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6卷 秦汉习俗史

　　本卷提要
　　本书在有机地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以及有选择地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有点有面、繁简得当地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习俗的渊源、特点和发展状况，并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形象而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秦汉习俗的五彩画卷。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逻辑通顺，文字流畅，图文并茂，知识性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一、秦汉习俗概述
　　中国的习俗既丰富多彩又源远流长，早在《诗？周南？关睢序》中便有了美教化，移风俗 的提法。有人认为《诗经？国风》堪称中国习俗史的权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一幅习俗画，一部《国风》就是一部上古风情录。
　　秦汉时期政治的高度统一、民族的空前融合、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的日益开放，反映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秦汉时期不仅出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而且出现了更全面而具体地记叙或涉及前代和当时民俗事象的文献资料。
　　《史记》中涉及的古史传说和民俗事象最多。如《货殖列传》在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方面列举了许多有关的习俗，并注意到了地区间的差异：陇蜀之地多商贾，长安又多四方之人，所以居民好取巧而不务本；巴蜀之地肥饶，特产众多，可以远通云贵，所以居民常以其所多换其所缺；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之地位居天下之中，地少人多，所以居民比较勤俭；北方地区常受胡寇侵扰，所以居民好气任侠，不事农桑，等等。
　　《汉书》中涉及的民俗事象也不少。如《礼乐志》十分注重礼俗的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 又如《郊祀志》中有许多关于信仰、祭祀方面的习俗，《地理志》中有不少关于全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记载等。
　　除了《史记》、《汉书》等正史外，《风俗通义》、《四民月令》、《三辅黄图》、《西京杂记》、《淮南子》、《论衡》、《潜夫论》等文献也保存了较多的习俗资料。
　　正是依靠以上所列以及还有某些未列的文献资料，再加上近年来相继涌现的考古发掘材料，如明器、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其他各类实物，我们才能够相对容易地对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进行客观的概括和分析。
　　从服饰方面看，随着服饰的文化功能的日益发达，一方面当时对服饰美的追求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场合、不同环境的服饰，风格各异，从而使服饰的等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上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是表明身份、参加活动和追求华贵等，下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还是御寒、防暑和护体等。
　　从饮食方面看，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每日四次，贵族每日三次，一般人每日两次。食物种类比较丰富，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主副食的搭配比较合理，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烹调技术和方法。
　　从居住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战国，变化不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可分为庭院式、楼阁式与干栏式三种住宅形式，但这三种形式有时又有交叉现象。其中庭院式住宅最普遍，种类也最多，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当然面积大小不一。
　　从交通方面看，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水路交通包括海上和内河两部分。陆路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水路的交通工具以船为主，车与船的本身皆有许多比前代改进之处。
　　从婚姻方面看，等级性是秦汉时期婚姻的特点之一。婚姻礼仪并非与 六礼 完全契合，大致要经过八个重要的环节。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聘娶婚外，还可列举九种其他的婚姻形式。婚嫁消费相当巨大，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宴的花费等四项。人们的贞节观相对于唐宋时期可谓淡薄，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从丧葬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中多以珍宝与实用器皿等随葬；后一阶段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制约，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涌现。但总起来看，厚葬之风盛行仍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特点。另外在丧葬方面所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地区差别也值得注意。
　　二、服饰
　　中国的服饰习俗丰富多彩，中国向以 衣冠王国 著称于世。众所周知，服饰具有生理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在远古时代，服饰主要是为了御寒、防暑、护体和遮羞，生理方面的功能相对强些；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常被用来区分等级、职业、民族、年龄和性别，并出现了服饰的审美价值日益上升的趋向，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饰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发达。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空前稳定，经济形势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人们的服饰较前代更为绚丽多彩。关于秦汉时期人们服饰的状况，不仅在有关文献中不乏记载，而且在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壁画、帛画、画像砖、画像石和陶俑上也可窥其大概。
