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2卷 元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内容的历史时间：上起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１２０６年，下到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位北遁、元朝灭亡的公元１３６８年。
　　作者采用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管理思维模式结合研究的方法，寻觅元代经济历史中对当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应用价值的内容；力图说明元代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较细致地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四个时间阶段及其依据；有选择地介绍其时经济制度；追述和评价了元代经济研究的历史和成果。
　　一、元代经济概述
　　纵览１４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全部中国政治历史，元王朝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王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世人皆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数代贵族集团建立和经营的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就其盛时状况而言，无论从版图广度上、军事力量上、经济管理改革上、对外开放规模上、科学技术建树上都远超秦汉和超迈唐宋，是其时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个别方面，即使是后来的明清帝国与之相比也望其项背，甚至有倒退之举。对此，有许多严肃公正的史家评论都有共识。
　　元王朝的建立，首先与成吉思汗在１２世纪末至１３世纪第一个年代统一蒙古高原诸部相关。１２０６年，中国蒙古族乞颜氏勃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身后，其三子窝阔台于１２３５年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进行的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伊利汗国），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的汗国。１２０６年，忽必烈在其汗兄蒙哥（元宪宗）征川身亡后即位。他改革旧制，兼用汉法；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１２７１年，取《易经》 大哉乾元 之义，定国号为大元。
　　次年，升中都为大都。１２７６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１３６８年，明军攻入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末代皇帝顺帝退出中原（１２０６- １３６８年）通称元朝（后来多数中外治元史的著名史家也均承继明初官修《元史》之说解释或划定元朝始末时间意见）。这是一段长达１６２年、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元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乱到治、由盛到衰、由衰到亡。其间，经济历史事件叠出，变化运动波澜壮阔。其内容的复杂多样的构成远超之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同类型历史。
　　（一）元代经济历史的阶段表现
　　考察元代的经济，自然要从事各个细部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元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达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过程。在这样长的时间过程中，元代经济总体上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差异。对这种情况能较准确地把握，对细部研究的深入至关重要。
　　韩儒林先生等著名元史学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元史 卷总论 社会经济 一节中认为，在有元一代，其经济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显然，把元朝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其它以系统形式研究元代经济的作品多不谈及分期问题。最早开始较系统研究元代经济历史的封建史家宋濂等人在《元史？食货志》总论中点出至元、大德之间为元朝经济的盛世，对分期问题的说明是含糊的。但毕竟指出了其发展的全盛年月在何时。总之，以上几说都自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元朝经济的历史应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国至１２５９年７月蒙哥汗于四川逝世为止。这一阶段时间就是忽必烈称帝前的蒙古帝国时代，大约５４年。在这５４年中，实际执政的皇帝共有五人，即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元太祖逝世后短期监国的元睿宗（即忽必烈之父孛儿只斤？拖雷）。另外，其间又有在元太宗和元定宗去世后由乃马真和斡兜立海迷失皇后分别称制的短暂时间。本阶段中这些帝王统治的地区，就中国范围而言主要是在北中国。成吉思汗于１２０６年建国前，蒙古地区长期处于 星空旋转，诸部互伐 的战乱岁月。整个北中国的汉、蒙、契丹、女真、畏兀、唐兀诸族居住区，自唐 安史之乱 以来虽有个别的和平时期，但多数时期都处在战争中。各族军阀的割据，使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可见，上述由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被破坏的恶果，不完全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臣僚相关。成吉思汗建国后，面临着恢复社会生产力，去弊兴利，使各族人民生活安定的任务。
　　不过从历史事实看，成吉思汗主要忙于帝国版图扩大的军事征讨，没有把主要精力放于此处。成吉思汗虽然结束了北中国较多的地区的战乱，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很快开始了西征。在成吉思汗的箴言、诏令中虽有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内容，也有少量关于赋税制度的规定，但不系统。有的措施也没来得及落实，本人便于１２２７年与世长辞。成吉思汗时代帝国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剥削方式。
　　这种方式具有显著的不利于社会经济恢复的特点。１２２９年元太宗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化。元太宗在成吉思汗指定的契丹族相臣耶律楚材辅佐下，着手改革或改变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以利军国，恢复社会生产力，百姓生活安定。当时大臣别选提出： 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使田地上长起繁茂的绿草，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元太宗说： 大汗你将要大举南伐金朝，少不了要一大批资金作军需之用，如果定下中原的地税、商税，加上盐、酒、铁冶、土产等项收入，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可以供应军需，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用呢？ 于是元太宗决定依耶律楚材的意见办理，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所，并选定了课税使。
　　出现了国家财政收入剧增而百姓无怨的局面。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管理制度变化，也是元朝早期统治者剥削方式重大转变的开端之一。
　　原先，蒙古统治者动兵扩大帝国辖地时，经济上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为奴隶，然后按功勋的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得一份。那时，统治者不十分重视赋役管理和人口管理术，所以，这种以掠夺为主的剥削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它使北中国本来从唐 安史之乱 后出现的经济创伤加剧，耕地荒芜，人口流亡，王公贵族占农田为牧场的情况严重，于国于民都无利。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元初蒙古族统治者的政权的巩固。
　　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太宗于１２２９年确立国家赋税制度，内容涉及蒙古地区和中原地区。其规定分别是：蒙古地区的牧民凡有马、牛、羊一百者取其一；中原地区农民以户为单位出赋税，标准是每户纳粟二石（后增至四石）。这是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确定的。另外，对西域地区也制定了赋税制度。规定西域地区人民以丁为单位出赋税，这是根据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的建议确定的。这些规定是因地因俗因族情而确定的不统一的全国性赋税制度。
　　七年之后（１２３６年），元太宗开始改变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每亩二升，水田五升。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缴纳粟一石，驱丁（奴婢）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纳税。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上述新赋税制度是在金已灭亡后进行户口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元太宗由于耶律楚材和西域人麻合没的滑剌西迷意见不一致，采取了折衷办法，即地、户、丁三种课税方式同时并存。上述内容中的丝料之法始行于１２３６年，其标准是：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官府，每五户出一斤缴给受封之主。包银之法始于１２５１年，定每户出包银六两，后因许多汉官认为太重，减为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此外，还有各种商税、杂税。
　　蒙古族统治者剥削方式的转变不仅表现在赋税制度的确立，而且还表现于人口管理制度的转变方面。元太宗以前，战间屠城情况严重。每当拒降敌军的城池被攻破，不问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等类人外大部分屠杀，少数妇幼被掠为奴隶。这种做法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很严重。元太宗时代大将速不台攻汴京，屡攻不下，蒙古军民死伤很多。于是他上奏：城破之日，准备屠杀全城百姓。耶律楚材反对。认为手艺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主都集中在汴京，假使都杀了，能得到什么呢？元太宗英明果断，依顺耶律楚材之见下令：除金朝皇族，其余一概勿杀。当时逃难在汴京的１４７万人民生命财产被保全下来。类似城破不屠的事例日后渐多。这对社会生产力的保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限制裂土分民的弊端，制定五户丝制，回收诸王征税权，这也是元太宗在经济方面的一项新政。也是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一大表现。从前，蒙古帝国向外扩大领地后，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被分封于西部，诸弟封于东边。各部贵族也有封地。元太宗即位后，也把新占领的中原土地和民户分赐给诸王、功臣。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言裂土分民会造成许多矛盾和弊病，可以多给这些诸王功臣以金帛，不能把大权交给他们。
　　耶律楚材所言大权主要是指诸王、功臣于封地内的征税权。于是元太宗依耶律楚材之议，由朝廷设置官吏来征收诸王、功臣封地内赋税，年终分一些金帛给他们，不让他们滥征扰民，其办法就是五户丝制。其结果：避免了诸王、功臣封地在经济方面成为国中之国，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加重百姓负担的弊端。实际上这是一种加强国家经济方面垄断权的制度，但在当时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元太宗与耶律楚材、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等臣僚开创了本时期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开端性举措，奠定了元初蒙古帝国时代经济管理的大制。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元朝历史第一阶段国民经济的恢复从制度方面创造了条件。
　　元太宗身后虽有其妻乃马真、其子与子媳元定宗夫妇短暂时期脱离成制败毁帝国国民经济大业的曲折过程，但直到元宪宗蒙哥近一个年代统治的结束，其时元朝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恢复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主要表现于元太宗执政的１２２９至１２４１年和元宪宗统治的１２５１至１５２９年这２１年间。其中，元宪宗时代的恢复更为显著。元宪宗蒙哥是元朝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能识文断字并研讨几何学的有学之君。他创立了国家财政府库管理方面的审计制度，改变了其三伯父（元太宗）府库财币管理一度无制的局面。
　　史称蒙哥汗 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过制 ； 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元史》本记三，《宪宗本记》）。他的刚明遵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明确元太宗的赋役制度对恢复帝国社会经济、加强国力的妙用，认为有必要遵守。查宪宗一生行迹，不见有违背太宗进步性经济遗规之痕，基本上克服了乃马真皇后、元定宗夫妇称制时社会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之后的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成绩。
　　根据以上史料及对它的分析，我们称从成吉思汗建国至蒙哥汗逝世的５４年是元朝统治阶级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的庞大骑师统一和安定了蒙古高原。南向统一北中国大部分地区，西向越境征服中亚诸国。蒙古帝国的经济几致不能掌受之境。但成吉思汗身后元太宗至宪宗朝的庞大骑师仍继续开始南向滇川、关中、冀鲁晋豫，东向高丽，西向欧洲进军。驰骋万里、军费浩繁、耗资无数。其巨额军费的开支，一部分固然与掠夺相关，但主要的还要靠本土或已占领地区供应。可是，不见其时蒙古帝国经济崩溃。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时社会经济出现了上述的一个重要恢复时期。不过，这种恢复是艰难的，它依然不断地受到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潜伏着倒退的可能性。但社会经济毕竟恢复了。这正是世界中世纪史上用兵最多的、而当时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财政命脉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二时期：管理模式的奠定与国民经济出现全盛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２６０年３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称帝、建元中统至１３０７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为止。这一阶段为忽必烈、铁穆耳两帝执政时期，共４７年。其中世祖执政３５年，成宗执政１２年。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称帝后，他在前九年任漠南王期间治理中原和整个北中国经济的思考基础上，进一步与各族臣僚规划全国经济管理制度。经过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关于帝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模式大体上确立下来。到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攻下临安，取得平宋战争的胜利。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工作。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力排众议，果断地将其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推广向江南，实现了全国经济制度的统一贯彻，创建了之后元朝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繁荣局面的条件。忽必烈的上述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表现出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多种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和开明的色彩。它与元朝盛世经济的繁荣有重要联系。由于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管得要领，使南方农业经济文明和北方牧业经济文明得以较充分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并行发展、成就突出。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的仇恨心理，强化了各族间的相互信任感。
　　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了 家给人足 、 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滋溪文稿》卷十四，《碑铭》）的盛况。其经济方面治绩可与前代 文景 、 贞观 、 开元 之世相比，有些方面还大大超越了从前这些治世。以至元末衰世的百姓们都怀念世祖朝的逝去。是时中外史家评议、中外旅行家观感遗文都较一致地认为世祖朝的国民经济发展展现出了高度繁荣的盛景。成宗继位（１２９５年），总体上继承了其祖父忽必烈的国民经济管理新模式，继续执行忽必烈农牧并举、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存、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并重、完善全国金融制度、重视工商业发展、扩大经济交通事业、减轻百姓赋役负担的多种开明政策。由于他大体上没有改变乃祖的上述经济国策，其时经济依然繁荣。成宗能够顺利地进行并取得了平定西北诸王叛乱的大规模统一战争的胜利，就是以其时国民经济的繁荣为首要条件的。史家称成宗于继位之初有赏赐过制之过。对此应该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分析。他称帝时，众望所归的祖父去世，诸王的离心倾向加剧。是时又有西北诸王叛离中央。他们手握重兵，虎视中原。不搞一些适当的赏赐进而聚拢诸王之心，相反会出现更大战乱。假如因此出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损失那是大大超过赏赐所致损失的。因此，对成宗继位初的赏赐活动不能简单地全面否定。实际上成宗的赏赐活动中隐含着大处着眼，以小损避大损的若干经济远见。史家称成宗为守成之君，实际上成宗主要是守世祖朝经济发展繁荣之成。成宗守世祖朝经济繁荣之势还集中表现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高层官吏腐败贪污行为方面。这是他守成大有成绩的又一关键所在。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其时大商人与国家十二名高层经济官吏勾结，这些官吏（包括答失蛮丞相和十一名平章）将大商人们出售给国库的实际值３０万巴里失的宝石、装饰品高估为６０万巴里失，大商人们取得这些钱后又拿出其中的１５万巴里失向作弊的官吏送礼行贿。成宗发现后立即逮捕大商人与作弊官吏下狱，果断地处理了官场中出现的权钱交易大案，并下令全部处死犯罪官吏与商人，全部没收钱货归库。后来虽经国师胆巴曲折讲情，略加轻处，但仍收到了打击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效果。不过，他的这些举措比起乃祖的同类举措（忽必烈曾连斩数名贪污腐化的宰相级官员）逊色。但从总体看，成宗朝元代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世祖时代繁荣的态势。《元史？食货志》总论综评元代社会经济时言： 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此句评语正是本阶段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极好说明。
　　第三时期：救弊改革的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３０７年５月武宗海山继位至１３２３年８月元英宗在铁失发动的 南坡之变 中死去为止。共１６年，有三个皇帝执政。其中武宗执政４年；仁宗执政９年；英宗执政３年。
　　在成宗铁穆耳执政的１２年，元代国民经济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元世祖时代上升全盛的态势，但于末期也已开始显露潜伏的衰落因素。他在位的后期，由于连年患病，一些西域籍官僚开始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其时各行省中土地兼并情况也开始明显起来。官场中的贪污腐败风气虽经他严厉打击，但仍不断出现。不过，此时由于严厉的成宗在位，这些贪官仍有些收敛。成宗于晚年，在西北诸王叛乱已平定、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建功后世，提高威望，又向境外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等地）发动侵略战争。于是，西南大扰，百姓负担加重，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开始衰落的兆迹。这种兆迹，到武宗海山继位后至英宗硕德八剌死去的１６年中继续明显，有增无减。在这一期间的上述三位帝王中，除武宗海山外，其它两人都曾为挽救元朝国民经济的衰势实行过重要的救弊改革。但仁宗因软弱而失败；英宗因激烈而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的改革均被企图改变元世祖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的保守派阻止或扼杀，终归失败。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救弊改革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武宗海山是元代中期在各个方面最没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经济管理方面尤为显著。史称 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元史？武宗纪》二）。他执政四年，滥赏无度，虚费帑藏；滥封无节，冗员满朝；使手下大臣三宝奴专权；不顾国家财力大兴土木工程；听任诸王横行害民，使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日益加剧。在金融管理方面，任意动用钞本，使钞值下跌。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改印造至大银钞，从二两至二厘十三等，与至元钞并行流通，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折合中统钞二十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次年，铸至大通宝（文用汉字）、大元通宝（文用八思巴字）铜钱两种，与钞及前代铜钱一同流通。因新旧钞倍数太大，加以钱钞并用，轻重失宜，物价腾贵。足见武宗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改善问题是不重视的，并且有倒退的行为。封建史家称他对世祖、成宗朝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盛世进步大政开始逐渐变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武宗去世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仁宗力图大有作为，改变武宗朝财政枯竭、经济制度混乱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救弊改革。其表现是：一罢止大银钞与铜钱，恢复印造、行用中统和至元二钞。二停浩大土木工程。三限诸王驸马横行取民之行；四裁朝廷冗员，减少俸禄开支。五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浙、江西、河南进行田产登记。目的在于打击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这些改革多数于初期见效，在后期因保守派的阻止逐步失效。其中的田产登记一项就是指元代有名 延祐经理.这是仁宗进行的意在限制江南、河南富豪和诸王、寺观大量隐占官、民田产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始于延祐元年，依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之议而行。最初愿望是通过改革消灭赋役不均，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因保守势力反对，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豪强勾结抵制，执行任务的官吏又苛暴，引起了人民反抗，归于失败。另一原因是，从仁宗本人方面看，由于其改革连续失败，身心受到创伤，较早含恨死去。其失败的众多原因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仁宗本人对皇太后答己、大臣铁木迭儿的保守专权行为过于妥协，斗争不坚决，终不能制止。因此，他对前朝经济管理的弊病并没有革除多少。延祐七年仁宗去世后，其子硕德八剌继位。
　　仁宗继位后继承父志，力图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建树，使社会经济发展。
　　但其奶答己皇太皇仍成为巨大阻力。她任过去被儿皇（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支持改革的官吏，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甚至谋划废英宗另立别帝。英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经济改革的目的，立太祖功臣右翼万户侯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势力。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年）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自此，英宗正式开始了为期十月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力图改变自延祐以来 水旱频仍，民不聊生 的局面。他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贯彻 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 ； 薄敛则民足而国安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拔左丞相拜住为右丞相，以人事变动的手段，加强对经济改革工作的领导。二是裁减冗官，精减机构，减少俸禄开支，打击特权阶层人物，一纸诏文减罢七八十余署。
　　三是连续处斩前右丞相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为首的多名高级贪官，没收已死右丞相生前贪污所得巨万家资，并毁掉为其颂功的碑。四是减轻徭役。 凡差役造作 ，先科富豪之家，以优农力（《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全免江淮科包银 以及 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 （《元史》卷一四八，《王克敬传》）； 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免回回人户屯役戎河西者银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罢上都等十处诸金银冶 ， 听民采炼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五是行 助役法.至治三年四月，下诏 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这就是说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缴一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这项费用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记载：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 公委曲化导，人皆悦从，诡寄之弊既绝，亦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金华集》卷二七，《干文传神道碑》）。
　　六是节制财用，避免出现用之无度，取而无节的现象。元英宗的上述经济改革，对其时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元英宗的其它政治改革和这方面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仇视和激烈反对。至治三年八月，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自上都，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由上都启程返大都，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 南坡之变.英宗挽救元代其时国民经济衰落之势的改革失败。自此，元代社会经济由一般衰落时期走向急剧崩溃的时期。
　　第四时期：管理模式的变态与国民经济急剧崩溃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自１３２３年９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称帝至１３６８年８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遁故土，元朝灭亡为止。这一时期共有六位帝王执政，共４５年。其中末代皇帝执政时间最长（３５年），泰定帝次之，文宗又次之。
　　至于泰定帝子、明宗、宁宗在位时间都极短。
　　英宗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挽救衰落趋势的改革失败后，元朝帝王中再没有出现力图维护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经济管理模式进而使社会经济再兴的有为之君。继英宗之后登基称帝的泰定皇帝实际上是铁失保守派政变集团的主要参与者。他以自己在漠北拥有的重兵为后盾，暗中支持了铁失等刺杀英宗的政变活动，而后夺取帝位。他首开元宫历史上叔辈诸王以阴谋夺取儿侄辈帝位的先例。自此，元朝历史上的皇位争夺的内讧战争连绵不断，大臣专权为所欲为之事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元朝皇庭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国民经济管理之事。但知取民，不知予民。元朝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的道路。
　　泰定帝一朝的情况表明，也孙铁木儿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已无其侄儿英宗那样 励精图治，……期复中统、至元之盛。……锐然勇为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八《题忠献王传》）的大志与举动。他于国民经济管理方面从形式上保留了英宗 助役法 的先制，但也因其它原因名存实亡。在其统治的五年间，对权贵的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态，吏治更加败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其时国民经济崩溃之兆十分显著。１３２８年７月，泰定帝去世后两个月，倒剌沙于上都拥立其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同月，留守大都的原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凭借所掌怯薛军发动兵变，遣使迎接于南方金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为帝，改元天历。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并立。十月，上都政权失败。次年正月，文宗图帖睦尔让位于其兄和世■，和世■于和林即帝位，是为明宗。八月，和世■南来，与弟图帖睦尔会于忽察都地方，但宴后暴死。图贴睦尔与燕铁木儿合伙谋害其兄后复登帝位。
　　泰定帝死至文宗再次登位以前，元朝上层不断出现内讧，战乱迭起，社会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赋役负担大幅度上升。文宗发动对上都的夺权战争时，河南平章政事伯颜就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全部南方国赋以为军资。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之大不难想象。文宗复登帝位之初，也曾颇有意于兴文治。
　　但由于拥立他的大臣燕铁木儿独揽大权， 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因此，文宗的想法也仅是空想而已。文宗为答谢燕铁木儿拥立之功，给予的赏赐也不计其数，致使财政愈趋竭蹶。文宗一朝三年之内，经济管理制度腐败，国民经济继续沿崩溃之轨下滑。
　　文宗去世后，燕铁木儿不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而立便于控制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宁宗，年仅七岁）为帝。但宁宗继位四十三天便死，后来明宗长子继位，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后，依靠右丞相伯颜击溃了燕铁木儿父子权臣集团。但伯颜任丞相要职，与燕铁木儿无异，专权自恣，随意破坏朝廷之制，私自任意出纳府库钱帛。早期的元顺帝曾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与伯颜养子脱脱联合，撤除了伯颜大丞相之职，贬到河南。脱脱任丞相后也曾有意复兴元朝经济，但他不大懂经济管理。加上此时元朝经济已元气大伤，即使他本人真精于经济管理也无力回天。脱脱于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任右丞相后，为改变伯颜旧政中经济管理方面弊局采取各种举措：一是开马禁；二是减盐额；三是免旧欠赋税。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右丞相时 更化 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至正四年，以疾辞相位。九年，又复为中书右丞相，在此之后他为解决国库不足的问题变更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又因黄河水灾事用贾鲁治河，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沿河筑堤，使复故道。
　　十三年，领大司农事，屯田京畿。其间，兴水利，立法佃种。综观脱脱在至正年间前十三年的这些经济管理活动，其中不乏有放任主义的减轻百姓负担的内容，也有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之举，利国利民之义兼备。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精于修史、理政、治军的历史人物，于经济管理是外行。加上生不逢时，他在元末经济崩溃之世采取的这些经济方面举措基本没有奏效。
　　他的这些举措，对于其时已全面崩溃的经济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中有些措施还只能起到加剧矛盾、助长危机的作用。开马禁固然能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但其时元朝军事上大量需要马，而且海外贸易已名存实亡，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减盐额，在当时条件下也难做到。免旧欠赋税，在当时元廷财政枯竭之秋，这也只是空谈而已。他修黄河水道，虽然工程完成，却加重了百姓徭役负担，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屯田京畿等举，那是小范围的举动，是表层救弊活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用不大。至于在至正十年进行的 钞法变更之举，纯属财政领域的大范围搜括，是有元一代最大规模的破坏统一金融管理制度之举。其结果，出现了全国性的钞法混乱、通货膨胀的局面。史称此次变更的钞法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艣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 （《元史？食货志》五，《钞法》）。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脱脱对此次新定钞法的贯彻恶果深表担心，推行前有下不了决心的表现。但最后还是在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的催促下上奏，等候圣裁。昏庸的妥欢帖睦尔皇帝竟完全同意，下诏推行。其诏文居然称此法 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是 博采众论 后的 更张拯弊 良法。其实，它的贯彻，是元末社会经济彻底崩溃、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模式于元末完全变态的重大标志。
　　（二）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表现
　　元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特点突出。仔细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对全面了解其时经济的状况有重要帮助。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叠现性；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国民经济的多元一体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各族经济交流规模的空前性；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这些特点都分别与元代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管理的制度、经济管理思想内容构成、经济运动环境与得失相关。
　　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元朝世祖、成宗朝的经济发展盛世，比起从前许多重要朝代，其到来的时间相当晚。它经历了元前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位可汗长达半个多世纪统治的曲折经济恢复期后才出现，可谓姗姗来迟。而西汉文、景经济盛世的出现，距汉高祖元年不到３０年；唐 贞观 经济盛世的开始，距唐高祖元年仅一个年代。元朝经济盛世的到来缓慢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在于元之前战乱时间太长、社会经济的创伤也太严重。元统治者最初主要是精于牧业经济和军事经济管理，对包括农业和其它各类型经济在内的多民族大国国民经济管理缺乏经验。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熟悉的长期过程。正因为这一缘故，全国总的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争论时间相当长，确定时间也较晚。而汉、唐初期统治者基本上完全承袭前朝一套经济管理模式，略加增删而后贯彻。这就不需要那样长的学习熟悉时间，也不需要为创制全新管理模式长时间讨论的过程。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故居都在内地，对中原经济生活一般都相当了解。元朝经济盛世晚现的原因还在于：多民族、多类型经济构成的空前统一大国的经济展现的矛盾自然要比民族成份单一、经济类型也单一的国家经济复杂。对其矛盾的处理调整时间自然也要长。实际上，这种调整不仅是经济关系本身的调整，还必须伴以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调整方能见效。这种调整也和其时的国内统一战争相关。但完成元朝那样具有广阔版图大国的统一战争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于是，这种调整必然呈现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缓慢性导致了该朝经济盛世晚现的结果。
　　经济领域腐败的叠现性。元代盛世的世祖、成宗，以及后来的英宗对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惩治严厉，为之前历史所罕见。元代各帝统治时代都出现过位高权重的贪官。经济领域的腐败叠现，已形成为元代经济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元代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叠现还呈现出了周期日益缩短之势。在元代经济研究中，对这一特点表现应该充分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所在。
　　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综览元代经济运动的全部历史，不难发现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元太宗身后乃马真皇后元定宗经济管理的无制，导致了全国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对此，波斯史家有关遗著备载。蒙哥汗的逝世引发了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宝座的战争。这场战争震动内地关陕、蜀鄂、晋冀和甘肃经济，同时也使起初由阿里不哥控制的以和林为中心的漠北经济成果损废至深且巨，以至于阿里不哥的属下骑师向别处乞食。最后终因辖区经济的崩溃向其兄投降。仁宗时代答己皇太后和奸相铁木迭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滥用国库资财，又到民间搜括，额外之征剧增。文宗朝燕铁木儿一跃成为驾驭皇帝的权相，他视国库如家藏，乱取滥赏。文宗为从泰定帝之子手中夺得帝位，竟然全部挪用江南经河南北解的国家资财为军费，以致财政枯竭。顺帝初政时右丞相伯颜滥取国帑为己有的活动比起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燕铁木儿和伯颜都是在新帝上台的政治变动中爬上宰辅要位的新贵，他们对文宗、顺帝朝经济的破坏都十分剧烈。元代多数新登位的皇帝都搞有规模的赏赐。这些赏赐钱物的数量往往超过因改元而豁免的局部地区赋税征发数额，给百姓造成新负担。因为他们赏赐的巨额资财最终还要百姓负担。由此可见，政治变动对元代经济的剧烈影响不是一般现象，完全构成了其时经济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在元代历史上进行进步性经济改革者不乏其人。但他们的事业无不步履艰难。太宗朝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因力主改革，前期受到别迭的反对，只是因元太宗的直接支持而战胜了对方。太宗去世后，因没有开明帝王的支持，后期的耶律楚材在经济改革方面受到了乃马真皇后的阻难。耶律楚材因拒绝给从事扰民经商活动的人开空白介绍信，受到了乃马真的冷待，晚年实际上失去管理经济的实权。忽必烈当大汗后，为有效地稳固版图、争取各族民心大搞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成果日益显著。但西北叛王海都大为不满，以宗王身份责骂忽必烈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和故土，并兴兵干扰，至使世祖的改革活动颇受牵制。忽必烈又在向南宋故地推广纸币、统一金融制度时，遭到自己最信任的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人的非议阻止。除此之外，宰相阿合马、桑哥等贪污腐化、盗窃国库、制造麻烦，扰乱了他的全国性经济改革战略部署。英宗和其右丞相拜住从事的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部改革活动，受到了铁木迭儿、铁失集团的敌视，以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于是，英宗为使元朝经济恢复到中统、至元、大德之盛的大业计划半途而废。
　　人们见元以前历史上有先秦战国秦孝公的宰相商鞅、西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秦孝、汉武去世后遭杀身之祸。这两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经济改革家。
　　但不见有搞经济改革的大国天子被杀之例。但元代却有。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变革进行的艰难性也已成为元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特点。
