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和陈寅恪（1890—196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1898至1900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1901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1906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191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1911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11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1916）。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①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1913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1917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发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马定先生在内蒙发见之残碑》（英文，1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00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①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①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1925年从清宫发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1910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1930至1931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灵州，Temegetu为榆林，Irghai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191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1930），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1887—1946）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发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