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ltai-quril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颜色衣服，又称“质孙宴”（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或“诈马宴”（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义为“请用”），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这种质孙宴起初只有皇帝才举办，但后来宗王达官也有举办的。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斿白旗，诸王们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①。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以首叩地”②。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订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居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曲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以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元史·礼乐志一》）。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元朝在这方面，“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所谓今者，包括就所征服的四方诸国，“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①。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元史·舆服志一》），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所谓“兼存国制”，比较突出的有：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元史·舆服志一》），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①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首》，《湛然居士集》卷九。 　　②《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0、175。 　　①《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舆服》，《元文类》卷四一。 　　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金锦）、怯绵里（剪茸）、速失（回回精制毛织品）以及高丽罗等，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1280）。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见于《元史》本纪的献象记载共三十七次，其中载有数目的十八次共八十八头；其余十九次若每次只作一头计，共十九头，总数也超过了百头。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候树起了九斿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为什么蒙元崇尚白色？有人认为与敬重祖先有关系，因蒙古人相传自己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有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关，在蓝天白云之下，白色的羊群是他们宝贵的财富，而白色的马湩和牛羊乳又是他们日常饮食之源。也有人认为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因为萨满教是崇尚白色的，蒙古任别乞的人穿白衣，坐白马。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黑鞑事略》）。尚右表现在许多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封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是相逆，等等。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斿白旗以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年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中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原有的禁忌有：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拾遗者，履阈（踩着门槛）者，箠马面目者，相与淫奔者（《黑鞑事略》）。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晾晒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元史·世祖纪四》）。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后至元四年（1338），“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玉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顺帝纪二》）。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元史·顺帝纪四》）。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庙号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tol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kozgu）来表示。元朝制定朝仪以后，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以后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①。延祐元年（1314）元廷再次规定，表章文字必须回避御名庙讳。这样，元朝的避讳便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语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王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显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①《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