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除旧布新,开元之治





  玄宗登上皇位后,针对当时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多方面措施,以解决这些弊病。

  安定皇位为了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

  出刺诸王的动议最早是在睿宗朝由宰相姚崇、宋璟提出的,但未能实行。这时,玄宗的兄弟仍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再加上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由于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在宰相姚崇等人的赞助下,于开元二年(714)六、七月间,玄宗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邠王出为虢州刺史,岐王出为华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

  玄宗还规定这些出为刺史的诸王,“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上佐是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名为一方牧守,但并不能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从而失去了兴兵作乱的条件。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接触的机会,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①。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

  玄宗还抑制功臣权势。一些曾参与诛灭韦武集团与太平公主势力的朝臣,这时也都加官晋爵,身居高位,有的居功自傲,难以驾驭,这也是造成政局不稳的因素之一。因此,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宰相职务,或出任地方。如刘幽求因“郁怏散职,有怨言”,被罢知政事,贬为陆州刺史;时有“内宰相”之称的户部尚书王琚,因“谲诡纵横,可与履为,不可与共安”,被出为泽州刺史;太子詹事钟绍京也“与幽求并以怨望得罪”,被贬为梁州刺史。玄宗在即位之初所采取的解除诸王禁兵兵权,并出刺外州以及抑制功臣权势的措施,对于频仍的宫廷政变来说,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它消除了动乱隐患,使唐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

  整饬吏治开元三年(715),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①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

  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②。这样,①《资治远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唐会要》卷八一。

  ②《通典》卷十九。

  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在裁汰冗官的同时,又提拔重用了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为宰弼,协助治理国事。

  姚崇是玄宗即位后首先启用的政治家。在武周、睿宗朝已两次入相,办事干练,素有“救时宰相”之称。开元元年十月,玄宗将姚崇由同州刺史召回京师,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委以枢衡,凡军国大事都由他赞助裁决。姚崇富有改革思想,“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鉴于当时弊端丛生,他曾向玄宗建言十事,如不贪求边功,宦官不得参与朝政,外戚不任台省官,拒绝贡献,杜绝营造佛寺道观,允许大臣犯颜直谏,法行自近亲等。姚崇的“十事要说”,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所以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①。

  另一位宰相宋璟与姚崇并称为贤相,为人刚正不阿,遇事敢于犯颜直谏,玄宗既尊敬他又惧怕他。还有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他善用人才,进用文儒名士。辅政期间,首倡开集贤院置学士,修太宗之政,有助玄宗以成文治之功。②又如张九龄出身寒微,以文学进身,继张说之后为相。他常给玄宗敲警钟,还进《金镜录》5卷,论述前代兴衰治乱之道,多所裨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玄宗开元时期所任用的宰相评论说:“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玄宗选用宰辅的特点是选贤任能,人尽其才。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④。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①玄宗所采用的精减冗官,进用贤能及整饬等措施,进一步改革了吏治。

  发展经济玄宗也较注意发展经济。玄宗即位不久,即率先禁绝奢靡之风,这对发展生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了把人力更好地集中到农业生产中去,开元二年下诏说:“天下毋得更采珠玉、织锦等物。”对于违令者处以杖罚。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奢靡之风,他还把乘舆服御、金银器物销毁,并把珠玉、锦绣①《樊川文集》卷十二。

  ②《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

  ①《全唐文》卷二七。

  焚于殿前;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②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玄宗采取了一些具体改革措施:一是检田括户,抑制兼并。自武周末年以来,贵族及地方豪强兼并有所发展,他们在均田制以外,大量地侵占了农民的小块土地,称为“籍外占田”。失掉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佃户、浮户、流民,逐渐沦为依附于大地主的“私属”,总称为客户。这样既影响了国家租庸调的正常收入,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开元九年(721),玄宗任命监察御史宇文融为复田劝农使,具体主持检查土地和搜括户口事宜。后颁下了《置劝使安抚户口诏》,号召在农村组织“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并规定,“雨泽之后,种获忙日,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以使“丁壮就田”、“人无遗力”①。

  这次检括土地和户口,历时四年,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年终征得客户钱数百万,并括得众多的籍外田,分给贫民耕种。这一措施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对于增加国家赋税的收入,安定农民与发展农业生产起有积极作用。