　　秦汉人的服饰常因场合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祭祀时应穿祭服，上朝时应穿朝服，参加葬礼时应穿丧服，结婚时应穿婚服，平常则穿常服。
　　秦汉人的服饰也常因等级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张书光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墨笔单线描的手法，绘制出秦汉时期不同等级和职业人物的图像１００幅①，其中包括帝王、贵族、士族、大臣、官吏、文吏、小吏、将军、将官、武将、武士、兵士、商贾、农夫、农妇、平民、胡人、艺人、贵妇、女官、民妇、使女等，形象直观，可以参考。一般说来，皇帝和皇后的服饰端庄华贵，武士的服饰威武壮观；仕女的服饰以高髻、穿花襦和褂裙曳地为特征，文吏的服饰以束带、穿裤裙和戴冠帻为特征，农民的服饰以束髻、穿草鞋和短袖长襦为特征，市民的常服以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服饰以扎带、着褠、穿襦裤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人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褠为特征①。当然，不同的个体会有差异，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会有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的季节和场合也会有差异。如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汉墓出土的一件身长１３３厘米的 万世如意 锦袍在形制上即具有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
　　（一）冠　　　　帽
　　帽主要是后来的称呼，秦汉时期的帽一般被称作 头衣 ，具体说来又有冠、冕、弁、巾和帻的区别。
　　由于冠、冕、弁都是上层男子平时所戴的头衣，所以有时又统称为冠。
　　据《礼记？曲礼》载，男子在２０岁时应举行冠礼，表明已长大成为成年人，冠礼是男子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仪式一般都比较隆重。
　　关于秦汉时期的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得比较详细，共提及１９种名目，即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鹖冠等。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重大祭礼时所用的冠帽，汉代遵循不改，用作皇帝、公侯及卿大夫的祭服。《后汉书？舆服志》载： 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
　　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
　　①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57页。
　　①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9～53页。
　　长冠也称 斋冠 ，又称 竹皮冠.一般以竹皮作成骨架，外表漆Ｃ，冠顶的造型扁而细长。相传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曾戴过此冠，故谓 刘氏冠.《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 刘氏冠' 乃是也。 《后汉书？舆服志》：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Ｃ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 因为这种冠帽为高祖早年所造，所以后来被定为官员的祭服，并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一律不得服用，以示尊敬。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衣木俑，头顶大多竖有一块长形饰物，形制如板，前低后高，可以视为长冠的模型（图１）。
　　委貌冠又称 玄冠.其制以黑色丝帛为之，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覆杯。公卿、诸侯、大夫等人行大射礼时则服之。戴此冠时，必须穿着玄端素服。《后汉书？舆服志》： 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唐杜佑《通典》也记： 汉制委貌，以皂缯为之，形如娄縠之貌；上小下大，长七寸，高四寸，前高广，后卑锐，无算有缨。 皮弁冠的形制与委貌冠相同，也是 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 ，所不同者在于委貌冠是以黑色丝帛为之，而皮弁冠是以鹿皮为之；委貌冠为公卿、诸侯、大夫等人所戴，而皮弁冠为 执事者 所戴。
　　《后汉书？舆服志》： 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爵弁冠也称为冕，又称 广冕.其制较冕冠为次，形状与冕冠相似，惟冠上不用旒饰（图２）。一般多用木板作顶，外面表以细布，布色赤而微黑。戴爵弁者，必须穿玄色丝衣，下着纁裳。乐人、士人及低级官吏助君祭祀时则戴之。《后汉书？舆服志》：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复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通天冠是皇帝专用的礼冠，凡郊祀、朝贺及宴会则戴之。以铁丝为梁，正竖于顶，梁前有山，展筩有述。《后汉书？舆服志》：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 今从山东嘉祥武氏祠保存的画像石上，即能看到此冠形象（图３）。
　　远游冠与通天冠相类似，唯无山述之饰。为太子及诸王所服。《后汉书？舆服志》：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又名 侧注冠 ，原为战国时齐王所戴。其式与远游冠相类似，也无山述，以铁为卷梁，高九寸，冠体侧立。蔡邕《独断》： 高山冠，齐冠也，一曰侧注。高九寸，铁如卷梁，不展筩，无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
　　今谒者服之。 进贤冠是文吏、儒士所戴的一种礼冠。用铁丝和细纱制成，冠上缀梁，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以三梁为贵。冠式前高后低，前柱倾斜，后柱垂直。戴时加于帻上。以梁数区别等差（图４）。《后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在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河南荥阳河王村出土的画像砖上，都绘有戴这种冠式的男子形象。
　　法冠也称 柱后 ，又称 獬豸冠.原是楚人所戴。以铁为柱，隐喻为坚定不移，威武不屈。所以又称 铁冠.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羊，相传它能辨别曲直，分清是非，在它头上生有一角，见人争斗，即以其角抵触邪佞。所以以其形为冠，汉代将其用于法官，是执法者所戴的一种冠帽。《后汉书？舆服志》：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Ｃ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 武冠原为赵武灵王所戴，秦灭赵后，即以此冠颁赐近臣，汉代袭用，一般用于武官。其制以漆纱为之，形如簸箕，使用时加着于帻之上。因其形制高大如弁，也称 大冠 、 武弁 或 繁冠.宦官、近臣亦可戴此，但须在冠上加以金铛，并插以貂尾，以示区别。《独断》称： 武冠，或曰繁冠，今谓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饰之。 今从四川、山东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还能看到这种冠式。
