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税法”所定，田赋“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五代时杂赋增多，后唐初期又提前起征田赋，史称“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④，其实到南宋才达到顶峰。
后唐明宗对征税时间的改革后唐明宗不仅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还规定，全境按季节早晚，分别规定几种纳赋期限，自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最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比唐制晚一至三月，便于税户纳税，这是两税制（田赋）实行以来最重要的改革。
后周显德三年（956），又规定“今后夏税以六月初一日起征，秋税至十月初一日起征，永为定制”①，进一步推迟两税的起征时间，但似并未能贯彻，宋初实行的大体上仍是后唐天成四年的制度。
宋代田赋征收时间的变化宋朝将后唐明宗所定，“两税”征收时间不同的制度推向全国，原后周统治区中南部，夏税以五月十五日起征，七月三十日纳毕；北部纳毕的时间则为八月五日，比后唐规定要早得多，这可能不是宋初的新创，而是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沿用后唐天成制度时逐渐改变所成。后周旧统治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后周、宋朝相继征服的淮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夏税起纳时间为五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纳毕，宋初的制度比后唐天成的制度苛刻。秋税起纳时间统一为九月初一日，十二月十五日纳毕，这比唐制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晚了十五日。但实际上夏秋税的纳毕时限还是过紧，端拱元年（988），规定夏、秋税的纳毕时间，均可比上述规定推迟一个月。淳化二年（991），又考虑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九月初一日稻谷还未完全成熟，秋税的起纳时间改为十月初一日。
北宋后来又对部分地区的征收时限作了调整，西北部地区夏税的起征推迟为五月二十五日，纳毕为九月十日。秋税起征，福建推迟为十月十一日，而淮南则提前为九月十五日；纳毕的时限，福建地区推迟为正月三十日，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则均推迟到二月十五日。
夏、秋两税的纳税时限，各分为初、中、末三限，天数大体相等，各限又以本限时日之半，称为半限。当年的夏秋“两税”，通常都要分限送纳，末限的半限时纳足九成，末限满时纳足；积年所欠两税，则分别在中限的半限时纳足七成，末限满时纳足。如遇灾荒年份，可似减或免；也可延期交纳，④《金史》卷27《河渠志》。
①《金史》卷27《河渠志》。
称为展限，也分为三限。宋代田赋交纳时限的法令，比唐、五代更适应农作物的收获季节，也比较完备。
预催“先期而苛敛”，五代时除后唐明宗、后周世宗时期外，都非常严重。
北宋中期（含）以前和南宋孝宗时期解决得较好，孝宗以后，愈演愈烈，较之五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南宋初已是普遍现象，夏税原规定八月半纳毕，户部决定夏税必须七月底以前送到首都临安，各地就必须六月，甚至五月就要收完夏税。到宋孝宗时，送达临安的时间，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淳熙四年（1177）二月，“刘溥奏：近年诸郡违法预催夏税，民间苦之”，孝宗认为：“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采取动用南库的库金（储备的军费）临时垫交户部，解决当年的朝廷经费，待次年春季田赋解到后拨还南库，以解决田赋“夏税”的预催问题①。但在孝宗以后，预催问题日益严重。
预借提前征收本年度田赋或征收下一年及以后年度的田赋，称为“预借”。
建炎四年（1130），“于浙西民间预借秋料苗米”，是预借当年田赋。绍兴六年，“预借江、浙来年夏税䌷绢之半，尽令折米”①，则是预借次年田赋。“绍兴和议”以后，预借的事件更是不断发生，甚至预借第三年的田赋。淳熙五年，有官员指出：“是名曰借，而终无还期，前官既借，后官必不肯承。”可见所谓预借，实际是额外增税，其后宋孝宗明令以库金归还，并“委制、总及漕臣考核实数补填。自今后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①，因而有所遏制。
淳祐八年（1248），陈求鲁指出：“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预）借淳祐十四年者矣”①，反映了南宋末年的严重情况。支移、折变（折纳）
