出来,证实其为纯度98.99的锌锭。英国于1738年用下冷凝式炼锌,可能是受到印度炼锌术的影响。但中国锌锭的长期出口,无疑也对欧洲炼锌业的兴起产生着推动作用。

  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明自嘉靖时开始大量铸钱,《明会典》载:“嘉靖中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嘉靖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每锭五千文;嘉靖钱千万锭,每锭五千文”。可见黄铜用量之大。先前多用炉甘石点化红铜得到黄铜。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宁州水角甸山,在州东百三十里,地名备录村,产芦(炉)甘石,旧封闭。嘉靖中,开局铸钱,取以入铜,自是复启。”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如《天工开物·五金》载:“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又载:“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①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的成就》,《科学通报》1965年第2期。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有学者据明嘉靖年间成书的《三元大丹秘苑真旨》所述福建出产“白气倭铅”,河南出产“青气倭铅”,山西出产“黄气倭铅”,认为《宣德鼎彝语》所载“倭源白水铅”和“倭源黑水铅”为中国自产的金属锌①。还有人对明代钱币作了测试,发现天启后的钱币含镉量有明显增大,认为系蒸馏法炼锌所致,据此可将中国以单质锌配制黄铜用以铸钱的时间定在天启元年(1621)②。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证据,但由此可见,铜锌合金的配制与使用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且广泛用于钱币和各种器件的铸造与锻制。这在冶金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大型金属铸件1.兰州铁柱。明洪武五年到九年(1372—1376)造。供黄河浮桥缚系铁缆之用,南北岸各立两根。现存两根柱长6.3米,直径0.6米,重约14吨。2.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前后,现存北京大钟寺。高近7米,口径33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铸有经文22万余字。大钟合金成份为:铜80.54%、锡16.4%、铝1.12%,钟体铸型由七段铸范和泥芯组成,蒲牢先铸,于浇铸钟体时铸接成一件,浇注用槽注法①。

  3.武当山金殿。位于武当山主峰天柱峰巅,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为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重檐庑,殿式仿木结构,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全部用铜构件由榫卯装配而成。

  除正面门扇外,构件表面均鎏金。类似的铜建筑物有北京万寿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昆明铜殿等。

  这些大型金属铸件,在铸造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可说是领先于世界的。

  ①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②周卫荣:《中国古代使用单质锌黄铜的实验证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①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吴长元:《宸垣识余》;夏明明:《明永乐大钟》,《北京考古与文物》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