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宋中期的改革活动


第一节 “澶渊之盟”以后的政治形势





  “天书”与“封禅”

  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40多年来的敌对状况,开始了大体上和平相处的新局面。宋真宗因此非常钦佩寇準,当初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称寇準力请真宗亲征是“孤注一掷”,“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景德三年二月,寇準以“无大臣体”而被罢相。王钦若建议真宗“封禅”以粉饰太平。封禅是秦汉以来帝王建有非常功业,并得到上天所赐的“祥瑞”才能进行的所谓“大功业”。王钦若又说祥瑞可人为制造。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向王旦、王钦若说,去年他见到神人降临说,当有天书下降,刚才臣下奏称左承天门屋南角挂有黄帛,当即是天降之书,随后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又决定在当年十月东封泰山。在一个半月的行程中,真宗不仅带着“天书”封祀天帝于泰山(今泰安北),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西南),又去曲阜祭祀孔子。四年二月,再次带着“天书”西祀汾阴后土,并升所在地宝鼎县为庆成军(今山西万荣西南)。次年十月,又有了赵氏祖先降临延恩殿的闹剧。五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七年正月,真宗又去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还在京城修建宏伟的宫观,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宋真宗自澶渊之盟以后主要的活动,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祭祀,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意图除了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方面的无能,还有表明宋朝受命于天,以影响崇奉天帝的辽朝君臣放弃攻宋的企图,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去世,同年十月,伪造的“天书”随他一起葬入陵墓才结束。

  “纳”、“赐”银绢换取边境安宁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刘氏协助处理政事。仁宗即位,皇太后刘氏(后谥章献)垂帘听政达11年之久,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太后死后仁宗才亲政。

  在边境上除辽外,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是对宋的又一威胁势力。

  宋太宗时反对降宋的李继迁起兵抗宋,后又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亦表示愿归附宋朝,宋即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赵保吉,但李继迁仍不断侵扰并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将首府从夏州(今陕西靖边北)迁到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子德明嗣位,先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又与宋议和,并受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西北地区因而出现了“有耕无战”的局面。李德明与宋保持相对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势力,修城于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为兴州,作为新首府,并准备称帝,但未及称帝而于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去世。子元昊嗣位,并于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维持30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从宋康定元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中,宋夏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和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三战皆败,西夏军亦伤亡近半,双方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重大损失,宋夏终于谋求妥协,于庆历四年(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月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则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趋于缓和。

  辽兴宗乘宋与西夏作战无力北顾之机,于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九月以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10县进行要挟,宋仁宗则以每年增“纳”银、绢各10万两、匹为条件换取和平。

  “冗官、冗兵、冗费”

  宋对辽、夏是以每年支出数十万两银、数十万匹绢,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换取和平。然而,成为宋仁宗庆历初年政治经济重大危机的,是所谓“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

  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官与“差遣”制度,而且官员不问有无才能按年资升迁,加上由于科举及其他途径加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1万余员,皇祐年间(1049—1054)多达2万余员,大量的官员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耗费了巨额经费。

  宋初有军队22万,开宝(968—976)时增至37.8万,至道(995—997)时是66.6万,天禧(1017—1021)时为91.2万,到庆历(1041—1048)时竟达到125.9万的最高数额,宋夏战争结束后才略有裁减,亦维持在110余万人。巨额的军费开支占国家总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的各种祭祀活动,修建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三冗”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只有加紧剥削。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①,等等。

  田赋不均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就曾说过:“人言天下税不均,豪强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②这种情况引起一些地方官员的重视,企图予以解决,仁宗景祐三、四年(1036—1037)间,郭咨在肥乡县(今属河北)为了解决“田赋不平,岁久莫治”,用“千步方田法”,“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③。窥豹一斑,由此可见宋仁宗亲政初年全国田赋不均的概况,然而得到解决的只是极个别的县份。

  ①张方平:《论国计事》;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269。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8。

  ③《宋史》卷326《郭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