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料 　　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1956）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1960—1961）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1991），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