　　国民经济格局的多元一体性。元代的经济从总体上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渔猎业、林业都能并行存在、多元发展。它们都大体上受到国家同样的重视。元朝的经济国策中没有从前中原王朝君王那种重此抑彼，使其中某一经济事业倍受冷落的片面性内容。而且，元朝这些涉及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多元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国家财政、金融、赋役政策制度的一体化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显著区别于前代的经济发展格局。
　　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各封建王朝，其经济管理多属于完全封闭型。只有汉初统治者和唐代盛世君王等少数汉族帝王一度奉行黄老道家无为之学时，经济管理中有若干开放性内容。这是指中原汉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而言。另外还有一些阿尔泰语系各族入主中原帝王建立的偏安王朝经济盛世中有上述管理方面开放色彩展现。但历史上上述各族帝王的那些开放，多时间短而方位少，且在内容方面还不够典型。元代经济管理则于封建时代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经济管理的开放，气度恢宏、包容内外、双向展开。从其时经济的总体看，对内：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放任， 听民自为.一般说来，最高统治者无抑末之制，更无抑末之说。
　　工商业者不像从前封建社会中那样地位十分低下，归属于社会下九流行列。
　　另外放任各族人民相互间进行交流，不设篱栅进行隔绝。鼓励农、牧业产品的对流和商品化。允许商人在农、牧区之间周游天下，时获免税之惠，常取农牧商品南北大范围对流之利。对外：鼓励中亚、东北亚、南洋、欧洲、非洲等各国商人从海陆两路与元朝开展广泛的国际贸易，对来者优惠，甚至可以长期定居贸易。同时也允许外籍工匠定居国内展才施能。其时元帝国版图之内有许多闻名全球的开放城市和口岸，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所在。开放式的动态管理特征尤为明显。总之，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也成为了元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特色。元代的经济发展的这一特色，其进步性影响是深远的。
　　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在元之前的中原经济历史上，经秦、汉帝国，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秦、汉时，或至魏晋时只是在一些大的手工业主经营的天地里残存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后经隋、唐之世，这种状况也大体逐渐消失。总之，在生产方式方面封建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方式。但多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力图同时在短时期内用行政手段令那里的土著民族首领改变原有有关制度。效果往往不佳，甚至又导致连绵不断的反抗，引来长时间的政治与军事的动荡。元时，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其时除吐蕃地区存在寺院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外，于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北方和东北方遥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或奴隶制生产方式。
　　元廷对这些地区的上述各种生产方式采取了与其它发达地区农牧业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政策，只要求那里的属民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在赋役管理方面也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待遇。这种对各族各地区多形态经济俗制、生产方式兼容并包的国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利于全国政治形势和版图的稳定巩固，也有利于全国范围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是符合其时国情的。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经济俗制的多态并存性也构成了元代经济发展运动过程的一个特点。
　　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性。中国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都没有容纳过元时那样众多的民族。这种条件，使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远胜前代。
　　中原和沿海地区有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地区有特色的生产技术和成果也大量传入内地。这种交流北达西伯利亚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乃至库页岛，南至领海中诸岛屿，西或西南至云贵高原和吐蕃之境，西北方面沿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南北和额尔齐斯、伊黎诸河流域。至于中原腹地各大商业都会，也都留有各族商人足迹。交流的速度、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这种交流收到了各族在经济上相互取长补短的空前良效。元时盛世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和进步，与其时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这一特点有重要联系。
　　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科学技术并不完全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科学技术的发明建树往往与社会生产的联系薄弱，服务于贵族奢侈品的制作、军队装备的加强现象相当普遍。元时，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情形并没有减少，有时还相当显著。但为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也相当多，其发展发明十分广泛。从总体上看，其成果无论从质和量上前代各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城市水利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漕粮运输航具、外贸海船修造的各类型科学技术，在元代都有大规模发展。其时，牧业医学、饮食医学、农业天文学、地主庄园经营的一般农业科技、专门农具制作发明、建筑学、冶铸技术也均有长足进步。从事此类研究制作、创造发明的人物，来自各语系民族。这些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事业的科学技术展现，主要与元廷蒙古族帝王大体上皆有重视科技的传统思想有关。元时帝王中多数人十分赏识有专门技能的人，没有一人称科技为奇技淫巧并加以排斥。成吉思汗本人重视和保护工匠，对此世人皆知。元太宗对天文学、医学皆有造诣的相臣耶律楚材佩服至极、信任无疑。元宪宗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几何学的专家。元世祖网罗天下科技奇才，身边云集一大批当时堪称一流的科学技术人物，个个委以重任。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后裔伊利汗国统治者合赞汗本人就是精通数种科技的人物，是扬名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合赞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博研医学、天文、各种工艺的罕世奇才，与阿拉伯世界科技人物建立过亲密关系。应该说，元统治者极端重视科学技术的特殊政策，是元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科技发展广泛特点的首要原因。也是元时许多科学家得志展才、出入皇宫汗帐、以科技造福民间、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条件。
　　二、元代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博学的国际《蒙古秘史》学界名家道林梯布先生，于１６年前曾在完成工程浩大的《蒙古秘史》注译作品后随笔吟成四韵评说咏叹元朝早期帝王成吉思汗的军事政治功过是非。其诗曰： 成皇崛起征亚欧，旗戟威仪耀千秋。马上英雄得意世，阵前鹰鹫谁人收？百年岁月争战尽，一代天骄盛名休。
　　圣武亲征有遗录，神文秘史更传流。 ①此诗涉及内容广泛，其问铁木真兵圣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现了这位蒙古族老史家复杂的文学情感。名为专写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讲了元朝整整一个世纪多时间军事、政治的历史。
　　其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更多的颂扬之意，使人读后对元朝军事、政治活动规模之巨顿生神秘之感。当然，元朝的军事、政治历史功过是非兼有，不能只是对之过多地简单颂扬。元朝在中国军事、政治史上有空前卓越的贡献是事实。元朝在其时军事、政治活动中充分地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不过，元朝的强大并不主要是由于兵力雄厚、铁骑如云。应该说，它的强大根源深藏在其盛世经济大规模发展的事实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经营的元朝，在世界中世纪历史长卷中地位显赫，影响广阔。元朝也是整部中国古代史上幅员辽阔、国力最强盛、民族构成最广泛、国际交往最活跃的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这种强大源于其时经济的发展昌盛。对此，古今中外的一些严肃正直的史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大致概括为：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商业贸易，水陆交通中外全盛；经济科技，著述丰硕，应用广泛；毡乡牧业，匈奴柔然，望其项背；狩猎经济，辽金不及，后人效仿；手工业，多向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经济，与前相比，进步巨大；经济交通，河海兼顾，效益显著；金融业，超越金宋，影响世界；各族经济，发展迅速，繁荣兴盛。
　　①　　 道林梯布著新译简注：《》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一）城市建设
　　每代城市的繁荣程度往往是其时国家综合经济力量的缩影或写照。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的历史，元代无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古代中国城市建设规模载录极为丰富。在元之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形象生动的城市规模记述。《战国策？齐策》记载，战国时代由东方法家们筹划治理的齐都临淄已是一个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人口大约７万户、４０万以上的商业大都会。其时，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大小城市兼存。魏之大梁和陶、周之洛阳、赵之邯郸、楚之鄂、秦之咸阳等也都是规模可观的大都市。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子钱家在其中一些城市中留下了足迹，楚国郢都、魏国大梁商业之盛与临淄相比并不逊色。这些大都市于秦亡汉兴之际也多十分繁荣，汉时文人和政治家皆有记述。但后来有些城市败废，于三国至魏晋南北朝前期尤为严重，至北魏太和朝末年又见复苏兴旺。北魏自太和朝以后一个时期的洛阳，既是鲜卑贵族统治全国的中心，又是其时闻名世界的商业、手工业大都会。其时该城国内国际贸易之盛，一些史家认为虽隋唐之长安也不及。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至太和末年，北魏国家积贮已是 府藏盈盛 ，民间则 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京师洛阳 十里 ，云集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向临望.隋，尤其是唐盛世以后由于 安史之乱 、 五代纷争 、辽宋金夏诸族政权互动干戈和对峙角斗，其间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还没出现过真正全方位的和有牢固基础的繁荣。一代画坛泰斗名流张择端以洗练妙笔完工的《清明上河图》虽有千古盛誉，但也不能说明北宋汴梁城市经济建设规模超迈元时。至于前述战国楚郢、赵邯郸、齐临淄、北魏帝都洛阳等，从人口、户数、工商业繁盛方面也均不及元朝帝都，甚至不如元时一般行省衙门所在城市或商业都会繁华。
　　元时称为汗八里城的元大都（今北京），号称 人烟百万 （权衡：《庚申外史》）。它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忽必烈宠爱的外籍臣僚、真金太子的好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言： 应知汗八里城（汗八里，蒙古语，指元大都，今北京）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
　　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它数种物品。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大都壮丽宏大的规模和繁荣景象，不仅有意大利人的上述描述，中国人也有重要记录。黄仲文所著《大都赋》言盛元帝国大都中： 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迭九州之芬。招提《庙宇》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文。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
　　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扰象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搏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 （《宛署杂记》上，《民风一》）。这里描绘了元都城市经济繁盛无比的景观。当然，其间难免溢美之辞，但与古时它类载录印证考辨，还算基本真实，大体符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人烟百万 大城巨邑经济繁富、隆超前代之实。其实，当时大都也已是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欧、亚、非各国都保持着频繁密切的联系。 九服修职，五等协虑。陛■壁马，庭列圭币。或以象寄通城，或以■译达志。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孝武（西汉武帝刘彻）不能至之名琛大贝，登于内府；伯益（传为《山海经》一书的作者）不能纪之奇禽异兽，食于外御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李洧孙《大都赋并序》）。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河运到大都的货物不计其数。比较早问世的波斯史家著作《史集》对大都城也有不少描述。此后中国的正史《元史》及其他野史多有记述。至于近代有关元史的著作对它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据历史记载，最早向忽必烈提议以今北京（元大都）为国都，主张大兴土木兴建的人是霸都鲁。时在忽必烈任金莲川漠南王之际。霸都鲁言：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之所，非燕不可。 对此，忽必烈深表赞许。１２６１年，忽必烈始修燕京旧城。平定其弟阿里不哥之乱后的１２６４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湖心岛），重建了岛山顶上被金元之际全真道徒所毁的广寒殿。１２６６年１２月，忽必烈才决定大规模地重点修筑大都城。其目的在于以帝国都城之巨丽宏深雄视八表，张扬声名。后来至１２８７年，这一浩大工程全部结束。参与工程选址、设计、指挥组织者主要的有刘秉忠、张柔、张弘略、段天■、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等汉族臣僚及野速不花、也黑迭儿等少数民族人物。其中少数民族工程学家也黑迭儿贡献卓著，史学家载录评价突出，在古代北京城市经济建设史上名垂千古。元时文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神道碑》说也黑迭儿 受任劳■，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肽麾，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圭臬斯陈；少府命匠，冬卿抡材；取赀地宫，赋力车骑，教护属工，其丽不亿。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溏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故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功成落之，■赏称首.著名元史学界前辈周良霄先生在其杰作《忽必烈》一书中对也黑迭儿在大都城建工作上的贡献充分予以肯定，称其贡献卓越。其他不少介绍少数民族人物的论著、辞书也认为也黑迭儿是元季大都城建工作方面的杰出设计者和组织者。这些评价不算过分。
　　据古代意大利、波斯、中国人所著正史与野史记录，并参考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对大都城的规模布局今人可以较准确地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中有关辞条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最为简练和全面，可谓集近现代中外有关研究之大成。现摘录于下，以供参考： 城周围约两万八千六百米，成坐北朝南的矩形。城墙夯筑，外傅苇草，以防雨蚀。它的南墙濒原金口河，相当于今日北京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安定门与德胜门北八里小关一线。东西墙的南段即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墙。环城共开十一门：正南为丽正，其东为文明，西为顺承；北面，东为安贞，西为健德；正东为崇仁，其南为齐化，北为光熙；正西为和义，其南为平则，北为肃清。城内海子（今什刹海）东岸为中心阁，阁西面立有' 中心之台' 的石碑，为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阁地址选定和中心阁南至丽正门距离的确定，构成全城四至基准，使之能把金代原有的海子、琼华岛风景包括进来并以此为基点，巧妙地安排全部宫殿和苑囿的布局。刘秉忠摒弃金中都旧城，而把海子湖沿地区选择为新城城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海子受高梁河贯注，水量比金中都依赖的莲花池水系丰富，足以满足扩大了的宫阙与城市用水的需要。元朝大都城的城市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都 左祖右社面朝北市 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取《易经》命名。这同忽必烈定国号为 元 ，建元 至元 一样，都是 仪文制度，遵用汉法 的重要内容。皇城在全城的南部偏西，跨太液池两岸，周围约２０里。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俗称阑马墙。由南面的棂星门进入皇城，沿御道至承天门则为宫城。
　　宫城周围９里３０步。宫城内的主要建筑是以从丽正门、承天门达中心阁的正南北线为中轴而排列并对称展开。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皇帝常在延春阁接见大臣和修佛事。宫城之西，隔太液池，南有隆福宫，是太后住所；北有兴圣宫，为太子之居。太液池上有木桥和吊桥与湖心瀛洲（今团城）相通。
　　瀛洲之北有白玉桥与万岁山（即琼华岛）相接。万岁山、太液池是皇城内的主要苑囿区。元大都的城市区，同样按《周礼》所说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的原则，分别成东西与南北向的街道坊衢。忽必烈规定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以赀高和居职者为先，每８亩地为一份。贵族功臣均受封以建宅第。
　　新城建成后，旧城并未毁弃，仍为大都的一部分。当时习惯把新城称为北城，旧城称为南城。但旧城居民大多移居新城，因而旧城萧条，新城繁荣。新城之内，市集多达３０余处。主要分布在海子、鼓楼附近与西城的羊角市一带，商业极为繁荣。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忽必烈采纳科学家郭守敬的建议，重凿了大都东接通州的漕渠，定名通惠河。南来船只可通过文明门西的南水门，循皇城东墙而北直接驶入海子，海子湖面船只蚁聚。元时大都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与其时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相关。元朝大都路设有总管府，下领左右两警巡院和南城警巡院，负责城区坊市的民事与供需。
　　左右两院分领新城５０坊。南城警巡院管理南城５０坊。大都城郊由宛平、大兴二县分治。南北两城均设有兵马都指挥司，各有巡兵１０００人，负责城市治安。此外，还有大都留守司。前代的留守司一般是临时设置的，元代的大都留守司则是常设机构，负责守卫宫廷、都城和宫廷的营建修缮。实际上也担负着大都城城市经济建设的重任。以上内容的介绍，主要是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有关内容而写成。但有关元都大都城经济建设的著作很多，中外学者皆有此类作品，有的还是专著，介绍更为详细。另外，涉及元大都城经济建设的中国、波斯古籍也颇多。想更深入了解这方面情况者都可觅读研讨。
　　大都仅是元代城市经济建设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典型或首要范例。但它不是其时这方面唯一的成就表现所在。中世纪意大利人以口述形式创作的游记曾从多方面描述了元时众多其他城市经济之盛。１３世纪波斯之界旷代才子、阿拉伯世界一流史家豪拉施特根据朵尔边？孛罗口述指出，除元帝国都城汗八里之外，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繁华都市，规模惊人，发展显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等地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工商业都会。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城市的经济在元代都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 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 （于钦：《齐乘》卷五，《风土》）。
　　扬州 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 （孙大雅：《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沧漯集》卷二）。其地 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姚燧：《吕郁神道碑》、《牧奄集》卷二三）。九江， 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 （《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九江府）。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 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 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 甚众. 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大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元代的亡宋故都临安（杭州）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元平宋大元帅伯颜将军取临安时，遵世祖之令，仿效北宋开国帝王手下大将赵彬取南唐之故事对之并没有破坏。归入元帝国版图后此城经济更加发展，规模扩大，成为元时最壮观的南方大商城。该城 城宽地阔，人烟稠集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札忽儿歹陈言二件》）。 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 （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一○）。城中有众多的富商大贾。大市十所，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是市集之日，有许多人带各种食物来此贸易。
　　元时边疆的城市经济建设更是远超前代的，其时，今云南、新疆、内蒙、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过繁华的、工商经济发达的城市。其中以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的元上都最为壮观。元上都，是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陪都。据汉文古书记载，此城 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云集，畜牧蕃息. 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此城经济建设记录道： ……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之大汗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
　　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二掌，长十或二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仅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它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折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 （《马可？波罗游记》）。上都所在之地，金代属桓州管辖，元宪宗五年，赐给忽必烈。第二年，忽必烈便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中统元年，忽必烈在此继位，成为元朝首府，又名上京、滦京。上都建筑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以及城郊部分组成一个整体。
　　上都外城，位于皇城西、北两面。其南、东两面修筑城墙。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板筑（夯层厚约２０厘米），墙高约５米，下宽１０米，上宽２米，每边长２２００米。南墙与西墙各开一门，门外筑马蹄形瓮城。西门瓮城外低坡上还筑有石堤以防塌。北墙上开两个门，门外筑方形瓮城。至今在城上还保留一部分城门楼的石柱基，城外西北角有一段宽约２５米的护城河。城内自西门北侧城墙起至皇城北门瓮城西墙上，特筑一条宽约２米的土墙，把外城隔成不能相通的南北两部分。南部有两条从皇城西门通至外城西墙和西门的东西大街。城东南、西南角有两个大池塘。从南门以东约２０米修建了一条南北大街。建筑遗迹都靠近街道的地方。除西门内有一排小型房屋遗迹暴露出地面外，一般仅能看出一个个院落的轮廓。外城北部主要是一个东西向山岗，没有街道，在北门内和东北角靠北墙处有小型建筑遗址，在东南角平坡上有一个东西向的院落遗址。山岗中部南边，有一座东西长３５０米，南北宽２００米，用石砌的大院墙，南面有院门。这是原来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兽以供宫廷权贵观赏的地方。这里也就是历史文献所言的御花园、后苑、北苑。元代文人墨客和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那个以金漆缠龙竹柱，劈竹涂金作瓦，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固，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的棕毛殿也当在这个大院附近。杨允孚写过一首诗，诗曰：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固何制，圣驾棕毛殿里回。 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皇帝从宫中往返棕毛殿，要经过常闭不开的北门。上都皇城在外城东南角，方形。每边长１４００米。南北墙各开一门，外筑方形瓮城。东西墙各开二门。其南侧称东门、西门，北侧称小东门、小西门。门外筑马蹄瓮城。城墙用黄土板筑（夯层厚１２至１４厘米），用石块砌一层约７０厘米厚的外皮。墙身下宽１２米，残高６米，上宽２。５米。墙外每隔约１５０米筑一马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顺着墙皮砌出深约１０米宽约２０厘米的流水槽，以排泄城头积水。
　　西门基宽１３。６米，门宽１０米，门北端有登城的阶级。瓮城最大直径４２米，门宽８。５米。方形瓮城宽约５６米，深约４７米。城南及东南角外的城壕，至今仍能积水。杨允孚的 山拥石城月上迟 和袁梅的 禁蝶防危石 诗句，都是指皇城。上都皇城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布局得体。城内一般房屋建筑也很华美壮丽。今人又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当时设在皇城内的宫署寺宇颇多。但目前只有设有四角上的寺庙遗址可与文献印证。元世祖于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所建的孔庙，位于 都城东南 （《上都孔庙碑》）。
　　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现在城东南角有一个前后两殿遗址，外有围墙，西北又连着一个小院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建于至元，扩建于皇庆年间的孔子庙。不少历史文献都记载上都华严和乾元两大名寺。在华严寺一通碑文里说： 世祖……首建学庙。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 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居于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南北长２４０米，东西宽１２０米。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似的建筑，院中大殿遗址已遭破坏，仅余一个长约５０米、南北宽约３５米、高约４米的大殿基。
　　殿前有两处石碑亭遗址。后院有一个长３０米、宽１０米的十字形建筑遗址，前有东西配殿。大龙光华严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寺院，整个寺院以中院为主体，以大殿为中心分东西三院。东院错后约百米，宽６０米。两院宽１２０米。
　　中院宽１４８米。四周有围墙，内建一回廊式建筑，平面呈回字形。上都宫城则在皇城中部偏北处。东西宽５７０米，南北长６２０米。城墙也是黄土板筑，外表包砖。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南为阳德门，东西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南门还有一个较原门楼台基为窄的建筑台基。可见当时的南门是个双重门。
　　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形大街。另外在南部有一条横街，东南角有一条南北街。全城建筑不像明、清北京故宫那样有一条建筑中轴线，有前后呼应的大型建筑以及右左对称的建筑配置，而是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研究元时城市经济建设的学者们，据《元史》、《宣镇旧志》、《江北三仃志》、《读史方舆》等书记录认为，元上都城中宫殿最多，但以大明殿、鸿禧殿、鹿顶殿、楠木殿、奎章阁、大安阁最有名。其中大安阁还是从中原迁建的。它是元季皇帝登极问政的主要宫殿。《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 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建之。 周伯琦咏大安阁诗注说，它是由汴京（开封）的熙春阁迁建的。关于迁建过程，元代大文豪虞集曾有说明： 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归然遂为前殿矣。
　　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 （虞集：《跋大安阁图》）。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元代城市经济建设记载不止这些。但从上述记录和分析足可看见元代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的壮观图画。
　　（二）商业贸易
　　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 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谈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在丰年 黍■及亿■，仓箱累万千 ， 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叫倪■的大米商 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 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相当一部分粮食以酿酒的渠道变成了商品。小说《水浒传》言景阳冈下酒店中出售好酒，一般消费者喝的数近三大碗，至于武松那样身强力壮的豪饮之客一次就饮十几大碗。元距宋年代不远。《水浒》虽为文学作品，却于此透露了宋元之季汉族百姓的一般和特殊酒量的信息，量大已无疑。由此又可知元代中原粮食由酿酒之途转化为商品的量实在是惊人的。宋元之际的人入餐馆饮酒最喜欢以牛肉为下酒菜，每次食用之量往往以数斤论。而中原有上等肉质的菜中多以粮食喂养。
　　中原宋元时代餐馆牛肉销售之量又如此之巨，由此还可知其时粮食从餐馆用菜牛肉的形式转化为商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从众多的正史与野史的资料看，酿酒业于元代已变成了规模超越前代的独立手工业。以至专记成吉思汗 黄金家族 事迹的帝王活动实录文稿都一再记录与此业相关联的事情。据元代汉族文人个人文集记载，元大都汗八里城， 列肆数百，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 （《牧庵集》卷十五《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史家估算，大都于此，一年约需粮食１２００多万石。应该说这些粮食都属于进入粮食市场的粮食。元代少数民族人物马扎尔台开酒业于大都东侧通州，其 糟房，日至万石 （《庚申外史》下）。真定一路仅仅在城镇中的糟房，每日 蒸汤二百余石，一月计六千余石 （《秋涧文集》卷九十《禁酿酒》）。毫无疑问，元代酿酒业的兴盛在一定范围内明显地促进了其时粮食生产商品化的进程。元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只表现在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与粮食相关的酿酒业的兴盛，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在元代，竹木业、菜园果园业、纺织业以及与纺织业相关的染料作物种植业中的商品生产均有长足发展。茶叶种植业、桑棉种植业的商品生产也引人瞩目。至于景德镇瓷器、松江棉布、杭州丝织品、福建荔枝生产的商品化更为突出，名播中外。从上述情况中可以隐约窥见，元代商品生产在某些方面相当发达，元代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商品经济逐渐破坏。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发展，也使元朝的商品经济出现更兴盛的局面。元代的豪门权势之家生活奢侈，对各种土特产品的需要也更多，这种情况也刺激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商人于元代贩卖奢侈品获得的利润也较高。元代统治者的鼓励商品生产的政策，使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善于经纪、积资巨万的大商人。
　　他们 从计然之术，研得其精，出入于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贸迁络绎、资用丰沛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三，《巽溪翁墓志铭》）。其时水陆商道，车马拥挤，舟帆鼓进，商市繁盛。元代商人之众、商人活动规模之巨、商人获利之丰和商人经营谋略之奇多都超过前代。太史公于《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那些名商大贾，有许多与元时商人相比自然逊色。商税总量多寡往往能说明一个朝代的商业兴衰情况。据史书记录，元代商税总额天历间达到７６万余锭之巨（７６００余万贯）。元政府实现大一统局面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者与日俱增， 舍本农，趋商贾（《农桑辑要》卷一，《先贤务农》）的风气颇盛。
　　于是，其时除了色目大商人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汉族民间大商人。其中一些人富超王侯。尤其是从事食盐买卖的，当时出现了一批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当然，这些大盐商中不乏■勒百姓、谋取暴利者）。诗作《盐商行》曾形象地描绘当时盐商富豪们的情况：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侯捋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幄。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镇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 （杨维祯：《盐商行》，《铁崖古乐府》）。在元代商业发展过程中虽然不乏民间大商人为非作歹的事例，而且其程度有的并不亚于官府大商人。但从总体上看，民间商人的商业活动对沟通全国的物资交流、贸易发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在元代，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
　　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黑海北岸。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差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伯颜元帅灭南宋后，海道贸易逐渐在元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位置。原因在于海道贸易地域更广，运载货物更多，来往更便捷。还由于后来陆上交通又不时被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的军事斗争阻碍。史家公认，宋代海外贸易相当繁盛，远胜汉、唐。不过，宋季海外贸易比起元朝又逊色得多。宋朝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共５６个，而于元代达到了１４０多个。元廷对海外贸易是采取积极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元代有众多的海外贸易港口，有远比宋朝细密的海外管理规章，且放任主义的色彩极浓。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了元廷对外开放的经济国策的进步性。在元代，除政府和一般民间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外，还有色目商人、官僚私家、寺观僧道的对外贸易活动。在元代的海外贸易中，中国出口的物资颇多，深受外商欢迎。其时，中国商人与外商交易，一般都是平等的。元代的海外贸易，对加强元朝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元朝自身经济的发展，增进我国和亚非欧诸洲各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介绍元代商业的发展，不能忽略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元之前各朝，对中国商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都有过多方面的贡献，也有杰出的人物载于史册。秦时乌氏倮就是西方少数民族闻名中外的大商人，是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的先驱。他的商业活动促进了国内农牧业的交流以及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商业交往。但从总体上看，元之前此类史料较少，此类杰出人物也凤毛麟角。至元代，上述情况明显改观。元代少数民族中大商业家不乏其人，有的积资万千，富甲天下，而且又能施展种种变化多端的经商谋略。他们在元代名声显赫，对当时商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其中回族的贡献最显著。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 回回 一词，远在北宋时典籍中已出现。从元到明代， 回回 逐渐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元代，回族中有许多贵族、学者、官宦、商人活跃于当时社会各个领域。回族商业相当发达，元代可谓回族商家群星灿烂的时代。元代城市中的回族商人人数众多、生活富裕。当然，其中也不乏通过商业活动侵夺、欺诈百姓的人。元代回族商人，主要活动于北京、杭州、泉州、昆明、兴元、甘州、凉州、广州、和林、上都等众多的城市。
　　这种情况，可以从许多历史典籍记录中得到印证。
　　例如， 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左右，在元燕京的回回共有二千九百五十三户，其中' 多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毫差役'①。可见，元代燕京的回族商人数目不少，而颇有经济势力，相当活跃，而且还有侵夺民利的劣行。除大都外，其他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城市里，回族商人的活动也很活跃。伊本？贝图在当时游历中国后说： 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用 ①。在这些伊斯兰教徒中有不少人就是回回商人。类似情况在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均有生动描绘和记载。总之，历史资料说明，在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都有回族商人活动。广州、泉州、杭州、宁波、扬州尤为集中。历史资料又证明，元代城市里的回族商人，不但人数众多、经营活跃、生活富足，而且彼此间的往来也很密切。在元代，杭州荐桥旁边的八间楼是回族商人聚居之所。杭州的聚景园（在杭州清波门外）是回回人丛冢的所在地。元时杭州城里回族商人多，对此各类史书都有记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言杭州城中回民有几千户，并有西域式的市场。广州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对外贸易港口，这里的船舶出虎门远航世界各地。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自己的海船在这里停泊，一派 万舶集奇货（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的景象。广州也是元代回族商人聚居之地。明人何乔远《闽书》言，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 ②。蒲庚是元时有名的回族富商。他的祖先由阿拉伯东迁，曾是占城（今越南地方）的贵人，后来又成为广、泉二州的大富商。泉州是元代最大港口之一。这里的镇南门处， 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 （《泉州府志》卷一一，《城池》）。 番货、远物、异宝、奇货之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其中有不少人是回回富商。如有名叫佛莲者，是蒲氏之婿，史书称他是西番回回，其家甚富， 凡发海舶八十艘，……（有）珍珠一百三十石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其富有之规模几乎接近元朝主管海上粮运大官朱清、张瑄两大豪门，家藏之珠过百石，经商所用之舟近十艘，称之为豪富不算过分。在元代南方回族商人中，多数人是香料经营世家。其中许多家自唐、宋以来就专营此项买卖。
　　《回族商业史》的作者赖存理对元代回族商人活动情况的介绍很详细，其中尤侧重对云南回族商人活动的介绍。在元时，中国西南云南行省回民很多，其中昆明更多。昆明，有押金大城之称。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称此城居民尽是回教徒。该城有清真寺两所。一在城南门内，一在鱼市街。另外于东门外又有街，称金牛街，此处是回回商人聚居之处。《史集》作者言昆明居民尽是回教徒，可能言过其实，但此城回族居民多是肯定的。除此之外在兴元（今银川）有安集延回回２０００户，在镇江有回回３００多户。马可？波罗旅行到甘肃甘州、凉州，之后又到兴元、宣化府时，沿途也遇见过不少回民。