民户将田赋由应交纳地点改为输往其他地方，实际是服力役。最初只实行于西、北边境，最远不超过300里，称为支移。元二年（1087），改为一、二等户300里，三、四等户200里，五等户100里，不愿支移的交纳“道里脚钱”，后又在不承担支移的地区也征收道里脚钱，多的达到正赋的三分之一以上。北宋末年，已规定随田赋两税交纳，正式成为田赋的附加税。
将田赋的谷帛折变为钱，或将钱折变为谷帛，或将谷粟与布帛相互折换，①《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赋税》。
①《五代会要》卷25《租税·杂录》。
①《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建炎四年五月壬寅；《宋史·食货志·赋税》。甚至先将甲物折变为钱，又将钱折变为乙物，再将乙物折变为钱等等，称为折变（折纳）。朝廷利用抬高或降低“物价”的手段，千方百计变相加赋，以致实际交纳数达正常赋额的二倍以上。折变成了变相加赋的重要手段。绍熙元年（1190）有人指出：“古者赋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②，反映了南宋的折变情况。
省耗、雀鼠耗及会州另有加纳十分之一谷粟，称为省耗，后唐明宗取消，后晋时恢复了省耗，并增为加纳十分之二；还增收十分之二的雀鼠耗，宋代沿袭征收。
五代时，田赋夏税收毕，州府官吏调各县有关官员来州、府核查帐目，称为“会州”或“会末”、“会钞”。属县官吏即向州、府官吏行贿，行贿费则向民户征收，又乘机勒索，成为税户的沉重负担。后周显德四年（957）曾明令禁止，宋乾德元年（963）再次下诏禁止，情况才改变。
沿纳宋朝建立后，史称“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划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③，其实划革的并不多。唐末五代，田赋以外收取各种物品，相继折变为税赋，称“杂变之赋”，也称“沿纳”。明道二年（1033），以类合并，分粗细两类，随田赋两税征收，有省耗、雀鼠耗、仓耗、头子钱等，还有“丁身钱米”、陪钱、地钱、食盐钱、牛皮钱、篙钱、鞋钱等，只有少数得到减免。如开宝四年（971），将南汉原先所用的大斗，改为用标准斗“省斗”（一大斗相当于省斗一斗八升）①；淮南杨行密，在两税外以“借”的名义增加十分之五的税收，直到庆历五年（1045），扬州知州韩琦奏请后才取消；而“江东路（在南唐时）输苗米（两税）一石者率皆纳一石八斗”，至北宋末宣和三年（1121），在官吏奏请后才“改正”；江南西路地区，南唐时的两税增收三成，直到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地方官也只是“乞先将沿纳一项钱米，特免支移、折变”①，而未敢提出废除。原南汉、楚、闽、吴越所收的“丁身钱米”，宋真宗、仁宗时才逐渐免除“丁钱”，而“丁米”仍依旧征收，以后有些地区才有所减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仅南唐旧统治区的“沿纳”就有14项，如盐博䌷绢、加耗丝棉、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等，其中如征收酝酒曲钱，原先是允许民户私下造酒；而征收盐博䌷绢、盐博斛斗等，也支付官盐。宋代禁止私人造酒，盐又不再支付，但照旧“沿纳”，完全成为“白取”。
和买（折帛钱）、和籴②《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文献通考》卷5《田赋考》五《预借》。③《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①《宋史·食货志·赋税》。
和买也称预买、和预买，咸平二年（999），朝廷决定在春天借钱给需钱的民户，预买绢匹，绢价也高于市价，民户随夏、秋田赋交纳绢，试行之后，“公私便之”，逐渐推及全国②。仁宗时，改为三分给钱，七分给盐。后又变为硬性分配预买绢数，预付的钱又收利息。徽宗时，改盐钞法后，占绢价七分的盐不再给，以后其余三分的钱也不给，完全成为“白著”（白取），变成田赋的附加税，而且绢每匹的重量由12两提高为13两，少1两纳200余文。南宋建炎三年（1129）开始，将田赋䌷绢与“和买”䌷绢，每匹都折钱2贯交纳，称为“折帛钱”，以后增至6贯，甚至10贯，和买绢由实物税演变为货币税，随田赋交纳。
宋代为军需而征购粮草，称为和籴，后改为按户等、家产等强制征购。
南宋时，征购的配额不少地方已与田赋相等甚至更多，支给的“籴本”大多是官告、度牒，部分为纸币，实际上已成为田赋的变相附加税。
②唐代尚书省户部颁布法式，由太府寺所造的标准斗，称为“省斗”。五代、北宋前期仍由太府寺校造，熙宁四年（1071）末开始，改由文思院校造“省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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