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制定
金初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
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②，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金朝的法律是以中原法律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具有自己特点和体系的法律，它的来源包括女真法、唐法、辽法和宋法四个方面。
女真法与金朝法律的关系金朝在立法中把女真法吸收到法典之中，有的条文明显的是根据女真法制定的。女真法被纳入法典中，其内容也因女真社会变化而不同。《皇统制》：“殴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表现了浓厚的父家长制男子的特权；“僧尼犯奸及强盗，不论得财不得财，并处死”③等规定，并与女真法的精神相符合。到《泰和律》对强盗规定一贯徒二年，三贯徒四年，十贯及伤人者绞，而杀人者斩。如婚姻关系，女真有接续婚，而且“制汉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阕归宗，以礼续婚者，听”①。到《泰和律》则纠正为“汉儿、渤海不在接续有服兄弟之限”②，而在女真人接续婚仍继续生效。金代以杖折徒、廷杖以及赎刑，皆保有女真法的原有特点，体现了金初女真法制刑赎并行，尤重于赎的精神。
唐律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的法律，上承唐律，下仿辽和北宋，唐律对金代法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金熙宗习中原汉文化，他曾研读过唐律。天眷三年（1140）重新收回河南地，“乃诏其民，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这不仅是对过去借辽、宋法的改变，而且是确定了律在法律中的地位。金世宗曾多次强调断狱“以律文为准，以情求之”③。
金章宗时的《泰和律》，主要是接受唐律令的影响而纂成的，以律令格式为体系的一部法典。《泰和律》的篇名与唐律全同，其律条共565条，其②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俄]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版。①《金史》卷45《刑志》。
②《大金国志》卷12《熙宗帝纪》。
③《金史》卷6《世宗纪》。
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126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6条。这样，金律约有414条，其中有70％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1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①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①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