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司法结构是二元的，蒙古“国俗”与“汉法”并存。 　　蒙古国原设的札鲁忽赤（断事官），有元一代始终存在。从中统元年（1260）起，札鲁忽赤秩正三品，御位下与诸王位下置三十一员；后屡有增减，最多时达四十六员。至元二年（1265）置大宗正府，“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后来才将汉人的刑名事务析出。致和元年（1328），进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忽必烈继位后推行汉法，从中统元年（1260） 　　四月起建中书省，设置六部。起先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三年（1266）刑部单设。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复，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实际上，在致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只是汉人以及后来南人的刑名事务。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后呈中书省断决。元初的断案事例文献，关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后是“部拟”，最后是“省拟”。当时的法司当是检法一职或其专门机构的别称，其职责是掌管和检拟金《泰和律》的有关律令条文，至元八年后基本上被废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司法裁判事务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之一，由各级政府的长官和正官聚会合议，连署决定。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这样的办事方式称作圆议（或圆坐）和圆签（或圆押）。例如在路这一级，参与圆议和圆签的人便是长官达鲁花赤和总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路与散府均设有推官，上路设二员，下路与散府设一员。推官负责具体处理刑名事务，如立案、调查、鞫问、拟刑等。州县的刑名案件，凡超出州县断决权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在路的经历属下，还有一名办理刑案的司吏。各级政府判刑的权力，“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①。对于地方上的刑狱，中书省或行中书省有时派出审断罪囚官进行监督。 　　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当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当。御史台所属的各道肃政廉访司，有权复审地方上的刑狱事务和检查办案文书。刑狱违错，百姓受冤，可向御史台及其所属肃政廉访司呈诉。 　　二元的司法结构是元代社会二元性的又一个鲜明的反映。在这样的司法①《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县断隶》。 　　结构中，民族等级制度突出地表现出来。一般的政府机关在执行司法职权时只能审断汉人和南人，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法，都必须由礼鲁忽赤进行审断（致和元年以后才有变化，有如上述）。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审理，而且必须由蒙古人对罪犯进行判决。量刑的轻重也因民族等级的不同而相差悬殊。例如，同样是盗窃，元代通例规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刺项”，但蒙古人犯者不刺①。又如，同样是杀人伤人，一般律文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处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杀死汉人，征烧埋银，断罚出征；而汉人只要殴杀蒙古人，即予处死；而且，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报，只能陈诉，否则将予以严惩。 　　由于元代社会诸色户计构成十分复杂，在审判方面，当时形成了一种约会制度。至元二年（1265）二月，“总管府条画”已规定：“投下并诸色户计遇有刑名词讼，从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约会本管官断遣。如约会不至，就便断遣施行。”②后来，这种约会制度涉及僧、道、儒、医、灶、乐、军、探马赤、畏兀儿等各种户计。实际上，凡民户刑案涉及其他户计，管民官都必须约会该户计的本管官共同审理，方能生效。在中国古代司法结构中，这种约会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①《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贼通例》。 　　②《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