　　建华冠是乐人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时所戴的一种礼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上以鹖羽为饰。《独断》： 大乐郊社祝舞者冠建华。 即指此。
　　方山冠的形制与进贤冠相类似，分别以青、赤、皂、白、黄等五色细縠为之，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凡祀宗庙，行《五行》舞时，舞人、乐者都可戴之。《汉书？五行志》： 冠方山冠。 唐颜师古注： 邓展曰：' 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乐舞人所服。'巧士冠是皇帝身边的侍者、宦官所戴的一种礼冠，形制与方山冠相类似。
　　平常一般不用，只有在郊天时用之。《后汉书？舆服志》：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却非冠的形制与长冠相似，上宽下促，冠下垂有缨蕤。专用于宫殿门吏及仆射等人，戴之执事，以防伺非。《后汉书？舆服志》： 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 却敌冠为卫士所戴之冠（图５），形制与进贤冠相似。《独断》：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监门卫士服之。 樊哙冠也是殿门卫士所戴的一种冠帽，因为是由汉代名将樊哙所创而得名。相传鸿门之会，楚项羽欲杀刘邦，樊哙常持铁楯在侧，事急，樊哙撕衣裳包裹其楯，佯作冠饰，直入羽营，力斥项羽背信，使刘邦乘机得以脱身。
　　后来刘邦执政，即照樊哙所包之楯制以为冠，颁赐于殿门卫士。《后汉书？舆服志》：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 ①术氏冠曾被赵武灵王所好，其中的 术 字，按蔡邕《独断》所说，为 鹬 的转音，不是指道术。《三礼图》说此冠画鹬羽为饰，其色绀。《后汉书？舆服志》：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迆四重。 鹖冠为武士所戴，因在冠左右加插双鹖尾而得名。鹖属鸷鸟，斗时必至死才罢休，所以用其尾插于冠的左右以表示勇敢。汉代的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皆戴此冠。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50页。
　　除了以上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所提及的１９种冠之外，在山东嘉祥汉墓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象（图６）中还有一种三个山形的冠，周成王所戴者即是。在浙江绍兴汉墓出土的画像镜上也有这种山形冠。另据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引《申阳洞记》中记唐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陇西李生曾梦见一神，据案而坐，顶三山冠，冠作高冠，前面耸起三条直柱，中间一柱特高，左右二柱略低。三山冠之名虽在汉代文献中未见记载，但上述图象和说法似可证明三山冠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孙机先生认为可暂称之为王冠，并推测王莽即帝位时所戴的王冠可能与此相似①。图６中间一人所戴的是武冠，右一人所戴的是进贤冠②。
　　后代有的学者还将汉代的冠按不同标准加以分类，如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将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划归祭服类，而将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划归朝服类③。
　　冠原是加在头顶的发罩，主要用来约束发髻，所以并不需要将头顶全部罩住，只是在冠圈上有一根较窄的冠梁，从前到后经过头顶。这与现代的帽子很不相同。此外在功能上也与现代帽子有所区别，即冠不着重于实用而着重于礼仪，所以《礼记？冠义》说： 冠者礼之始也。 《淮南子？人间训》也说：冠 寒不能暖，风不能鄣，暴不能蔽.戴冠前一般要先把束在一起的头发盘绕在头顶处（髻），用Ｃ把头发包住，然后加冠。Ｃ后来又写作縰. 这是一块整幅（二尺二寸宽）六尺长的缁帛（黑帛）。因为戴冠前必先以Ｃ韬发，所以当时人有时称Ｃ以指冠。例如，扬雄《解嘲》： 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 ， 戴縰 即戴冠，阿衡是商汤的宰相伊尹，这句是说士大夫们都把自己比成古代的贤臣①。
　　戴冠是上层男子的特权，下层男子不能戴冠，只能戴巾或帻。《释名？释首饰》： 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 《独断》： 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 巾就是包头布，秦始皇因自谓为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一般秦人也尚黑色。他们常以三尺黑布巾包头，所以百姓又称黔首。到了汉末，此风大变，不仅百姓以幅巾包头，就是一些名儒雅士、王公大臣，甚至称雄一方的军阀都以裹巾为尚。汉末名士多服丝绦或葛制成的头巾，手持羽扇，习以成风。东汉名士郭泰，字林宗，他学富五车，博通经典，曾为太学领袖，名震京师，其一言一行都被天下儒士奉为规范。尝途中遇雨，郭泰将所戴头巾折一角，后时人皆仿效其法，将头巾折一角戴上，世称 林宗巾.再如宿儒郑玄、名士孔融、军阀袁绍等也以巾裹头，自命风雅。《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说： 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钩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 不过，头著白巾，在汉代则是官吏被罢免为民或地位卑贱者的一种标志。《汉书？朱博传》载：被斥罢的官吏，皆著白巾走出府门。而当时在官府里趋走的贱人，如诸司亭长之属的官役，也头裹白巾②。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2页。
　　②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8 ～81页。
　　③原田淑人著、常任侠等译：《中国服装史研究》，黄山书社 1988 年版，第 38 ～63页。
　　①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页。
　　②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帻原本只是包发的头巾，后来演变为便帽的样子。沈从文先生在精心研究秦汉以前大量文物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出：在白玉雕和玉雕人像头上，一再出现近似汉代平巾帻式的平顶帽或帽箍，说明这种帽式源远流长，最晚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些地区某些人头上还经常应用，并非像汉代史籍所说的，因王莽头秃无发才开始应用。但将帻纳于冠下，使之成为冠的衬垫物的作法，似滥觞于西汉。《后汉书？舆服志》说： 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
