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首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发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发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PGN1495.TXT/PGN>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首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首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首《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首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首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首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发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首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首《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PGN1497.TXT/PGN>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发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①。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① 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 年版，第598 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发”，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①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③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④。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① 《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② 《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③ 《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④ 《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