　　他还从天德军（今呼和浩特） 东向骑行七日，……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阿末（穆罕默德），以工、商为业 （《马可？波罗行记》）。我们还从众多的介绍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的古今著作中得知，该城有 两个市区，一为回回市区……，（有）两座清真寺 ，在这里有许多回回商人从事贸易（［法］卢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上述材料足见，在元帝国的北方、西北方也有很多回族人在进行商业活动。
　　在元代回族商人中有不少人位尊势重。元时回族商人活动范围极广阔。
　　他们当中的大贾巨商 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三，《碑志》十）。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元朝统治者马上夺天下时，兵锋最先向西北，而西域最先内附，内附者中回族人居多，之后又曾多任回族商人理财相关。于是，元时回族商人队伍中出现一批以高官身份经商和依靠政府经商的人。这又使回族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某种畸形发展的现象。因此，一些回族大商人依仗权势称霸于元代市场、商道，甚至敢于在直属于皇帝或皇太子的枢密院的军事交通机构驿站中欺凌工作人员。以上是言元代回族商业活动中表现的若干弊端。但从总体上看，回族商人的活动，在元代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他们更为元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光彩。
　　①　　 《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页。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0页。
　　②　　 同上书，第 251页。
　　（三）经济科技
　　科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进步的管理者都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国民经济，使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元朝一些统治者于此贡献颇大。要了解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对元朝经济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是无法臻于全面的。在元代，科技著作繁富，科技发明不断涌现，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于此，汉唐望其项背，宋朝也难与之相比。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元朝出身于阿尔泰语民族的统治者抛弃了中原前代统治者传统的抑制经济科技发展的国策，元代科学家和广大人民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发挥聪明才智。于是在元代的经济科技界群星璀灿、能人辈出、著述繁富、功盖前朝。元代经济科技发展的历史还呈现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此朝，古老中华民族的经济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向全球异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经济科技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也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广泛地了解了世界他国经济科技文明的精华。在元代，人们熟知的王祯、郭守敬、鲁明善、黄道婆、也黑迭儿、也速不花等各族经济科技代表人物相继辉映于历史舞台。正是这样一个由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平民组成的肯干实事的人才群体，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科技成果。这个队伍的成员，不计名利、踏踏实实，在社会赋予自己的位置上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发挥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辛勤劳动，导致了元朝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异常发展，至今仍使我们中华民族子孙自豪的时代。
　　有人言元代科技真正用于生产或国民经济发展事业的不多，而主要用于军事。这是不正确的结论。鸟瞰元代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可以发现其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业、城建业的兴盛无一不与科技成果应用于其中相关。
　　其中郭守敬关于水利建设的科学著作、王祯与鲁明善等关于农业的科学著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民间的科技研究和对科技成果的运用推广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元代，农民在前代制作农具的基础上改革和创造了不少新的农具。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有３０种，而王祯《农书》记载的则有１０５种，其中不少又属元代的新发明，且多运用于生产，收效显著。对此，正史与野史俱有说明，古今无异词。《农书》介绍的７种新型制的灌溉机械水车，对元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加强皆有贡献，中外治科技史的史家们无不称道盛赞。元代各类型农书的各族作者以惊人的规模记载了元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的知识和应用效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耕作技术水平。元政府命大农司遍求古今农桑典籍， 芟其烦而撮其要 ，于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颂行《农桑辑要》一书。之后又有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撮要》和汉族农学家王祯的《农书》问世。据说元代农书共１０余种，现存不过几种。
　　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元代农书主要介绍和记录了其时农民在农业生产科技方面的四类重大成就。即重视施肥技术；重视垦荒与利用土地；重视精耕细作；重视因地制宜与改造自然。元代不少开明的统治者对上述农书总结的农业生产科技成果，都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命行省、州、县官长广泛推广。这种政策促进农业经济的繁盛。
　　在元代，不仅农业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而且畜牧业科技也有发展并运用到了牧业生产之中。这种发展和运用，上承匈奴、柔然和之后的辽、金，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这当然与元时开明统治者重视本族传统的牧业相关，更与众多各族畜牧业科技研究者的努力相关。对于马的饲料，《农桑辑要》提出 食有三刍 之说。即将喂养马的饲料分为善刍、中刍、恶刍三等。
　　讲饥饿时喂恶刍，草多而料少。到一定程度添加些豆谷精饲料。待到快吃饱时，又多增加些精料，使马吃饱吃好。至于马食用的草，必须经过细剉、去节、去土的工序。豆、谷饲料的制作要经过筛簸、去除沙土灰尘的工序。对马的饮水问题也有精细研讨，主张 饮有三时.即清晨饮水少，白天酌量饮水，黄昏尽量饮水，夏、冬两季少饮。至于在役使之时，清晨和中午要满足其饮水，晚间则少饮。又提出马饮食过饱后，不宜急速行走，只宜缓行。
　　同时注意使马劳逸适宜。闲时拴于空地，让其随意睡卧，不使之久立，也不使之久步，更不使之终日驰奔而不得休闲。更重要的是还提出 有汗不得饮饲.凡是经过役使或远行，必须牵转，等到马喘定汗干之时去鞍，并系于避风之处，然后饮之饲之。这些技术原则，即使在今日的草原牧区，也多为牧人所遵循。元时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主张对牛要爱惜饲育。水要按时喂给，勿令饥渴。在饲料上，主张 三和一搅，须要管饱.第一和为草多料少；第二和为草料各占一半；第三和为草少料多，以诱使牛多吃。在一般管理上，夏天水牛入水坑以免受暑，冬天入暖屋以免受冻。牛毛稀疏，最不耐寒，暖屋用糠穰铺垫，称之为 牛铺.牛拉粪于上，次日覆盖，每日覆盖，十日清除，粪上堆草。除了用草，也可用干土垫栏。牛室之门宜朝阳，使阳光照射入室。冬天用乱麻编织毯段，给牛穿衣，使能保暖。另外，在元代牧业经济科技中有一个重要成就，那就是畜牧医学的繁盛。它曾对元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人所共知，去势（阉割）是畜牧历史上的重大发明。
　　牲畜去势不仅是为制服其烈性，易于役使管理，更重要的是提高牲畜的经济价值，使之肥壮。《黑鞑事略》记载，在元时蒙古地区 其牝马留十分好壮者作为移刺马种外，余者多骟了.骟即去势。马经过骟，价高常马。骟马的积极意义在于人工淘汰了驽马，优选出良种。其实，阉牲之法并非始自元代，但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进一步得以完善发展。元人对牲畜一般疫病的防治工作也有重要研究。产生了行之有效的马血尿方、牛血尿方。《农桑辑要》一书记载马的病状达２９种，治疗药方３２种。记牛的病状１６种。用药多以中药为主。治 马心热 、 马气喘 、 马黑汗 的药方各有特色。
　　此外，在治畜病时还利用动物类中药，甚至有些是动物的分泌物。如治 马黑汗 方用干牛粪； 牛虱 方用猪脂； 牛腹胀 方用燕屎；治 羊疥 方用猪脂。治 羊夹蹄 方用羝羊脂等等。元人还用食盐增加牲畜筋肉、精力。人们针对羊患缺盐症背腰拱起、膀胱积尿、眼结膜、口粘膜呈暗红或黄色、严重可致死亡的情况，常以喂盐的方法治。《新元史》卷一百《兵志？马政》篇载： 至顺元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饲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到，马多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亦乞不薛之地，即古水西国，为元代国营牧厂所在。
　　这条史料说明元国营牧厂也十分重视用盐治畜病，努力争取让朝廷从北邻盛产井盐的四川播盐治疗本牧厂马病。实际上时至今日，内蒙草原牧民治疗马、牛之病时也需要盐。盐在今天仍是防治牲畜疾病的良药。
　　《蒙鞑备录》是元史学界众多学者研究元初历史时常常加以利用的著作。《蒙鞑备录》云： 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养三年，然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百战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牲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 元代蒙古人为使马善驰耐久，对其饮食十分注意。 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息调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成病，此养马之良法也。 最值称道的还应是 控马法 ，此法特点显著，在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的学者经常利用的《黑鞑事略》云：蒙古人 自春秋罢兵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即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元代蒙古人控马的具体方法，自然流传到了北元时代。明萧大亨对之载记最详： 夷人畜产，惟牛羊犬马骆驼而已，其爱惜之勤，视南人之爱惜田禾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
　　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以骑，惟畜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凡马秋高甚肥，此而急驰骤之，不三舍而马毙矣，以其膘未实也。于是择其尤良者，加以控马之方。每日步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则絷其前足，不令跳蹈踯躅也；促其御辔，不令饮水龁草也。每日午后控之至晚，或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场中，至次日又复如是。控之三五日，或八九日，则马之指膏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坚，其臀大而实，向之青草虚藨，至比皆坚实凝聚，即尽力奔走而气不喘，即经阵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
　　我中国不知控马之方，往往乘肥马以涉远道，则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马不在肥，在肥而实。 ①明朝萧氏所言的蒙古人的控马之术就是元代《黑鞑事略》所说的蒙古控马术的详细内容。这种控马法，是在春秋放牧、秋高马肥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在于防止马长虚膘，以适应长时间乘骑、奔驰、役使的需要。对这种控马法，元时虽有简略记录，但大意已备。明代萧氏虽有详记，但也是元时蒙古人所创方法的详记。笔者猜想，此法主要出自于元时广大蒙古族牧民，但也与元太祖、世祖时代专门管理国营牧场的钦察人相关。
　　元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只表现于农业、畜牧业，而且还表现于纺织业。
　　元时松江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人黄道婆于此贡献最大。她年轻时流落海南岛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在元代贞元（１２９５- １２９６）年间回到故乡，教家乡人 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 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南村辍耕录》）
　　黄道婆传授的棉纺织机具和技术，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她逝世后，人们 莫不感恩洒泣而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 （《南村辍耕录》）。元至元二年（１３３７年）、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年）曾为她立庙。明代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朝嘉庆年间上海人又在渡鹤楼西北小巷为之立庙。可见她造福桑梓之大和人民对她爱戴之深。《南村辍耕录》言黄道婆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她织成的被褥，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 灿然若写.由此足见黄道婆所做工具之先进、所传技术之复杂。正如管学成先生所言： 黄道婆传播纺绵技术的史实说明了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富国富民是何等重要！
　　①　　 明萧大亨：《夷俗记？牧养》，宝颜堂秘集石印本续集。同书《教战》亦有记载。
　　治河技术和方法，是元代经济科技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元代治河技术及其功绩，尤应该提到贾鲁。贾鲁于至正八年（１３４８年）由工部郎中提升为都水监。他宣抚巡视受灾郡邑，考察地形，探测水位，往返数千里。他还为治理黄河绘制地图，提出两个方案： 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溢，则用功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因顺帝朝宰相脱脱的支持，贾鲁实施了他的主张。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贾鲁升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调民工１５万，戍军２万修治黄河。
　　４月２２日动工，１１月白茅合拢，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东入于海。计疏浚河道２８０多里，堵塞决口１０７处，总长３里，修堤７７０里，工程之大，在黄河治理史上罕见。贾鲁治河是中国封建社会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一页。贾鲁的治河办法，由元代文人欧阳玄记入了《至正河防记》。其治堤的方法分为刺水、截河、护岸、缕水； 治埽 方面有岸埽、水埽、龙尾、栏头、马头、埽台的方法。对制埽的椎、卷、牵、制、薶、罣等方法，对用土、石、铁、草、木、栈、絙的技术都有详细记载。最受推崇的是用 石船堤 断决河，使水入新河的方法。贾鲁逆河排大船２７艘，用巨索连为方舟。将各船捆牢，用铁锚固于水中，又用巨絙系于岸边树桩。船上铺草、排石、布埽、钉木板。
　　用竹篱笆夹草石立桅前，长一丈多，曰水帘。然后凿沉巨舟，断流为坝。又依船堤加筑草埽三道，依石船为靠，牢不可破。逼洪水入新河，复故道，入于海。这条河被称为贾鲁河。贾鲁河治河以后直至元亡，黄河虽也有决溢之患，但黄河归徐的河道再无大的变迁。这当然与贾鲁高超的治河技术相关。
　　贾鲁治理黄河的高超技术和方法对元朝末代黄河两岸洪灾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元代科技在印刷业生产领域也有重大的发展和发明，而且运用广泛。其应用范围超越中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毕昇的首创之功。毕昇之后，元代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曾教弟子用活字印刷术印书 散之四方 （姚燧：《牧奄集》卷十五）。不过，这不仅属于简单承用。在元代，对印刷业生产技术有大发展者要首推农学家王祯。史载，王祯在安徽旌德县任县尹时请木匠制木活字３万多个，试印了自纂的《大德旌德县志》。全书６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１００部。可见效率颇高。这是现在所知的第一本木活字印本，虽然此书已于明万历间失传。这是对毕昇所创泥字的发展，木字当然要比泥字好。王祯的《农书》卷二十二对此次印刷业生产技术革新有详细记录。王祯对元代印刷业生产技术的主要革新还不在此，他还创造了转轮排字架，从而大大提高了拣字效率。史载，其转轮排字法如下： 造轮法，用轻木造为大轮，其轮盘径可七尺，轮轴高可三尺许。用大木钻凿窍，上作横架，中贯轮轴，下有钻臼，立转轮盘，以圆竹笆铺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号数，上下相次铺摆。凡置轮两面，一轮置监韵板面，一轮置杂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转摘字。盖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此转轮之法，不劳力而坐致字数，取讫，又可铺还韵内，两得便也。 ①元代的木活字还流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就曾发现元代维吾尔族木活字约数百。元代王祯等发明的木活字对后世印刷业劳动效益的提高有着显著影响。明、清两代木活字依然流行。明末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北京的《邸报》仍用木活字印刷。清乾隆年间，刻制枣木活字２５３５００多个，印制了《武英殿聚珍本》丛书１３８种，２３００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木活字印刷。
　　这种印刷生产技术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国内印刷生产业，而且还远播海外。
　　中国近邻朝鲜、日本、越南都曾分别在元、明、清三代用此技艺印制大量书稿。应该说，元代王祯在中外印刷业生产技术发展史上与宋毕昇一样名垂史册。
　　①　　 见《关于翟金生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一文，《文物》1979年第 10期。
　　元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数学、医学、建筑学、矿治学、航海学、制瓷学、酿造学、造船学均有长足发展。其间有众多的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经济科技内容，产生过可观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在元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元代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发展惊人。其时青花瓷器烧制技术的成功应用，在中国瓷器生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元代矿业技术的发展，至元十三年产铁甚多，比宋代铁最高年产量增加将近一倍。元代地图绘制学的发展为商人活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元代航海科学的发展，使海路漕粮运输和海上贸易效益日增。元代建筑科学的发展使其时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为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天文、气象学的发展对农业、航海业的安全高效率生产、灾害的避免都产生过重要作用。元代造船业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元末史料记载： 华船之构造、设备、载量皆冠绝千古 ， 舶之大者，乘客可千人以上云 ， 海船一载千石.又称： 船幅殆为四角形，下侧渐狭尖如刃，以便破浪 ； 大型之船，有四层甲板云 ； 一艘之船室每至五六十之多 ； 普通四桅，时或五桅六桅，多至十二桅云 ； 船有布帆与利篷，正风用布帆，偏风用利篷。 ①从上述史料可知元时造船业之发达。
　　①　　 参考陈裕菁译《蒲寿庚考》，第 96-100 页；转引自赖家度《元代的河运和海运》，原载《历史教学》1958年第 5期。
　　（四）毡乡牧业
　　元朝皇族出身于牧业民族，对牧业极为重视。元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柔然是典型的牧业大王朝，其强，前者不亚于秦汉，后者不逊于北魏。与柔然同时的北魏及后来的辽、金的牧业也有过引人瞩目的繁盛时期，但总体上不如匈奴和柔然。但匈奴、柔然虽以牧业之盛著称于封建社会前期，却比起元朝又可谓望其项背。元朝统治者有一系列重视鼓励牧业的经济国策，自太祖成吉思汗始，经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乃至于末代顺帝朝不废。
　　元帝国的牧场周回万里；广阔无际，遍布各地，经营极细。皇家或国家牧厂专由熟知牧业、有特殊牧业管理经验的钦察功臣勋将指挥管理。元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１４个官马道。分别是：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哈剌木连等处；斡斤川等处；甘州等处；右手固安州等处；芦州；火里秃麻；玉你伯牙、上都周围；阿剌忽马乞等处；阿察脱不罕等处；云南亦奚不薛；益都；高丽耽罗国。在上述官马道中，除个别地在外国属元朝侵占区外，都在元帝国境内。
　　其中半数在蒙古高原。元代私人牧养也很盛。这些私人牧养者包括皇帝、贵族、政府官吏、寺院高僧、豪强地主和牧主。至于一般牧民的牧畜，据《永乐大典》卷１９４２１《经世大典？站赤》记载： 泰定元年（１３２４年）三月，通政院分别贫富等差，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余无此数者，官给中统钞五十锭，补买与之.对民之贫乏者， 仍户给羊百，牛马各十 （《黄金华文集》卷二四《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答失蛮）神道第二碑》）。
　　结合元时一般牧人户数量分析此项记载，也可见一般牧民的牲畜占有数。当然，上述资料是指泰定朝之事。泰定帝长期生活于晋王北方封地，熟悉牧业，其鼓励牧业的政策有时相当激进。因此，元时其他帝王当政之际的情况与泰定帝时代有差异也是肯定的。另外，元代半农半牧区的牲畜牧养数量，纯农区众多农家饲养的牲畜数量，都相当可观。元代畜牧业生产的各种产品，都是手工业、农业和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牧区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也需要由手工业、农业供给，许多牧业商品也需要到城市中的较大规模市场周转交易，实现牧与农、牧与手工业之间的互通有无。因此，元代的畜牧业与其时各经济部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元代的牧业发展也促进了驿站交通的繁荣，丰富了军需供给。总之，元代的牧业的繁盛对当时手工业、农业、商业和军工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狩猎经济
　　我国古代的狩猎经济源远流长。在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表现更为显著，呈现出一代又一代连续性发展的特征。元代狩猎经济的发达与北方民族久远的狩猎经济史关系密切。关于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狩猎经济生活的图景，如果说创作阴山岩画的原始时期的美术家有过大写意的描绘，那么他们后世子孙则进行了更为细腻的工笔勾勒。这种艺术勾勒在后来整整统治蒙古高原二百余年的契丹民族大名鼎鼎的草原画家胡环笔下得到了充分表现。胡环创作的旷代杰作《卓歇图》对古代北方狩猎经济生活描绘十分细致。关于其时狩猎经济生活，在辽王朝开国之君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曾入宋朝秘府的射骑、猎雪骑、千鹿诸图作中也有体现。但我们不能由此断言辽代为我国古代狩猎经济最盛之世。匈奴、柔然肯定有发达狩猎经济，但历史记录只言片语，今人无法据此览绘全貌。辽、金时代的狩猎经济虽盛，但主要限于皇家猎苑中的贵族骑射娱乐。我国古代狩猎经济的全盛之日则在元朝。元朝统治者重视狩猎经济的程度远超匈奴、柔然、辽、金诸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帝王。元太祖成吉思汗本人就重视狩猎，极力赞赏子孙们在猎场上显耀英武骑射之风。
　　公元１２２４年春，成吉思汗西征结束东返，两个小孙儿忽必烈和旭烈兀随迎驾队伍在今新疆境内与祖父见面。这两个天潢贵胄、汗宠孙在猎场上各显骑射神功、箭穿鹿兔，使乃祖帐下千员猛将叹服，成吉思汗本人乃以传统族俗举行仪式嘉奖。成吉思汗著名的《大扎撒》（法典）规定： 当狩猎时令野兽逃逸的猎师，处笞刑，有时可以处死。 ①成吉思汗第三子在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附近也建有四个春夏秋冬猎苑。他与臣僚及禁卫军士兵们分别在这些地方观看放鹰，猎取水禽或虎狼鹿豹。元宪宗蒙哥继位后，忽必烈受汗兄之命总理漠南事务，建府于金莲川。金莲川本是故辽、金皇家猎苑，忽必烈把此地变成了自家王府的猎苑；登极称汗后，又使其地升级为大元帝国最大皇家猎苑。元世祖忽必烈在重视狩猎经济方面又远超前代先帝。元时有人说： 国朝大事，曰蒐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 （王恽：《吕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此话对元皇族帝王活动范围或种类的概括近于荒唐，显属片面之词。因为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不可能只干这样三件大事，不过，它却向人们道出了狩猎在元统治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元统治者视狩猎为大事。事实上，元朝多数帝王并不把狩猎经济活动只视之为娱乐。而是把它与军事后勤供给、军事演习、牧区灾年食品补充、皇室主要御膳供应结合起来。其结果，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百姓赋役负担、皇室贵族聚敛程度，同时也加强了牧区自身救灾能力，又提高了救灾速度。让人们取草原山林野生兽禽之肉满足和改善自己的饮食生活，不使这些宝贵的野生肉食资源自生自灭，造成浪费。可以说这些做法体现了元代狩猎经济的一些重要特点。上述特点的出现与元统治者鼓励官民狩猎、保护猎场的多种经济国策相关。元朝统治者还把狩猎经济与加强军队训练、扩大军队作战的特殊能力结合了起来。元代诸帝狩猎（即 打围 ）规模惊人，其壮观常至每次出动千人乃至数万人围猎。这种规模无疑超过了故辽 好猎 成癖的亡国之君天祚帝的渔猎古风。元朝诸帝用这种从氏族公社时代继承下来的集体狩猎习俗维系军队内部团结，培养将士骁勇无畏、吃苦耐劳的精神。 打围 在这里实际上成了一种军训或军事演习。元朝统治者组织的围猎队伍不仅包括军人，还包括众多的牧区百姓。他们通过打猎，获取凶暴的虎豹狼狮圈养于铁笼木栏，与敌军对阵搏杀时将这些饥饿之兽放出笼栏冲扑敌阵，运用这种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夺取军事斗争的胜利。这在古今中外的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方式中都是罕见的。由此也可窥见元时狩猎经济与军事活动又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①　　 本部分所引元太祖《大扎撒》内容，见于梁赞诺夫斯基《蒙古法基本原理》及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扎撒》；转引自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一书第 184页。
　　元代狩猎经济给其时各族官僚名将、文人墨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元初至元末，他们不时对此咏叹描绘、作诗写赋。通过这些作品的摘读，更能形象具体地了解其时狩猎经济规模之大、管理之妙。元代开国名相、三朝元老勋臣契丹族人耶律楚材的诗《扈从冬狩》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长围成；长围不知几千里，蛰龙震栗山神惊。长围布置如圆阵，万骑云屯贯鱼进；千群野马杂山羊，赤熊白鹿奔青獐。壮士弯弓殒奇兽，更驱虎豹逐贪狼；独有中书倦游客，放下毡帘诵周易 （《湛然居士集》）。另有诗作《扈人羽猎》云： 湛然扈狼从山东，御闲天马如游龙。惊狐突出过飞鸟，霜蹄霹雳飞尘中。马上将军弓挽月，修尾蒙茸卧残雪。王翎犹带血模糊，騄駬嘶鸣汗微血。长围四合匝数重，东西驰射奔追风。鸣鞘一震翠华去，满川枕藉皆豺熊。自笑中书老居士，拥鼻微吟弓失废。向人忍耻乞其余，瘦兔瘸獐紫驼背。吾儒六艺闻吾书，男儿可废射御乎？明年准备秋山底，试一如皋学射雉 （《湛然居士集》）。应该说，耶律中书的这两首诗对其时狩猎场面描绘最具典型。但所述之事都是太祖、太宗、定宗三朝的。在后来的忽必烈时代，围猎规模更加宏大，而且在全国狩猎经济管理方面也日见成熟。这种成熟标志着元朝的狩猎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其他各类正史野史文献记载，忽必烈已不再一般地重视狩猎经济，或只强调其对军事的作用。而是把狩猎经济视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有了多种细密的经营之道，注意处理它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注意这种经济的延续以及这种经济活动与生态平衡问题之间的关系。
　　其主要表现有七：第一，主张因顺岁时，按季节而渔猎。第二，明辨雌雄，禁猎待产孕兽；区别老幼，不捕鱼苗兽仔。第三，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提高狩猎生产效益，保证狩猎人员生产活动安全。第四，重视边疆和内地的狩猎经济活动。第五，不许因狩猎影响农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发展。第六，建立和完善各类狩猎管理机构。第七，遇到灾年，开放皇家猎苑，让受灾牧民入苑捕捉禽兽，以解决饮食之困。繁盛一时的元朝狩猎经济及其细密的管理规章、举措对后世各朝此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亡后出现的北元王朝阿拉坦汗法典，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进步举措，其基本内容与忽必烈时代的有关规章一致。在１６４０年产生于准格尔王朝巴尔浑台吉等众多草原封建权贵撰写的《卫拉特法典》中有许多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进步措施。而其中关于发展狩猎经济的内容也多仿傚忽必烈汗的此类管理措施。满族贵族建立强大的清王朝后，康雍乾盛世三大帝王（玄烨、胤禛、弘历）在狩猎经济方面也有举措，并把发展狩猎经济视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有清一代，尤其是在清朝的前期，蒙古高原和其他地区的狩猎经济从未停止发展。清代诸帝也与元时各汗一样定期北上皇家猎苑进行围猎活动。
　　但必须指出：忽必烈有让灾年牧民进入皇家猎苑捕兽捉禽解决饮食困苦问题的善行，清朝诸帝无此类爱民之举。相反，以皇权霸占了漠南蒙古族最肥美的草原和丰饶的猎山，建立皇廷私家围场。这种举措显然不利于民间牧业经济或狩猎经济的发展。清朝太仆寺直辖的广布漠南，甚至深入漠北蒙古族地区的皇家牧厂，实际上也成了不许百姓狩猎的禁地。清政府收编具有悠久狩猎生活传统的索伦部落诸族人入旗，大量调入内地充当兵员，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严重影响了大、小兴安岭一带广阔地区狩猎经济的发展。不过，清统治者大体上于总的经济国策制定方面重视狩猎经济，继承了元代政府重狩猎经济发展的传统。
　　另外，从清末民初内蒙古喀剌沁南旗蒙古族学者罗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一书 关于打猎 一节讲到的蒙古族古代狩猎经济生活种种细节看，相当多的内容是讲元时狩猎之事。其中讲到的清代蒙古族狩猎方法，显然接受了元代蒙古人的狩猎技艺。如训养禽兽，以禽兽猎禽兽；因顺岁时，接季而猎等方法皆为元季蒙古人的传统猎法。至于该书中提到的猎手分型、各就其位、扬长互助；堵围、散围、层围；引猎、追猎、吓猎、伏猎、赶猎；明宣猎规、不分尊卑、一律遵守；分配猎物、猎官优先、其他人按猎技分配；猎物必须一一验收；猎队成员各备饮料、食物、猎具；投掷型猎具投出前栓注记号；猎后对优秀者授与不同等级的荣誉称号；猎前举行出猎仪式，集体念诵韵文誓词；猎闭全猎队成员开会议定下次应赴猎区方位并惩罚违反猎场纪律者。《蒙古风俗鉴》中上述众多猎场规章纪律，虽不尽见于元时有关文献，但其中不少专用词汇、细则能在元时有关正史文献、野史散记、诗词曲赋、神道碑铭中找见或得以印证。二者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六）手工业
　　元朝有大规模的各类型手工业。如有发达的官府手工业、民间手工业、军用手工业、贵族官吏私营手工业及寺院僧侣经营的手工业。毫无疑问，元代手工业上承唐、宋、辽、金、手工业故基而发展。但元代统治者比起从前多数帝王，并不敌视和打击手工业，而是采取鼓励的政策。当时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使国内各地各类手工业得到了较充分的集汇交流，也使中亚、南亚的许多手工业专家、技工来到了中国。正是这种局面使元代手工业多元发展，成果日益显著。其生产的地域、数量和质量都超迈当时世界诸族诸国。当时的手工业产品深受世界各地人民欢迎。
　　元代民间手工业，其生产极为广泛。包括棉织、丝织、矿冶、制瓷、造纸、印刷、制盐等众多行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规模之大也是惊人的。有的属于工部，有的属于将作院，有的属于大都留守司，有的属于武备寺，有的属于徽政院或储政院。对上述元朝官府手工业的组织系统，《元史？百官志》和《元典章？职品》皆有细致记录。元代官府手工业的分工极为细密，所置局院遍及全国且数量众多。元代官府手工业的主要任务：一是生产军需用品；二是从事皇宫、宗庙、贵族府宅、城囿、寺院、仓库、营房、监牢的建筑；三是满足军国需求从事织造。元代官府手工业规模庞大，需要的原材料自然也很多，而获取原材料的方式也有多种。例如，直接经营国有自然资源，取山林川泽之产，由政府组织各种匠人采伐加工；取岁贡土特产品加工；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取一些原材料；通过课税向国家编户之民征收；取外国贡物为原料；甚至各局就本单位所需物料直接向匠人科征。其取得原材料的办法可谓花样众多。
　　在元代，贵族们也以经营手工业之途，达到 网大利 的目的。但他们掌握手工业作坊主要通过赐予获得。元朝诸王分地中的手工业也拥有大批工匠。有的贵族还包冶官矿。除贵族外，元代的一般官吏也有许多兼营手工业。
　　他们掌握手工业的作坊或工作区有的是从皇帝赏赐途径获得的。不少官吏世宦之家多经营家庭手工业。元时寺院大都经营手工业，其经营范围也相当广，包括制茶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冶炼业。这些寺院的手工业产业一般由朝廷专设机构管理。但又有一些大寺名刹之主感到财产归朝廷管不便于自己支配，于是上奏朝廷让朝廷授权由本寺独立经营， 恒产悉归于寺。 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其时寺院手工业主权势极大。元时权势之家、寺院高僧在经营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常从小生产者那里低价索取原料，或通过徭役无偿剥削劳动力，取得暴利。在元代，工作于官府、官吏贵族私家和寺院手工业作坊的工匠们为了抵制各种剥削，不断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故意降低产品质量、逃亡、怠工、武装斗争。从总体上看，元代上述各类型手工业的发展为元朝国内商业及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广阔前景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在我国军事手工业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盛况空前。元代军事手工业主要与官府手工业相联，或者说它是官府手工业的特殊分支。但它也夹杂于民间手工业、官吏贵族私营手工业之中，甚至有时也包含于寺院手工业之中。考兵器制造之史，南宋、辽、金都于此有过重要成就，但不及元朝成就卓越。元时古籍《黑鞑事略》的作者徐霆对元代军事手工业经济发展过程有过描述。他说： 霆尝考之：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以羊皮，　　 亦刳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以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 （《黑鞑事略》）。南宋人徐霆言蒙古帝国占领中亚、灭掉南方金国后军工大有发展是符合历史记录的。而言在此之前蒙古没有军事手工业，甚至没有一般手工业则是荒唐的，极不符合蒙古高原悠久的军事手工业历史实际。蒙古人的祖先从深山密林向西进入斡难河草原前就知冶铁，化铁出山，懂得使用炼铁用的巨型鼓风箱。成吉思汗西征前，帐前本族将臣中就有铁匠出身的者勒玛。蒙古高原上最早出现的草原大帝国匈奴的工匠就能制造一流铁刀，名扬中原，汉地人以能购得一口匈奴名刀为荣。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以善造高轮大战车闻名。柔然大帝国时代蒙古部落战车如云。成吉思汗手下大将速别额台西征时其劲旅就叫 铁车军 ，其铁车军横穿欧亚，被侵国家贵族军队望风而逃，显示了其部队装备的精良。闻名于世的古蒙古史巨著《蒙古秘史》写车之笔多达２０处。其时蒙古族中显赫高贵的妇女皆乘坐质量优秀的 黑车子.蒙古人能做可载宽达３０英尺大帐幕、用２２头大牛拉行的特大型帅车，其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拥有一二百辆放置细软的车，有的车载重四五千斤。成吉思汗时代的扎剌亦儿部落还是蒙古民族中的一个小部落，但《蒙兀儿史记》记载，就是这样一个小部落都以 千车为营，都七十营.这就是说这样一个小部落都拥有战车７万辆，比之中原千乘之君、万乘之君将若何？在春秋时期，万乘之君就是一个赫然大国的国君了。而成吉思汗还没有占领中亚、南吞金国部分地区之前，蒙古族一个小部有７万军。其时，蒙古族地区因西边不与花刺子模交往，南又有金国之封锁，其境内谈不上有回回手工巧匠，也不会有女真、契丹、汉族手工业技工。所以，这些战车当然是蒙古工匠亲手所造。可见，即使是在元初，蒙古军队的军事手工业也是颇有规模的。成吉思汗的部队也并不像徐霆所言是无工匠、无器械，只有木棍骨箭、不知铁为何物的原始装备师。
　　如果成吉思汗的部队装备真像徐氏所说那样原始低劣，即使成吉思汗兵家谋略再神奇也不会有驰骋万里、拉枯摧朽的战果，他本人也不会获中世纪世界最大兵圣的称号。因为任何神妙的兵家韬略见效都是有条件的，其中军队装备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至于到了元世祖统一全国之日，元朝的军事手工业更加发展，奇果叠现，位居其时世界之首。忽必烈时代的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各族杰出的军器工匠和设计师如云，产品多种多样。既有其时兵器的一般产品，又有尖端产品。这些兵器工匠、设计师和他们生产出的产品统一由中央设置的武备寺任选、掌储和分配。可以说，武备寺是元中央政府中管理军事手工业生产的专门中枢机构。武备寺管辖的局院较大者多达几十且遍布全国。各局院主管官吏官品高者正五品、低者从七品不等。其中仅大同路军器人匠提举司就管辖数州数县的军器制造局。武备寺所属寿武库制衣甲，利器库制兵械，胜广库掌外路各局。外路除江南地区不设兵器局外，北方各大城皆设军器人匠提举司或兵器局。在漠南上都地区的白局子和千户寨、松州的五指崖和胜和等地都有军用冶铸手工业（《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元代军事手工业不仅管理组织健全，而且发明创造很多。其中许多重要的新产品还普遍送入军队以做装备。如孙威发明了 蹄筋翎根铠 ，用箭射而不能穿；孙威之子孙拱又发明出了能张能合的 叠盾 ，这是中国制盾史上的新贡献；孙威之家可以说是元代兵器研究发明的专业户。火药火器在元朝军事活动中被普遍应用。南宋人的火炮、火箭、霹雳炮、火枪、小型炸弹等兵器研究成果，曾全部被元平宋大元帅伯颜的部队吸收利用，从而使元军在装备方面如虎添翼。周密《癸辛杂识》前集 炮祸 记载的至元十七年元朝在扬州的火器工场发生大爆炸事故的史料，被许多研究元代军事手工业生产的学者引用，并用其说明元季军工生产规模之巨。当时火药爆炸，火器场工作人员死亡１００多，附近居民有２００多家受难。可见这个军工厂规模不小。
　　至元十年，元兵攻襄阳时，置炮于城东南隅，重１５０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７尺。宋将吕文焕惧怕并以城降。说明元人生产的这种重型炮质量优秀、威力极大。这种重型火炮在破静江、潭州时和渡长江炮击南岸时都发挥了很显著的军事威力。在平南宋前，元军中的炮击技术主要由回回、蒙古炮兵掌握和传播。在元末至正二十年，达礼麻织理曾指挥火炮兵成功地击溃孛罗帖木儿的强大军队。由此足见，元代的炮兵装备直到元亡前仍较精良，它也说明元代军事手工业于某些方面虽至元亡之际还未衰。出土的元至正十一年造的铜炮是现在已经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炮，元军作战时曾经使用过不同颜色的 灯球 ，浮升在空中作为军事活动的联络信号。说明其时军事手工业生产还涉及到了空中军事信息传递工具方面。由以上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元代军事手工业的成就是显著的，其发展是多元和全方位的。
　　元代军事手工业的硕绩是中国古代军事手工业史上灿烂的一页。
　　（七）农业经济
　　农业，是元代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内容。关于此朝忽必烈统治时代的农业，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时述及，这里则是简述整个元代农业的轮廓和成就。元朝各代之汗，无疑都是来自牧业民族。但其中多数人大体上都认为农业是其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认为发展农业对于稳固其统治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都有各方面的细密的重农举措，只是相互间有重视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一般没有封建社会上半期入主中原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个别帝王那种轻农的思想意识。正因为如此，有元一代的农业受到了政府多方位的重视。但也必须指出，在若干昏君执政时代，元代的农业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生产工具的改进是元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劳动人民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和创造了各种农耕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在元代 所耕田数，日复兼备 （参见王祯《农书》卷十三）。各种优良农具的发明推广，大大减轻了农民的除草、疏泥等费时费力的劳动。在元代，镰刀的种类增加，发明了收荞麦的推镰等。播种的生产工具耧车在元代也有发展。
　　不仅有两脚耧、四脚耧，而且又创造出既能耧种又能下粪的耧车，灵巧方便，省时省力。水利机械和灌溉工具也有很大改进。像水轮、水转连磨等比起前代更为先进完备。关于元代农业生产工具革新进步的情况，元季大农学家王祯于其传世名作《农书》中叙述极细。我们在前面介绍元代经济科技时也曾从另一角度说到。总之，元代农业科技的飞跃为元代农业的长足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与元代广大农区人民的努力相关，但也与元朝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开明豁达的政策有极重要关系。元朝多数帝王重视农业科学的思想和政策，比起之前中原各朝多数帝王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观念，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应该说，这是没有抑末传统思维的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元朝多数帝王认为 农桑 是 急务.这种开明政策与其时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的结合，使元朝的农业经济有了恢复，并在这个基础上有了重大发展。由于元代统治者发展农业的举措于基本方面深得要领，本来由于战乱落后于南方的故金地区农业有些地区超过南方。在北方出现了 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的景象（王磐：《农桑辑要序》）。在陕西地区，元初开辟了６０００多顷屯田，庄稼满野，五谷丰登；关中的麦子很受人们喜爱，名扬天下；河北地区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出现了仓廪丰实的景象；山东、河南地区土地得到了进一步开垦，使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比如于元朝中期，国家收入税粮共１２００余万石，北方所出为５２０万石左右，其中河南２５９万石，腹里地区２２０余万石，陕西为为２２万余石，甘肃为６万余石，辽阳为７万余石。这些数字可以说明元时北方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恢复，且有重大发展，对此不应怀疑。无论古今中外，军事角斗或较量的胜负，往往与较量双方的经济实力相关。至元间，蒙古巴邻部人、忽必烈任命的平宋大元帅伯颜在奉使收江南时曾作诗二首。一首曰： 剑指青山山欲裂，马饮长江江欲竭。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另一首曰： 一节高兮一节低，几回敲镫月中归。虽然三尺无刃刀，百万雄师属指挥 （见《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第一次印刷）。