　　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主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中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 这里说的 作颜题 、 高颜题 ，是指在帻的下部按额环脑处增加一圈介壁，这是帻脱离其 韬发之巾的原始状态之关键步骤。至于提出文、武官要使帻耳与冠相称，似乎意味着这时已有加帻之冠，但在考古材料中从未见过，所以这种作法在西汉时纵使出现，也绝不普遍。
　　帻分介帻和平上帻两大类。《独断》卷下说： 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 王莽秃，帻始屋。'屋状帻即介帻。东汉时文职人员所戴进贤冠之下衬以介帻，二者组合成为整体。由于帻是直接戴在头上的，冠附帻以为固，所以这时就将頍省去了。它的底部是一圈 颜题 ，颜题在脑后突起两尖 耳 ，头上是屋顶状的介帻。跨于介帻之上者，即称为 展筩 的冠体。展筩的前部装 梁 ，梁是用来表示身份的。有时在进贤冠的一侧还簪有 自笔 （图４）。不过这并不是说至东汉时帻已经和冠不能分离了，在这时的画像石中，许多供奔走使役之人仍单戴介帻（图７）。
　　文职人员于进贤冠下衬介帻，武职则于武冠下衬平上帻，即《晋书？舆服志》所说： 介帻服文吏 ， 平上服武官也.身份低的不戴武冠的士卒，则只戴平上帻。如山东汶上孙家村画像石中的持戟者（图８）、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铜骑俑，都戴着项部低平的平上帻。不过自东汉中期以降，有些平上帻的后部加高（图９）。《续汉书？五行志》说： 延熹中，梁冀诛后（梁诛于１５８年），京师帻颜短耳长。 颜短即前低，耳长即后高，这种式样的帻又名平巾帻。河北望都光和五年（１８２年）墓所出石俑之帻可以为例（图１０）。①此外，当时还有一种头衣称 帩头.帩头又称绡头、络头、帞头②、帕头、陌头，为男子束发的头巾。帩头与今陕北农民用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十分相似，即由后向前在额上打结。《释名？释首饰》： 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 汉乐府《陌上桑》中有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戴帩头本是汉代一般农民或普通人之服，而一些桀骜不驯的儒生或隐士，常著帩头表示不愿入仕。如《后汉书？独行列传》： （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好被发著绛绡头。 同书《逸民列传》： （周党）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绡头，待见尚书。 后来某些官吏也竞相仿效。如《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0～232 页。
　　② 扬雄：《方言》第四： 络头，帞头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
　　秦汉时期不仅用来束发的巾或帻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对发式也相当讲
　　究。秦人的发式从秦代兵马俑中可以窥见一斑，秦陶俑的发式变化颇多，大致可分作三种：第一种是将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长发相交编成两条辫子，将后脑长发分作三股编成一条辫子；第二种是先将头顶长发束以小髻，次将额前和两鬓头发梳向脑后，由脑后将发分作六股，编成一条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第三种是无髻俑，将头上长发由前梳向脑后，再由脑后分作六股，编成一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发辫中间卡一发结，发辫上端打一 ×u8221X形的绳结①。这是属于武士的发型。至于妇女的发髻，见于文献记载的秦代妇女有神仙髻、凌云髻、垂云髻、迎春髻、望仙九鬟髻、参鸾髻、黄罗髻。汉代妇女有堕马髻、瑶台髻、三角髻、三鬟髻、分髾髻等。如果说秦武士俑分作三股、六股是与秦 度以六为名 、 数以六为纪 ②的制度有关，那么，妇女发髻中神仙髻、望仙九鬟髻、凌云髻则是秦汉时期崇信神仙术的反映。当时未必有这些发髻，可能出于神仙家的幻想。但垂云髻、望仙双鬟髻却常见于战国至汉代的女俑中。三角髻见于《汉武帝内传》、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壁画和山东汉石刻画像中（图１１）。密县打虎亭壁画上还有三鬟髻的妇女的画像（图１２）。分髾髻是发髻后垂的发式，见于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傅毅的《舞赋》等汉赋中。在汉代出土的女俑发饰中也常见。在这些发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堕马髻。堕马髻是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初兴于东汉桓帝时代，为飞扬跋扈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 妖态 的表现形式之一。据《后汉书？梁冀传》载：梁冀之妻孙寿长得十分漂亮，经常打扮得妖娆异常。她的头发梳成堕马髻，洁白的皮肤与黑发相映，更显得她妩媚丽艳，别有神韵，深得京师贵妇们的喜爱，竞相仿效，成为风靡全国的发饰，甚至流传后世，盛行不衰。南朝萧子显《日出东南行》中就有 逶迆梁家髻 之句，说明堕马髻成为美丽的发髻式的代名词。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罗敷的 倭堕髻 发式也是堕马髻的别名③。自然，发髻作堕马髻或在发饰上下功夫者，只是贵族妇女赶时髦者所为，而一般妇女发饰 大都作露髻式，即髻上不梳裹加饰，也不用其他包帞或戴冠饰之类的东西，其中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最为普遍 ①。这种束发作髻而不加修饰的发髻，在陕西省临潼曾出土属于秦或西汉初年的女俑的髻式，就属于此类②。
　　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冠帽形制和发式一般各有特色，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的乌桓人的头部无冠帽，清楚地表现出是剃了发的。免冠表示他们身受汉官屈辱，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冠帽。关于他们的冠帽之制，晋郭义恭《广志》载：乌丸与匈奴同俗，丈夫、妇人为木帻，朱染之，如杆盆以沓头。 古代北方民族常用桦树皮所作之帻。《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人 以髡头为轻便 ，这里只说髡头，至于具体样式并不清楚。现在据壁画，知道乌桓人髡头是剃去除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有人头顶上似留一小髻，有人则竖起六、七寸长的发辫一根③。
　　①《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资料汇编》第 1集。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有关堕马髻的详情，可参见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 ～72页。
　　①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5页。
