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③。大德九年（130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首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④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发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①。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②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①。 　　③《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④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②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①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②。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①。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②。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③。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②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①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超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②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发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发，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④。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发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①。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①。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④《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①《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②。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③。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发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发，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①。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②。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③。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④。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⑤。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②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③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①《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②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③《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④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⑤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⑥。 　　在经济方面的“惟新”政策，酝酿了两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速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发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①。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发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发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陆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①。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发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⑥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①《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①“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陆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②。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①。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②。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发展的。 　　②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0年。 　　①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②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