  二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酺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黎元在念。尽力沟洫,不知宫室之己卑。”②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他大力表彰兴修水利的官员。陕州刺史姜师度素“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修复通灵陂,引洛水、黄河水灌溉,种稻田二千余顷,“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又擢升为将作大监。③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是组织垦荒,扩充屯田。唐初建置过一些屯田,规模较小。开元时有了较大的发展。屯田分为军屯与民屯两种,由屯田郎中掌管屯田政令。军屯多在边疆,“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诸屯分田役力,各有程数”④。民屯设在内地,生产者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至开元末年,各道屯田共计一千零四十四屯左右,其中关内道就有二百五十八屯之多。⑤屯田的收入也是很可观的。以开元二十五年为例,玄宗诏令各地屯田官叙功,丰歉为上下,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余万斛。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来计算,屯田的收入约占总数十分之一。可见,玄宗实行的屯田制大大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同时还招抚了大量的流散农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兴文治玄宗统治前期,社会安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唐人郑棨说:“开元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

  ①《旧唐书》卷一○五《宇文融传》。

  ②《全唐诗》卷三。

  ③《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

  ④《大唐六典》卷七。

  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①这为大兴文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玄宗本人崇尚儒学,爱好坟典。有人说玄宗“锐意政理,好于观书”,“既勤书,海内之风,翕然率化”②。因此兴起了文治之风。

  这一时期,整理古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开元三年,一次宴会上,玄宗因内库书“所有残缺,未遑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提出让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等人进行整理。开元五年十二月,马怀素提出了具体建议,时玄宗正行幸东都,他立即表示赞同,命国子博士贺知章、桑泉尉韦述等学者二十人于东都乾正殿编校群书,刊正经史。③并以马怀素为修图书使,总领其事。

  此后,又诏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都暂借给官府缮写,并于著作院里设置修书院,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又创置集贤书院,由学士刊正失误。并召集学者通撰古今书目,取名为《群书四录》,用了一年的时间撰成上奏①,凡书48169卷。

  开元十一年(723),玄宗设置丽正书院,召集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等学者著书立说,或讲经论道,并以宰相张说总管院事。玄宗提倡著书立说,诏令起居舍人陆坚于集贤院修撰《六典》,并亲自写了六条类目: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全书历时十几年撰成。《大唐六典》全书30卷,把唐代的律令加以简括,分别系于官吏的职责之下,保存了唐代前期的田亩、户籍、赋役、选举等典制。

  由于玄宗的提倡与重视,经籍整理与著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人欧阳修高度评价说:“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②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元五年,玄宗听说一行和尚学问渊博,尤其精通天文历法,即征聘他到京师。为了备顾问,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宫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询问治国安民之道。③开元九年(721),玄宗诏令一行改造新历,以纠正旧历的失误。一行先制造了黄道游仪,以确定黄道的进退。接着,一行用它测量二十八宿与天体北极的度数。在实际测量中,发现了二十八宿的位置与古籍记载的不同,从而证明了恒星的位置是不断移动的。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学说早了将近一千年。

  一行另一科学成就是首次测量子午线的长度。开元十二年(724),玄宗①《开天传信记》。

  ②《松窗杂录》。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五年。

  ①《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②《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

  ③《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

  命太史监南宫说等进行实测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极高度,测知影差与距离的比例并不固定,证明了过去“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学说的谬误①。一行又使用自己设计的“覆矩图”仪器,利用勾股图计算,得出了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约合今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的结论②。一行等人实地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不仅在中国天文史上是一次创举,在世界上也属首次。所测子午线长度虽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测定的数字(111.3公里)相近,方法也是科学的。

  《大衍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历法领域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黄道游仪的基础上,参考了历代历法,考其得失,于开元十五年(727)写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后,由特进张说、历官陈玄景继续编次,翌年撰成上奏,十七年开始颁行新历。《大衍历》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定气”概念,推算出与农时相应的二十四节气。自汉初《太初历》至唐高宗《麟德历》共有二十三家,虽然与天体的运行比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历》精确,“其倚数之法固无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③。

  总之,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使唐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自开远门(长安城西边北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其瑞叠应,重译■至,人情欣欣然”①。这是唐代文人所勾画的“开元盛世”图景。

  ①《新唐书》卷三一《天文志》。

  ②《旧唐书》卷三五《天文志》上。

  ③《新唐书》卷二七《历志》。

  ①《开天传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