　　②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7 ～99页。
　　③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 1期。
　　当时不仅冠帽形制蕴含着等级差别，而且发式也反映了等级差别。如秦始皇凌的陶俑是以头发是否 直上 作为区分奴隶与自由民的标志。跽坐俑的圆椎髻偏后，头发未 直上 ，其身份应是未被解放的秦代奴隶。而发髻偏左或偏右的武士俑皆属于头发 直上 的类型，按秦代尚右卑左的历史特点，可以推知发髻偏左的武士俑的身份要低于发髻偏右的武士俑的身份。前者应为庶子，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位高于被视为奴隶的跽坐俑；后者应为秦代二十级爵中最下等的公士级爵，而其中戴帻者的身份又要高于不戴帻者的身份④。
　　（二）上衣
　　秦汉时期上衣的种类十分繁多，不仅存在颜色、图案和质地上的不同以及长衣和短衣、内衣和外衣、单衣和夹衣的不同，而且也随地位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时最为端庄华贵的上衣是帝王和大臣所穿的冕服。冕服的形制如冕冠一样，尊卑有别，颜色和图案（章纹）大不相同。皇帝的冕服是 衣裳玄上纁下 ，即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赤黄色材料制成的下衣。皇帝冕服所用的图案为十二章纹（一章即一种图案）。上衣六章用绘，下衣六章用绣。十二章纹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象征稳重；龙，象征应变；华虫（即一种雉鸟），象征文丽；宗彝（祭祀礼器），象征忠孝；藻（水草），象征洁净；火，含义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象征果断；黻（常作亞形），象征明辨。皇帝在最隆重的场合必须穿十二章纹。诸侯、三公冠九旒者，衣裳则用山、龙以下九章纹。九卿以下冠七旒者，则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以此类推。
　　皇后及王后等的礼服都是深衣制，即上下衣相连的一种服式。往往是深青带红色的衣裳，头带步摇。如逢祭祀，皇后等穿的祭服上衣称 袆衣 ，上画五彩野鸡图案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级别官僚的夫人， 入庙佐祭者皂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 ②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贵妇（图１３），身穿属于深衣制的袍服，袖极宽大，服色为黑褐色，又近于绀色，上有织绣云纹，未见有野鸡一类的纹样。服色上下相似。
　　因缥色是淡青色，此像中色泽不似缥色。因此该妇人的服饰，似属于助祭之服，只是不见有带缓等附件的装饰。也有可能此服不是《舆服志》中的入庙、助蚕等鞠衣类。因为西汉早期对于冕服及后、妃服等制度未定。谒庙、蚕服等也是后汉时才开始制定。所以此服可能为西汉时一般的朝祭服，而且服式又与一般出土的汉俑相似①。
　　秦汉时期上衣中的长衣包括袍服、禅衣和襜褕等，短衣包括襦、袭、衫和■等。其中袍服、襦、袭和■是有里的夹衣，而禅衣、襜褕和衫是无里的单衣。在秦都咸阳的遗址发掘中曾发现已经炭化的丝绸衣服一包，其中既有单衣，也有夹衣和绵衣，只是其具体形制已难搞清②。
　　④王玉龙等：《秦始皇帝陵发现的俑发冠初论》，《文博》1990年第 5期。
　　①释名？释衣服》： 王后之上服日袆衣，画翚雉之于于衣也。 ②《后汉书？舆服志》。
　　①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0～101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6页。
　　１。深衣长衣中的袍服、禅衣和襜褕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逐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长衣。所以在介绍袍服、禅衣和襜褕之前，有必要了解深衣的有关形制。关于深衣的形制，博采众长、考证精审的当首推清代学者江永的《深衣考误》和任大椿的《深衣释例》。一般说来，前者发其大凡，后者则作进一步推演。据二者的研究，深衣的形制大致是：上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两袖（即袂）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即袪）一尺二寸，袖肩用布二尺二寸。因此两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关系而成为半圆形。襟分内部和外部，两襟相交，便成方领。腰围全长七尺二寸，下摆（缝齐）周长为一丈四尺四寸。自腰至下摆为裳的部分，前后各用布六幅，共为十二幅。
　　每幅宽为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连处用布四幅，两旁左右又各缀布两幅，谓之 袵.袵上宽四寸，下宽一尺八寸。裳在腰带以下的约四尺五寸，下距地约四寸。衣裳各有缘边，称之为 纯 ，衣裳的缘边均宽一寸半，领的缘边则为二寸。可见深衣是一种既臃肿又费料的长衣①。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实物（图１４）进行的模拟剪裁，发现制作一件曲裾的深衣要用帛３２米（以幅宽０。５米计），比直裾长衣多用料４０％②。所以深衣逐渐被袍服、禅衣和襜褕所取代。
　　２。袍服袍服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那个时期的袍服只是一种纳有絮棉的内衣，《释名？释衣服》： 袍，苞也。苞，内衣也。 所以穿着时必须加罩外衣。
　　及至汉代，不论男女均可穿着，特别是妇女，除了用作内衣外，平时也可穿在外面，时间一长，袍服就演变为一种外衣。既然用作外衣，形制就不那么简便了，一般多在衣领、衣袖、衣襟及衣裾等部位缀上衣边。《释名？释衣服》：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自此以后，袍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也日臻精美。一些别出心裁的妇女，往往在袍上施以重彩，绣上各种各样的花纹。甚至在隆重的婚嫁时刻，也穿这种服装。《后汉书？舆服志》：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 一般妇女婚嫁时也穿此服，只是在袍的颜色及装饰上有所不同，以示区别。
　　袍服由内衣变成外衣，正值曲裾深衣淘汰时期。由于袍服中纳有棉絮，不便采用曲裾，所以较多地采用直裾。袍服取代深衣之后，用途变得更为广泛，不仅妇女可穿，男子也可穿着，并且将其用作朝服。上自帝王，下至百官，均可穿此。《后汉书？舆服志》：皇帝 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这时的袍服在领、袖等部位，一般都缀有花边。花边的色彩及纹样较衣服为素，常见的有菱纹、方格纹等。袍服的领子则以袒领为主，一般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里衣。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及四川望都汉墓壁画所绘男子即穿这种服装。另外还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袖也用花边装饰。
　　袍服的下摆则打成一排冚裥，有些还裁制成月牙弯曲之状，这种形式的服装在壁画、石刻及画像砖上都有反映（图１５）①。
　　②《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9页。
　　①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4期，1953年 6月。