　　这两首诗表达了元平宋大元帅指挥水陆千军南下江淮，尽取赵宋巢穴的军事威势。不过，这种军威如果没有元朝北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重大发展，那么则是无从谈起的。伯颜正是借助于其时北方农业及其他经济之盛扬威于江淮、告捷于临安，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少数民族军事统帅，深得世祖信任。
　　伯颜大军南下取宋的战间军事后勤供给物资主要取之于北方农业经济，对此各朝史家公认，千古无异议。
　　元朝南方的农业生产，在南宋时就比较发达。这主要是因为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北方，对南方破坏较少。还由于南方有更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气候、水利等条件；南方人民有悠久的水稻耕作经验；南方地区农田一年多熟、产量高于北方。但南方南宋政权有许多妨农害农之举。忽必烈灭南宋后，几乎尽革上述弊端，措施进步，成就突出。因此，南方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又有了长足进步。史载元朝的江浙行省粮食产量最高，亩产稻谷通常在二、三石左右，有的高达五、六石。每年上缴的税粮要占全国税粮的１／３还多些。南方的粮食大量北运。史载，元朝东南地区北运的粮食数量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３５０多万石。元朝统治者于粮食供应方面依赖南方，虽至元末仍如此。元朝南方有足够的粮食供应北方，自然与南方耕作方面种种优越条件相关，但也与元廷对南方农区采取的优惠政策紧密相联。由此足见，元政府既重视北方农业，也重视南方农业。随着农业的发展，元朝的人口也不断增加。《元史？食货志》言： 终世祖之世，家富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 显而易见，这个人口数字比元初增加数量是无疑的。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元代农业经济管理效益显著，实现了 户口增 的经济管理的目标。在元代农业管理的计划中，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引人瞩目的位置。其中，棉花的种植法在元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推广。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元朝政府专门在浙东和江南、江东、湖广、福建等地设置 木棉提举司 ，提倡大力种植棉花，并把征收木棉列入国家的正式税收计划，按时向民征取。它说明棉花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许多研究元史的专家认为，棉花于元代开始普遍种植，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国人从此改变了穿着麻衣的状况，进入了穿棉衣的时代。棉花的普遍种植，为纺织业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元时，除棉花以外西瓜、红花、蚕豆、亚麻等经济作物也被广为种植。可见，元代农业领域中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是十分广阔的。它有助于其时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发展。
　　元代发展农业的主要措施有以下诸方面：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劝农官和劝农机构；把 户口增、田野辟 作为考核地方官成绩的最重要的内容；禁止毁农田为牧地；健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建立仓储制度，预防灾害。上述措施自忽必烈时代始逐渐完善。
　　（八）经济交通
　　对这方面内容在元盛世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介绍世祖有关成就时作说明。在此，则对元时这方面总的情况进行介绍。众所周知，元朝疆域辽阔，交通十分发达。元朝政府除了建有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机构完备的陆路驿站交通网外，还特别注意兴修水利，发展河运和海运。这是元代的漕运。
　　元代发展漕运，首先加强对运河的疏浚和修建。当时的大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理条件优越。但由于大都政府人员、军士、居民众多，因此当地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能满足要求，所以不得 不仰给于江南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不过，大都又 去江南极远.隋时开凿的大运河在宋、金时早已淤塞不通。于是江南物资北运成了元代经济交流方面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元政府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和整修。从杭州到大都的粮食及各种货物的运输可直通，加强了南北经济的交流也起到了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作用，百姓徭役负担也因此开始有所减轻。主要是减轻了陆路运输之苦。不过，大运河的开凿疏通表现出的上述优点毕竟还是有限的。由于大运河岸狭水浅，只能允许１５０料的船只通航，这就影响了南北经济交流的规模。运河仍然满足不了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的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元政府还开辟了南北海运线。其海上运输线大体上是这样的：由江苏太仓浏河入海，往北经黄海、渤海直达于天津，再转入大都。
　　当然，这只是元朝主要海上经济运输线路。海运速度惊人，经济效益高。顺风时只要１０多天就可以到达。元时为海运特制的平底大船，大者容量惊人。
　　海运线的出现表明元朝的经济交通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海运，保证了元大都的物资供应和商业繁荣；保证了国家的财政税收；更显著地减轻了百姓陆路运输的沉重徭役负担；又为外国海船去北方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
　　当代元史专家黄时鉴谈到元海运成绩时指出，发达的元海道运输使 民无挽输之苦，国有储蓄之富.１５世纪明中叶朝廷高官文渊阁大学士邱濬也曾明确指出元海运表现的显著经济效益，言元朝人南粮北运， 河漕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邱濬：《大学衍义补》）。邱濬是明中叶学识渊博的最重视经济问题研究的高官之一，他是在系统研究了历史文献后才发上述评价之语的。因此，邱濬之言是可信的。邱濬之后肯定元代海运成就的学者中，多数人都引用过他的这句评语。
　　元代广大水手船工，积累了丰富的海运经验。为了便于记忆和传播，他们把宝贵的航行经验编成歌诀。《大元海运记》下《测候潮讯应验》记录了这些歌谣，主要内容分为四类： 潮泛——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年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不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风信——春后雪花落不止，四个月日有风水，六月十九彭祖忌。秋前十日水生，秋后十日亦须至。八月十八潮诞生，次日须宜预防避。白露前后风水生，白露后头亦未已。霜降时候须作信，此是阴阳一定理。九月二十七无风，十月初五决有矣。每月初三□若无，初四行船难指拟。如遇庚月不变更，来到壬癸亦须群。观象——日落生耳于南北，必起风雨莫疑惑。落日犹如糖饼红，无雨必须忌风伯。日没观色如胭脂，三日之中风作厄。若还接日有乌云，隔日必然风雨逼。乌云接日却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对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已申要盈尺。雨后晚垢横在空，来日晴明期可克。北辰之下闪电光，三日之间事难测。大雨若无风水生，阴阳可以为定则。东南海门闪电光，五日之内云泼黑。纵然无雨不为奇，不作风水大便息。东北海门闪电光，三日须防云如织。否则风水必为忧，屡尝试验无差忒。行船——迟了一朝搭一汛，挫了一线隔一山。十日滩头坐，一日过九滩.这些经验直到现在，许多内容还有用。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开始更多地注重科学技术的利用；开始在官方和民间双向发展；开始从陆地向浩渺的海洋延伸；开始更多地综合利用各类型学科知识。
　　元朝经济交通之盛不仅表现于上述方面，还表现在其时辐射全国、贯连欧亚、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建设上。有人说元时驿站交通不属于经济交通。
　　此话有一些道理。因为此类交通始于成吉思汗，奠基于斡歌歹汗，在世祖朝达到了全方位的隆盛。驿站最初主要是用于军事，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结束，这类交通线承担经济交流的情况日益突出。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元统治者把战时经济管理体制逐步改变为和平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相关。在元代，通过驿站交通线进行一般经济交流的记载并不缺乏。元时有些地区的陆路水路驿站还承担专运 番夷 贡物和 番夷 商贩奇货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时驿站交通建设也属于经济交通建设的范畴。元代经济交通之盛还表现在运输工具的种类增加、载量倍增、制造规模扩大诸方面。陆路交通工具有马、牛、羊、狗、车、轿；水陆交通工具有大小不等的各类船只，还有北方的羊皮船和南方的竹排船。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族善造各类型车，质精而量多，对此已在本卷别处介绍。在元代，中国的造船业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产品类型多样。当然，这些船只有一部分用于军事。不过，从历史记载看，元代船只用于一般经济交通的数量确实很大。下面仅举几例，足可证明。１２９３年，忽必烈自上都返燕京（今北京）经积水潭，看到湖面 舳舻蔽水 ，当时京城无战事，这么多船显然是商船或漕船，而且是往返于京城和通州之间搞经济运输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成都时，看见河中商船 好像是海而不是船.可见四川商业用船数量很大。元时荆州，据统计，每年经过的水上船只就有２０万艘，平均每天有６００艘左右。这还是一处水运线情况的统计。这种状况诚如一些著作家所言： 浩浩荆吴船，日夜行不已。 又据其他史书记载，至元十九年九月，忽必烈令 平滦……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同年十二月，总管罗璧、张暄等造平底船６０艘，运食４６０００余石，由海道入京（《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１２８３年，江南、江西、湖广三省又造船２０００艘， 于济州河运粮 ，这条史料也见于《元史纪事本末》。这仅是至元十九、二十两年间的造船数字，但已达五千多艘。这些船只多数专用于经济运输。在仁宗延祐元年进行了一次船运粮食的活动， 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开洋一千六百五十三只，浙东庆元路烈港开洋一百四十七只 （《大元海运记》卷下《艘数装舶》条）。两处开洋１８００只。别处开洋船数还未计算。据统计，每次除运正粮外，还有白粳糯、香米和护送漕船的官吏军人所乘船及他们在途中所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所用船只，加在一起总数在一万艘以上。可见，元时重要经济交通工具船只在漕粮运输中所发挥作用之大。由于元代在经济交通上需要大量的船这一重要工具，于是元廷在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造船的工场，大者拥有工人数百名。史载，元时大海船多是泉州和广州船厂制造的，船上还有罗盘针用以指路。它表明了元代经济交通工具的先进程度。
　　（九）少数民族经济
　　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整个元代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或规模，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元朝在许多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种有效的行政管理与有效的经济管理密不可分。元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经济管理，导致了这些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从而更使其行政管理日益加强。这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与交往的。
　　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 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有种种政策措施。如建立发展经济交通、征收赋税、通行宝钞、实行屯田、设置匠局、发展商业。
　　从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无论是在蒙古族的摇篮岭北行省，还是在东北辽阳行省、西南云南行省及今新疆、西藏诸周边诸族居地，都编订了户籍，征派赋役。毫无疑问，这些举措一方面是为了对各族人民进行剥削，但在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减轻了百姓的经济负担。辽阳、云南过去长期处于战乱，但于元朝较多时期处于和平环境，社会经济明显地开始稳定并得以发展。西藏地区原来十分混乱， 民不堪命 ，但元政府对西藏地区实行优惠的经济管理政策后经济得到了发展，社会秩序也较为安定。岭北和今新疆地区虽然长期受到了海都、笃哇叛乱的影响，屡遭战乱之害，但元廷控制地区的经济仍有重大发展。元朝政府完全平定北方、西北方诸王叛乱后，这两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岭北地区是元朝帝室的 祖宗根本之地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在位的四朝，这里都是蒙古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定都幽燕之后才降为元朝一个普通的边区或行省。但有元一代，岭北行省一直被成吉思汗后裔诸汗重视。这种重视突出地体现于对其地经济发展的关心。元代岭北行省牧业之盛已在本书其他部分内容中说明。另外，元代岭北行省农业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元朝政府在这里发展了大规模的屯田事业，它为元帝国战胜西北和北方宗王军事叛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欧洲、波斯史家都有记录，内容详尽。长春真人邱处机游记也有记录。岭北行省的和林、称海等地农业、手工业、商业更为兴旺。
　　元末有人言 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 此话符合事实。在今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有别失八里、斡端等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工商业繁荣、农业发达。今新疆的喀什（元时称可失合儿）有许多村庄，城中有优美的园林，还有葡萄园。这里还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盛产棉花。从总体上看，岭北行省和今新疆地区商业都很发达。元时今新疆地区处于丝绸之路，欧洲、中亚、南亚的商人从陆路来中国经过这里。其时今新疆地区，中外商人络绎不绝，中外游客都赞叹其地商业的繁荣。岭北行省的商业，早期主要掌握在回回商人手里。于中、后期这种情况依然显著。直到明洪武之初，明悍将蓝玉统兵攻北元至漠北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还俘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明史？别失八里传》），就是有力证明之一。
　　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也与朝廷派往这些地区优秀官吏的勤政爱民有关。１２０７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这些地方远在和林、不儿罕山北或西北，有的地方靠近谦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中上游）。其时吉利吉思等部 皆以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刘好礼就让元廷派出工匠，教他们学会了 陶治舟楫.１２７４年至１２７９年间，少数民族官吏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还没有粳稻桑麻，他 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排泄池水得良田万余顷。其时云南今彝、白族先民种养蚕桑不得要领，张立道教他们如何饲养，获利超过以往１０倍，经济效益明显。１２８３年，姚天福出任山北辽东道按察使。辽东一带人民 喜畜牧，习射猎，不事耕学 ，他用几年时间教他们耕种，使他们勤于农事，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元廷还曾派出水利建设队伍进入塞北草原，帮助牧民凿井，改善放牧条件。元廷还大量制造农具，运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放或出售，改善其地发展农业的条件。每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遇有灾害，元政府也经常发放粮食、牲畜、鱼网、纸钞进行赈济。元政府还以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商人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牧区，收购牧业产品，避免这些牧业产品因不能外运出售于本地自生自灭，白白浪费。另外，还组织各类型手工业者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就地取材，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手工业。
　　元朝大一统的和平安宁环境、元政府各种优惠的经济国策，使其时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元时发达的沟通内地和边疆的交通和商业也有力地促进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这种交流为各族经济的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蒙古人从唐兀人那里学会了牧驼的高超技术。南方汉族女棉纺织家黄道婆能成名于元时，主要是因为她把海南岛黎族的棉纺技术传播到了今上海和整个东南沿海一带，进而又推广向更广阔的地区。元时北路棉花从新疆传到陕西。在这种传播过程中畏兀族（维吾尔族）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族地区木字印刷术传到畏兀族（维吾尔族）
　　地区，显然推动了那里印刷生产发展。元时北方游牧民族先进的牧业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传入内地，对内地农家畜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总之，元代边疆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与各族的经济交流活动有紧密关系。元代各族经济的繁荣兴旺、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地缩小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是符合各族人民愿望的。元代边疆各族经济的兴盛发展，元代内地汉族和边疆各少数民族经济的全方位交流活动，对我们多民族大一统祖国的巩固发展也有着不容低估的巨大影响。它标志着我们祖国的经济实力在元朝时代有了全方位的加强，这也是元朝成为其时世界上罕有其匹的强大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金融业
　　元代金融，不仅在中国古代金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历史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关于元朝盛世货币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在本书后面有专门介绍。在这里主要是对元朝整个金融事业轮廓进行粗线条说明。
　　货币流通是促进商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朝的货币有金、银币，同时又有纸钞、铜币。元平宋大元帅攻下南宋帝都临安后，世祖曾下令禁止江南使用铜钱，但并没有能禁绝民间使用铜钱。武宗以后又曾铸造 大元通宝 和 至大通宝 等铜钱行使，并规定历代铜钱均可通用，但并未行通。查元时有关各种文献（官方典章和私人著述），今人可以得知：终元之世，铜钱虽未能完全禁绝，但也未能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在于铜为一种珍贵金属，其时产量又少，无法满足当时远超之前各朝的广大市场的需要。这是指总体情况而言。据一些史家寻觅各类古籍证明，元时边疆地区用铜钱还是较多的。
　　如西北诸王除行用钞币外，皆用铜钱，品文为汉名，幕为人名或骑马。据洪文卿译著《蒙古西域诸国钱币记》一书统计，各汗国钱币共达６８７种。元朝曾规定，在对外贸易中禁止铜钱出口。但元季海外贸易发达，铜钱仍大量流向国外。有时，元政府也用铜钱与海外贸易对象交换奢侈品。这些情况说明《新元史？食货志》所言 元季历朝并铸铜钱，盖以布佛寺之用，非民间通用也 的说法不完全符合元代货币历史实际。
　　除元朝一般的铜钱以外，在元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军雄据一方、建立国号时也都铸行过铜钱。此类铜币虽发行数量不多，但品种较多。主要有以下数种：第一， 龙凤通宝 ，韩林儿造。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刘福通等拥立韩林儿，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大宋，改元龙凤，铸龙凤钱，文曰 龙凤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等３种，钱上字文遒美，质如黄金。有关此钱的详细情况，可参阅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明史？韩林儿传》。第二，徐寿辉所铸 天启通宝.至正十八年（１３５８年），徐寿辉建元天启，铸 天启通宝.次年又改元天定，铸 天定通宝.两种钱都有小平、折二、折三３种。史家称 铸料赤铜，文字精美.徐寿辉所铸铜钱还有一种为 太平通宝.一些史家估计此钱铸发于至正十六年到十八年间。有小平、折二两种。第三，陈友谅所铸的 大义通宝.至正二十年（１３６０年），陈友谅建都武昌，国号为汉，改元 大义 ，于是铸行 大义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３种，钱无背文。第四，明玉珍所铸 天统通宝 、 天通元宝.至正二十三年（１３６３年），明玉珍称帝于西蜀成都，国号为夏，改元天统，于是铸行 天统通宝 、 天通元宝.钱文为篆书，共２种，发行数量很少。第五，张士诚所铸 天祐通宝.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年），张士诚称诚王，建都苏州，国号为大周，建元天祐，于是铸行 天祐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４种。幕文有篆文一、二、三、五等字，正面有楷书，背面为篆字，以白铜制造。史家称这些铜钱 字文峻整，制作精工.第六，朱元璋所铸 大中通宝.史载，朱元璋取得初步胜利后建国号为大中。至正二十一年（１３６１年）置宝源局于应天，铸 大中通宝.削平陈友谅政权后，在江西置泉货局颁 大中通宝.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５种。背面书有一、二、三、五、十等字。当五钱的背文有浙、豫、济等字。当三钱的背文有浙、豫、广、福、京等字。当二钱都是光幕。
　　大中通宝 以四百文为一贯，以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有五等。元代农民起义军政权所铸货币遗物保存至今最多，其量并不亚于明、清两代。
　　元代货币虽主要是纸钞，但金银作为货币使用，在元代一直通行。元朝曾铸造银锭。史载，世祖朝大臣、平宋大元帅伯颜灭南宋后至扬州，并在其地铸造银锭。每锭重五十两，叫 扬州元宝 ，时在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
　　（《续通典》卷十三，《钱币下》）。伯颜回大都后将所铸银锭上献忽必烈，再由世祖分赏功臣，并令在民间流通。元季又有 辽阳元宝 ，是在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征辽东时铸造，数量也不多。此时正是左手诸王答里台斡赤斤后代、有名的塔察儿国王之孙乃颜以东北和北方封地为基础，与西北叛王海都遥相呼应预谋叛乱的前夜。辽阳与扬州 元宝 可能是属元朝枢密院为加强军事后勤所用而铸行的大额银锭。其目的：一是搞赏赐，二是加速军事后勤系统货币的流通。另外，元代还有银币铸造之举。币面有鼠、牛、虎儿等，以示铸造年月。有的银币还铸有骑士持刀的图案。中国元代早已有银币，说明中国金融史上的银币滥觞当在元季，不在其后明、清之世。银币比起银锭，自然更为便利，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的活跃。所以，这是中国货币铸造史上的一大进步。
　　元时黄金，其行用范围也很广。如元季宝钞的兑换基金用银也用黄金。
　　全国岁课所入也有黄金。另外，朝廷赏赐用黄金；商民旅行盘费用黄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黄金；对外贸易用黄金。其用途之广并不亚于白银。元时多数统治者为了保障纸币行用，禁止金银在民间流通的旨令甚多，在《元史》之《帝王本纪》和《食货志》及《元典章》等典籍中都有此类记载。有时，其规定条文相当细密、内容很广。但有时也由于禁不住，不得不开禁行使。
　　纸币是元朝行使的主要货币。关于元朝盛世纸币，我们将在后面介绍元世祖货币管理举措的内容中作说明。在这里主要是从总体上介绍整个元代纸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在一个大一统国家范围全面实行纸币制度的王朝。元朝统治者于此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远比宋、金之主丰富全面。据李干先生的《元代社会经济史稿》，元代纸币发展演变有初行时代、中统钞时代、至元钞时代、至正钞时代等四个时代。第一时代有博州丝会（１２０６- １２２８年）、太宗银钞（１２３６年）、宪宗银钞（１２５３年）。第二时代有中统交钞、中统元宝钞、丝钞（１２６０年）、中统银货、中统厘钞（１２７６年）三种（二、三、五文）。第三时代有至元宝钞（１２８７年）、至大银钞（１３０９年）（合宝钞五贯、金一钱、银一两，旋废）。第四时代，有至正交钞（１３５０年）。
　　元代以中统元宝交钞为主，它于元代始终通用。各种支付和计算均以之为准。世祖朝中统钞的发行，标志着元代纸币制度的确立，具有作为支付手段与金、银有同样的价值。其时封建国家的一切经费出纳都以它为准，于商旅货运也极称轻便。元时来华外商与外宾，看到仅是一张印刷品的元朝纸钞可以购得各种商品，与金银无异，都深感奇特新鲜。元朝纸钞不仅通行于内地，而且也通行于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今西藏、新疆、云南、东北各地无不流通。对此，不仅有古代文献可证，而且还有许多有关元代的出土经济文物可证。其中的中统钞，大概由于信誉昭著之故，其流通领域又并不只限于国内。在东南亚许多地方，直到明代仍有流通。可见，元纸币实际上在当时国际商业交往中已成为通用货币。另外，当时一些国家不但欢迎元纸币在其国内流通使用，而且还仿效发行自己的纸币。此类情况在亚洲各地区国家中出现过，最早在波斯出现，足见其世界影响之大。对此，我们在后面有专门说明。必须指出，元政府对纸币的发行管理虽有上述多种成绩和世界性影响，但由于元朝末期政府未能执行忽必烈朝稳定币值的种种行之有效的良策，开始逐步贬值，最终导致币制紊乱、无钞本抵换、物价飞涨、钞价大跌、人民不愿使用纸钞、纸钞变为废纸的局面。货币的发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过来它又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元末政府滥发纸币，引起币制混乱，这是元末统治者腐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元末统治者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在各族人民起义烽火中撤兵幽燕、放弃中原、汗冠落地、日暮途穷、北遁大漠、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时统治者于金融事业管理方面，既有斐然卓著之绩，亦有惨痛失败的不成功的记录。但在金融管理方面开创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无疑将在祖国金融历史长卷中永存。
　　三、主要经济制度
　　（一）元代的土地制度
　　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各朝的经济制度，首先应该研究土地制度。二十四史中叙述经济问题的《食货志》，也一般都是首列田制。这是因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封建社会经济最根本的内容。土地所有制最基本的内容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谈元代的土地制度，还必须谈牧业土地问题。但我们在这里是以谈农业土地制度为主。从前一些史家言元朝统治者不懂经济管理之道，对土地管理没有什么制度。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元朝和之前其它封建王朝一样，也有一套土地制度，并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拥有和统治全国的过程中对国有土地进行了再分配。
　　其间大土地占有形态逐步发展，农民少地、无地的矛盾逐步加深。大地主与国家间的矛盾也逐步突出。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就曾对国有牧业土地进行了再分配。其手下王公、大臣、文武官吏都按自己的身份得到了牧场赏赐。随着后来元朝军队南下进行的亡金灭宋战争的结束，元时蒙古族统治者又遇到了农业土地的管理问题，那就是对农业国土进行再分配。元朝统治者没收了金、宋两朝遗留下来的官田，没收了前朝旧皇室和一部分贵族大官僚的土地，同时也没收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土地。在战后，除了上述遗留下来的土地外，还有部分自耕农因死于战事而遗留下来的土地，数量虽没有前面那些类型土地多，但也可观。
　　以上土地自然都归元朝政府掌握。这些土地统称为官田，它是其时封建国家的重要物质基础。元朝统治者有了如此数额巨大的土地，就需要对它进行再分配。于是，元朝的土地制度开始逐步形成。
　　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元朝土地制度的论著开始增多。
　　１９３５年，万国鼎发表了《金元之田制》；１９３２年，黄毓甲发表了《宋元土地私有制之发展》；１９４３年，吴其昌发表了《宋元时代中国农田制度》；１９３４年，鞠清远发表了《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次年，鞠清远又有《元代的寺产》问世；１９３５年，陶希圣发表了《元代佛寺田园及其商业》。日本人也重视元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３年间，不断有此类作品问世。１９６３年，驹井义明发表了《元朝史研究的一个剖面——农地问题》；１９５０年，横山英发表了《元代寺院财产及其性质素描》；１９６３年，伊藤幸一发表了《关于蒙古民族的土地所有制——重点是游牧社会的封建制问题》。除此之外，俄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学者中也有人研究元朝土地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对元朝土地制度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深化。一些单篇论文，分别从地契、寺院、官田等方面入手研究。在专著型类研究成果中，成就最引人瞩目的内容，主要反映在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和著名元朝经济史专家李干先生独立完成的《元代经济史稿》中。除此之外，解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问世的众多中国通史著作中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研究元代土地制度，只探讨局部问题还不能全面了解其内容。从元代土地制度形成的起点，即从元统治者对国有土地进行再分配问题入手研究更有助于对问题的全方位了解。元朝统治者对掌握的数额巨大的国有土地进行再分配。其分配对象主要是皇室、诸王、后妃、公主、勋臣、军功地主和其它为元廷服务的上层人物。
　　元朝的可汗（皇帝），不仅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而且实际上也拥有大量私有土地。皇室私有土地，其大半在江南。各地的山林陂泽湖沼以及一切无主荒地，也在官田名义下，部分归皇室所有。皇室土地由政府专设机构掌管。除一部分作皇家苑囿、牧场、猎场及墓地外，绝大部分租给农民收取租课。
　　多数研究者认为，除皇室私有土地外，元时官田主要有分地、赐田、职田三大种类。
　　关于元时分地，按《元史？食货志？岁赐》 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 的记载，这是专门分给皇家亲属王公、妃后，公主的食采田土。其实，得到这种类型土地的不只是宗王、妃后、公主。蒙、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也得到过这种分地。木华黎、史天泽就曾享有这种分地。元代分地之广惊人。从一县到十几县，乃至于一路至三路。最多的如博罗欢有分邑领地方广三千里。
　　关于元时赐田。这是元皇廷除赐给王公妃后、诸王公主作为私奉养的田外，又从官田中拨出赏赐给包括宗室成员在内的各族贵族官僚及寺院的田。
　　赐田之数动辄百千顷，甚至达到万顷乃至十万余顷。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有田亩以十多万顷计就是例证。另外，拨给当代或历史上于民间、政界、宗教界有影响人物祠庙的田及拨给重要书院的田，叫祀田、学田。这些田也属于赐田范畴。这类田地加在一起也数目可观。有的学者把祀田、学田从赐田中分离出来单独介绍。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既然是官府所赐，就应归赐田类。
　　关于职田。职田是作为俸禄拨给各级官吏的田。熟知中国田制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性质的田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颇早。春秋时代的 禄田 就属此类田。秦朝统治者取消禄田，实行俸禄制。北魏鲜卑族统治者在推行均田制的盛世，将职田推广为普遍制度。从北魏拓跋宏统治的太和朝开始，刺史、太守、县令以至郡丞都可以领取职分公田。在唐代也有职田。五代不行职田制。
　　北宋时代真定、咸平间（９９８- １００３年）申定职田制，用官庄充职田。仁宗庆历年间（１０４１- １０４８年），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北宋中叶以后，职田名存实亡，变成折租，南宋时名叫 职租.元代统治者于元初也规定各路府州县官员的职田。职田制在忽必烈时代分三次推行。至元三年初，定随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定按察司职田。至元二十年，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在京官吏无职田，则给俸米。职田在官田数量中，总的说来比重较小。《元史？食货志》对官员职田情况有记录。元时职田随官吏的更动而更替，不是官吏的私有田亩。元时职田按官职品级授予，官职越大，授田越多。
　　元代贵族、官吏、寺院高僧以分地、赐田和职田方式占有土地。但除寺院外，这些得自朝廷的土地，不论其占有者的封建等级怎样高，他们都没有所有权。皇帝更位、宫廷政变发生后，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常被收回。于平时，朝廷也可以向他们收回所赐土地。
　　在元代，前朝金、宋末年的大地主中，许多人因投附蒙古贵族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也很小。江南一些富户占有二三千户佃户，每年收取二三十万石租粮。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对上述情况，各研究元史的专著都有多角度分析。
　　元朝盛世的开明统治者曾有过许多积极进步的反对土地兼并的举措。其目的在于解决农民无地少地的矛盾，解决豪强富户大地主集团与国家间的矛盾，进而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但在元代，尤其是在元代后期，大地主贵族的土地兼并情况依然严重，大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十分突出。对元朝土地兼并严重的情况，韩儒林、李干、邱树森、黄时鉴先生的有关作品都有分析介绍。
　　上述元史研究界前辈先生的有关著述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元代土地兼并盛行问题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皇帝是其时最大的地主，是其时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元朝的帝王本身就带头兼并土地。他们以籍没、受献等多种途径兼并土地。
　　贵族除由皇帝赐以 汤沫邑 外，还通过侵夺等手段强占民地。官吏虽有职田，大官虽还有另外赐田，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有的还往往凭借职权掠夺民田。南宋降将范文虎所得 湖州南浔及庆元慈溪等处田土，皆以势豪夺之者（《至正直记》卷二）即是此类显例之一。还有一些史料表明，官吏掠夺所及虽宗王不免。元代中后期，一些非宗室出身的大臣权大势重，兼并土地的胃口非常大。英宗朝权臣铁木迭儿 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堧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 （《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
　　元代宗教盛行，寺院、道观都占有大量土地。寺院道观上层是元朝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扩大土地占有，除皇帝赐予外，还通过侵夺、受施舍、买田等方式扩大兼并规模。黄时鉴先生所编著《元朝史话》在介绍元时寺院经济时言元仁宗委任的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十分凶狠，强夺民田达二万顷。曾担任过江淮释教总统的杨连真伽霸占民田更达二万三千亩。这些贪暴的宗教界上层，大量兼并强占民田后，生活极度奢侈，他们屯积金银谷物、修建楼堂馆舍，开设商业店铺、饮酒茹荤、娶妻蓄妾。他们的生活几乎同世俗地主一般无异，乃至超越数倍。在元代，世俗地主夺田的主要对象是民田，但他们还侵占官田，有时也夺一般寺院的田产，甚至侵夺学田。买田、典质田地是世俗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和重要的手段。
　　土地兼并的盛行，导致了元代严重的农民少地、无地的矛盾。于是出现了流民，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这种情况转变成了严重的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元朝开明的统治者为解决这些矛盾，曾采取过种种措施。他们三令五申，禁止诸王、军旅强占民田为牧地，禁止寺院地主和世俗豪强地主兼并百姓田地。这是首项措施。二是开垦荒地。三是搞屯田。元朝的屯田又分为军屯、一般民屯、降卒屯、降民屯、囚屯。元代屯田规模之大，超过三国曹魏、鲜卑北魏及隋唐大帝国，在我国历史是空前的。这种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显著。这些措施在元代初中期收效极大，一度缓和了由土地兼并引起的各种矛盾。但至元末名存实亡。因此，土地兼并情况也有增无减，呈现不可扼制之势。终于导致了元末各族人民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反抗朝廷的起义。
　　（二）元代的赋役制度
　　赋役制度，是元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许多注重经济问题的中外元史学界专家都重视这方面的研讨。各种版本的元朝史一般都列有赋役制度方面的章节。各类普通中国通史著作元史卷篇也都有此类内容。除此之外，关于赋役问题的中外学者元史学单篇论文也不断问世。据不完全统计，在元史学界，自３０年代至６０年代，此类论文渐多，主要的不下十几篇。俄国东方学家的有关蒙古史的论著也有这方面的研究。在我国元史学成果中，从３０年代至今也出现了不少此类单篇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元史学界对元代赋役制度问题的研究无论从质到量都有了重大深化和增加，在观点和史料发掘方面都有新意和突破。我国著名元史学家韩儒林、李干、邱树森、黄时鉴、陈高华诸先生的有关作品，篇幅大小不一，内容各有特色，开拓成就显著。
　　他们的有关成果都可以说是学界后人继续研究的引路之作。
　　元朝的赋役制度，对其时经济的发展变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的内容相当广泛。明朝官修《元史？食货志》诸卷对它的内容有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文字，是今天的研究者必读的史料。但研究元代赋役制度的史料文献不只是《元史？食货志》一种。还有其它各类型文献可供参考，如《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元《通制条格》残卷、《元史？刑法志》、元代野史笔记、元代各地方志等等。元代赋役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元廷先拥有的北方地区的税粮、科差；平宋战争结束后拥有的南方地区夏、秋二税征收制度和科差制度；各种课程和役法；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规定以及对元时新产品棉花的税收规定等等。元代赋役制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南北方之间有很大差异。
　　从前有些研究者出于偏见，认为最早的元朝统治者不知赋役征发，因此元初无赋役之制可言。事实上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游牧各部落的统治者就已开始对属民征收科敛。成吉思汗的箴言中，也有关于赋役制度的内容。
　　元太宗初年，窝阔台对蒙古本部和华北地区都有赋役征发规定。分别有草地差发和汉地差发的名称。到元太宗八年丙申更定税制。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丙申税制奠定了有元一代在北方的赋税体制。但还不完善。忽必烈即位后使之进一步完善，严格了 送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 （《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国朝文类》卷四○）。
　　元朝北方税粮、科差等赋役差发制度主要是在中统至元间定制和进一步完善。北方税粮、科差情况如下：税粮分为丁税和地税两种。丁税每丁粟二石，地税每亩粟三升。诸色户计按照各种规定分别交纳地税和丁税中的一种。
　　儒、僧道户种地纳地税，不纳丁税。军、站户也不纳丁税，并且可免四顷的地税，其余按亩课征。对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西宁州（今青海西宁）等三处人户也征地税。就计丁课税的原则而言，元代北方的税粮制度与唐代租庸调制有相似之处。但由于诸色户计之间相互买卖土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在征收税粮时经常出现混乱和纠纷，往往有一户并纳二税的现象发生。
　　中统元年，统治者将天下人户分为元管户（过去业已登入户籍而在政府重新括户时情况没有变化的人户）、交参户（过去括户时曾入籍，后来迁移他乡因而在当地重新登录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没有成年人丁的人户）、漏籍户（过去从未著籍的人户）等几类。这几类人户交纳丁税数额有区别。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科差的征收对象，主要是一般民户。民户所得丝料大部分归政府所有。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完纳丝料中，也有一部分经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这部分丝料称为五户丝，这部分民户也被称为 系官五户丝户 ，以别于其它 系官户.科差征收按元管、交参、漏籍、协济四类户别而不同。包银在蒙哥时代定为四两。其中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等物。到中统四年，全部以钞输纳。至元四年五月，又下令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是为俸钞。
　　元统治者没有将北方的赋役制度引入新征服的南宋故地，而沿用南宋旧制，以减轻改朝换代在江南社会及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震动或干扰。
　　元代江南赋税，与南宋相同，即继续征收秋税和夏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
　　征科江南夏税之制，定于成宗元贞二年。但在成宗以前也征江南夏税。江南征夏税的地区，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祖年间开始科取的地区，即江东和浙西。另一类地区包括浙东、福建和湖广行省北部。江西行省（包括今广东省部分地区）和湖广行省南部在此之前向未征收夏税。夏税的征收办法和数额，一般也以南宋旧例为根据，各地不尽统一。有的地方以土地等级摊派实物，或者再折收价钞。大部分地区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再按一定比率折收实物和钞币。凡秋税一石者，输夏税一贯或一贯半，或一贯七百文，或二贯、三贯乃至三贯四钱之上。其基本办法是 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其中数而取之 （《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夏税》，《国朝文类》卷四○）。
　　至于江南的秋税征取，主要是征粮。但个别地区也有以部分税米折钞征收的。
