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①。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0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发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②,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①,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行,每行3—14字不等。开首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首《新修太学歌》①,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②,是由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②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0—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③,“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发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①。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②,已发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发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发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③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①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隋书》卷83《党项传》。

  ③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发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0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发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