　　②《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8 页。
　　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尤为引人注目，秦始皇兵马俑坑、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汉墓等出土的兵俑都穿中、外二重衣服或内、中、外三重衣服，这从兵俑的领口、衣袖或下摆处可以看出。陈春辉、蔡革等先生认为中重衣为袍服，因为从衣下摆测量的数据看，中重衣比外衣厚得多；刘占成先生则认为外衣为袍服，因为袍服内有粗丝粗麻类物质，能起到防御箭镞穿射的作用。作为军服的袍服在秦代的特点是：衣内夹絮，下摆齐膝，腰间束带，交袵紧袖。西汉变化不大，只是将向右交袵绕至背后直下改为在胸前交袵不到腹部即斜下，并将中重衣的圆领改为同外衣一样的右袵交领。东汉变化较大，表现在衣袖变得较宽博，上衣下裳已经分开，显然这更方便于骑马和作战。总括而言，作为军服的袍服源于春秋，行于战国，定于秦代，相沿于汉，东汉以后逐渐走向颓废，至晋代已彻底被淘汰。在敦煌二八五窟壁画看到的南北朝时期的军服已为单衣，步卒挽袖，与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完全不同①。
　　３。　　 衣襌衣是单层的长衣。《说文》载： 襌衣不重。 《大戴礼记》载： 襌，单也。 襌衣又称为单衣，《后汉书？马援传》载： 公孙述更为援制都布单衣。 襌衣往往作为上层人士平日所穿的常服，假设进宫时要穿须经过特许，如《汉书？江充传》载：江充被召入宫， 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
　　上许之。充衣纱縠　　 衣，曲裾后垂交输，冠　　 Ｃ步摇冠飞翮之缨。 也有人认为　　 衣常作为一般官吏所穿的公服，并认为文人穿的　　 衣长，武人穿的衣短。衣的衣襟掩腋下，系以带条，腰中束革带②。汉武祠石刻画像中 荆轲刺秦王一图（图１６）上的荆轲身穿短　　 衣，秦王所穿者也应为　　 衣，因为据《燕太子》卷下，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要求听琴声后再死，于是召姬人鼓琴，琴声说：罗縠单衣，可掣而绝 ③。长沙马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轻薄透明的素纱　　 衣（图１７），长１２８厘米，袖长１９０厘米，仅重４９克，还不到一两，如除去衣领和袖上较厚重的缘边仅重半两多。据计算，每平方米衣料才不过１２- １３克重，真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因为这件　　 衣的衣料是纱，又没有颜色，所以称作素纱　　 衣。
　　衣与深衣比较接近，但又有区别。《急就篇》：　　衣蔽■布母僔.颜师古注：　　衣似深衣而褒大，亦以其无里，故呼为　　 衣。 任大椿《深衣释例》认为， 布单衣上下通直，不别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后世单衣与通裁同制，若深衣则犹别衣裳，特缝之不使殊耳。此布单衣与深衣又大同而小异耳。 可见，古人服装原本是上衣而下裳，后为方便起见，衣与裳相缝接而成为深衣；再后来则衣与裳上下相通，不再裁断，成立完整的长衣，这就是　　 衣。所以，　　 衣与深衣与其说是服装标准的不同，还不如说是在服装的设计中为了便于裁制和穿用的一种自然的演进①。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52页。
　　①参见刘占成《秦俑战袍考》，《文博》1990年第 5期；王学理《秦俑军服考》，　　 《考古与文物》从刊第 3号；陈春辉：《秦俑服饰二札》，《文博》1990年第 5期；蔡革：《浅论西汉前期军队的服饰特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 3期。
　　②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2页。
　　③《北堂书钞》衣冠部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燕太子》皆作 可裂而绝 ，可见秦王所穿　　 衣较薄。
　　４。襜褕襜褕又称 ■褣.扬雄《方言》： 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 许慎《说文解字？衣部》： 直裾谓之襜褕。 它与深衣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衣裳相连， 被体深邃 ；不同之处在于深衣多用曲裾，而襜褕则用直裾。襜褕是在人们内衣得到完善的基础上产生的。从湖北汉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可以看到由前折后，垂直而下的直裾之衣。另外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发现三件直裾衣的实物，衣襟前片接长一段。右掩之后，尚有余出一截，呈垂直之状，穿时折向身背，形成直裾。这种服式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并不作为正式礼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司马贞索隐： 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 可见在西汉时期，襜褕多为妇女所穿，男子偶尔穿此则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说明这种服式在当时还没有普及。到西汉晚期情况有所变化，这时不拘男女都可穿着襜褕。《汉书？隽不疑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 至东汉时这种变化更大，据《东观汉记》记载： 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缣襜褕絺巾迎上。 二千名宗族宾客在奉迎皇上时全部穿着襜褕，反映了襜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张衡《四愁诗》中有 美人赠我貂襜褕 的诗句，说明襜褕中也有高档的时装。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中的人物即穿着宽大的襜褕（图１７）。
　　制作襜褕的材料似不受限制，既可用缣帛，又可用锦罽，还有以兽皮制成的。除了祭祀之外，常朝礼见及平时家居都可以穿之①。襜褕与　　 衣类似，只是一般说来比　　 衣要宽大和厚实，常用来御寒。
　　５。襦与袭襦与袭都是短外衣。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说文》：短衣也。 但这里所说的短是与长袍之长相对而言的，与稍稍过腰的短衫则不能等量齐观。《急就篇》颜师古注： 襦自膝以下。 则襦之下摆刚及于膝盖。正因如此，襦只能作短外衣用。另外，颜师古还说： 襦衣外曰表，内曰里，著。 则襦当是绵夹衣，所以古诗《孤儿行》曰： 冬无複襦，夏无单衣。 ②《释名》： 反闭，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领反于背后，闭其襟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释名》所言 如襦而无絮 的单襦， 其袂半襦而施袖 的半袖，形虽似襦，而实际是衫，断非外夹衣之属，不可混为一谈。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好楚服，而楚服多短制。叔孙通穿儒服，褒衣大袍，刘邦看了十分反感。叔孙通见势不妙，顺风转舵，改服短衣楚制，于是刘邦转怒为喜。因此汉代宫廷中崇尚短衣，襦自然也成为贵族子弟中最受欢迎的便服。据《汉书？叙传》记载： 班伯为奉车都尉，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非其好也。 这些显贵以白色细绫作襦，所以称绮襦。而襦短仅至膝，因而下面必须穿裤子，即所谓 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上曾发现身穿襦与短袴的武士图象（图１８）。
