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 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②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 《宋史》卷24《高宗纪》一。
② 《续资治通鉴》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首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①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①。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②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首。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①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 王夫之:《宋论》卷10。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① 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①,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 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②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首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③。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①。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② 《宋史》473《秦桧传》。
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② 《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① 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09、卷10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②。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③,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④。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⑤。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⑥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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