　　秋税高的地方，每亩苗米达三斗三升多，一般的亩科四升五合或五升，低的在二升左右。总之没有统一的标准，其时曾出现 田地有高低，纳粮底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 的情况（《元典章》卷二四，《户部》一○，《科添二分税粮》）。江南也有科差。一是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二是包银。但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有限，时间也相当短。
　　另外，无论南、北方，除了正额税粮外，元廷还要征收附加税粮，其名目繁多，如 鼠耗 、 分例 等，这类追加剥削，数量惊人，有时超过正额。
　　忽必烈平宋之后，对开垦南方公田和荒闲地的富户和一般百姓，由官府提供 工本 ，税率（实际上是租率）依南宋旧额减少１／３。但后来逐渐取消了工本.不过对 有心种田的百姓每 ，仍规定初年免税，次年纳半，第三年 三停内交纳二停 ，并且蠲免其它杂泛差役（《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种佃？开种公田》）。大德间，又诏令各处官司优抚不能还业的流民， 有官田愿种者，从便给之，并免差税五年.在对官田佃民给予优惠的同时，元初官田的租额相对来说也较轻。这种情况，到元中后期开始改变。
　　除北方的丁、地税和包银、丝料及南方的夏秋二税、科差外，元王朝政府收入又来自于各种税课。这些税课的内容分别是：盐税、茶税、酒醋税、商税、市舶抽分、额外课，以及金银铜铁之课。对这些税课，《元史？食货志》皆有详载，《元典章》又将其全部著录于 课程 之下。
　　关于盐税。元人言 经国之费，盐税为重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法通例》）。有人估测 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 （《元史》卷一七○，《郝彬传》）。在元朝后期，盐课总额在二百万锭左右，相当于国家一年钞币所入（税粮未计入）的一半以上（舒尔曼：《元朝经济制度》
　　一七○页）。盐税之法开始创立于元太宗时代。忽必烈时，先后在南北主要产盐区设都转运使司管理盐政，隶属于户部。其它地区，则设立盐课提举司或茶盐提举司。除辽阳和晋北某些地区外，元政府对盐的生产严加控制。《元史？食货志》对盐政问题记述极详。元廷对盐的生产、销售都重视，有一系列的盐法规定。在生产方面，由一种专门人户即灶户生产，而且受到国家严格监督。由政府规定产盐数额，定期向灶户发放工本钱，所产之盐必须全部上缴国家。灶户所得工本钱，仅相当于国家发卖食盐价格的１／５至１／７。至于食盐销售，元廷采取了与宋、金相同的办法，实行 行盐法 、 食盐法.除产盐地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是 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区域销售。盐货的行销仅限于同一行盐区之内，夹带 犯界盐货 要按比私盐轻一等的刑法治罪。元政府又将盐场附近百里之内（有些地方后来又改为附场十里之内）划为 食货区 ，由政府设局，按户口予收盐价， 桩配 食盐，使这些产盐区的居民同样交纳食盐税。当逃税私盐泛滥无法禁止时，政府有时也采取改行盐区为食盐区的办法来保证盐课收入。这种情况在元后期更加严重。
　　关于茶税。茶税征收也始于元太宗时代，与耶律楚材的谋划相关。由于茶叶生产与盐业生产不同，生产区域主要在南方，因此茶课制度的完善是在灭南宋之后。元代榷茶制度与宋的此类制度很不相同。茶商先向茶司缴纳茶税，领取公据，然后到产茶地区按公据载明的数量向茶户买茶，再回到茶司交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发卖茶货（参见《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有关诸条。宋代榷茶之制，是由政府向茶园民户买下所有茶货，官为发卖，见《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下第五）。茶货在江淮以北行销，要另缴茶税。产茶地区的茶户，平时用茶也要缴税。在西南地区，曾一度由官府统一收购民间茶货，再置局发卖。至元十七年，卢世荣主持全国财政时，曾采取 一概桩配 、 创立门摊食茶课程 的办法直接向百姓征收茶税，但不久废止。元廷在西南一度采取的税制颇近似亡宋做法，但在广大地区采取的办法则不同于宋，更多地发挥商人作用。元廷对在北方售茶的商人采取另缴茶税之举，可能考虑到北方茶价贵而采取。
　　关于酒醋税。酒醋生产不同于盐茶，全国各地处处都可制酿。酒醋税制也始于元太宗。元太宗在耶律楚材协助下，在各地设酒醋务坊场官，隶属于征收课税所。世祖时代， 始立榷酤之时，官设酒库，出备米曲工本，造酒发卖，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亦就盐场支用官本，灶户煎盐，发卖办课，故犯酒禁者与犯盐之法同。 但禁私酒比禁私盐、私茶更为困难。所以后来 废榷酤之法，酒醋课程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私造酒曲以匿税科断》）。
　　关于商税。商税也是元代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据有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元代国内商税始定于至元七年，即三十分取一。海外贸易的税则就是市舶税则，定制于灭南宋之后。至元期间，元政府曾先后在泉州、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县）、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今宁波）设置市舶司七所，管理临海各地与外国的海外贸易。元朝有详细的市舶税制，但是参考亡宋此类规定的。不过，内容与宋代此类规定也有重要差别。市舶税率，细物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称为抽分。抽分比率以后不断增加。先有单抽、双抽之制。土货单抽，蕃货增一倍，称之为双抽。后来又规定，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地卖者，复加抽分，细物１／２５，粗物１／３０。
　　至元末，省并温州、杭州等司，并命诸市舶司如泉州例，于抽分之外又取１／３０ 以为税.英宗至治年间，定于庆元、广东、泉州三地设市舶司。元代的市舶司商税规章是研究元朝对外开放历史的重要史料。
　　在元代，还有众多的额外课，这是元廷岁课定额以外的赋税收入。池塘、蒲苇、鱼苗、柴、姜、白药等都收税，统称额外课。在元代，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碱、竹、木等山林川泽特产的生产，由官府经营的称之为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的称之为自备工本洞冶。对自备工本洞冶所出产品，国家以抽分制取税，银一般为十抽三，铁十抽二，抽分率分别比宋代提高１０％。磁窑二八抽分。这部分收入，属于税赋性质，有时折钞交纳。
　　至于元代的役，其法相当复杂。但主要分为两类。一为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定期征发的 杂泛之劳 ，包括人夫、牛车等。二为 差役 ，即担任封建国家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以及为官府保管财物的仓官、库子等。元代前期，当役的主要是民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子户计的当役时有变更，当役面也开始逐渐扩大。按元政府的规定，分配差役，要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
　　介绍元代常课还应该提及棉税；谈元代的整个税制又应该介绍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
　　关于棉税。棉花是元代的新产品。这种新产品一产生，元官府也马上对之规定税收办法。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令当地人民每年输纳木棉布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其事。成宗元贞二年，定江南夏税输以木棉布等物。
　　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税制。元朝疆域广阔，赋税制度涉及的地域也自然广阔。《元史？地理志》序云： 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但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赋役，又根据各自特点而有所不同。蒙古地区税收主要以马牛羊计。畏兀儿地区在元太祖时代就有税收，太宗时代更完善。忽必烈即位后，仍按旧制，以户口清册缴税。畏兀儿地区以丁为户，按丁征税，用实物和货币缴纳赋税，但主要以实物上缴，如牲畜、谷物、葡萄和葡萄酒等。蒙古帝国征服大理以后，开始派诸王、都元帅进行统治，编籍民户和民田，征收高额赋税。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置郡县，确立每年向朝廷缴纳租税的定额。至元十六年，纳速刺丁（赛典赤瞻思丁子）在金齿、蒲、骠、典蜡等地招安夷寨三百， 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致和元年三月，云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 籍其民三万二千户来附，岁输布三千匹 （《元史》卷三十，《泰定帝纪》二）。王升调镇南州知州，征大理积年逋欠■六十二万，粮一万九千余石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十三邓麟《曲靖宣慰副使止庵王公墓志铭》）。云南盛产金银，政府派专使前往征敛。至元五年，爱鲁为云南等处宣慰都元帅， 定金赋，以户高下为衰。迨其薨年（１２８８年），籍是省输金之家，近二百万 （姚燧：《牧庵集》卷十九《爱鲁神道碑》）。吐蕃归入元朝版图后，吐蕃的农牧民向领主缴纳实物，各领主向朝廷纳贡。元政府为了便于在吐蕃征收赋税，曾两度派官员在乌思、藏清查户口和土地数目，确定各封建主应向朝廷纳贡的数额。至大元年十月， 从帝师请，以释教都总管朵儿只八兼领囊八地产钱物，为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总其财赋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东北地区吉里迷（今赫哲族，居黑龙江下游） 每年贡异皮.当地出产海东青，官府征索无厌，百姓负担很重。湖广地区，至元二十七年，播州杨汉英（苗族） 括户口租税籍进，加播州等处管军万户.顺帝至元元年七月，灵州县蓝田、米落等寨瑶民民户１２６，人口９００，岁输租３０余石。以上为元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税制的大概情况。
　　总之，元代赋役制度大体上江南和北方各异，内地和边疆皆有完备的赋役规章。赋役的制度确定又大体上因俗、因地、因时而定。盛世赋役征发不重。但到后期，百姓的赋役负担日益加重。
　　四、元代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的奠基者——忽必烈可汗
　　（一）忽必烈及其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十大改革
　　忽必烈，蒙古族乞颜氏人。姓孛儿只斤，蒙古帝国太祖成吉思汗幼儿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次子。元帝国的开国皇帝。初号世祖。蒙语尊号薛禅可汗。生于１２１５年，卒于１２９４年。在位３５年。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是元代统治阶级经济管理思想中的最重要内容，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对深入了解元代经济是必不可少的。
　　据《蒙古秘史》和波斯古代史家拉施特的《史集》及《元史》等史书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按蒙古古俗将汗国中心地区赐给了幼子拖雷。元太宗时拖雷征金北还，于途病逝。其妻抚育忽必烈诸兄弟成长。忽必烈之母在夫亡的艰难条件下，团结部众周旋于诸王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她终于以一个杰出女政治家的才能，于元定宗死后的１２５１年，在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金帐汗国之汗拔都支持下，使长子蒙哥登上了蒙古国大汗之位。从此，忽必烈也随长兄登上了政治舞台。是年，忽必烈以汗弟之亲总理漠南汉地（汉族和契丹族居住区）军国大事，驻于爪忽都地方。１２５６年于滦水北龙岗建开平城，设王府。元宪宗逝世后，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３月在部分宗王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中统五年八月又改元为至元。至元八年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大都（今北京）为首都，建立了元王朝。
　　忽必烈一生中的经济改革活动对元代经济的影响至深且巨。其经济改革成就斐然。忽必烈的经济改革活动，其规模之宏阔、其气势之磅礴、其步骤之细密、其内容之新颖为之前历代帝王所不能比拟。他的改革主要包括了农业、牧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人口制度、赋税摇役、工商业、国际贸易、水利交通建设、纸币发行、经济人事等十个方面。其中以农、牧、工商业、纸币制度、人口制度、赋税徭役、经济人事为对象的管理改革内容更为丰富。他的改革言行为我们把握和认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特色、模式、贡献、影响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展现了这位于１３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杰出少数民族帝王在经济领域治国安邦、实现国富民强、雄据世界东方的非凡才气。了解忽必烈一生特色显明、范围宏阔的国民经济管理改革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今人研究其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重要出发点。详笔描述这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忽必烈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全貌是十分必要的。
　　１。农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他之前蒙古帝国诸汗的农业政策而言。但也针对他之前各朝同类管理。
　　忽必烈之前，除乃马真皇后（元太宗的妃子）、元定宗（贵由）外，成吉思汗、元太宗、元宪宗以及忽必烈的母亲都是重视农业的，只是程度不同。
　　他们还主要是从战时经济管理的角度去认识农业的重要。重农的程度远不如忽必烈。有关的言论也只是只言片语。忽必烈之前的诸帝不如忽必烈重农而更重牧自有其因。那是其时其地牧业为主。其俗 不待蚕而衣，不待农而食 （《元史？食货志》），这符合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管理特征。同时，他们当时还处在与中原农业封建主战争的岁月。元以前各主要中原王朝对农业的重视自然深刻且有悠久传统，但也有不够完善之处。忽必烈入主中原后，最重视的莫属农业。他认识到农业是其封建政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发展它，可以使中原人民休养生息，恢复战后经济，进而可丰裕财政收入，是一箭双雕的好事。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１）亲祭先农，明宣农为国本忽必烈于即位之初，首诏天下：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元史？食货志》）。不仅如此，他于至元十五年春模仿汉族帝王亲自祭祀 先农 ，让 蒙古胄子代耕藉田 （《元史？世祖本纪》七）。
　　十六年春二月也进行过这种活动。这些做法，古已有之，本不足道。但它出自一个战后刚入主中原的北方牧业贵族年轻帝王之手，当然是不小的改革。
　　它是有利于汉族人民休养生息的。
　　（２）传播技术，设立劝农机构《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宣布农为国本后立即 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圣王无异，岂辽金之主所能比哉！ 这里说忽必烈 抑末 ，那是《元史》主编宋濂的胡诌，于事实不符。但说他于重农方面超迈辽金之主绝不是吹捧。中统二年，忽必烈在大都设立中央一级农业管理机构 劝农司 ，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元史？食货志》）。
　　至元七年立 司农司 ，以副丞相级干部张文谦兼任为卿（《元史？食货志》）。
　　（３）选拔专家，分赴各路劝农《元史？食货志》载，于中统元年，忽必烈亲命各路宣抚司访贤求能，寻找通晓农业事务的有专门技术的专家任命为 劝农官 ，于各路指导农业。
　　（４）考核农官，依据勤惰奖惩至元七年，忽必烈亲自规定对到各地劝农和抓水利建设官员工作进行巡行检查。目的是察举 其勤惰 ，并以此做为提拔惩奖的依据。
　　（５）打造农具，发至穷乡僻壤忽必烈在位时，曾多次下诏打造农具，数量很大。这些农具，有的被无偿地分发给贫民，有的则定价出售，做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他还特别注意把这些农具运往冶铸业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分发出售。这类事情的记录在十四卷元史《世祖本纪》中经常见到。据《元史？世祖本纪》二记载，仅中统四年一年内，忽必烈就令马月合乃 领己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铸农器二十万.这些做法无疑大大推动了元初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元代兵器铸造业发达且技术高超。但到了和平时代，忽必烈将这些铸造业改为面向农业服务的行业。这是他将战时经济管理及时转变为平时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
　　（６）禁毁农田，限制诸王军旅据元史《世祖本纪》众多记载：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屡颁诏令，凡诸王、使臣、师旅若有恃势扰民者，令所在拘执以闻。如１２６３年，复申禁止蒙古军马扰民；禁野孤岭行营民入南、北口纵畜牧，损践桑稼。为扩大耕地，忽必烈严禁蒙古军强占农田为牧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七月寅）。中统二年七月，令河南驻军城市，除于近城量存牧地外，余听民耕种（《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中统二年七月癸亥）。
　　（７）选择耆老，教督村社农事忽必烈于至元七年，亲自下诏颁行农桑之制时规定： 具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于村之中，立社长以教督农事 （《元史？食货志》一）。对此，除正史《食货志》外，《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元典章》均有记录，只有数字衍抄之别。很清楚，忽必烈的这种做法明显区别于前朝（宋朝）的乡村保甲制度。前者的重点是严密组织，旨在治安保卫，重点是加强政治控制；后者的重点是发展生产，所选社长是德高望重、深晓农事的长老，并非独霸乡间的恶霸地主。因此它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８）预防农灾，加强仓储制度忽必烈于发展农业方面相当重视粮储，其目的十分明确，即救民。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火儿忽等所部民户告饥时忽必烈说： 饥民不救，储粮何为？！ （《元史？世祖本纪》十）忽必烈为了贯彻落实这种思想，曾于至元六年置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同年又设置义仓，仓由地方村社经办。
　　（９）实行屯田，减轻农民军粮负担被历代史家盛赞的曹操屯田范围，比起忽必烈的屯田范围可说是弹丸之地。忽必烈时代其手下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色目诸部族军）遍布天涯海角。边远地区往往很少有五谷种植。而这样一支庞大军队又需要大批粮食，靠远途运输，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加重百姓粮食生产和运输徭役负担。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在位之时实行大规模屯田。其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囚屯、降卒屯，遍布全国。有效地满足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一般农区人民的负担。实际上这也是忽必烈重农思想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做法在其祖父、父兄时就有。不过那只是战争时期的临时性措施（成吉思汗为对抗 坚城大敌 ，解决军需供应，于１２１２年就实行过屯田制——《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忽必烈却于和平时期把它做为一种永久性制度固定下来，用以发展农业，这当然也算是一种改革。
　　（１０）改革田制，鼓励流民开荒金、宋两朝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使中原许多农民失去仅有的土地，变为流民；各族军阀的争雄角斗又使许多地方变为一片荒原。忽必烈为改变这种农民与农田相分离的状况，积极采取使二者相结合的措施。那就是改革田制，允许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多种优惠。主要方法有三种：一是资助。如至元元年对宋新附之民拨以土地、衣、粮，给以牛、种。至元十三年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至元十六年，募民开垦涟海州荒地，官给禾种。二是从赋税制度上优待垦荒农民。表现在垦荒地起科（收地租）
　　的年限宽至三至六年，并免除一切杂役。这是不小的改革。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十一月，忽必烈 以江淮间自襄阳至东海多荒田。……募人开垦，免其六年租税并一切杂役.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一月， 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 （《元史？世祖本纪》）。
　　三是从产权上鼓励开荒。比如，《元典章》有这样一段以当时汉族口语硬译蒙古语而记下的忽必烈圣旨，说各处荒田在限期内许田主认领，逾限 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又据《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记载，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忽必烈亲自规定，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 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农民开出的荒田，政府发证明文，承认他有永久使用权。这自然能大大调动农民垦荒的劳动积极性。
　　２。畜牧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建王府漠南金莲川，尤其建京大都后极重视农业，但他也不是像北魏孝文帝那样从平城移京洛阳后乐不思蜀、轻视故土传统畜牧业的人。他既尊重发展他民族传统生产方式，同时也热爱自己的民族，发展本民族和其它游牧民族传统畜牧业。元世祖之世，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大大超过前代已成公论。这自然与他的畜牧业管理改革相关。
　　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诸帝后，多是重视发展畜牧业的人。有过许多优秀的管理措施。其中成吉思汗、窝歌歹、蒙哥及其母唆鲁禾帖尼都为这方面杰出代表。但由于当时战事未靖，措施远不如忽必烈完备。由于忽必烈重牧思想的贯彻，古代蒙古族这个民族共同体得以繁衍发展的经济基础牧业在１３世纪后半叶有了空前的稳固和兴盛；其它游牧民族的牧业同样也有不可低估的发展。他在这方面的措施主要如下：（１）不忘摇篮，栽植牧草于汗宫（《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诸王海都等成吉思汗的不肖子孙不理解忽必烈一统中国的大志，举兵叛乱，指责忽必烈尊用汉法，忘记本族、建都筑邑、只重农业。对忽必烈来说这是冤枉。忽必烈常常欣赏汉族农民献上来的多穗苞谷，但他也不忘家乡牧草。北巡之时取来牧草植于汗宫门前。示警戒之辞于子孙臣属，使他们不忘勤俭。同时提醒自己重牧。这是他的主要意图。这种做法，与其它帝王因骄奢淫逸罗致天下奇花异草修饰宫苑、显示华贵之举是截然不同的。其间隐含着忽必烈本人牧业管理的指导思想。
　　（２）大搞水利建设于牧区这类举措，在其三伯父太宗时就有。《蒙古秘史》就有此类明确记载。
　　又如《蒙兀儿史记》斡歌歹汗纪也说：太宗 筑城和林，建万安宫，又于无水处筑井.但其规模远不如忽必烈时代。《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五年部记载，是年六月丁丑，忽必烈 发兵千五百人至漠北浚井.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专门的草原水利建设技术队伍。
　　（３）推行户等制，保证赋税负担大体合理据《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载，在牧区按 人户验事产多寡，以三等九甲为差，品答高下，类攒鼠尾文簿.忽必烈在牧区推行这种制度是在至元元年（即中统五年）。这种制度于太宗时就有，忽必烈把它强调和完善了，并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制度有利于牧民的休养生息，使他们的赋税负担更趋合理一些。
　　（４）关心牧民，实行扶贫政策，赈济牧业至元三年春正月庚午，忽剌忽儿所部民饥。为此，忽必烈 罢上供羊 （《元史？世祖本纪》二）。又如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一月乞里吉思部、至元二十七年（１２９０年）暗伯部民贫乏，忽必烈都下旨给予赈济（《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十）。至元九年九月，水达达部因饥疫而受忽必烈赈济。总之，每当牧区发生水、旱、风、雹、霜、冻、瘟疫之灾，忽必烈基本做到有灾必赈，且赈济物资数量多。
　　（５）禁宰幼畜、母畜，以利牲畜繁衍《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有忽必烈执政时（至元间）的禁杀羊羔、年少马匹、母羊之令与例。又据《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六年闰三月下令： 禁杀羔羊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令 禁捕天鹅 ；是年三月又令 禁捕鹿羔.（６）严格牧业人口管理，利用农区妥善安置牧区灾后流民，严禁买卖牧区蒙古牧民子女
　　据元史《世祖本纪》十三，至元二十八年六月条记载，忽必烈曾下令禁将蒙古人（指穷人）运往回地出售。此事于《通制条格》中有更详细印证。
　　该书卷二十七《蒙古男女过海》条载：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钦奉圣旨：' 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指伊利汗帝国）、忻都田地里（指印度）将去的有么道听得来。如今行文书禁约者，休教将去者，将去人有罪过者，么道圣旨了也'. 从这段忽必烈蒙古文圣旨硬译文字更详细地看到他严禁蒙古牧区劳动力被贩卖出境。它体现了忽必烈保护牧业生产力的管理思想。这些被贩卖的蒙古穷人，一般说不可能是入主中原并定居中原蒙古贵族门下佣人。对这种人商人是无法取走出售的。这里指的蒙古族穷人，系指被去塞北的国际人口贩子拐卖的蒙古男女贫苦牧民。
　　在牧区人口管理方面，忽必烈还恰到好处地利用靠近蒙古草原的汉族农区安置蒙古牧区天灾兵灾后出现的流民。《元史》卷一百七十三《马绍》传透露，宗王海都搞分裂作战，北方草原牧民有七十余万人流离失所。忽必烈将他们安置于云、朔间，计口给羊马之资， 使免于冻馁.受灾牧民恢复元气之后，宰相桑哥还想继续南迁。忽必烈不同意桑哥之见，让灾民重返故乡草原，重整家业。这是很有分寸的管理。既不使牧区灾民于灾初受大苦，又不让农区因此长期受累。如此庞大的不懂农业的牧区灾民队伍长期定居农区，妨农是无疑的。但忽必烈避免了这种结局，使农牧俱不受大的损失，使二者相互补充。
　　（７）发展牧区牧业产品加工业，又于帝都广设牧业产品管理和加工机构元世祖年间，活动于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在天德州（今内蒙古乌剌忒旗西北） 州人并用驼毛制毡甚多，各色皆有 （《马可？波罗游记》第七三章）。又有一些记载言哈剌善城（今宁夏银川） 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驼毛制之也。
　　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销契丹及世界各地 （《元一统志》卷六，《肃州路风俗形势》）。另外从《元史？百官志》可以看出，世祖朝元大都、上都中央管理牧业产品的机构、官员特别多，加工牧业产品的手工业机构也远比前代多。这也是忽必烈重视牧业，大加利用牧业产品的重要表现。
　　（８）使牧业与农业相互补充余缺忽必烈执政期间多次下令给无牛农民以牛，便其开荒。所赐之牛，包括内地牧业所产牛。当然更多地是由牧区转输而来。忽必烈时代以前牧区屯田不多。他常下令给这些向来不种五谷之地运去种籽。这些种籽自然来自内地农区。此类使农牧区互补余缺的事例，在《世祖本纪》中比比皆是。元以前，这种互补由于割据的政治环境，往往以各族区边界互市实现，且又往往伴以刀光剑影。而在忽必烈时代此类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大一统的局面而云消烟散。
　　（９）用牧业产品供应军需和建设交通业忽必烈朝拥有庞大的骑兵队伍。牧业的主要产品马便是这种队伍的基本军需品；元代驿站交通建设登峰造极。但它也主要是以马来实现。《世祖本纪》中下令以马补充军需、供应驿站之用的记述也不在少。其实，根据《元史？兵志》记载，世祖朝用于驿站交通的牧业产品不止是马，还有牛、驴乃至羊与狗。
　　（１０）以牧业满足上都与大都贵族云集之所的肉食供应
　　《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记载，亡宋全太后及随将宫中其它嫔贵在忽必烈那里生活不差，日用羊肉１６００斤。大都城中仅亡宋囚徒贵人就日食如此多的肉，可见牧业贵族们的主食——肉食需要量是非常大的。至于一般游牧民族出身的市民由于人数更多就无法估量了。忽必烈源源不断地把塞北牛羊输入京城及全国其它城镇，以牧业产品成功地解决了元代内地城市肉食需求急剧上升的供应问题（元代大都、上都及其它内地城市的肉食供应，不像今天这样仅是做为副食供应，而是做为一大部分主食供应的）。
　　（１１）对特种牧业产品禁止做出口贸易《大元马政记？马政杂例》载，至元元年 申严越界贩马之禁，违者处死.至元二年六月 禁约诸人无得将马匹偷贩外界.这里所言出界贸易，并非指国际贸易，而特指国内不同分立政权管辖区间的贸易。此时元军与南宋作战。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有人贩马过南界资敌。但是，忽必烈的这种牧业管理思想于大德间被其子孙发展为禁止以特种牧业产品搞国际贸易的思想了。
　　（１２）推广畜牧业技术《农桑辑要》一书，是世祖朝农学家奉忽必烈之命而作。成书于１２７３年。其十个要目中有 孳畜 这一牧业发展知识方面的专卷。表明了忽必烈推广牧业技术的意向。其中诸如 食有三刍 （饲料有善、中、恶三等）、 饮有三时 （对牲畜晨、白天、黄昏饮法的规定）等内容，显然是吸收了北方牧业经验成果而成。
　　（１３）用法律保护畜牧业产权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形成于忽必烈之手。其中关于畜牧业的内容更是如此。对此史无争议。《元史》卷一○四《刑法》载：诸盗驼牛驴骡，一陪九。
　　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九，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
　　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盗羊猪，初犯为首五十七……。这些对偷盗牲畜者的严惩措施，无疑是旨在保护畜牧业主的产权。这些措施的内容，远在太祖、太宗时已开始初步具备，但远不如忽必烈规定细密。
　　（１４）制定畜产品价格，建立畜产品市场，确立来牧区商人的优惠税制，促进牧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使者，曾经在１２５４年在和林觐见过元宪宗的卢布鲁克在其《东方行记》第三十二章 哈剌和林与蒙哥的家族 中说蒙古帝国都城布局是这样的： ……城的周围环绕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它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一版２０３页）。这简直是一座专设的商业都会。它说明忽必烈伯父、长兄于牧业管理方面极重视建立较大的牧业市场。
　　忽必烈继承前辈的这一优秀经济管理传统，使这一思想日趋完备，努力促进牧业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以忽必烈意图建立的元上都和大都城就是两个引人瞩目的畜产品集散市场。这两个城中市场的布局明显地体现了其重牧意识。
　　其中大都最为典型。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遗著及其它遗著记述，城内商业区格局是这样的：东面偏南济化门外是江南商客聚居之所。而西面偏南的平则门一带则是 西贾之旅.城里有两个主要商业区。一个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铁器市、米市、面市。充分体现了农业文明和西域商业民族文明的气氛，其间又夹有有关牧业的皮帽市；一个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称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市，充分体现了牧业文明的气氛。据说当年这里是 人烟凑集之处.可见，忽必烈在首都市场总体中安排的牧业产品市场居于一半，与其它市场交相辉映。就这里市场的格局而言也充分表现出了忽必烈尊重各民族经济文明的管理思想模式缩影。忽必烈市场设计的影响是久远的。在现代北京市，至今仍有当年众多的牧业商市之名沿留下来，在我们首都以公共汽车站名形式存在（当然具体地址因之后朝代兴废而有变迁）。
　　忽必烈在牧业管理方面不仅设置了大大小小众多的牧业市场，而且还亲自规定某些重要畜产品的售价。中统三年五月规定 依市价每课银一锭通滚买马五匹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规定 马匹价值中统钞为则，骟马每匹上等五锭，中等四锭，下等三锭。曳剌马上等四锭，中等三锭，下等二锭 （《大元马政记》）。忽必烈还组织政府与牧民间的官民贸易。如在至元二十一年以万锭同别失八里、河西、上都等地牧民，至元十八年以二万锭同和林牧民搞官民贸易。
　　忽必烈还以大大减轻商税、优惠商人的手段吸引内地商人到牧区收购牧业产品，转销内地其它产品。比如，他于至元二年七月下令规定上都商税税收率比一般地区的三十取一优惠为 六十取一 （《元史？世祖本纪》）。
　　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先发展牧区商品货币经济的政策。次年五月 减上都税等等。他甚至为鼓励商人去民族地区做生意，对去上都的商人给予 置而不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待遇。
　　（１５）私人牧养与国营牧养并举元代世祖朝私人牧养很发达是无疑的（当然这里包括许多权贵的私人牧群）。但元世祖于牧业不只是鼓励发展私人牧养，他还搞了许多官营牧场，实行官私牧养并举的政策。《元史？兵志三？马政》说忽必烈于 中统四年设群牧所，隶太府监，寻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院废后立太仆寺，属宣徽院。后隶中书省，典掌御位下、大斡耳朵（蒙古语，指可汗的大皇帐）.其牧地东越耽罗，北踰火里秃麻，西至甘肃，南暨云南等地，凡一十四处. 周回万里，无非牧地 （这里指元帝国可牧之区。在农区，忽必烈禁建牧场）。清代太仆寺管理国营牧场的许多方法，多源于此。
　　（１６）在牧群微观管理中遵守牧业生产的自身规律（本条引文均见《元史？兵志？马政》）
　　这主要表现在忽必烈对国营牧场的管理方面。据《元史？兵志三？马政》记录，自忽必烈于中统四年下令设群牧所后，由于这种国营牧场与自身从事的一切军国大事活动关系太紧密之故，所以他亲自抓对它的微观管理。这也与忽必烈其人熟悉牧业有关。其中的主要方法如下：第一，实行分群制。
　　国营牧场马群，其群 或千百，或三五十.第二，实行分种股烙制。
　　国营牧场之马， 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其印有兵古，贬古、阔卜川、月思古、斡栾 之别。
　　第三，实行牧群管理官吏父子相承制。
　　忽必烈的皇家马群牧人分为哈赤、哈剌赤两种。有千户、百户之分。这种牧放者， 父子相承任事.这是有利于牧放技术下传，越传越精的。
　　第四，实行逐水草而牧制。
　　自夏及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是按季节气候，按自然地理条件牧放的办法。
　　第五，实行定期的蒙、汉、回三种文字造册统计制。
　　忽必烈规定：国营牧场中央管理机构负责人于每岁九月、十月这个收获的黄金季节 驰驿阅视 各国营牧场。任务为 较其多寡.方法是 有所产驹，即烙印取勘，收除见在数目，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 向他（指忽必烈）汇报。通过这种 上闻 以使自己对国营牧场每年发展情况心中有数。
　　由于这些档案在元末明初的民族战争中荡然无存，今人是无法掌握当年的统计数字了。
　　第六，实行有误则罚的责任制。
　　规定凡有病死之事必要求牧人赔偿。 病死者三，则令牧人偿大牝马一，二则偿二岁马一，一则偿牝羊一，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显然，条件较为苛刻。
　　第七，实行 劣者汰之 的产品选用制。
　　忽必烈规定，他每自大都去上都行幸，国营牧场长官随往，让他从国营牧场中选尚乘马骑用。并从马群中带一批肥而可取乳者随行。如果选来的马当中有赢瘦不堪者，忽必烈决不准把这种马留在北去巡幸队伍马群中，必 还回群 ，待其肥而可取乳时再用。
　　第八，实行玉食牝马精饲料喂养制。
　　忽必烈定都大都后，饮食上仍大体保持蒙古族习俗，喜用奶食（称为玉食）。但他极讲究。他吃的奶谓之 细乳 ，而且必须是黑牝马奶。对出玉食的黑牝马，规定在朝深晓饲养之道的卿大夫 亲秣养之 ，以脱罗毡置撒帐做乳室取奶（大概是免在露天挤奶，奶桶中进尘土）。这种马的饲料供应有别于牧群中其它马，由官供应。 每牝马官给芻一束、菽八升。驹一，给芻一束，菽五升. 菽贵，则其米以小稻充.还令太仆寺官员到这种马的专厩巡视其肥瘠每月三次。芻粟的发放又实行 以旬取给 制。
　　第九，实行汗宫汗陵食祭用马奶管理取用 醖都负责、五年有奖 制。
　　汗宫食用马奶，取自皇家牧场。挤马奶或造马奶酒驾车奉送者称之为 醖都.这种人约有５０名，编制在皇家牧场。他们必须负责奶食的高度清洁等质量保证问题。元朝诸帝陵寝之址，由于当时发丧时秘不告人，今人无从寻觅，已成千古之谜。当年国营牧场还要按规定选送一批出佳奶的马至各先帝山陵，并相应选出技艺高超的 醖都 取马奶以供祀事，号 金陵挤马 ， 越五年，尽以与守山陵使者.《元史？兵志？马政》说这种做法表现于世祖以下山陵祭祀制度中，想必世祖生前有有关遗嘱而至。所以说这也应是世祖的思想。
　　（１７）为禁止官吏侵扰牧民，亲作示范忽必烈于农区严禁官吏扰害农业生产，欺夺农民。在牧区也实行类似政策。屡有旨令，禁政府官吏加重牧区百姓负担，征发制度外不可强取。可贵的是他本身到牧区时也谨守自己定的这些规章。这里仅举一例，足可为证。
　　《元史？列传？后妃传二？裕宗徽仁裕圣皇后》载，忽必烈于牧区田猎，道渴，至一帐房，见一女子缉驼茸，世祖从觅马湩。女子曰：' 马湩有之，但我父母诸兄皆不在，我女子难以与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 我独居此，汝自来自去，于理不宜。我父母即归，姑待之'《元史？列传？后妃二》）。忽必烈一直耐心等牧女父母来后取奶喝才走，不让随从强索。其不扰牧区之民的思想可见一斑（忽必烈路遇的这个女子，就是后来忽必烈长子、太子真金的妻子，蒙古弘吉剌部落的阔阔真姑娘）。
　　（１８）筹画蒙古帝国先帝欲行未果的南北农牧大贸易蓝图至元二十二年，北方汉人出身的财相卢世荣向忽必烈建议其它许多财政改革建议的同时，特意又提了一条牧业管理方面改革意见（《元史？奸臣传？卢世荣》）。其内容是：用官钱购南方棉帛运到北方牧区换取羊、马。然后把这些羊、马交给当地牧民定合同放牧取利。合同规定皮毛、筋角、酥酪等的２／１０给牧民，其余由官府出售。这个意见中对牧民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但它又是卓越的。自古至元初未见有如此宏阔的、一箭双雕的农牧南北大贸易观。然而，这种南北农牧大贸易的宏大筹划并非由卢世荣首先发明。因为忽必烈听罢卢氏建议后说得既肯定且清楚：这是 祖宗时欲行之而未果 的计划。但不知成吉思汗、斡哥歹、蒙哥汗三人中谁有过这种计划（治国无方的太宗妃乃马真皇后和太宗子贵由汗不可能有如此远略）。这种计划当时欲行未果是自然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没尽有南方农业文明区。至元二十二年时这种条件已大备。对祖宗的这种进步性农牧大贸易方案经聪明的商人卢世荣再提后，忽必烈是取还是弃呢？是取。他向卢世荣提出的定夺之见是 善 ，尽快推行。从卢世荣死后他的其它许多经济管理意见在忽必烈那里并没有因人废言，这条意见也是没废弃的。卢世荣之后的财相藏族人桑哥执政间创建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忽必烈同意忻都以新钞１１。０６万锭，银１５９３锭、金１００两付江南各省与民大规模互市；次年九月桑哥请示忽必烈批准营造五个库于禁中贮币帛，当与这个农牧南北大贸易蓝图的实际实施相关。
　　３。边疆蒙古族地区外少数民族区经济管理的改革对边疆蒙古族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管理，忽必烈的基本做法是：币制方面力求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财政方面于中央设立统一管理机构，但实行优惠政策；经济关系方面实行内地与边地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政策；经济俗制方面基本因袭原制，因俗而治；对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成功的经验定为楷模，不准更改等等。
　　云南，是多种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里有今日彝、白、傣、哈尼、纳西等族先民居住（当然有些族的当时称谓与今有异），也是元王朝最早拥有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忽必烈依据重臣赛典赤的意见，于货币行使方面，尊重一些民族用贯贝币的成俗，特发圣旨允许贝■与纸钞并用。差发方面有实物差发和力役。主要任用土官征发。总的经济管理方法依在滇民中德高望重的赛典赤成法而行，不得辄改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土蕃，早在元太宗子阔端太子驻凉州（今甘肃武威）时已初步归附蒙古帝国。至元朝，忽必烈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三个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土蕃等处宣慰使司；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指今阿里）速古鲁孙（意为三部）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元初，尊土蕃高僧八思巴为帝师。通过他来管理土蕃政治经济。忽必烈没有改变土蕃领主统治剥削属民的农奴制，也没有改变那里寺院封建主占有大量土地财产剥削农奴的状况，而求其地经济生活俗制与中原一致。忽必烈只是派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驻清海对土蕃节制。并于至元元年于中央设总制院（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管理全国释教和土蕃事务。忽必烈还对土蕃进行户口调查（料民）、徭役征发（主要征发驿传用徭役），但禁止额外滥征。另外，经常给予赏赐。这些赏赐主要是用来充做其地宗教上层的宗教活动经费或个人享受费用。遇有天灾还有赈济（对平民的赈济）。忽必烈还在至元十四年夏四月癸酉亲自下令 置榷场于四川碉门、黎州与土蕃贸易（《元史？世祖本纪》六），使汉、藏人民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这些管理结束了土蕃内部的战乱，同时使其地经济和平发展，与中原不断沟通。
　　据《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十四记述，忽必烈命湖广行省设立 镇守黎蛮海北海南屯田万户府 ，负责利用琼州、化州、高州、雷州、廉州诸路的荒田屯田（这一记述又见《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同年，广西元帅府募南丹民户五千 实空荒之地 ，官给 牛种农器，置长统焉（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见《元文类》卷二五）。这些做法使广西南部的黎族、瑶族、僮族地区的农田面积扩大。
　　元时称为唐兀（原西夏人聚居区）的甘肃行省，在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之季 郡县废于兵.大批人民迁于内地。忽必烈即位后，在那里进行水利建设，移民垦殖、军民屯田。《元史》卷五《世祖本纪》载，忽必烈曾命郭守敬与唆脱颜行视西夏河渠。由于郭守敬的谋划， 渠皆通利.董文用又奉忽必烈命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境内水田，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器；同时造舟黄河之中，接引少数民族诸部落及 溃叛之来降者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壮》）。
　　结果 夏境遂安.忽必烈在西夏中兴等路安排军民屯田，先后建五个屯田机构。在亦集乃（今内蒙额济纳旗，从前为西夏领地）等地屯田区，参加生产者有蒙、汉、维吾尔及当地少数民族广大军民（参见《元史？兵志？屯田》；《元史？李进传》）。忽必烈对西夏中兴等路的土地兼并也进行过适当限制。
　　如于至元七年下令那里的提刑按察司与管民官，严禁僧徒冒占民田（《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又括沙州户口，定常赋，其富户余田，令所戍汉军耕种（《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
　　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是更早进入蒙古帝国版图的地方。忽必烈对这一地区的贫苦农民采取积极扶植的措施。如至元三十年赐给合迷里（今哈密）贫民及哈剌禾州民牛种，给钞１。６２万锭。又给合迷里饥民币帛（《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忽必烈在维吾尔地区也搞屯田，主要地点是斡端和别失八里。与此同时还针对当地农业发展的需要，于至元十九年设立冶场，专门鼓铸农具（《元史》卷十一至十五，《世祖本纪》；《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维吾尔地区是古来著名丝绸之路穿通区，这里各族人民富有经商的传统经验。忽必烈遵重他们的这一经济生活风俗特点。对从那里来内地经商的各族商贾实行多种优惠政策，以减其道途修远带来的亏损，但不许他们沿路作奸犯科。
　　４。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忽必烈在元初经济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又一棘手问题就是战后人口减损，发展生产的劳动力严重缺乏。元初造成人口大量减损的原因很多且又复杂。