　　袭是没有著棉絮的短夹衣，又称作褶。《释名》： 褶，袭也，复上之言也。 《礼记？玉藻》： 帛为褶。 注曰： 谓有表里而无著。 这是褶和襦的主要区别。又《急就篇》颜师古注： 褶谓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 据此，袭不仅是短外衣，而且其形制当出自左衽之袍的胡服。
　　①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4期，1953年 6月。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55页。
　　②《古诗源》卷三。
　　６。衫与■衫与■都是短内衣。衫是无袖的单内衣。《释名》： 衫末无袖端也。 《方言》： 汗襦，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禅襦。 郭璞注： 今或呼衫为单襦。 因为汗襦为单衣，所以又称作单襦。又因为衫与其相近，所以在晋代将衫也称作单襦。
　　■是无袖的夹内衣。《潜夫论》： 裙■衣被，费缯百缣。 《广韵》：■，短夹衫。 《居延汉简》中有 複■ 一词。《释名》： 有里曰複.据《广韵》所载，还可知■源出于衫，因为外形相同，所以又称作 短夹衫 ①。
　　（三）下衣
　　秦汉时期的下衣如笼统说来称作 裳 ，即所谓 上衣下裳 ；但如具体说来，则有裈、袴、裙、蔽膝等的差别。
　　裈有两种：一种形制短小，称作犊鼻裈. 孙机先生认为犊鼻裈只是一块布，用来缠于腰股之间；周汛等先生则认为犊鼻裈与今天的三角裤有点相同，只用于农夫仆役。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一位全身基本袒露的男子身穿犊鼻裈（图１９），在通沟发现的高勾丽古墓壁画中也有类似图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集解引韦昭《汉书注》： 犊鼻裈以三尺布作，形如犊鼻。 司马相如身为文人，按理说不该穿着犊鼻裤，只是因为他爱上了富贵家之女卓文君，而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又竭力反对这门亲事，并断绝了对卓文君的供给。于是司马相如便和卓文君一道，买一酒舍酤酒，让卓文君当垆，自己涤酒。为了使其丈人出丑，司马相如干脆脱去外衣，在大庭广众面前只穿一条犊鼻裤，最后弄得老丈人非常尬尴，不得不承认这门亲事①。
　　裈的另一种是合裆裈. 《释名？释衣服》： 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 《急就篇》颜师古注： 袴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 即指这种裈.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汉代合裆裈长６８厘米，腰围５９厘米，裆高４０厘米， 有两脚，……上通于腰，与裆相连，左右缝之，……前后不相通也。 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这种合裆裈的画面（图２０）。
　　袴也有两种：一种是合裆袴. 《汉书？上官皇后传》： （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真有进者。 颜师古注： 服虔曰：' 穷绔，有前后裆，不得交通也。' 绔，古袴字也。穷绔即绲裆袴也。 一般而言，合裆袴和襦相配合，在西汉的空心砖上曾出现穿短襦与短合裆袴的武士（图１８）。但在更多场合中，武士皆穿长袴. 长袴又名大袴. 《汉书？广川惠王越传》说： 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 在汉画像石上见到的大袴则常与长襦相配合（图２１）。
　　①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7～179 页。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页。
　　袴的另一种是不合裆袴. 《说文？系部》： 袴，胫衣也。 《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 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 由此可见袴仅着于腿部，甚至只着于膝以下的小腿部分。清代宋绵初《释服》卷二说：绔 即今俗名套袴是也。 《释名？释衣服》说： 袴，跨也，两股各跨制也。 正是此意。这种袴的两■（或名■、绾，即裤管）并不缝合，所以在汉简中，袴的单位名 两 ，和履、妺（袜）相同，而与袍以领计、裙以腰计者不同。
　　在汉画像石中所见男子之袴，多掩于上衣之下，莫能明其结构。但四川宜宾翠屏村七号东汉墓石棺上雕刻的百戏中有作倒立者，此人虽穿袴，然而由于倒立以致上衣翻垂，于是下体外露，可以反映出这种袴的不合裆特点。所以《礼记？曲礼》说： 暑毋蹇裳。 又说： 不涉不撅。 都是因为袴不合裆而避免揭开长衣。《墨子？公孟篇》说： 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 简直将揭衣与裸体等量齐观①。因此，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不穿袴. 《后汉书？吴良传》注引《东观记》： 良时跪曰：' ……盗贼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绔。' （王）望曰：' 议曹惰窳，自无袴，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 （黄）香躬亲勤劳，尽心供养，冬无袴、被，而亲极滋味。 又《后汉书？廉范传》说，廉范治成都，改革积弊， 百姓为便，乃歌之曰：'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平生无襦今五袴.' 成都人以袴相夸，可见当时的袴还不是绝对必备之物①。
　　制作裈或袴的原料很多，以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为原料的纨袴一般为上层人士及其子弟所穿，后来纨袴专指上层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以毛皮为原料的皮袴或韦袴一般象征着艰苦朴素。如《后汉书？马援传》： （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 《后汉书？祭遵传》：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袴布被。 为了御寒，裈或袴还可以制成夹的或棉的，如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墓中发现一具男尸身穿棉布袴，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织品②。武将所穿的袴常绣有纹饰，称为虎文袴. 如《汉官仪》： 虎贲中郎将衣纱縠　　 衣，虎文绵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壁画的上林苑斗兽图和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画面上都出现有武将身穿虎文袴，形制与纹饰基本相同。
　　裙是秦汉妇女常穿的下衣。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的服装是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辛延年《羽林郎》诗也说： 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③《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下衣则穿的是 绣裌裙 ，即绣有花纹图案的里面两层的裙。这种裙不仅工艺精美，而且作料和款式也十分讲究。据诗中描写，刘兰芝穿上这种裙子，腰际纨素的光彩像水波流动一般潋滟生辉。
