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忽思慧





  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发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 种与药膳方61 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 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0 余种,② 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并附本草图谱168 幅。全书另有21 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0 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 条)、《抱朴子》(8 条)、《列仙子》(2 条)、《神仙传》(4 条)、《修真秘旨》(2 条)、《孙真人枕中记》(1 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 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发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发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首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发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首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 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 方的4/5 以上,其余16 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 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乳香)、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首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 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首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0 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 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速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首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168 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 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 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 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 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 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 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速速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