　　这种现实严重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为改变这一局面，忽必烈进行了一系列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１）禁止买卖蒙古族男女人口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介绍其畜牧业管理改革时提及。
　　（２）禁诸宗王擅招民户这个旨令是忽必烈在至元元年（１２６４年）八月颁发的。
　　（３）禁边将分匿人口（《元史？世祖本纪》一）。
　　（４）禁全国范围的人口买卖忽必烈有许多这方面的禁令。如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年） 禁官吏军民卖所聚江南子女为娼妓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为良。 至元三十一年诏： 强掠者以强盗例科断，人归本家，和诱者各断一百七下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略卖良人新例》）。
　　（５）抵制军事贵族没降民为家妇的行为《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说： 先是（至元十四年以前）荆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有司莫敢言。雄飞言于阿里海牙，请归其民于有司，不从；雄飞入朝奏其事。（忽必烈）诏：' 还籍为民'. 《元史》卷一二八《相威传》说（至元）十七年有旨，命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忽都贴木儿所俘三万二千余口，并放为民.此类记录，于忽必烈本纪中数不在少。
　　（６）守土之官辖地人口增殖者提职１２６４年，忽必烈发布诏书，规定对县官 以五事考较而为升黜：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五事备者为上选；内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俱不举者黜 （《元典章？圣政卷一？饬官吏》）。其中，提升的首要条件就是 户口增.（７）彻底禁止攻城军旅胜后屠城的破坏生产力行为激烈的攻坚战结束后屠城，这不是蒙古骑兵中独有的现象，更古时已有。
　　元初以前各族军阀部队中也普遍存在。但是在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军队中表现更为突出。元太宗时代大有改变，但还没根绝。这是不利于保护生产力的。
　　忽必烈远在以宗王身份征云南时就开始较彻底消灭这种军事行为。从征云南到征南宋，他二十多年如一日宣传宋太祖麾下大将曹彬于取南唐后主之战中 干戈不染生灵血 的美传，不准屠城。他在这方面还有了理论性认识： 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 主张保存民命发展生产。所以他在併吞八荒、混一天下的大规模统一战争中基本没搞什么屠城之类活动，时人称之为仁君。
　　（８）招集流民，赐以土地对他的这一措施我们在其重农重牧管理措施的介绍中谈及，在此从略。
　　（９）不断赈济，存活各族农牧业灾民忽必烈在这方面的活动很多。前面从其它角度说过的宗王海都叛乱时，因天灾兵祸北方草原有７０万余牧民无法生存，忽必烈尽徙之于云、朔间，按口发粮存活是一大例（参见《元史》卷一七三，《马绍传》）。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江阴、宁国等路大水，出现４５８４７８户（若以每户五口计，灾民数可达２２９２３２０人）的庞大流民队伍。当下属官吏禀报此事要求赈济时，忽必烈又着急又生气地说： 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 （《元史？世祖本纪》十三）。之后立即下令出国家仓库粟５８２８８９石赈济，平均每户可得一石多。从而使如此众多灾民存活。这是中国古代赈灾史上的壮举之一。
　　（１０）按社会职能与职业分工编定户籍这是忽必烈对全国户籍的编定术。忽必烈把全国人民分编为以下多种户籍。大致有以下诸色：军户、站户、民户、匠户、儒户、医卜户、阴阳户、僧户、道户、也里可温户、达失蛮户、斡脱户、商贾户、盐户、窑冶户、船户、海道梢水户、弓手户、急递铺户、打捕鹰房户。但其中位列前面的 军站民匠 四种是元代四种基本户，数量众多，遍布各地，包括各族。户籍的名类一旦编定，不能任意改变。已有定籍，各安生理，即各务本业。
　　除军、匠户外，户又分等。根据每户 事产多寡 分为三等九甲，即分为九等。
　　１２７０年，忽必烈还下诏颁布社制，无论各族什么户，凡５０家为一社，由社众推举年高晓农事、有兼丁的人为社长。
　　忽必烈一直亲自抓户籍编定，屡有诏令。他的这种全国户籍规划，自然有其弊病。但从总体看，客观上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政治版图的稳定和巩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第一，其编社，主要目的不是宋时保甲制为了监视人民、保卫治安。社长也不是由称霸乡里的恶霸地主担任，而是选懂经济管理的高寿人担任，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农业经济。
　　第二，把各民族人民一视同仁地编入各户籍中，各操其业。这有利各族各业人民相互交流生产经验，取长补短。
　　第三，其以生产技术、一技之长分户并代代相承的做法，客观上加强了社会生产的细密分工，而且有利于生产技能的传宗接代，不断精深。因为有了专门的经济运输户，不必让更多的其它户之人大规模流动，陷入挽输徭役之苦。因为有了专门的军户，可以使更多的其它民户各安其业，不必都去吃军役之苦。其匠户的设置，使众多的手工技艺之人，结束了重本抑末时代处于下九流地位窘境，有了至少官方认可、受法律保护的堂堂正正的户籍（尽管有的待遇不太高）。
　　第四，忽必烈与历代各族封建帝王一样，不可能免除实行民族歧视的思想。但他的这种思想主要集中体现于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制度设计上，即不让他族人过问重大军机事物。但在经济的户口管理上他那种思想意识还不十分明显。比如，在主要的军匠站民基本户籍中各族民人均有，他们等一地受统一的国家户制约束。其所定 户分九等 是按 事产多寡 区分的，并不是像有些史家所说是以民族优劣而区分。这样分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实行民族压迫，而是为了解决赋税负担方面贫富不均的问题。
　　当然，忽必烈虽一生多次禁人市、禁诸王、边将、勋臣私招民户、分匿人口，但也没能彻底根绝这些事。这是他人口管理思想的明显缺陷。但我们不能苛求忽必烈把长达数百年战乱遗留下来的空前复杂的人口问题解决于一旦。况且其中不少问题又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有现象。我们应该把元代存在的严重人口问题与忽必烈本人积极解决这种问题的举措思想严格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
　　５。工商业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对工商业管理的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原历代王朝传统 抑末 政策而言。忽必烈不同于与他同时代的其它蒙古贵族。他比较早地在金莲川王府与众多汉儒交往。但他是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对中原儒士灌输的方策对则取，不对则抛弃。当时向他灌输抑末论者不乏其人。不过他在制定关于工商业的国策时还是贯彻了优惠的原则。查遍其一生言行，不见有抑制正常工商活动之语，也没有这种行动。远在即位初元、宋对峙之际他就允许在颖州（今安徽阜阳）、涟水（今江苏涟水）、光化军（今湖北光化）三地建立榷场，与南宋互市。后来因战虽时开时闭，但对越境私贩均宽待。《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１２６１年）八月，宋私商７５人入宿州。忽必烈手下有关官员建议处罚，但忽必烈不准，下诏 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中统三年（１２６２年）三月，获宋私商４０余人，忽必烈仍下令 释之.商税轻，是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的传统政策。因此入元以后忽必烈还是继承前辈政策，不断减低商税。他甚至对到民族地区做买卖的商人实行 置而不征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五《上都华严寺碑》。）的免税政策。另外，忽必烈还实行保护商贾安全、维护商贾资财、救济商贾困难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国内农业经济作物品种明显地比前代增多，说明农村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并促使更多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商品化。商品粮市场日益发达。商业性竹木业、果园业、菜园业、染料作物种植业、种茶业、种棉业、养蚕业都大有发展就是例证。于世祖朝出现了大都、上都、扬州、芜湖、平江（苏州）
　　等令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及其它欧亚人都赞叹不已的世界性大商城。与此同时商业行会组织猛增。
　　对于手工业，忽必烈也持扶持态度。在他执政的时代出现了百技效能、更有其属的盛况，这是前所未有的。搞手工业的不被官方称为从事奇技淫巧的社会末流，而被择优录入匠户籍，且世代相承，使家传技艺得以沿袭。匠户中的人虽然待遇不普遍高，但他们的户籍受法律保护。主要匠户大至分为两种：系官工匠和民匠。前者编隶于官府的各种手工业局院（战时，其中包括制造军器的局院）。他们从官库支领物料和物料钱、口粮、衣装以及盐钞，为有关局院完成定额产品。完成任务后，可以自行造作。他们的田地，一顷以内免征税粮，他们不负担杂役。至于民匠，根据需要进入官设手工业局院造作。造作期内与官匠的待遇等同，有的制成产品后还另附工价。
　　另外还有两种手工业户口没编入匠户。一为盐户，二为窑冶户。实际上他们也是官营事业的匠户。前者有盐田和产柴薪的荡地，并得工本，但仍负担税粮、科差，待遇相对低些。后者由国家提供生产工具，无科差负担，并能得到工本钞。
　　忽必烈不只是重视国家垄断的手工业的发展。他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对之并不压抑。比如，对各种矿，忽必烈实行过 听民自採 的开放政策。据《元史？食货志》载：至元十年，辽阳龙山县胡壁峪金矿，听李德仁淘采，年纳金三千两；银矿，至元十一年，听王庭璧于檀州奉先等处开采；至元二十三年，韶州曲江县银场听民煽炼，岁输银三千两。从丝织业看，《马可？波罗游记》说全国不少城乡都织造丝织品。这些情况都说明忽必烈不压抑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而是听民自为，只取税利而已。
　　忽必烈手工业管理的另一个特色是：不是仅顾中原繁华之地而忽略少数民族偏远之区。如，他选派大批各民族工匠去维吾尔地区，就地取材，发展织染手工业。于别失八里设官方手工业局两处，其局官 秩从一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其中一个是专掌造御用领袖 纳失失 等缎， 至元十三年始置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在漠南上都又建立了制毡局等牧业产品加工机构。河西地方少数民族人民长于纺织毛褐，居民多以此为业。忽必烈于至元十七年专设河西毛缎匠提举司（《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八），织造皇家专用毛织品。当然，这种做法属于取民之举，但它于客观上使这类少数民族手工业技术得以提高和发展，不至失传。
　　６。国际贸易管理的改革国际贸易源于秦汉，盛于初唐，至宋其盛不衰。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前统治者对此也是极感兴趣，措施相当多。成吉思汗扫荡中亚和欧洲的战事起因之一就是花剌子模国边将违约一而再欺侮杀戮其庞大至５００人的商队成员。
　　但前人的国际贸易管理思想远不及忽必烈有理论性内容。主要表现是：忽必烈于即位初就宣布对番国的来往互市 各从所欲.如至元十五年八月，忽必烈令中书省唆都、蒲寿庚这两个少数民族官吏向外国宣示：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番舶人宣布朕意。诚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
　　同年十一月，命 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九年 又用耿左丞言，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追溯忽必烈的这种思想之源，还可到至元十四年。他于是年 令立市舶司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番货等物。
　　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十年，又 诏遣扎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在忽必烈上述思想指导下，产生了元初一系列富有时代特色的国际贸易政策。其内容不用细列，我们只知道它是忽必烈本人的思想引发形成的就够了。
　　其实，忽必烈还不只是搞海洋国际贸易。他还通过陆路与中亚、欧洲各国进行国际贸易。通过陆路来到大都、上都及南方苏、杭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不在少。由此又可见忽必烈在国际贸易中实行的是海陆并举的方针。
　　忽必烈在国际贸易改革中取得远胜前代的成就，是以沿海和腹里地区生产的恢复和长足发展为前提。如果他把元代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举国赤贫的话，外商是不会被吸引的。其发行的纸币币值较为稳定也是吸引外国商人的一大因素。他的这些改革活动又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
　　７。水利交通建设管理的改革忽必烈以前中国多数朝代水利交通建设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是元以前长期的战乱，导致长年失修废坏，有的即使尚存，但由于割据战争形同虚设。
　　忽必烈于此的改革，大体是：因其前有，不断创新；不只注重内地，兼顾边疆；既重河运，又重海运；不只是加强南北海、河两大干线的通畅，而且还雄心勃勃地勾画贯穿中国东西万里的黄河水利交通线，以图在古代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地弄出个十字交叉形的水利交通网络。
　　忽必烈在西夏故地干旱区搞水利建设之事已在介绍其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的改革时说及。在内地，随着元代的大统一，南北经济各有大幅恢复与发展，产品盈余史有明证。但互相交流发生困阻。忽必烈为解决这一国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开始留心于水利交通资源的开发，以利生产、商业和百姓挽输徭役的减轻。事实证明，忽必烈于此的贡献远比前代各族开国英主显著。他直到垂暮之年，腿疾日趋严重之时仍力抓这项工作。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忽都鲁报告，他在亦集乃（今内蒙居延海地区）开水渠，忽必烈下令近处民人、僧人加入开渠工程队伍以助其力（《元史？世祖本纪》十一）。
　　１２８９年，他令断事官忙速儿等主持修筑了从须城到临清的新运河。１２９１年命郭守敬修大都到通州的水运道路。中断的南北大运河水运线在那个时代得以全线贯通。但他的更大贡献在于于１２８２年亲自批准和采用平宋大元帅蒙古族伯颜将军实行海运的建议。海运线打通后，基本上消除了原来中原广大劳动人民繁重的陆路挽输徭役。明人朱国桢说元时 徭役极省 （谈迁《国榷》卷一），大概主要是针对这一良效而言。朱氏的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公道的。忽必烈还曾于１２８０年１０月份有过一个使今人也谈而生畏的宏伟水运蓝图谋划，即亲派女真族人蒲察都实组织水利技术队伍探黄河之源， 欲于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忽必烈自认为他的这一规划 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黄河源》）。那位女真人也确曾按忽必烈之意率队至黄河之源 图其城址 及驿传位置上报。诚如忽必烈所言，这是 古无有也 的计划，而且是标准的经济交通（水运）蓝图。查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绝无这类设想。可见，忽必烈不仅在军事、政治方面的作为超迈上述四大公认的雄主，同时在经济规划上也超越他们几人。
　　８。赋税徭役管理的改革忽必烈即位后，对蒙古帝国诸朝及亡金、亡宋的赋税徭役制度有因有革。
　　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大体上采用这种方针征发，但以因为主。在这里仅就其改革措施的主要方面择述。
　　（１）户分九等，视 事产多寡 较合理地征收赋税（《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
　　此制定于中统五年。此方案于元太宗朝时已提出。忽必烈使之更具体化，并结合各族居住区特点加以广泛落实。这是不小的改革。
　　（２）限制苦民的包银制包银制度，大体产生于蒙古帝国与金王朝交替时代。是时，河北、山东汉族、女真、军阀林立，对人民肆意掠夺，赋税名目繁多，毫无限制。真定汉族大军阀史氏对此加以改革，将各项赋税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称为包银。
　　之后其它各地军阀相继仿行。蒙古帝国君主也对这些军阀发明的包银制相继承用。其实，这仍是一个苦民的措施。其征缴无定限。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对之有所限制，定为每户科纳包银６两（此１２５１年之事）。忽必烈即位后，推行钞法，以钞输纳，每户纳钞四两，并许一半折输它物。当时发行的中统钞二两（贯）同白银一两，所以实际上比原额减低了一半。这是不小的有利于百姓的改革。
　　（３）限制斡脱商扑买国家赋税权斡脱（这一词汇，是古代蒙古族从突厥语吸收而来，意为合伙），蒙古语。斡脱商人指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高利贷商人的存在不是元朝独有现象，古已有之。问题在于这种商人的活动在此时（指在蒙古帝国时）空前活跃。政府允许此类商人扑买（扑买：宋元时代的一种包税制度）某特定地区的国家赋税征发权。忽必烈继承蒙古帝国三朝元勋宰相耶律楚材限制这种官商活动的经济管理优良传统，对之加以限制，甚至曾经废止过斡脱机构，使其活动规模远比前代缩小。
　　（４）限制皇室贵戚、诸王、勋臣、悍将滥征或逃避赋役中统四年十二月，忽必烈 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三年冬十月诏 禁诸王、使臣、师旅敢有恃势扰民者，所在执以闻 ； 诏以李璮所掠民马还其主 （《元史？世祖本纪》二）。
　　至元元年八月 诏……勿擅科差役 （《元史？世祖本纪》二）。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得擅招民户。忽必烈第六子云南王忽哥赤， 一日，彼于村中强取水禽，其数逾（彼之所需）.忽必烈闻之，命责杖七十，皮肉俱裂。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诏 禁有分地臣私役富室为柴米户及赋外杂徭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５）诏示不得擅行不急之役中统二年夏四月甲辰，忽必烈 命行中书省、宣慰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者……不得擅行不急之役 （《元史？世祖本纪》二）。中统四年三月庚子， 亦黑迭儿丁请修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的湖中岛） ，忽必烈不许。至元二十七年九月丁卯， 禁发民挽舟 （《元史？世祖本纪》十三）。
　　（６）免除对开荒农民赋税的征发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农业管理改革时说及。
　　（７）商税一减再减，个别地区实行免征商税的政策这方面内容已在介绍其工商管理改革时说及。
　　（８）大规模开辟水利交通运输业，极大地消除百姓陆路挽输徭役负担。
　　（９）命身边工作的各类服务机构官员和卫士为国家仓库转输赈灾之米，减轻百姓徭役负担（《元史？世祖本纪》十二）。
　　（１０）悉罢南宋末代一切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余件，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减轻江南人民赋税负担。
　　元世祖正雄心勃勃地筹划统一江南的时候，偏安一隅的临安南宋王朝已经彻底糜烂。理宗赵昀 嗜欲既多，怠于政事.度宗赵■嗣位，贾似道擅权，朝政更日趋腐败。表现在赋税徭役政策上苛敛横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各种名目敛民的数目较之北宋增五至七倍。除此之外还创征经制钱、总制钱、月椿钱、版帐钱、田契钱、称提钱、折估钱、免行钱、麴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贴钱、保正牌限钱等多种额外横征。甚至民有诉讼，两诉不胜则要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历代名臣奏议》卷１０８赵汝愚《请蠲江西月椿钱物疏》），使江南民不聊生。忽必烈取江南之地后，对其空前繁苛的赋税徭役制度尽罢无留。平宋大元帅伯颜于至元间取临安，南宋末帝于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交玺降附后，忽必烈立即颁诏： 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征理。……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赡给 （忽必烈：《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
　　见《元史》，《世祖本纪》六）。是年十二月又亲自宣布： 昔以万户、千户渔夺其民，致令逃散，今悉以人民归之原籍州县。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俾各归其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
　　其田租、商租、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湖泊课程，从实办之。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经总制钱等百有余件，悉除免之 （忽必烈：《谕浙东西、江东西、淮东西、湖南北府州府军县官吏军民》。见《元史》，《世祖本纪》六）。之后，元廷对亡宋故地采取的一系列轻徭薄赋方面的改革政策，都是在元世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制定的。
　　９。纸币发行管理的改革纸币的发行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忽必烈时代主要发行有四种纸币。一为中统元年发行的中统交钞；二为中统元年十月发行的中统元宝钞；三为至元十二年添造的钞（《元史？食货志一》。钞，由于发行没多久，而罢。故后人谈元纸钞种类多不提它。不提它自有道理，因为它只是在中统宝钞基础上增发的面值更少的钞，是中统宝钞的附属。）；四为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元史？食货志一》）。
　　必须指出，元世祖时代纸币发行管理的思想不全属于忽必烈，参与者颇多，是这些参与者与忽必烈共议而成。他们君臣于此有各有千秋的思想见解，讨论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在这里我们只能只谈忽必烈本人在纸币发行管理改革方面的单方面言行，即使涉及他人，也只是涉及直接相关者。即只介绍忽必烈本人的纸币管理思想。
　　在元初中统、至元三十多年中，参与纸币发行工作者，主要的不下十人。
　　但不见有一人像忽必烈那样自始至终经办筹划；也无一人像忽必烈那样有众多关于纸币发行管理改革的议论指示和具体行动。查《元史？世祖本纪》及有关人物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本人并不十分具体地管纸钞发行的纯技术性问题。但其作为主要在于纸币发行推广的每一关键时刻组织讨论会、更正不识时机者的不成熟意见或愚腐之见，以舵手角色掌握钞币运行之舟较稳定地向前航行，使之终世祖朝不废，从而受到后人基本肯定。他是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有作为帝王中确实罕见的直接插手货币管理最多的一位。
　　他的做法是：（１）结合国情，适时决意行钞新建的元王朝幅员空前广阔，商贾往返路途辽远，所行货币五花八门。
　　不统一是不行的。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第一个适时主动而刻不容缓地向得意谋士刘和尚（秉忠）询问全国应实行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刘秉忠提议： 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居临中夏，宜用楮币，使子孙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秉忠是位和尚，说话时难免带有迷信色彩，附会以阴阳谶纬。
　　但他又是位令各族上下层敬重的有远见的大政治家，他向当朝务实的天子献计时不能不主要考虑政治。其实，其议论的要点确实不是像有的前辈学者说的那样仅仅是说些阴阳胡话而已①，而是意在以空前统一的金融体制穿连元王朝各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区，达到确保主人江山的目的。忽必烈本人也是个不太信迷信的人②。所以，忽必烈果断适时地只取刘氏非迷信的事关经济治国核心意见，决意在全国推行统一的纸币制度。于是，他据刘氏卓见命王文统主管此事，又以杨湜辅佐推行纸币（《元史？王文统传》、《元史？杨湜传》）。
　　这是个大事。如果当年忽必烈拒刘和尚之见于汗帐外，也许没有元代统一的纸币制度。这正是忽必烈的英明所在。
　　（２）革剔前弊，死抓钞本不放宋朝行钞至于末期无本可谈，终归败亡。金与宋交界，受其影响而行钞，至于末期也因无本可谈归于失败。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的１２２７年，元帅左监军何实以丝数印置会子曾权行一方（在今山东聊城） 民获贸迁之利 （《元史》卷一五○，《何实传》）。但此时是否很注意钞本不得而知。元太宗八年丙申（１２３６年）正月，于元奏行交钞时，耶律楚材提醒太宗，应记住金章宗行钞出现 万贯易一饼 的历史教训，不可多印，不过万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可以。但也没明言稳定钞本之事。忽必烈的生母唆鲁禾贴尼是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其它经济管理方面颇有成绩，曾被晚些时候的波斯史家们异口同声地盛赞，但在纸币管理方面仍算是个糊涂者。忽必烈称帝前，中原真定是她的分地。可是她却为了搞对诸王的赏赐求政治人事稳定，竟下旨将真定的钞本金银悉送上京。但是，忽必烈却与之前的汉、女真、蒙古等族纸币管理者不同，首先明确重视钞本的稳定，而且他的有关决定和言论都发生于元代大规模（普遍）发行纸币的关键时刻，起有稳定金融事业大局、掌握方向的特殊作用。有关史料主要有两条：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41页。
　　②　　 据《元史？世祖本纪》四记载：1271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子，中夜有光。忽必烈闻此事后，并没有命令杀掉，反而诏加鞠养。对这个有 吉人天象 的小孩，身为帝王的忽必烈却容许其鼾睡卧榻之侧，可见他不大信迷信鬼话。
　　第一，有多少金银，发行多少纸币。
　　中统初新钞方行时，由于真定钞本在从前已被忽必烈之母起赴上都（此时世祖母唆鲁禾贴尼已逝世），无钞本，新钞不可得。旧钞流布于外的数目达八千余贯。出现了新钞一行，旧钞之价亏损的局面，公私嚣然，人们不知所措。朝廷内出现争论。其中成吉思汗时代的维吾尔族开国勋臣真定长官布鲁海牙对这种混乱局面最忧虑，建议： 昔奉太后旨，金银悉送呈上京。真定，南北要冲之地，居民商贾甚多。今旧钞既罢，新钞不降，何以为政？且以金银为本，岂若以民为本。又太后之取金帛，以赏推戴之功也。其为本，不亦大乎！ （《元史》卷一二五，《布鲁海牙传》）其便商民之心可以理解，但发钞可以无本之见不可取。日后，忽必烈也确实没取布鲁海牙这位祖父时代勋臣的无理之见。此后，忽必烈很快使中统新钞有了足够充实的银本，民间持钞者可以随时向官库换银。
　　第二，不容许商人收买纸币准备金。
　　至元三年（１２６６年），有一个胡商恃国用使阿合马，欲贸交钞本，私平准之利，以增岁课为辞，这是忽必烈在全国范围行钞八年后遇到的大事。忽必烈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极慎重地征求汉族老臣户部尚书马亨的意见。马亨的回答是： 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纵私，将何以令天下？ （《元史》十三册，３８２８页，《马亨传》）忽必烈坚决按马亨之见办理，下令不许胡贾收买纸币准备金。这说明忽必烈在阿合马理财的早期就对他有相当大的节制。对阿合马是不放心的，因此才向马亨专门询问，避免了他的胡作非为。使一场扰乱全国金融体制的混乱局面没能出现。
　　（３）既重钞法，又重钞之信誉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乙丑，忽必烈于近郊打猎后召麦术丁、杨居宽等与大学士阿鲁浑撤里、尚书左丞叶李、侍御史程文海和至交大书画家亡宋宗室赵孟頫开会讨论钞法（《元史》，二册，２９６页，《世祖本纪》十一）。至元钞的条画大体内容就产生于这次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占一半的币制讨论会。
　　之后于下月甲午由尚书省藏族平章政事桑哥将这次会议的纪要以 至元宝钞通行条画十四款 的形式颁行天下。新钞发行后，在有关钞的刑法制定上朝臣分为两派。藏族的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为首一派主张以严刑峻法制裁违钞法者，过于苛刻；以新近降附的亡宋宗亲赵孟頫（当时为忽必烈宠臣之一）
　　为首一派主张钞法宽和。为此，忽必烈更为慎重，决意在大范围内复议，下诏集百官于刑部议钞法。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 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元史》，十三册，４０１８页，《赵孟頫传》）。赵孟頫仗着他与忽必烈特殊亲密的关系相当激动地陈词反对。许多人却以赵氏人年少，且又是降臣，以为其言不可取。忽必烈却与众不同，准备用赵孟頫之见， 议者难之.忽必烈也不顾众人反对，之后又派赵氏为他的钦差大臣到江南视察钞法推行工作。
　　通过这次讨论，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显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华。他既看到了中统纸币制度经过奸相阿合马破坏后出现的许多弊病，同时又从赵孟頫一派的意见中看到了重视钞的信誉有多么重要的一面。重视钞法的思想，在忽必烈头脑中已在此前二十一年已形成（于至元三年与马亨的讨论中形成），此并非桑哥于此首先提出。现在，忽必烈又不只是局限于重钞法了，他在重钞法的同时又重钞的信誉，二者皆重，这是更为辩证的。这可从他于至元二十五年（至元间纸币讨论会的次年）对桑哥的一段谈话看出，他说： 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 （《元史》，十五册，４５７４页，《奸臣传？桑哥》）。这说明，他在纸钞行使许多年的经验中意识到法与信都是重要的，不是一般地谈钞法，而是把它与 信 相联了。
　　（４）税收支付，主要以纸钞为准忽必烈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三月已亥强调 诸路包银以钞输纳，其丝料入本色，非产丝之地，亦听以钞输入。凡当差户包银钞四两，每十户输丝十四斤，漏籍老幼钞三两，丝一斤 （《元史》一册９１页《世祖本纪》一）。
　　《世祖本纪》八至元十七年十一月条载：中书省臣议： 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钞.忽必烈对此报告的回示是 可.（５）严管物价，保证钞值稳定忽必烈于中统四年（１２６３年）五月下诏立 燕京平准库，以均平物价，通利钞法 （《元史》一册《世祖本纪》二）。次年正月，又令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 （《元史？食货志？钞法》）。
　　（６）云南各族聚居区兼用贝币与纸钞，禁用金银铜钱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忽必烈申严私易金银之禁。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定金银价，禁私自回易，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见《世祖本纪》）。中统三年七月规定，私市金银，应支钱物，止以钞为准（见《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四月，禁江南行用铜钱。至元十七年正月，诏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
　　至元十二年二月九日，诏天下拘收铜钱（见《世祖本纪》）。另外，只在云南各族聚居区，尊其旧俗，根据赛典赤 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 （《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的建议，忽必烈特许钞与贝■兼通使用。
　　（７）添造厘钞，方便零星交易如于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为方便民间零星交易，添造加发小额厘钞，有二文、三文、五文三种。不过行使时间不长，于十五年罢印停用。但后来造至元钞时又允许印造发行了小额五文厘钞。厘钞的发行可以解决农村严重缺乏小额纸币而交易受阻的困难。小商人和农民是欢迎的。可见，忽必烈在纸币管理中既注意大中城市市场活跃，同时又注重乡村市场的活跃。
　　（８）不失时机，印制至元钞；排除愚识，以中统钞取代南宋会子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印行至元新钞前夕，元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发与不发的争论。吏部尚书刘宣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主张不发行至元新钞（《元史？刘宣传》）。他担心一时更新会引起乱子，主张安定原钞之本的意见是好的。事实上其安定钞本之说与忽必烈的思想一致。但他主张不发至元新钞则表明他不识时务。忽必烈主张发，是有其依据的：第一，因为中统钞的信誉曾被忽必烈问斩的财相阿合马一度破坏，必须不失时机地更发新钞，重新建立国家纸币的信誉。如果再任其发展一段时间后再想补救可能为时太晚。
　　第二，中统钞于过去基本上没有小额厘钞，不便于广大乡村的零星交易。中统钞初行时，元朝的乡村幅员是有限的。后来统一南宋入版图，一下增加很大面积。江南广大乡村又是商品货币经济远比北方发达的，有必要发行厘钞。
　　第三，过去中统钞流行时，对民间金银买卖限制还不太严。无助于钞本的长期稳定。忽必烈新造至元钞的制度更严禁金银私易，又加造更小额厘钞（五文），稳定钞本的措施经专门会议各族理财官员集体讨论更为细密完备。第四，从前中统钞发行的纯技术讨论中，参加者多属非专门家，此时有南宋隐士、纸币发行专家叶李参与，更易使措施趋于较完备。第五，就忽必烈本人而言，此时他对纸币管理的认识已远比中统年间飞跃，不仅重钞法，而且又重钞的信誉。第六，就至元新钞发行的规定而言，至元新钞一贯等于过去中统钞五贯。这个规定本身无论怎么说都不表明忽必烈想使至元钞虚。第七，从至元钞发行后的效果看，从发行至忽必烈去世的十来年间，元政府严禁过去阿合马那种偷运钞本库银的做法，钞值稳定了十余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第２０页）。查《元史？成宗本纪》可以看出，元代纸币真正贬值之始当起于忽必烈之孙成宗铁穆尔继世祖位后空前滥赏滥赐之时，对此史有公论。由此可见，忽必烈决意印行至元新钞仍属识时务的行动，并非换汤不换药之举。
　　１２７５年，江南宋地快要收取时，忽必烈手下的汉族老臣姚枢以及另一名臣僚徒单公履在一次有关对南宋金融政策的决策讨论中反对用中统钞更易南宋原用交会。认为： 江南交会不行，必至小民失所.务实的忽必烈当时非常机警敏锐地看出了他们的迂腐，尖锐地批评他们说： 枢与公履，不识时机 （《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之后坚决地以中统钞替代了南宋交会，终于最后实现全国纸币制度大统一。事实证明，姚枢等比起忽必烈确实头脑简单迂腐、不识时机。因为此时的南宋交会与元朝中统钞相比生机已尽，完全成为搜刮人民的工具，取而代之，正在斯时。取而代之，只能在客观上给统一后各族人民带来一定好处。退一万步说，即使南宋交会此时还没完全腐朽，也应该取代。因为不取代的话，全国行使新旧两朝的不同纸币，新王朝在经济上的统一就不可言了。
　　１０。经济人事管理的改革在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中，善于选用得力的经济管理人才者不乏其人。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认为耶律楚材将是为其子孙治国理财的难得人物，直至逝世，念念不忘。元太宗放心地让耶律楚材理财即属此例。但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于此不是十分成熟的。太宗身后称制汗帐的六皇后乃马真居然夺走耶律楚材之权。太宗本人也曾对耶律楚材的经济管理工作也有偶尔干扰。如其时有些经济管理官吏公开破坏太宗和耶律楚材亲定的税制，但没得到及时的撤职处分。
　　忽必烈与先祖相比，在经济人事管理方面既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进行进步性改革，把元代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其中于若干方面已经超过了唐季刘晏的有关认识。忽必烈一生中，他的周围各层次、各民族、各类型经济管理干部如云，但他大体上任免运用自如，体现了他 治大国如烹小鲜 的成熟政治家的才气胸量。表现为如下特点：（１）对自己家族的人，无经济管理专长者不用失吉忽都忽，四朝元老，忽必烈太奶诃额伦夫人的得宠养子，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大蒙古帝国的最高断事官。后来兼管华北地区（燕京行台尚书省）的经济管理，约卒于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叛乱期间（１２６０- １２６４年间）。
　　１２４７年，漠南王府幕僚张德辉向忽必烈建议让他管民政及经济管理之事。但忽必烈并没因他是自己的爷爷一辈人在汉地经济管理中重用，反而大量重用熟悉家乡经济的汉臣。因为这位本家老爷爷虽在其它方面有管理才华，于汉地经济管理却是十足的外行，有些做法不仅荒唐可笑甚至说是残酷。如他于籍户口时，企图 印炽 人臂，将汉和契丹族人民视同牲畜，经汉地海云老和尚谏止而罢。这是忽必烈在经济管理中对位尊而不具专才者坚辞不用的典型表现。
　　（２）根据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升降官吏职务忽必烈规定下属守土之官如能做到 户口增、田野辟 就提职使用，反之降罚（《元典章》卷九十九《户部？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于是高唐州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之意，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大监治长官。）忽都纳、州君张延瑞、同知陈思奇因经济管理水平高而升秩；河南府陕县尹王仔怠惰无绩而降职。赛典赤瞻思丁在云南 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 ； 劝警游惰以耕田.滇民歌颂。因此，忽必烈对之大加赞赏、专信至极、当做地方大吏学习的楷模。此类事例，于世祖朝史书中随手可拾。
　　（３）屈身礼待高傲且有才气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叶李，南宋遗民，汉族儒士，山林隐者，少有奇志，性情高傲。曾在南宋败亡前夕上书弹劾权奸贾似道误国害民，颇懂纸币发行之术。是杰出的经济管理人才。忽必烈当自己采用多人意见、亲手谨慎筹划的纸币制度出现问题时，愁身边无才士解决此事怕他族人羞他无能，几次寻访接之来京。但不来。后来终于出山。忽必烈考虑叶李有腿疾，在他来大都后赐大小车各一，许乘小车出入禁中，与之讨论后定 至元钞法.每罢朝，必召见论事，凡有军国大事必问： 曾与蛮子秀才（指叶李） 商量否？（《元史？叶李传》。
　　参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五龙车》）其尊礼如此。古代帝王中，对一个异族经济管理干部如此屈身礼待者也许仅见。由此足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知识分子的渴求之心。
　　（４）不拘一格不分民族地提拔重用经济管理干部当年忽必烈能提拔叶李为资善大夫、尚书左丞，主管改革修缮自己原来推行的纸币制度。很清楚，这与他有不拘一格起用经济管理人才的博大胸怀相关。正是因此，叶李这个亡国遗民、闲居富春山的无名在野隐士一跃而为元帝国的经济问题高参，身价百倍。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①，其祖父禹儿乞是成吉思汗的宝儿赤（厨子），本人也是厨子出身。这个煮羊肉厨子世家的人由于忽必烈的培养提拔不仅曾任皇家禁卫军长官，而且进入中原后留心经济管理之道迅速成长为一个于钞币发行、全国财政、农业、工商业管理无不熟悉的高级经济管理专家，后来就任于大司农卿和宰相之位。他积极组织专家传播农业技术；参加忽必烈领导的长时期的经济领域反腐败斗争，成绩斐然。后来他居然能指导伊利汗帝国的金融、工商业、农业、国家财政的全盘改革。孛罗能从一个身份低微的煮羊肉的厨子上升为国家经济宏观管理的干才也自然与忽必烈不拘一格提拔经济管理人才的思想相关。
　　①　　 朵尔边？孛罗，元初宰相之一，蒙古族，曾任元帝赴伊利汗国特使，后留居伊利汗国未回。
　　（５）对成绩显著，后来腐化贪赃枉法的经济管理干部，无论何族何职都无情重处，以严肃自己所定的经济管理法典出生于原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的阿合马，曾是忽必烈的回族财相。出生于土蕃的桑哥曾是忽必烈的藏族②财相。这两人在《元史》中均列入奸臣传档。这是封建史家的编排，今人不必理它。说实话，这两个高级经济管理官吏至少在相位的工作前期做出过若干成绩。但是在过大权力的腐蚀下，他们堕落和腐化了，后来发展到竟直接欺骗忽必烈，有的甚至高傲到不把忽必烈放在眼里，欺上瞒下、贪赃枉法、藐视群臣、鱼肉百姓，并且严重地腐蚀了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他们的罪状被告发后，忽必烈慎重地亲自派人侦探，罪证查实后一一处斩。忽必烈还以严肃皇室家教的办法启示内府财务管理干部遵守规章。封为太子的儿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往探视，见床上铺的是织金卧褥，于是生气地对儿媳阔阔真说：我总以为你贤淑，为什么奢华若此！儿媳遭斥后马上撤去。结发之妻察必皇后，有一次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立即正色批评：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得支？！察必自此也勤俭自持，遵守内府财物管理条例。这些做法无疑意在启示属下各类经济管理干部不分尊卑，一律对待，不得任意破坏他的经济管理法规。
　　（６）放手使用经济管理官吏，并善于发现和指出他们不识时机的过错元初各地自然灾害频至。忽必烈每遇灾警都必下令赈济灾民，几成惯例。
　　一次有位经济管理官员上报严重灾情，请示是否赈济。忽必烈说，此事还有必要报告后再做吗？你应该不请示就赶紧办理。可见他对经济管理干部是放手使用的。但是，经济管理干部有过错或头脑糊涂时也会不顾情面地指出或批评。前面提到的对老臣姚枢等反对以中统钞替代南宋交会见解的尖锐批评就是典型事例。
　　（７）对有远见卓识者虽因其自身劣迹和其它政治原因必须废掉，但不废其言，继续采用其合理建议大名商人出身的北方汉族财相卢世荣，是元世祖己近垂暮之年时遇到的有建树的理财家。他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总体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虽然较晚与元世祖相遇，但他基本理解元世祖经济管理中兼收并蓄的思路。对卢世荣提出的多种经济管理意见，忽必烈大都赞赏和推广。但是卢世荣已于当时不具备居财相位领导全国经济管理的主客观条件。主观原因那就是自身历史上有劣迹，曾依附贪赃枉法的阿合马，且有贪赃行贿之行。客观原因则有二：一是他在上任后的征税工作中依靠阿合马余党，这些人刻薄苛取、营私贪暴。
　　这就使卢世荣本来不好的名声更坏了。二是卢世荣虽为汉人，但在元初忽必烈时期大臣队伍 纲纪派 和 理财派 的派别斗争中，并没有加入汉族儒臣为主的 纲纪派 队伍，而是加入了西域人阿合马为首的 理财派 行列。
　　但就其本人经济管理思想而言并不与理财派相同，更有别于纲纪派，倒更接近于忽必烈照顾全局的经济管理大略。兼有上述两派的优点，而又较少它们两者的偏向和不足。 纲纪派 于经济管理方面主张中原传统的 重本抑末 、 贵义贱利 、 节奢崇俭 论。他们虽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更多地考虑百姓的利益。 理财派 主张农牧并重，农与工商并重，在经济管理方面没有中原传统故套的束缚。他们虽然有不保守的一面，但于后期其中不乏聚敛之徒。前者以受已故老臣许衡影响的一大批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旧时汉族元勋臣僚为基本队伍成员，外加一批蒙古族开国文武元勋。他们的后台是许衡的学生皇太子真金。他们在阿合马专权时一度处于被压之势。后来，此派人以阿合马奸事败露为转机，企图一网打尽其余党。卢世荣自然是他们打击的对象。
　　经济管理方面颇具才气、政治方面不太谙练的卢世荣却忘了元朝祖制，为了摆脱险境动用手中暂有的权力，竟然不经枢密院审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性质的活动，其实其矛头并不是指向对之宠信的世祖，而是防范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对他下手。但这种行为却犯了元廷皇家任何人不得越过掌用兵大权的枢密院调动军队的大忌。这也是山东李璮叛乱后出现的第一个相类事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忽必烈意识到这可能是重处阿合马后其余党企图报复的预兆①，而果断地处斩了卢世荣。一月后与卢世荣有密切联系，卢世荣主政时于征税中相当贪暴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人也被处死。但这个人死前揭发了有人（指纲纪派的人）上折让真金太子即位，并要年老的忽必烈当太上皇的秘密。此事的揭露又使忽必烈转怒于纲纪派，致使本来有病的真金太子怕皇父追查恐惧早亡。真金和卢世荣的离世表明，上述两种派系组织已双双瓦解。后来的事实又表明：忽必烈并没有完全采用太子为后台的纲纪派的经济管理模式，也没有完全采用理财派的经济管理模式，更没有抛弃卢世荣的追踪忽必烈本人经济管理意向的思想。变化是：在经济管理人事安排上既不主要用北方汉儒旧臣，又不主要用西域色目人旧臣，而是用土蕃人和南人（江南汉人）桑哥和叶李。继续推行自己明显区别于上述两派，但又吸收二者优长的统顾全局的经济管理意图。可见，忽必烈并没有因卢世荣死去而废其言。
　　②　　 桑哥的族别，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畏吾族人。近年有人从古代藏文史书中发现桑哥是藏族人。
　　（８）晚年在高级经济官吏贪污腐化日益严重的沉痛教训中，开始更注重经济管理官吏的德阿合马、桑哥基本属于理财之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卢世荣虽于这方面的才较出众，但也略有贪赃受贿之事。卢世荣后忽必烈任用土蕃人桑哥，但桑哥的颓化更为惊人的迅速，又不得不杀之以谢天下。在这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中，忽必烈晚年的经济人事管理思想开始向更高层次升华。他开始明显地注重高级经济管理官吏的德。桑哥奸事（贪赃腐化）败露后，他任用完泽。完泽其人在经济管理方面才气属一般，但他不搞苦民的聚敛之术，天下人称之为 贤相 ①。他在阿合马等人遍贿近臣时独无沾染，又尝言桑哥必败事。于是，忽必烈任之为宰相。这是忽必烈晚年重视经济管理官吏德的一个重要体现。
　　（９）慎重处理有关经济管理官吏的案件，不冤枉好人就身体素质而言，忽必烈在历代帝王中不是最健康的，患有严重腿疾，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他晚年的政治、经济活动。但他意志坚强，力图避免自己耳目闭塞而可能带来的疏忽。所以在处理经济人事案件时建立了 对质 制度。当有人要求以卢世荣历史罪过惩治其人时，忽必烈并没有轻易附和这种意见，只是让当事人停职受审并对质，当他发现卢世荣不经枢密院采取军事行动时才警觉地判其死刑。对汉族官吏如此慎重对待，对少数民族有关官吏也如此慎重对待。１３世纪波斯著名史家拉施特透露：有一个叫阿不别克儿的人，被合罕赐以伯颜平章之号。他与完泽一起充当那可儿②。并任平章之职，在忽必烈合罕时代，他当了两年宰相。当时合罕身边有一些告密者出来中伤他。断言他挥霍了６００万巴里失。合罕向他索还。他回答道： 这些资财，我已发给人民了，因为在一连三年中都有自然灾害，禾苗不长，臣民贫困。
　　现在如果合罕有旨，我就去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把钱送给合罕，但国家要因此破毁了.合罕喜欢他对臣民流露出的同情，于是他说道： 所有的大臣和异密都［只］关心自己，伯颜却关怀国家和臣民！ ①此人与阿合马、桑哥等一样于忽必烈时代身居高位，掌管有关赈济等经济管理方面工作。他们也都曾被告犯有巨额贪赃罪。但前几人之事经查证据确凿而被处死，后者经对质查核无罪证反而有功得到赞美。可见忽必烈对经济管理方面高级官吏的奖惩处理是极为慎重的，一般说来是不冤枉好人的。
　　①　　 我们认为，这才是卢世荣被处死的真正原因。陈天祥关于卢世荣经济等方面问题的劾章并不是他被处死的真正原因。
　　①　　 《元史》卷二○二，《释老？张留孙传》。
　　（１０）在选用经济管理官吏方面并用各族人才、并用僧俗人才在忽必烈手下虽然经济管理官吏如云，但就其民族构成而言绝不是单一的。他为了适应多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特点，不断使此类官吏队伍的结构向多民族化方向发展；最初，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居多。他初任漠南王时，其身边此类官员主要是元宪宗派来的牙老瓦赤（畏兀族）等人，可是这些人于汉地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太胜任的。其中有的 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忽必烈不满意，严斥他们： 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仗復斩，此何刑也？！ 使不只儿错愕不能对（《元史？世祖本纪》一）。之后，他不断吸收更多民族的人员加入经济管理官吏行列。如回族的赛典赤、阿合马；北方汉族的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卢世荣；藏族的桑哥；南方汉族的叶李、赵孟頫；蒙古族的朵尔边、孛罗、安童、伯颜；契丹族的耶律铸（耶律楚材之子）等各族官吏在他手下先后任职。其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族类之多，前朝所不得见。忽必烈还针对土蕃以寺院经济为主、内地寺院经济比重也不小的特点，于经济人事管理中又实行了僧俗并用的方法。土蕃高僧八思巴被封为 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总理西藏寺院经济。在忽必烈的金莲川王府任高参，帮他治理北方汉、契丹地经济的刘秉忠也是一位精通儒学的和尚，直到至元元年才还俗。后期财相桑哥，藏文历史文献《汉藏史集》提供的史料证明他是藏族。《元史》记载他是 胆巴国师之弟子也 （《元史》卷二○五，列传第九十二）。胆巴就是皇庆间追认的 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桑哥既然是其弟子，当然也是僧人出身（其还俗年代无考）。这都是忽必烈 因其俗而柔其人 治国原则在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体现。这些僧人参与元初经济管理，对元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自然有好处。当然桑哥曾因贪赃受贿被杀。但这是他一生后期之事。据藏文桑哥传记述，他在早年于经济管理方面也是有一定贡献的。
　　②　　 蒙古语，同伴之意。
　　① [波斯]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之子拖雷之子忽必烈合罕纪》，《史集》第二卷。
　　（１１）在关键时刻勇担风险，用曲折手段保护自己苦心经营的经济管理官吏队伍各族成员１２５７年以前，忽必烈依靠汉、维、蒙、契丹族中各种经济管理干才理财，于中原广大地区获得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而民不怨。与此同时，他利用这些收入一方面壮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赈济惠民，深得各族军民之心。这是他对漠南、中原进行经济管理初见成效之日，此事招致一部分蒙古、汉族守旧贵族的忌恨和不满。有一些人向遥居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林城）的元宪宗蒙哥进谗言，说你弟弟得 中土 人心，图谋难测。
　　还说与漠南王府有关的汉、维吾尔等族财政官员剋扣应解送汗庭（和林）的财赋私奉忽必烈。此事引起元宪宗与忽必烈之间的猜忌。是年春，蒙哥采取削弱弟弟王府经济管理官吏队伍的严厉措施。具体办法是：派钦差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刘太平等官员自和林南下理算陕西、河南等处钱谷， 置局于关中，大行钩考（检核财赋）.与此同时给忽必烈手下大小经济管理官吏列罪条目达１４２条之多。钦差首要人物阿兰答儿声称：俟钩考完毕之日，除万户史天泽、刘黑马二人将报请元宪宗亲自处理外，对其余人都可便宜径行处死。并下令解除忽必烈在汉地的统军权（《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参政商文定公》，引自姚燧《谭澄神道碑》）。为此事，忽必烈藏爪伏翼、忍辱负重、机智处理。他以家属为人质之诚，去和林城亲自拜见兄汗，解除猜忌，为手下人做担保工作，元宪宗被兄弟手足之情感动，始不信谗言，撤销了斩杀一大批忽必烈手下理财官员的成命。之后，虽然中原的一些经济管理机构一时被罢除，但不见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官吏队伍有大损伤。忽必烈的这一举动确为日后他进行元朝第一步经济管理改革保存了一支精明干练、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于此，忽必烈珍爱自己经济管理官吏队伍之心可见一斑。
　　这样一批被忽必烈冒自身被软禁之危免除杀身之祸的各族经济管理人员日后怎能不为之拼死效命，以取主悦。
　　（二）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体现的十大关系处理思想及其理论基础
　　忽必烈不是完人。他在近半个世纪的宗王、大汗生涯中进行了艰辛曲折、气势雄浑、超迈先祖的经济管理改革。但仍有不彻底之处。主要表现在他虽以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继承蒙古帝国前代君臣合理的经济管理思想，但对其中一些不合理方面抛弃的还不尽如人意。对他民族优秀经济管理思想有广泛继承发展，但仍存在着不少受时代历史条件限制的表现。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中有各种局限。如在交通水利建设中有时好大喜功、空想居多；没有彻底限制住高利贷商人的扰民活动；其人口管理思想总体上是进步的，对元代战乱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毕竟没有彻底禁止住其时严重的人口买卖现象。以上为忽必烈经济管理改革中一般的几个方面历史局限。
　　忽必烈经济管理中还有一点比较突出的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局限，那就是赏赐问题。赏赐，这是历代帝王无人不干的事，也绝非元代才有。但忽必烈以前蒙古帝国诸帝的赏赐规模是惊人的。尤其在太宗朝更为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时官无俸禄，赏赐之钱具有一种俸禄性质；二是统治者在连绵的战事中以厚赏招敢死之士；三是与某些统治者的观念意识相关。比如，元太宗就明言： 一个人热衷于财宝钱物的积攒是缺少理智的.因为积存财宝不能带来任何利益，比如积存财宝的人死后总 不能从彼世回来 再占有这些财宝。 所以我把自己的宝藏保存于心中，并且把一切现有的和已经准备好的，或者［还］正作的，全部给予臣民和需要者，使美名远扬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８５页：《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
　　世界上许多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只有 光荣的名声和良好的纪念永远留存. 谁反对我赏赐，谁就是我真正的敌人.因为 他们不愿我留下美名和良好的纪念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正是由于元太宗对财富有如是观，在蒙古帝国都城和林除撒谎者外，不仅有众多的文臣、武将、宗王、妃后得到重赏，甚至有许多蒙、维、汉、契丹族的城乡贫民、破产工商业者也上门讨赏，得赐予，其中也不乏远从印度、波斯闻声而来的讨赏者。他甚至不听财臣劝阻，常大开国家财库大门把财物一堆堆分摆，让讨赏者任其力气抱走，只规定抱时掉地的不许重拾。于是致使一些穷人在大路或和林城市场拦其圣驾乞赏，有乞必赐。这种做法可能对他的统治带来了某种好处，但国家财政管理必然紊乱也是预料之中。这说明太宗在耶律楚材辅佐下经济管理方面初定税制有成就，但其管理仍有很大随意性。忽必烈即位后，下大力改革先辈此类成俗，禁止无目的无计划赏赐，于中统年间始定官俸。因此，他的赏赐比前辈应说是不滥的，比起后来有些子孙又是少的。但是，他于一生并没煞住这种赏赐风，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元初国家财政上的支出数额。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然有上述诸方面弊端，但就其经济管理思想的总体或主流而言，他本人仍算是一个封建大一统国家国民经济宏观管理方面的行家。根据是：他在从事十方面经济管理改革中，较得当、明智或辩证地协调处理了十种关系。从而在宏观上能够较有效地控制指挥其时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发展，取得较好的实际成果。这十种关系的处理分别为：１。发展生产与赋役征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对发展生产和赋役征发都重视。但在二者当中是分主次先后的。他更重视发展生产，把发展生产当做赋役征发的基础或来源看待。
　　因此，他反对赋役征发上的竭泽而渔政策。他这方面的思想有多方面表现。
　　但他于至元十六年五月癸酉与兀里养合带的谈话最为典型。当时兀里养合带言： 赋北京、西京车牛俱至，可运军粮。 忽必烈反对说： 民之艰苦汝等不问，但知役民。使今年尽取之，来岁禾稼何由得种，其止之 （《元史？世祖本纪》七）。可见忽必烈是知道先秦汉族进步经济管理思想代表人物的 先予后取 之道的。忽必烈有多次免役诏示，都是他这方面思想的体现。他不是不征赋役，而是主张在保护和培养百姓元气、发展生产、待赋税之源培养足后征发。他有时免三年役，那是为三年后再取；有时免六年役，为的是六年后再取。可见，汉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史上 取予有时 的思想在他手中运用得已相当成功。
　　２。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处理得较得当在元世祖朝，对农业和工商业都从国策上提倡发展，都等一地实行优惠政策。只要不怀偏见，谁都会承认这是那个时代不可抹煞的事实。忽必烈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从没有发表重此轻彼、抑此扬彼的偏激的政策性言论。这就使其时的中原，不仅有发达的农业，也有发达的工商业。发达的农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基础，工商业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比如此时，众多的农产品开始比前代以更大比例成为商品性产品，手工业为农业提供了花样远多于前代的工具，在忽必烈眼中商业不是从前统治者认为的使人心不古的应禁之业，手工业者在其心目中也不是受鄙视的搞奇技淫巧的人，正因为如此，在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名副其实的 百工效能，各有其属 的盛况。
　　可见，他处理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是辩证的，比前代绝大多数帝王更为开明豁达。
　　３。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我们翻遍《元史》十四个世祖本纪分卷与农业管理官吏本传，也翻遍波斯人有关史书中 忽必烈可汗纪 ，至今还没发现他有什么重农抑牧或重牧抑农类偏向一方的言论。他基本在二者间不偏不倚，让它们各自互不干扰地发展。既尊重农业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也尊重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他确实有过许多不让蒙古骑兵进入中原后不要占农田为牧地、进驻村寨影响农耕的严厉诏禁，但这绝不是抑牧，它只是尊重汉民族人民传统生产方式的正义举动或保护农业的措施。因为他并没有因自己入主中原而像北魏孝文帝那样莫明其妙地人为地改变自己民族固有的生产方式。在他的时代，北方的牧业经济不但延续而且有更超迈前代的发展。那里的牧业文明与中原悠久的农业文明相互补充，比翼双飞。更重要的是他还积极组织二者的全国性的大范围的南北贸易。他并没有唆使其中一方吞食另一方。可见，他对农业与牧业的关系处理也是超过前代帝王，比较得当的。
　　４。统一战争步伐和经济改革步伐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改革与他的统一战争大业基本上在步伐上是协调一致的。基本稳定北方的过程中，他对政治、军事、经济管理改革同时抓。此间，他与众臣筹画的中原经济管理制度也随其统一战争铺展实施，且灿然有成。
　　伯颜将军所率平宋大军攻占临安后，他又力排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老臣的阻议向南宋故地推行统一纸币制度，以中统钞取代了名存实亡的南宋交会，适时地完成了金融体制的全国性改革，把江南广大地区无遗漏地纳入了统一的新王朝金融网络中。在财政制度方面，伴随统一战争的进程，较准确地分析全国各类经济俗制差异较大和全国民族成份空前增多等特点，实行了对各族各地区分别对待、因俗而治的财政制度。可见其统一战争的步伐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步伐并无太多脱节的表现，大体协调相吻。
　　５。国内国际贸易发展与全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元朝的大统一，出现了 今日八荒同一宇，向来边檄不须论 的有利于国内国际商业贸易发展的局面。但全国的币制是割据时代遗留下来的五花八门状态的币制。金属货币（白银、黄金、铜钱）大不便于国内远途贸易，也不便于跨洋过海的国际贸易。其不便不只是表现在运输上有困难，又在于它们成色不一、制造的朝廷不一，导致难于权准。这是不能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商业贸易发展需要和形势的。为解决二者的矛盾，忽必烈以经济管理大家的雄才伟略，从任漠南王到驾崩的四十多年间重点抓纸币发行工作，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纸币制度。他的这一作为，与元时发达的国内国际贸易的客观要求也无疑一致。
　　６。全国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水上经济交通开发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在忽必烈时代随着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北方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且数量颇多的牧业产品官营民营机构。
　　这些产品需要到南方转销国内国外。北方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牧区工商业大都会（如和林、上都、应昌等）。这里居住着众多不习惯于奶肉食品的国内国外工商业者、官员和其它一般居民，他们需要南方的粮食。当时的大都已成为世界一流的人烟密集的政治经济大都市，更需要粮食和其它消费品。但北方的粮食不能满足这一需要，也需南粮北调。南宋故地江浙繁华之地盛产布帛丝绸及其它传统精美手工业品需要北运以供京师帝宫、国家军旅之需。这就需要经济交通的发达。但只靠陆路挽输不能解决这一大问题。于是经济的发展规模扩大与经济交通建设不足构成矛盾关系。忽必烈亲自下令重修大运河，开凿京师至通州的水运线，依伯颜之议开辟南北海运线，基本上较成功地解决了上述二者的对立关系，使它们趋于协调之势。
　　７。经济人事管理改革与其它经济改革的关系处理较为得当稳定北方前夕，忽必烈搜罗了一大批熟知中原经济管理的臣僚，为来日中原经济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安定土蕃前选养了以八思巴为首的熟知其地寺院经济俗制的人物，为将来对土蕃进行管理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收复南宋后，选用熟悉南宋的南方汉人和在平宋战争前线工作过的军队干部帮他筹画经济统治之策。在经济改革总过程中，一些经济管理干部腐化了（如阿合马、桑哥），又有一些人适应不了新形势趋于迂腐迟钝（如桃枢）。但忽必烈基本不受这些因素干扰，该杀者杀之，该劝者劝之，重新组织新的干部队伍，以吐故纳新的组织手段把自己的经济改革大业推向新的台阶，终世祖朝而不废。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经济人事管理中的不停顿改革，他的其它经济改革才步步为营、层层递进，富有不断迈跃的节奏感。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才气并不亚于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用兵艺术。
　　８。发展官营手工业与发展民间手工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无疑，忽必烈对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但他又不阻止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发展民间手工业方面他又明确地以诏文提出 听民自为 ，多次下令让民人随便开矿，只收适当的税就是实例。当然，忽必烈的 听民自为 与明季邱濬有关手工业的 听民自为 论是不同的，主要旨在增加国家税源。但是不论其目的如何，听民自为总比不听民自为好。至少表明他是既重官营手工业，也重视民间手工业，允许二者都发展。当然，对二者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他更重视官营手工业。不过，他的做法比起前朝更多帝王压抑民间手工业之举要好得多。至少，在他心目中二者不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总之，对两方面关系的处理还较为得当。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
　　９。牧业与工商业的关系处理较得当忽必烈进入农区，在大都登上汗位后，人们只见他对其它民族地区交税负担一减再减，独不见对太宗关于蒙古族牧区的税率有所减低。似乎他无意减轻蒙族牧区百姓的负担。其实，他虽没做减税之事，但是却做了大量使蒙族牧业与工商沟通，既使工商得利，又使牧业得利，也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事。其实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忽必烈在牧区广建牧业产品加工业、牧业产品集散市场。使牧业产品拥有者得以就近销售。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昔日牧区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从前一些牧区多余产品因无处出售自生自灭的自然浪费状态。这种新局面甚至使灾年于风暴雪灾中大量死亡的牲畜肉、皮、毛等都可变废为宝，从而使牧业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这对牧民生产积极性无疑是一种调动。这对于牧民负担的减轻来说，比起减税的方式是更长久的实惠。在牧区建立牧业产品加工业，原料基地近便，对这方面的手工业者也是一种实惠，至少是使其产品成本降低。忽必烈对去牧区商人减税，甚至免税。说穿了，这实际上是以国家财政补贴的手段促进牧业与商业结合，也可以说是利用商人的趋利心理趋使他们进入牧区创建农牧业沟通的新市场，从而使农牧业产品得以交流。可见，忽必烈对牧业与工商业关系的处理是颇有心计的，也是大体得当的。
　　１０。发展内地经济与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关系处理比较得当忽必烈之前历代较多的中原帝王视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为 荒裔鬼獠 之区、 贫寒不毛 之地，很少琢磨建设性开发。忽必烈基本上没这种迂腐之见（大概与本人龙兴之地就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在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布局筹划中，内地和边地的经济开发是几近等量齐观的。在他的筹划下内地有大都、苏州等众多的工商业大都会；塞北有和林、上都等工商都会；玉门关以西有哈迷里、别失八里等靠近丝绸之路的重要工商业城市。内地有众多的农产品加工业，边地也有牧业产品加工业。江浙的丝绸纺织品著称天下，维吾尔地区别失八里的缎子纳失失、毡毯也遐迩闻名。内地田连阡陌，边疆牛羊布野。两类地区各有发展，特色独具，平分秋色。
　　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上述十大关系的较得当处理，是他能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面对现实、体察各族民情、探询历史传统、制定有效政策、在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管理中挥斤运斧、指挥自如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目光短浅、只顾一点的关系处理，而是全方位的多种关系的统筹兼顾和深谋远虑。他通过这些关系的融通调节，使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对立因素化为统一；腐朽因素变为神奇；滞塞之区疏为通渠。
　　忽必烈在元代国民经济管理中的改革实践及其在这种实践的多方面进行的较成功的关系处理，不是盲目进行的。它与忽必烈有一套有关此类改革的理论相关。忽必烈的有关理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间接的政治改革方面的但又事关经济管理改革的理论；二是直接的经济改革理论。
　　事从因革 、 补偏救弊.这是忽必烈进行政治与经济管理改革的总理论。
　　事从因革 （《元史？世祖本纪》四），这是忽必烈在其用畏兀蒙古文和汉文颁发的建国号诏中提出的施政理论纲领。意思是我今后所做之事中一部分是因袭前人之制，一部分则是改革前人之制。而且申明他这样做符合 长生天 的意愿。他认为这个意愿的实现，一靠 长生天 的气力，二靠人事努力。纵观忽必烈生涯，几十年中在政治上有因有革，经济管理方面同样是有因有革。对中原农业经济制度因，对土蕃寺院经济制度因，对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诸民族的重商传统因，这都是经济管理方面因俗而治的表现。
　　对忽必烈的这种因俗而治思想，《元史？释老传》有明确记录，说世祖谋画对土蕃的统治术时 以其地广而隆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某俗柔其人（《元史》卷二○二，列传八十九，《释老传》）。事实证明，他对中原、云南、南宗等地采用的统治术无不包含这种方法。但他的因又伴以革剔。对中原重本抑末传统和本民族重牧轻农传统革，对金与南宋混乱的币制革。这些都是突出的经济方面 革故鼎新 的表现。忽必烈的因革试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他在建元中统诏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 兴利除害，补偏救弊 （《元史？世祖本纪》一）。换句话说就是要改正以往偏倾的政策，施行不偏不倚的中庸政策，以这种政策创造有别于前代的局势。从前中原统治者重本抑末、重农轻牧；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重牧轻农。忽必烈按其补偏救弊的理论不完全偏向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适居其中。既保留二者的优长使之共存，又祛除二者的偏见，使对立的双方相互有所沟通。看得出，忽必烈的这种理论是：既因且革、不偏不倚，力求历史上对立过的各族统治者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思维向统一的思路倾斜的理论。与他 务一万方 的政治大目标并无二致。
　　忽必烈上述这种对其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具有指导作用的 事从因革、补偏救弊 的总理论，日后又演变为几个耐人寻味的直接的经济管理理论：（１） 不尚虚文 ，与民更始，以 饥渴 当 先务 论这个论点是他在即位诏中提出的（《元史？世祖本纪》一）。此话虽短，但表明忽必烈有了把马上夺天下的时代改为马下治天下时代的思想。从他以民之饥渴为即位后 先务 的说法看，又可知他想把发展经济，解决战后百姓温饱的问题当做即位后各种工作中的重点。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经济方面来。
　　（２） 安业力农蒙古人未知之也 论这一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二年五月间给属下汉族人高达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它表明忽必烈正视现实，有自知之明，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出身的民族。暗示少数民族经济管理官吏有必要学习中原经济管理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表明忽必烈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牧业经济的范畴，深知中原农业也是其封建政权的基础。
　　（３）经济管理干部的提拔 不拘一格 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二十四年与金融管理高级干部叶李谈话时提出的。忽必烈让叶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管全国钞币发行。叶氏谦虚地说自己资历浅、不宜任此高职。忽必烈的回答是：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 （《元史？叶李传》）这与后世清季龚自珍 不拘一格降人才 之说酷似，区别是龚氏没专门针对经济管理干部选拔而言，只是文学创作间的偶吟而已。说此话的时间也比忽必烈晚几百年。
　　（４）民之所欲顺行论
　　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六月通过平章政事哈伯等对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下的谕文中申明的。原话为 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 （《元史？世祖本纪》七）。当时是针对江南政府机构开始庞大，官俸开支增多，有些官吏佩虎符渔肉百姓扰民严重而言。
　　（５）拯民莫如实惠论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元年八月改中统年号为至元年号的改元诏中提出的。其实，他在下诏前本月早些时候就采取了许多给民以实惠的措施，现在只不过是进一步地进行理论性强调。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江西行省伯颜、阿老瓦丁言： 蒙山岁课银二万五千两。初制炼银一两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两拟免一石。 忽必烈深表赞许，说： 重困吾民，民何以为生 （《元史？世祖本纪》十四）。这句话又是他拯民莫如实惠论的生动表现。
　　（６）名成财随，徇财名败身亡论这是忽必烈关于惩治经济领域腐败的理论。于至元二十一年春提出。该年正月，赴云南诸路的按察司诸官陛辞。送行之际忽必烈说： 卿至彼，当宣明朕意，勿求财货。名成则财随，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元史？世祖本纪》四）按察使是专门惩治贪官污吏，收取赃物送呈朝廷的官吏。忽必烈向他们讲这番话是意味深长的。
　　（７）诸番互市 各从所欲论 这个论点是他在至元十五年八月提出的。对此，我们在介绍其国际贸易思想时曾详介。其实他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这个 各从所欲 论，是其在讲国内民间采矿业管理时所提 听民自采 论的延伸。它们同样属一种经济管理方面的放任主义理论。
　　看来，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的形成颇为复杂。他所说的上符 长生天 之意并仗其 气力 之说显然来自蒙古族古代崇信苍天的萨满教，更与其祖父成吉思汗的政治统治哲学 天力论 紧密相连。其顺因民欲之说显然来自中原汉地道家黄老 无为 之学①。其补偏救弊，制定不偏不倚的经济统治政策之说显然与孔丘的哲学 中庸 论相关，受先秦儒家影响。其 道协天人 之说显然与西汉儒家的 天人合一 说有关。可见，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理论是一个承用蒙古族和汉民族传统思想，杂揉成吉思汗 天力论 、孔子 中庸之道 、道家黄老无为之学、西汉董仲舒 天人合一 说为一体的理论。总之，它主要是在１３世纪才焕发勃勃生机的牧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蒙古草原古老哲学思维与中原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种类众多、色彩斑斓的汉民族哲学思维相融合的结晶。
　　不过，忽必烈的这种继承绝不是简单的因袭，而是一种主动的改造，给了各族前人的思想以新时代的生机。
　　他的理论并不像乃祖的 天力论 那样过多地强调 天命 ，而更注重世间人事的作用。比如，他认为任宰相者必须具备 尽人事 的条件。他移用孔丘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想把事物固定于不变之态，而是为了改昔时之偏以图新王朝经济政策之 兼备.于是 中庸 这个比较保守的哲学在其手中化腐朽为神奇。他主张道家顺因之说，并不是对任何事物都顺因，而是伴以革剔，不尚虚文，顺民欲者行，不顺民欲者罢之。正是由于上述清醒的继承，在这位所谓 夷狄 出身的一代雄主经济管理思维中，无论产生于漠北草原文明的古老宗教哲学或政治哲学，还是产生于中原成熟农业文明的各学派哲学都远亲结合，去老还童，赋予了某些令人深思的空前大一统时代的色彩。它非常显著地反映了那个时代蒙古族新兴封建阶级在经济管理领域拉枯摧朽、革故鼎新、奋搏勇迈的宏观思维的优秀气质。这些理论也是元朝盛世国民经济管理深得要领、超迈汉唐、成就卓著、对其后其时欧亚诸世界古老民族经济文明升华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之一。它的产生又表明：在１３世纪中期或后半叶，中国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正在经历着划时代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进步性嬗变。即由无深刻理论基础的简单形态向有深刻理论基础的较高级形态转化。这种转化无论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通史上，或在世界游牧民族经济管理思想文化大系中都是引人注目的。也正是从忽必烈有重要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形成开始，阿尔泰语系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成为长期大规模影响祖国封建社会后期全部经济历史的重要意识形态。
　　①　　 说忽必烈受道家黄老无为之学影响是有根据的。《元史？释老传》载：忽必烈平江南后的至元十三年，龙虎山道士张留孙随汉朝道家张道陵三十六代孙张宗演至大都。受世祖礼待。十五年授玄教宗师。 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论' 黄老治道贵清静，圣人在宥天下之旨' 深契主衷.见《元史》十五册，第 4527 页，《张留孙传》。
　　（三）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
　　在１３世纪中后期产生的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是有元一代一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思想遗产。研究元时各族许多人物的经济管理思想都离不开对它的研究。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形成原因远比秦皇、汉武、唐宗经济管理思想复杂。它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但就其主要而言，大体有以下几种：（１）本人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化修养，对各族有关治国的历史典籍以各种手段（方式）孜孜不倦地主动探讨，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主观原因。
　　清末至今，个别不细读史书，却跻身历史文学创作界班门弄斧的通俗小说家曾把忽必烈描绘成酷似朱元璋的 文盲 或 一介武夫 形象。其实不然，忽必烈是有些文化修养的，他能诗能文。他曾用古畏兀蒙古文写出了一本宗教方面的专著，名为《十善福白史》，今有蒙古文注释本新刊本，由内蒙古的蒙古学学者整理出版发行。该书议论风发、章句通畅。他又曾在大都西郊春游山景后写过汉文律诗（此诗刊存于《四朝诗选》）。该诗借春色的描写抒帝王之志，还算平仄无误，用词典雅，文采不逊北朝鲜卑孝文。此诗也已再印入两本古诗选，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国历代帝王墨迹选》又有 忽必烈致日本国书 墨迹一篇。书法功力虽不算十分出众，但说明他对笔墨纸砚不是生疏的，且略懂书法（对忽必烈能著书，能用汉文写律诗，现已无人怀疑，但对他会写毛笔字仍有人存疑。我们认为：在通用毛笔写字的古代能写律诗并会著书的人写些不算出众的汉字，还不算太难之事，何况还没人说他是书法家）。这大概和他与元季大书法家南宋宗亲赵孟頫有深交受影响有关。更重要的是忽必烈喜欢读历史上谈论治国的政治书籍。如藏于奎章阁内用古畏兀蒙古文写的《蒙古秘史》，对此他无疑能直接阅览并考监其中得失。另外，大概是在自己不太熟悉汉文之时，他又常让身边儒士译讲译刊各类汉文史书为畏兀蒙古文本，进而了解其中内容，作为自己治国之鉴。
　　他通过这种特殊方式读到的汉文古书种类颇多，包括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大定治绩》、《贞观政要》、《大学衍义》。还有命儒士专门编纂的《五经要语》等凡２８类书。这些书的内容不可能不影响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比如他重视保护生产力的人口管理思想就深受这些古史书内容的影响。
　　１２５３年征云南前，他通过历史专家得知宋太祖令征南唐大将曹彬不滥杀生灵之事后立即表示 吾能为之.事隔２０年后伐南宋，他还铭记此事。主帅伯颜陛辞南下时仍以曹彬故事告诫： 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 （《元史？伯颜传》）。再如其经济管理思想理论基础中关于 天的解释，就颇受《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常常宣传的 天力论 的影响。
　　（２）母亲的教诲和皇后察必的贤内助作用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值得一谈的家庭环境因素。
　　忽必烈之父拖雷较早逝世。教养他的主要是母亲唆鲁禾贴尼太后。她是继成吉思汗母亲诃额伦夫人后古代蒙古史上第二位杰出女政治家。她对子女管教严格，诲导他们爱护百姓、团结部众、宽以待人、尊重人才，优礼各种宗教。在她影响下，忽必烈在漠南王府结识了众多的契丹、维吾尔、汉族才俊，了解了中原和其它民族地区久远的经济历史文明。忽必烈的正妻顺圣皇后察必，是古代蒙古族历史上第三位杰出女政治家。出生于有元一代众多皇后的摇篮弘吉刺部落，是鲁国济宁忠武王按陈那颜的女儿。史载她容貌极美，最受宠于世祖。但她不是浅薄的女人。历史上一般后妃恃其貌美又专宠，早就干起 掩袖工谗，孤媚偏能惑主的可恶勾当。她则不然，虽身居深宫，却对国家政事不荒疏， 随时讽谏，多裨时政 （《元史？后妃传》，卷一一四）。是忽必烈成就旷古大业的贤内助，颇具初唐鲜卑族长孙皇后之风且过之。她有政见、有办法、有胆量，不怕失宠进而被打入冷宫，敢于披露君主的隐私。她的讽谏从不是细小琐碎的事，皆有关军国兴亡大事。比如，元宪宗去世四川后，让忽必烈撤离湖北前线返回上都消灭阿不里哥的军事力量称帝的正是她。有趣的是她与事关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言行更多。忽必烈有关生产上重农、消费上崇俭、财政上减赋税的经济管理思想无不与这位在草原上长大的女贵族刚正不阿的规谏相关。这也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较难觅的珍闻。元代某些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尚奢侈，宗王贵戚如此，一般豪民也如此。但富有四海的察必皇后却 率宫人亲执女工，拘诸旧弓弦练之，缉为绸、制衣，其韧密可比绫绮。而宣徽院羊臑皮旧弃无用，后令缝为地毯，不使废败 （《元史新编？后妃传》）。忽必烈于王宫丹墀前种一株青草，命名为誓俭草 （《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教诫皇子皇孙知 勤俭之节.太监阿鲁为忽必烈做镀金御靴，不准。做镀银之靴也不准，只做镀铜的靴来穿（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圣俭》）。吃御膳要求节省，日减一半（同上书，卷二《减御膳》）。忽必烈的这些勤俭言行想必一定受了察必皇后勤俭持家之风的影响。忽必烈定都大都后， 有四怯薛（怯薛＜ｋｅｓｉｇ＞：蒙古语，指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的禁卫军。）官请割京师城外地为牧场。诏其图以进。后欲谏，至帝前。先阳责太保刘秉忠曰：' 汝汉人明达者，言则主听，汝何为不谏？初定都时以地牧马，无不可者。今军民分业已定，奈何夺之？' 帝默然，其事遂寝 （魏源：《元史新编》，《后妃传》）。
　　可见，对忽必烈农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察必这位草原女贵族是有功的。此后，忽必烈禁以农田为牧场的诏令接二连三，重农措施日臻完善。元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至元十三年， 宋平。幼主入朝。大宴，众皆欢甚，后色不怿。帝曰：' 今江南既平，兵戈浸息，尔何独不乐？' 后曰：' 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 帝以宋库宝物陈列殿庭，召后观之。
　　后视即去。帝遣宦者问后所欲得？后曰：' 宋人贮蓄，将以遗子孙。其子孙不能保，而归于我，我何取邪？'（《新编元史》，《后妃传》）察必在如此规模盛宴上一反常态和她如此深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道理的锐利的政治经济眼光，剧烈地震撼了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元世祖心田。正是由于察必这次寓意深远的奇妙规谏，忽必烈对攻占后的南宋国土采取开明经济政策的行动更加速了。可见，察必虽属一介女流，但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还是多有贡献的。
　　（３）元初中国社会经济极度崩溃，农民起义和新的民族战争因素四面埋伏是元世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经济与政治的主要客观原因。
　　元初战后中国经济的崩溃，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无论在封建社会的前期和后期都是空前突出的。对此，是时文人僧道多有描绘。曾被成吉思汗优礼尊崇的道人邱处机言： 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金元之季文坛巨斗、北魏鲜卑拓拔氏后裔元好问言：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元好问《癸己五月三日北度三首》，见《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二）。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当然不只在蒙古铁骑一方，它也与数百年来不断进行军事角斗的其它各族军阀相关。但是，如何使这种白骨凛凛、焦土千里的惨象改观，使疏散的人民安顿下来，恢复生产则是元代统治者需要刻不容缓地解决的重要课题。如不认真解决，新王朝境内势必出现各族农牧民起义和其它政治动乱，引起各族军阀的重新角斗。为了避免这种乱局的出现，忽必烈认为必须顺应民心，因各族各区差异明显的经济俗制，制定各种开明的经济政策。并为这些政策寻找充足的理论。
　　（４）祖父、伯父、兄长及之前若干少数民族帝王管理中原经济的实践得失，对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有值得重视的启发。
　　忽必烈对中原经济进行管理方面，并非突然聪明起来。他于这方面的思想与前人的有关认识相联，是前人认识的继续和升华。在他之前，成吉思汗早在１２１５年攻陷金中都后就做过一些恢复农业的工作。 太祖十年，始以军牛给近县农民。时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可耕，从宣抚使王楫议，差官于芦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一，以给农民。得数千头分给近县 （《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三）。可见，对恢复中原金中都农业之议成吉思汗是批准了的。他认为版图子民皆其赤子，应该抚恤。除此之外，成吉思汗还有一些重视牧业、工商业的议论或措施行动。忽必烈的三伯父元太宗与其名相耶律楚材密切合作初定税制、重农、重视发展人口的情况更为人们熟知。 太宗二年（１２３０年）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知府李守贤。对曰：' 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东生口垦地河东.这里仅涉及重农一事，但表明太宗也有一定的安定中原，发展其地经济之心。忽必烈的长兄，即熟知几何学的元宪宗初年以宽仁治国，禁兵马践踏中原田禾，限诸王乘驿所征用兵马数量、止诸王招民户和以朝觐为名滥征人民财货，放免修筑和林城的工匠（详见十三世纪波斯史家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费尼著《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参见《元史》宪宗本记）。这都说明忽必烈前蒙古帝国诸帝中一些人都有治理好中原经济的意图，总体上一代胜似一代。只是战事未息，工作重点一时未能全部转移到这方面。但他们有关的旨令以法典形式令后世帝王效仿。因此，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
　　当然，他得到的影响不只是优良的一面。
　　必须指出，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仅仅属于丰富多彩、极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中的一个品种，即入主中原帝王的经济管理思想。
　　就这一品种内部而言，它也不是其中的首份遗产。在它之前，入主中原，或拥有农业文明区局部的少数民族帝王不乏其人，他们也各有其有关的思想。
　　这就有可能使忽必烈对前代此类思想进行斟酌采择。能言善辩的元代鸿儒许衡向忽必烈宣扬鲜卑族北魏孝文帝经济管理成就，引导他效仿。但不见忽必烈开口表态完全赞赏。大概孝文帝其人仅偏好于农业文明而忽视于牧业文明之见不合自己口味之故。因为忽必烈是允许二者并存的。辽代有些开明帝王于辖境设两类管理机构，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分别治理，重牧且重农、重工商和对外贸易，其管理术颇似十六国时建立汉赵国的内迁匈奴族贵族。
　　对此，也不见忽必烈有评论。但其经济治国诸多措施中有些措施是效仿了辽代一些开明帝王的。忽必烈最崇拜的是人称 小尧舜 的女真族金世宗。因为完颜雍的经济管理既强调对北方文明保护发展，同时又强调学习和发展中原农业文明。这与忽必烈日后的同类实践并无二致。只是不及忽必烈有理论和做得详备细密。忽必烈令省臣编《大定政要》做为自己借鉴之书，此书正是谈金世宗的治绩。说明他想模仿金世宗之经济治国，希图赶超金世宗朝经济方面 时和岁丰、民物阜庶、鸣鸡吠犬、烟火万里，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 （《元文类》卷三十二）的业绩。当然，忽必烈爱面子，由于自己是泱泱大一统王朝的可汗，（他还曾一度为整个蒙古大帝国的大汗）恥于直接说向完颜雍（金世宗）这个北方小朝女真帝王屈尊学习。但其经济管理思想中有金大定间经济管理术的遗痕则是事实。
　　（５）谨慎深沉、敏锐坚毅、怕羞、爱激动的复杂性格气质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忽必烈虽贵为天子，但他与普通人一样具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兼备各种复杂的性格。《元史？太祖本纪》形容成吉思汗的性格时说他 深沉有大略.《元史？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三伯父太宗 有宽宏之量.波斯史家志费尼的遗著言忽必烈之母 大智、自行约束和对事情后果的斟酌，哪怕贤明和老练的男人都比不上她 ①。《元史？宪宗本纪》说忽必烈的大哥蒙哥 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１７世纪北元蒙古族著名史学家萨囊彻辰在他的作品《蒙古源流》中记有成吉思汗一条中有关忽必烈的遗言，云： 幼年忽必烈之言，足使吾人注意。其言谨慎，汝辈尽应知之。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卷四）。从以上史料大体可以看出，从血缘遗传学的角度看忽必烈的性格与其祖父、父母辈、兄长有近似之处，一脉相承，且幼年时也有谨慎的性格表现。长大后他的性格集中表现出了深沉、弘广、谨慎等特征。按现代人才学分析的要求，具有这种性格气质的人最能胜任大范围的领导工作。人的性格气质的形成当然与遗传有关系，但主要取决于他后天的社会实践锻炼。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一种思想意识的形态自然受其性格气质的一定影响。他对各种宗教优容，同时允许各族各地区的经济俗制保持原样，不以强行手段让它们进入本族牧业经济的轨道，这显然是其经济管理思想中表现出的一种弘广的肚量。另一方面他又实行全国统一的纸钞使用制度，不失时机地使各种不同类型经济容于一个一统的金融制度中，让他们异而不散，这是他的敏锐果敢之处。在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度首次试行高度统一的钞币制度发生夭折是有可能的，但他周密经理，凡是事关钞制大局的问题必亲自裁决， 印造支发，岁有经数 ，行使过程中 日夜战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 ， 最初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 （《元史新编？食货志》），发现危险苗头，及时补救，搜罗人才，亲自权衡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纸币管理方案，不准挪用、亏欠钞本。直至逝世前基本上使纸钞制度行之有效，这是他的谨慎之处。他在中原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本人所出身的统治民族蒙古族中有的人于管理中原经济不是行家的客观事实，向汉族部下承认 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一个位居九重的大国天子，如此直率地向一个异民族的属臣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民族的不足之处，可见其性格中又有刚直与坦诚的一面。
　　①　　 《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第一章《兀鲁黑那颜和唆鲁禾贴尼别吉》。见内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5月第 1版，656 页。
　　忽必烈还公开承认自己统辖的各级政权经济管理部门中官吏并不都是贯彻他的经济政策。他们敲诈勒索，危害百姓，必须严惩。他说 滥官污吏、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求羡余，输纳则暗加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为害非一 （《元典章》卷三《均赋役》中统元年四月诏）。这又是其性格中极富怜悯贫者之心的一面。忽必烈怕别人取笑自己，年过古稀之年时仍如此。１２８５年６月，南方汉人中书左丞吕师夔以五个月长的假期回乡省亲。此时他感到身边无得力的南方汉人出身的大臣帮他治国管理经济，特急将蒙古中书右丞安童叫来，说你应当尽心善治百姓，不要让他们重入贫困之境，以为朕羞。在这里说的是怕汉人因自己治国无能笑话他。
　　其实他也怕蒙古诸王中保守派因他治国无绩笑话他。当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并重农牧、实行经济管理改革时，北方蒙古诸王保守派领袖海都等就遣使朝廷质问他，说他更改 本朝旧序 （《元史？高智■传》）为的是什么！虽然这些势力一一被剪除，但忽必烈搞不好国家经济，他们的后代或余党也会笑话他的。忽必烈的性格中也有特别务实的特点。他逝世前一年二月，回族商人马合谋向他出售大珠，要价为一万锭。忽必烈的回答是 珠何为！当留是钱以赒贫者 （《元史？世祖本纪》十四）。可见，忽必烈以上性格气质方面的特征都较深刻地影响着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６）忽必烈优容多种宗教、学派的特殊政策也深刻地影响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西汉前期诸帝偏信道家黄老之学，自武帝后诸帝及东汉诸帝独尊事实上的宗教儒学。以后至唐前诸朝帝王信儒者偏多，其间又不乏信佛者。唐高祖及太宗偏崇老子等等。总之，他们大都走极端，不是偏崇这种宗教就是那种宗教。忽必烈则不然。他虽像许多古代蒙古人一样信仰原始宗教萨满教，礼拜 长生的天.但于宗教国策方面继乃祖成吉思汗之风，宽宏大度地对各种宗教概不排斥（只禁绝民间旨在直接反对自己统治的处于地下的秘密宗教）。这说明他在制定宗教国策方面绝不是从前他族帝王那样鸡肠鼠肚的狭隘主义者。佛教本不是蒙古族古来就信仰的宗教。但忽必烈为对吐蕃实现不动干戈的统治大加崇礼，甚至屈尊拜土蕃高僧八思巴为自己的帝师。因此，他对土蕃的经济管理政策多处体现对此方佛门的优惠。其实在全国其它各地对佛门僧侣于税收方面也有过一些优惠。儒学，是象征中原古老传统文化的政治色彩极浓的事实上的宗教，忽必烈出于统治中原的谋略算计，亲自受请当儒教大宗师；对中原名儒大加屈尊罗致；缮修各地孔庙；蠲免儒人税赋。
　　对他们的中原经济管理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改造，大体取舍得当。
　　效果也不亚前代。对基督教、伊斯兰教徒们也都按祖父兄长旧制优礼，对他们中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时有免征差发的政策。他在世时，佛教与道教发生冲突，有人主张击垮道教。实际上忽必烈并没有因佛门领袖八思巴是自己的帝师而排斥道教。于世祖朝道教照旧活动，道观也一度享有豁免税赋的待遇。其实，忽必烈本人也有赞同道家经济管理思想的突出表现。他一生中常赞美唐太宗朝 贞观之治 的经济方面硕绩， 贞观之治 的指导思想就是 无为 、 因俗而治 的思想。忽必烈与当朝道教宗师们亲密往来，对他们的高论言听计从，经济管理中因各族经济俗制而治。这又说明其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道教影响。
　　（７）称帝前夜漠南开平王府中各族人才荟萃是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君臣人事关系协调和地理条件方面的原因。
　　１２５１年夏，曾经指挥蒙古骑兵横扫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给欧洲人民带来众多苦难的钦差汗国创建者，忽必烈堂兄拔都以强大武力为后盾支持蒙哥称大汗。随即蒙哥又命亲弟忽必烈为漠南王总理契丹、汉族地区。于是忽必烈才得以在靠近长城的开平建立牙帐和王府。这是他日后一统中国的地理条件，同时也是他经济管理思想形成的地理条件。忽必烈利用这种地理便利条件开始了苦心经营，走上搜罗各族博学多识、能征善战的才俊，因人设事的道路。到建立元朝定都大都后，他周围的人才更多。其智囊团人物之众可比当年唐太宗的秦王府，族别种类之多又过之。这些人物，无论文武，都曾对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人的影响是更为直接的。姚枢向他宣传宋太祖手下大将取南唐不嗜杀之事；贾居桢于征途坐骑上与忽必烈讨论《资治通鉴》，探讨历代兴亡之故；不忽木为之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以备取鉴；刘和尚（秉忠）更早地向他灌输治理中原之道；元季鸿儒许衡用通俗语言讲解儒家经典和推行汉法的利益；平宋大元帅伯颜为其治理江南经济提供第一手的制定政策依据资料……。总之，以上众多的各族人物都从积极的方面影响过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８）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深受古代北方草原牧业文明的重要法律遗产——《成吉思汗大札撒》的影响。
　　忽必烈的祖父曾经有一部著名法典，蒙古语名称为《也客？札撒》。史称大札撒 （《元史？太宗本纪》： 大札撒，华言大法令也 ）。它正式颁布于蒙古帝国建立的１２０６年。颁布之际成吉思汗说，这些法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子孙更改。它的原初之本今已失传。也许有朝一日神秘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元朝诸帝后陵寝发现并得以开发之日方会重现于世。今人读到的只是散见于各种中外蒙、汉、波斯及欧洲一些民族文字典籍中的断简零篇。但是汇集起来也是可观的。可以从中窥见当年蒙古大帝国政治、经济、军事统治的部分秘密。这部法典一方面具有令今人称道的优秀内容，另一方面它也同古代它民族法典一样是一部严峻而残酷的法典。其中关于死刑罪的条文颇多。然而，它的严格却导致了古代蒙古族社会意想不到的安宁、和谐（最早来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觐见元定宗贵由汗的欧洲罗马使者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记》中曾这样描绘当时蒙古人社会： 在他们中间，殴打、口角、伤人、杀人这类事情从来没有遇到过。在那里，也没有发现过从事大规模偷盗的盗贼。因此，他们的帐幕和收藏珍贵物品的车子不用门闩和栅门加以保护。……在他们之间实际上没有诉讼.无疑，这里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严格的大法令曾经使蒙古族社会安宁、和谐过）。在这部法典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文不少，它曾深深地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的经济法部分。比如成吉思汗法典规定 说谎者杀之，没其妻子畜产，以入受寇之家 （（宋）徐霆：《黑鞑事略》）。忽必烈对此祖父箴言坚从不违。西域人阿合马、藏族人桑哥先后为其财相，在前期于理财方面不无建树。但后来手中巨大的权力腐蚀了他们的灵魂，堕落为对百姓横征，贪赃枉法，欺吞国帑，藐视蒙、汉、维、契丹各族群臣，最后竟敢直接欺骗忽必烈本人的人物。对他们，忽必烈慎密审查、探明其理财工作中的骗局，按祖父亲定不可更改的说谎者杀之 的祖宗法典诛戮并将他们贪污的巨额财产没收，归入国库。
　　成吉思汗早年在抵抗金帝国压迫蒙古民族的战争中，为摆脱和冲破封锁，渴求商业，因此，他颇重商业。这种情况在遗留的法典中有极端的表现，规定 从事商业，三次破产者，处死刑 （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至１８３页）。成吉思汗认为 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居生活者 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有知识者，应该优待。
　　因此，在其法典中规定对这些人 免征赋税 ①。成吉思汗重视草原保护，严禁破坏牧场，其法典规定 草生而　　 者，遗火而炙草者，诛其家 （（宋）
　　徐霆：《黑鞑事略》）。祖父法典中这种重视商业，重视牧业草场，对僧、伊斯兰及基督教徒、学者、隐士等优惠的经济管理思想影响在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中都寻觅得到。
　　（９）蒙古族古老的风俗也影响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形成。
　　古代的蒙古族生活中有很多富有特色的风俗。就畜牧生产而言，蒙古族人民最忌讳杀幼畜，因为这是不利于畜牧业发展的。这种风俗在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就有突出反映。如于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他下令 禁杀羔羊.此类旨令于其本纪中多有记录。《元典章》卷五十七《刑部》十九《禁宰杀》中也载有很多世祖至元年间此类旨令文字。如有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禁杀羊羔 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禁宰年少马匹；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禁休杀母羊。实际上，他这种思想由于在全国大范围贯彻延伸，于元代已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保护生态平衡的经济管理思想。如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通令全国当 禽兽字孕时无畋猎 （《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下旨 禁北方畏兀地禽兽孕孳时畋猎 （《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下旨 禁捕天鹅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同年三月又下旨 禁捕鹿羔 （《元史？世祖本纪》十二）。忽必烈对江河湖泊中鱼的下网打捞也多次亲口规定开与禁的时间，以免过度打捞导致鱼苗绝跡. 这种思想与汉民族古代 斧斤以时进山林 ，保护生态平衡的优秀经济管理思想多有一致和可取之处。
　　古代蒙古族的风俗与当代蒙古族有很大差异。最崇拜永恒长生的青色的天，也敬重哺育人类的苍茫大地。上至大汗，下至牧民无不如此。每办一事成功之后必说成是 赖天地之赞力 ， 在长生天的护佑下 取得成功（道林梯布《简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每办一事前都要听萨满教主对苍天之意的转达，还要看天地自然现象有否异常而后定夺办与不办。每当听到雷鸣电闪，即使是战场上无敌的勇士也惊恐无比。忽必烈生于彼地彼时，其思维活动必然受这种族俗的制约和影响。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日食，一向勤政的忽必烈居然因此停止办公，免去朝贺。他在经济管理方面因天地自然变化受影响之事更多。每当天下冰雹，大雨或刮狂风至灾，他就认为是青天震怒对自己发脾气而大发赈粮或发放纸钞于民。如有地震他更刻不容缓地向震区灾民输送救济用钱粮。在元世祖朝此类赈济的次数及其赈济钱物的数量异常地超过前代。这种经济管理方面的特殊现象的出现，自然与忽必烈身上保留有上述古代蒙古族迷信思想相关。从客观好处看，他比别朝一些皇帝于灾年发个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实际得多，更受百姓欢迎。
　　①　　 见马克利齐《埃及志》。此处所引成吉思汗箴言亦转引自《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2至 183页。
　　（四）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性质及其贡献和中外影响
　　忽必烈是中国１３世纪中后期历史舞台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穹庐的一代雄主。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生中，于武功金戈铁马、扫荡异己、并吞八荒，结束了唐 安史之乱 至元开国间数百年各族军阀混战而人民流离失所的局面。奠定了今日中华各族子孙生息藩衍的国土疆域。于文治并尊祖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南方农业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使二者水乳交融、相互依存。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仇视心理，有限度地强化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感。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过 家给人足 ， 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滋溪文稿》卷一四《碑铭》）的盛况。治绩可与前朝 文景 、 贞观 之世比拟。这表明，由于其亲定的国民经济管理大略的远见性、兼容性、开放性，确实在客观上使当时人民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实惠。以至于元末衰世的百姓都怀念逝去的世祖朝。所以，中国乃至亚、欧其它国家古今史家大都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进步政治家。但我们不能据此误认为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性质上是代表人民的。这表明，他做为一个有远见的封建政治家，视野要比当时各族的一个具体的封建地主、牧主、高僧阶级一般成员宽广。他更多考虑的是各族统治阶级总体的更久远的政治经济利益得失。无疑，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代表的是蒙古、汉、畏兀、回、契丹、女真、土蕃及其它各族统治阶级利益。它绝不像有些史家说的那样只代表蒙古族封建阶级的利益。这可以从元初世祖朝从中央到基层的官吏队伍民族构成一目了然地看到。上至宰相，下至府县之长均有各族官员来担任。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很多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各族人民生活改善的方面表现，对人民的经济要求能够让步，让各族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这种让步从本质上说是为了图日后更大的封建阶级政治军事功业的权宜之计。比如他在国内统一战争结束的情况下于至元之末十来年穷兵黩武，加强百姓赋役负担，接连发动了对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等亚洲邻邦的侵略性军事远征。使众多的蒙古族毡乡健儿以及汉族和其它各族士兵丧身大洋、埋尸异邦就是明证。他在晚年所走的这条道路与他平素颇为崇拜的唐太宗晚年东征高丽之举如出一辙。不过，就其一生经济管理活动的全程主流看，应是功居其八，过占其二。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实践贡献是主要的，有些地方甚至是卓越且功不可没的。
　　多少年来，虽专门认真研究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著作不多，但缺乏研究的不负责任的评价还是较多的。应该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受到的评价是不公正的。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忽必烈做为一个伟大的蒙古族封建政治家离开人世至今已有６９９年。在这近七个世纪的时间长河里，古今中外各族封建史家、东方学家、蒙古学家都在研究和评论他。更多的人肯定他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独不见有人较系统研究和肯定他经济管理思想的主流。其实，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是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的。某些方面还可作为世界其它多民族结构国家的借鉴。
　　１。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出现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习与进步，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民族，它已经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地在经济方面管理全国的统治民族。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在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苑林中开始出现较高层次的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并以此为起点与日俱增，导致了清季的五彩斑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或里程碑。
　　２。遥想更古游牧民族的匈奴大帝国，其时的人有较丰富的牧业管理思想是无疑的。但缺乏历史记述，无从研究。之后，蒙古帝国及元以前出现的游牧民族国家分别有过重要的牧业管理思想，但不够系统。忽必烈在这方面继往开来。利用大一统的政治形势，进行了广泛的牧业管理实践，并把这种管理与其它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又进行了国家群牧的微观管理探索。无疑，是他把古代中国的牧业管理思想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水平。
　　３。忽必烈的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在他统治的年代转化为经济国策。无论怎么说，在具有久远重农抑工商传统的古代封建制中国经济管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研究更多地强调元世祖时代官营工商业庞大这个小问题，而忽略了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思想已变为这个大统一新王朝经济国策的更大事实。其实，官营工商业严重存在不是元初世祖朝特有之事，古已有之。相当重视和优惠工商业的管理思想正式转变为国家经济政策才是世祖朝特有的。这个空前的变化，导致了元代手工业和商业远超唐宋的繁荣，以致于使欧洲威尼斯商人世家的后裔马可？波罗都赞不绝口。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终于导致社会经济的重要变化。有元一代出现了雇佣劳动市场。徐一夔的《织工对》提供的史料就是典型证据之一。
　　忽必烈这个来自草原的封建主当年制定这方面经济国策时不一定预料到如此结局的出现。但在客观上却出现了这种结局，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史上划代且引人瞩目则是事实。当然这种变化也无疑与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关，不过忽必烈的有关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关国策并起了烈性发酵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４。忽必烈在经济管理实践中，经过慎重的调查核实，接连处斩曾在贯彻其经济管理意图过程或多或少做过若干重要工作的两个财相（桑哥、阿合马），向全国公开宣布他们巨大的贪污受贿集团案件，大批裁汰有关经济管理官吏。这表明，他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开展了连续性惩治腐败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对贪赃枉法者，即使他们位极人臣也要使之身首异地。这是中国古代经济领域反腐败史上仅见的。后世清季嘉庆帝处决赃臣和珅仅触及一名此类相臣，而且就意图而言更多地是为在太上皇死后扫除政治上的异己。忽必烈此举则是典型的经济领域反腐败的连续性斗争。他开展这种斗争不是短时间的，直到垂暮之年都坚持。重要的是还不在于忽必烈连续处斩几个位极人臣的贪污腐化的财相，而在于他把经济领域反腐败的斗争制度化了。至元二十二年二月，他亲自严肃地通令全国惩治有赃污行跡的官吏。要求各道 提刑按察司，能遵奉条画，莅事有成者任满升职；赃污不称任者罢黜除名 （《元史》二册２７５页《世祖本纪》十）。是时，藏族宰相桑哥等的赃事还未举报。如果他们不把忽必烈这个面对全国的惩治贪污的诏文当做虚文，日后也许能免除身首异地的结果。
　　５。忽必烈不仅在政治上奠定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版图，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
　　无疑，这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进化史上的重大事情。
　　忽必烈之前中国各民族的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出现过众多的出类拔萃的汉民族思想家。他们于经济管理方面创造了多种多样、各有特色的模式。其中有些模式在中国乃至世界中世纪经济管理思想史上都足可称为发明，充分反映了世界封建史上东方文化领先于西方这一事实。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产生的摇篮主要是日益高度成熟的中原农业文明区。就其模式的适用面而言基本上不包括幅员之广并不亚于农业文明区的牧业文明所在地，也基本上不包括一些极富商业传统意识的一些少数民族独特区域。产生这种思想历史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原正统的封建政治统治理论儒学向来视上述地区为异邦的传统认识禁锢了这些思想家经济管理思维的驰骋天地。
　　第二，历代围绕于中原帝王周围的名儒们（其中包括一批名副其实的腐儒）不厌其烦地一代又一代地向他们灌输所谓 华夷之辩 的大汉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理论。以致于这些帝王即使是较多地拥有了上述地区，也不减贱视这些地区传统经济文明的心理。
　　第三，他们还没较足够领受到各类经济区域文明结合杂处对他们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实惠。
　　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经济管理思维虽然于其它方面成就辉煌，但于此却暗淡无光。１３世纪中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出现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并由一个少数民族帝王做为其统治者。这就为多元一体化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崭新模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农业、牧业等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容纳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版图内。这是政治与地理的客观条件。在这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在不同经济俗制下相互依存、基本和平地过经济生活。这是国家民族及经济俗制构成方面的条件。
　　由于这种大一统，使得中国古代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主和极重工商业的三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思想代表，从不同类型的经济文明区汇集到中央王朝讨论经济国策的殿堂相互对撞，引起波澜。这是各民族传统经济管理模式有机遇空前且直接冲突的客观条件。
　　要解决这一特定时代特有的冲突，被 华夷之辩 和 重本抑末 传统说教长期影响的中原封建政治家难以胜任。习惯于牧业经济统治秩序且没有中原那些思想教条束缚的塞北政治家如果不潜心研究中原和其它各族经济也同样解决不了。祖籍虽在塞北的少数民族封建政治家，如果自幼生活于中原并完完全全不加分析地接受了 华夷之辩 、 重本抑末 教条的话同样解决不了。忽必烈是自幼生活于塞北的政治家，但由于王府的地理变迁，开始比前辈有足够时间尊重和研究中原经济并优礼儒学；虽然优礼儒学，但只取其可取的理论，对其中的 华夷之辩 和 重本抑末 说并不完全接受甚至深不以为然。他虽然接受中原重本抑末论中 重本 的一面，但对牧业文明区固有的重牧重工商业传统管理模式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简单地否定，而是肯定和重视；虽然十分尊重汉民族经济俗制并保持和发展，但对其它兄弟民族不同类型经济俗制也同样因承发展，这就使得他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具有了多元性——在不同类型经济文明区实行各自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在不同民族地区保持各自传统的经济俗制或生产方式；在一国范围内实行经济方面的两制甚至多制；实行经济管理方面的两个或更多的管理模式；财政的赋役征发方面针对不同民族和经济区域采取多种方法，从而使国民经济按照多元化轨制发展。它大体符合于忽必烈那个时代大一统多民族封建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实际。
　　但是，如果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模式只体现上述的多元性质，说明那还是一个不完全适应大一统局面的有可能导致经济方面分离倾向的模式。实际上，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一体性。即以全国空前统一化的金融体制和财政收支机构穿连合拢各差异显明的经济区域，在全国谨慎地有步骤地推行了基本无区域遗漏的史无前例的较稳定的纸币制度和财政收支制度。对这种统一的意义，不怀偏见的史家应该承认：它对国家版图稳定的作用与秦始皇的 车同轨、书同文 等措施有同样的历史意义。
　　不过秦皇的 同 与忽必烈的 币同制 和一般财政制度的统一相比：从实行区域看远为狭小；从实行时间看，由于他的残暴过于短暂；从类别看，忽必烈的 同 是更高层次的纯粹经济统一措施；这与秦皇的 同 是有区别和有高明之处的。其中，对于忽必烈向全国推行纸币的金融一体化管理思想，是时汉族名士王恽以卓越的眼力不怀偏见的评赞： 难得，一也；经费省，二也；银本常足不动，三也；伪造者少，四也；视钞重于金，五也；日实不虚，六也；百货价平，七也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文集》，《四部丛刊》本）。它表明，被统治民族的豁达之士也已点首认可其意义所在。
　　这比本民族统治阶级成员的自我肯定更具说服力。
　　说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仅有以上多元性、一体性仍是不够的。它还表现出了比以往各族帝王经济管理思想更为放任的特色。因此它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型的。对内，既不重农抑末，也不重农抑牧，听手工业者、采矿之民 自为 ；听国内各族间进行自由的贸易；听商民自由经商；对荒田任民垦辟……。对外，令诸番互市 各从所欲.６。关于人类生育遗传学的研究已得出一个公认的真理：远亲因子结合的繁殖会孕育出更优良的后代（据说不同民族的夫妻生育的孩童较聪明）。其实，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也能得出与遗传科学同样的结论。忽必烈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模式从胚胎到降生的孕育过程正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这方面较好的开创性范例（这里仅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经济管理思想的相互取长补短、交融升华而言）。在忽必烈之前，就中国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上的关系而言大体是这样的：受植被、气候等生态地理条件和政治、军事历史及思想、风俗传统的影响，农业文明区以重农为主要特征；牧业文明区以重牧为主要特征；西北丝绸之路穿通区以突出重视工商为主要特征。在此前漫长的岁月中虽然有过使它们结合的尝试，但多被文化传统、政治地理等众多原因限制而归于失败。效果不甚明显。所以，祖国多民族经济管理思想发展的这种历史格局久久没有实质性突破或改观。元代多民族、统一的以少数民族人物为帝王的大帝国的出现，冲决了使各族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发展的古老畛域，从而使它们各具特色的因子得以远亲结合，优育出了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这样促进当时国家版图稳定、影响当时世界他国，也影响之后中国经济管理模式至今的优良品种。无疑，这种大大超迈前代的远亲结合终于结束了往昔各族经济管理思想各为单元、封闭畸形的发展时代，给之前中国古老的经济管理思想文明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
　　７。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对世界及后世中国的意味深长、时间久远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最有实际影响的一份遗产。它的这种影响远胜胡寄窗先生有关专著中提及的那些元代经济思想种类。原因有三。一是它的有些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是其治国大略于经济领域成熟的政策体现，值得外国人吸收应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二是中外交流在元世祖时已达前所未有的水平。
　　三是元世祖一直到临终前于形式上都享有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 大汗称号。散布分立于中亚及欧洲的伊利汗、钦察汗等国的汗室承位、婚配诸事还要在形式上经他赐玺下文允准。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世界他国影响最大者是其纸币管理思想。这是他重点直接筹划的经济管理思想之一。史载，１２８３年忽必烈派熟悉经济和历史的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出使伊利汗国。这位学者型宰相向该国大臣们细讲纸币方案，致使该国的汗与众臣羡慕不已，于１２９４年９月印造纸钞并在全国推行。但由于机械地推广外国币制归于失败。但对该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钞 这个华语借词至今还在波斯语中保留。这次推行纸币管理思想的地域也相当广阔。因为当时伊利汗国的疆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括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印度洋（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脉。自此３６年后（１３３０年），印度的杜格拉克朝也曾仿效忽必烈的纸币管理思想试行纸币，这是１４世纪之事。除此之外，高丽（《大典会通》卷三《李朝实录？太宗？世宗实录》）与日本（草间直方辑录《三货图汇》附录之三 宝钞 ，又参见《马可？波罗游记》第一五八章）也曾仿效中国元朝印用纸币。至于１７世纪（１６９２年）美国发行纸币，１８世纪（１７１６年）法国发行纸币、英国在对抗拿破仑的战争时期发行纸币、俄国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发行纸币，那都是更晚之事，比起忽必烈在全国统一发行纸币的时间晚了几百年。如今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通行纸币，但追其比较完整的滥觞还在这位来自草原的封建帝王那里。
　　另外，细察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还会发现：忽必烈的其它经济管理思想也广泛地影响了古代伊利汗帝国。历史记载，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重孙——伊利汗国第七任可汗合赞继位后任命著名波斯史家拉施特为宰相，大力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及波斯贵族、将校、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然而这次影响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进步性经济改革运动，正是在忽必烈培养的高级经济管理干部，蒙古族宰相朵尔边？孛罗在背后策划下进行的。孛罗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这套经济管理之术，恰恰是从忽必烈这里学去的。这次改革影响了伊利汗国的整个农业、工商业、交通业、财政业、廉政建设和土地制度（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伊利汗国》）。孛罗，当时是该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尊敬的蒙古史及经济管理知识方面的老师，孛罗又曾是忽必烈从厨子培养为大司农卿、宰相的负责一方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吏，他学习忽必烈经济管理术的条件是充分的。他对波斯的经济管理方面影响也就是忽必烈的影响。
　　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世界影响，随着伊利汗帝国的土崩瓦解已烟消云散。忽必烈的一生活动也早已变为历史的陈跡. 其纸币管理思想也随着后来世界西方近现代国家有关更完备方案的出现而黯然失色。但是他的整个经济管理思想在它产生的摇篮中国后世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有的时至今日还在被人们默默遵守。无论遵守者们是否都一一明确它与忽必烈相关，但相关这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了。世祖逝世后，成宗铁穆尔大体能遵守忽必烈经济管理的训条。之后中后期诸帝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汗位争夺战，使元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走向困境。其中有一部分是忽必烈的不肖子孙，但也不乏力图中兴的英主、倡导改革的贤相。早的如仁宗，中晚期的有英宗硕德八刺，英宗朝右丞相拜住。他们都为把中后期元代社会经济发展恢复到世祖时代的水平，于经济管理方面多有探索。昏瞆的脱欢贴睦尔（惠宗）在元末人民起义的烽烟中退居塞北，并不意味着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的中断。北元王朝中兴时代阿拉坦可汗进行的牧业、农业、工商业及与明帝国边界茶马互市的经济管理蓝图也颇具其前祖忽必烈之风，并有自己的特色。蒙古族非汗系贵族建立的西北准格尔汗国初期统治者经济管理尝试也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大有关系。至于后金和大清帝国统治者全国经济管理的宏观设计与忽必烈的有关思想更是多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更为细密更有理论更有超越。这已为更多的人熟知。原因在于元、清二朝同是以塞北少数民族帝王为统治者的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共性居多，差异较小。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做为历史遗产，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同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以封建阶级当家作主，为各族剥削阶级谋利益为特征，我们现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管理则是以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为特征，二者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一些具体管理方法上，我们仍对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有若干明显的借鉴。这里仅举几例：我们今天实行的农牧并举政策；农业经济区与牧业经济区产品对流的政策；对西藏及其它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惠的政策；加强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经济技术人才的政策；在全国实行统一纸币的政策等等无不主要源自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乃至我们今日须臾不离的人民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之事也源于忽必烈那里（金属货币上镌刻铸印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之事的产生早于元代。在全国通行的纸币上并印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字即八思巴蒙古文，则始于忽必烈）。对忽必烈上述进步性政策或做法继承的合理性，在今天的中国还不见有人怀疑。原因只有一个：在于它是客观上有利于各族经济共同繁荣的经济管理思想历史遗产。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遗产中，有一些人物的思想已时过境迁，在今天已无当年的应用价值。也有不少人物的思想在今天仍颇有价值。但像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那样比较多地被当代中国的国民经济管理实践所继承、借鉴也是不多的。
　　忽必烈经济思想的各方面内容及其贯彻效果可以充分证明：元王朝并不像一些当代研究者所说那样，是一个 一直是靠刺刀过生活的王朝.元代忽必烈的经济管理也不是 带着军事统治的临时性质 的经济管理①。这种评价比元末明初最早评价忽必烈经济管理思想的明代封建史家宋濂还倒退了。
　　宋濂还说忽必烈之重农远胜辽金之主，略肯定一二，没把它说到分文不值的地步。其实，忽必烈经济管理的目标是为了蒙、汉、畏兀、藏、回、契丹、女真等众多民族封建统治阶级长久的政治利益，建立长久的经济秩序。他能在军事上以空前磅礴的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各个角落迅猛推进，进而实现大一统的稳定国势，其间他的经济管理筹划起着举足轻重的辅助作用。其经济管理的众多举措，大体上在客观和主流方面史无前例地顺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趋势；长期战乱后各族人民渴望在国家统一稳定的环境中过经济生活的愿望。他的经济管理思想绝不是简单因袭历史上某族某类经济管理思想，而是对历史上各族多种国民经济管理思想的深沉冷静的取舍精炼、抽象升华。因此，他的金融管理比前代更为新奇；农牧关系的处理比前代更为成熟；工商管理的政策比前代更为开明；经济人事的考虑比前代更为得体恰当；经济改革的范围比前代更为广泛；经济机构的设置比前代更为周全；经济技术的传播比前代更为积极；水利开发的成果比前代更为辉煌；国际贸易的筹划比前代更加精细；反对腐败的胆识举措比前代更为勇烈和制度化；基本改革的步骤比前代更为谨慎适时；自身廉洁的表率比前代更为突出；承认过错的性格比前代更为直率；管理理论的发明比前代更为辩证或具有说服力等等。然而，忽必烈于经济管理思想方面的最主要贡献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在管理模式方面对各族传统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以 海纳百川 的雄主气量兼采优长、因革损益，在中国各民族封建时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划时代地变革升华为——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当然，与任何一个新生的经济管理模式一样，他的这一模式中不乏不完备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其间仍然表现出了若干历史上许多刚刚南下草原贵族治理新区经济时适应期的难免过失。但是，他的经济管理思想模式毕竟有相应的崭新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应用价值；广泛的世界传播；复杂的形成原因；明显的经济效果；充分的酝酿过程；突出的时代特色；清晰的战略意图；深远的后世影响。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9页。
　　忽必烈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取代历史上其它国民经济管理模式，是历史的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唐 安史之乱 至元初星天旋转 ， 诸国争战，互相争夺、杀伐 ①的惨烈民族战争中各族开明政治家寻觅经济方面治国大略长期痛苦思索优秀成果的集中表现。这说明忽必烈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造成长期战乱、中原漠北交替板荡时的诸多矛盾中，经过深刻思索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着手从缓和各族经济文明传统冲突对立来解决问题。显然，在古代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术中这是更易于被各族人民接受的、临时性军事统治无法取代的高层次的开明统治术。它也是长时期以来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孕育的两大传统经济管理模式以惨烈民族战争形式无休止对撞的漩窝在元初大一统政治版图内暂时处于平静，二者由对立面走向统一的生动体现。这是全国经济统一发展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战乱后各族民心的要求。如果不是忽必烈这个元代经济管理蓝图的总设计师筹划这一模式，其时历史也必然推出另一个忽必烈式人物出来筹划，使之诞生。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管理思想自身发展中一个纪元性标志。它大开了少数民族政治家潜心研究国民经济管理的风气之先。
　　以后，元时中后期及北元帝国、后金、准格尔汗国、清帝国中凡是有为的开国或中兴君相都有意识地模仿研究他的国民经济管理，其中不乏有成绩者。
　　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远亲结合、优生优育的成功范例。但这种远亲结合绝非只是各族经济管理思维的自然拼凑，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结合基础上抽象升华创制出的于各族经济发展都有利的新的大模式。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 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蒙古秘史》，汉译本，中华书局 1956 年 5月版，第 249至 250页，第十一章《出征金国、西夏、突厥、巴黑塔惕和斡鲁速惕》。
　　完全可以说，忽必烈的经济管理思想虽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但从主体内容看与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思想一道足可并称为中国多民族思想史长卷中的隋珠卞玉，或者说是１３世纪中后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版图完全奠定时代经济管理思想苑林中的一朵奇葩。
　　当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历史学界泰斗、多民族大一统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学说为指导，博研中国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悠久的关系史，拨开迷漫中国政治思想历史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大民族主义 华夷之辩 的腐朽学说浊雾，公道地指出，我们中国 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当代中国的历史版图疆域的杰出的古代奠基者、多民族大一统元帝国的开国元勋忽必烈薛禅可汗，为适应和巩固其时大一统国家政治版图，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创造的开放的 多元一体化 模式硕绩，当属毛泽东同志所言的那种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之一。
　　五、结语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元王朝于于１４世纪６０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这是应该的。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５世纪又２５年。
　　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跡或往事。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跡廖廖无几。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济管理建树都必须充分肯定。他对祖国历史版图的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愿祖国历史上伟大阿尔泰语系民族历史人物创立的元王朝经济历史，以本来面貌留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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