　　她在房中走着纤纤细步，使人看来美不胜收，精妙绝伦。繁钦在《定情诗》中也说，当时妇女最喜欢的馈赠是情人送给的 纨素三条裙 ，即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至于宫中妃嫔美人所穿的裙子则更为精致。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洛神膝下拖着轻薄的绢裙。这种绢裙用生丝帛织成，曳在身后轻薄如雾，给人以飘然欲仙、如行雾中之感①。
　　①尚秉和：《裤子考》，《国闻周报》第十卷第 33 期，1933年。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7～238 页。
　　②新疆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7 页。
　　③古诗源》卷三。
　　劳动妇女如穿长裙，在劳动时需要将长裙撩起，约在胯间使其短些，以便于操作，称作 缚裙 ，这如同穿长袴的男子在劳动时，需要将袴脚提起并约在膝上以便于操作一样，只是后者称为 缚袴 ②。
　　蔽膝是一种从大腿至膝部的下衣。《方言》： 蔽膝，江淮之间谓之袆，自关东西谓之蔽膝。 《说文》： 袆，蔽膝也。 《释名》： Ｄ，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复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襜，跪时襜襜然张也。 《礼记？玉藻》孔疏： 他服称Ｄ，祭服称韨（同绂）。 这样看来，蔽膝、袆、Ｄ、■是同物而异名（有人认为Ｄ是蔽膝的合音字）。可以想见当时蔽膝的形制与现在的围裙相似，所不同的是：蔽膝稍窄，而且一定要长到 蔽膝 ；并不像围裙那样直接系到腰上，而是栓在大带上。是一种装饰。如将蔽膝放在帝王的冕服上，以表示不忘古制的意思。又如《汉书？王莽传》： （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③但从当时的陶俑和画像看，身系蔽膝的妇女大多在进行某种操作，说明蔽膝的重要功能是保护衣服，以免劳动时擦破或弄脏。
　　（四）鞋　　袜
　　秦汉时期鞋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履、屦、舄、屐、舄、靴、麤、靴、鞜等。
　　履是单底鞋。《急就篇》颜师古注： 单底谓之履。 以丝制作者居多，《方言》： 丝做者谓之履。 可以制作得很精致，或饰以银珠，或绣以花纹。马王堆一号墓所出遣册之第２６１号简所记 青丝履一两，扁楮（绪）掾（缘）.可与实物相对照。此墓出土的青丝履呈菜绿色，履面用丝缕编织而成。方口，口沿前部缘宽边，扁绪或指这一部分而言。履底则用麻线编结而成（图２２）。这双丝履的头部翘起两尖角，其名为絇. 《仪礼？士冠礼》郑注： 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 正式场合一般要求穿履，《释名？释衣服》： 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 秦代限制一般平民穿丝履，《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中有 毋敢履锦履 的禁令。汉代逐渐放松，《汉书？贾谊传》： 今人卖僮仆者，为之绣衣丝履。 《孔雀东南飞》中也有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的诗句。可见当时穿丝履者已较多。
　　屦有时与履相同，有时又相异。屦常用多股的粗线编成。《荀子？富国篇》说： 布衣紃屦之士。 杨注： 紃，绦也。谓编麻为之，粗绳之屦也。 在新疆古楼兰遗址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双用红、绿、淡黄等色毛线编的屦，圆口，无絇，口前沿的屦面上编出一条醒目的花边，其位置正与马王堆一号墓中发现的青丝履上的扁绪缘相当，这是一双不同于履的屦。
　　舄是有木底的屦，用于久立的礼仪场合或走泥湿地。《周礼？屦人》郑注： 复下曰舄，下曰屦。 《方言》卷四： 中有木者谓之复舄。 《释名？释衣服》： 复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乾腊也。 乐浪彩箧冢出土的东汉革舄（图２３），外涂黑漆，底很厚，内装木楦，楦当中有凹槽，当时应在里面填以松软之物。武氏祠画像中一持节之使臣穿的就是舄，其隆重的服饰显示出他正在从事庄严的使命。但舄的底子太厚，行走时会不太便利，沂南画像石墓中室西壁刻出的舞剑者，竟将舄脱置一旁，可能即基于这种原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43页。
　　②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7页。
　　③　　 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 ～31页。
　　屐是用木制作的，下有两木齿，形制与今天日本木屐相似。但也有以帛为面的，称作帛屐。其所以下置两齿，以其 可以步泥而浣之.屐较舄更轻便易用，多用于走长路。如《汉书？爰盎传》载，爰盎曾 屐步行七十里.其鞋头之形据《搜神记》载，男者方头，妇女圆头。但实际上往往通用，并无严格规定。屐之贵者作彩画漆饰，鞋面以五色丝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麤又作蔍，式样很像现代的草鞋。《说文？艸部》： 蔍，草履也。 《释名？释衣服》：屦 荆州人曰麤，麻、韦、草皆同名也.《急就篇》颜注： 麤者，麻枲杂履之名也。 可见它多用麻■结成，方法是底版用两根并排的主绳编成脚版形状，再在底版边缘结上鞋耳，并留出系带，供穿时紧固于足上。这种鞋的别名叫不惜。《孟子？尽心篇》： 舜视天下犹弃敝蹝也。 赵注： 蹝，革履也。敝，喻不惜。 崔寔《四民月令》： 十月作白履，不惜.因为它制作得粗糙，所以又名搏腊。《释名？释衣服》： 齐人谓草屦曰……搏腊。搏腊……粗貌也。 搏腊音转为薄借。《周礼？弁师》郑注中将草鞋绊称为 薄借綦。 音再转则为不借。《释衣服》把它解释成： 或曰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但 不借 这个名称已见于《急就篇》。《齐民要术？种麻篇》引谚： 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 则不借本是恒语，所以不惜、不借二名可以两存。其实物曾在甘肃金塔金关遗址出土。
　　靴最适宜于骑马，《释名？释衣服》说： 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越武灵王服之。 靴最先在欧亚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族中出现，它是同胡服一道传入中原的。靴有长筒与短筒的区别，长筒靴多为军官所穿，装饰华丽，绘锯齿纹、草叶纹、卷云纹等；短筒靴多为骑兵所穿，浅帮圆口，后绕较浅，并向后伸出如舌形。在汉代遗物中，长筒靴仅见于咸阳杨家湾所出军官俑脚上（图２４）。
　　鞜为革制的扁头方口鞋，《急就篇》颜注： 鞜，生革之履也。 其实物曾在长沙楚墓出土。山西阳高汉墓所出者，式样稍有变化。河北望都１号汉墓壁画中伍佰所着者，看起来更加轻便紧凑，则应为鞮（图２５）。《急就篇》颜注： 鞮，薄革小履也。 以柔皮做成的 头深而兑 的平底鞋则被称作靸①。
　　袜在秦汉时期又称足衣，或以革、或以丝、或以布帛制作。《说文解字》韈 字下云：足衣也，从韦。可见当时以皮革作袜者更为普遍。袜高一般有一尺多，上端有带，也称 妺 ，穿时要用带将袜束紧，谓之 结袜.《汉书？张释之传》载：西汉时有一处士王生，善讲黄老之道，曾被召至朝廷。一日，士大夫云集朝廷，王生说： 我的袜带开了。 于是看着廷尉张释之说： 你给我结袜！ 张释之立即跪下给王生老人将袜带结上。后来，有人责怪王生说： 你为何要在大厅广众之中单单侮辱张廷尉呢？ 王生说： 我老且贱，自己揣想终究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好处。张廷尉是当今名臣，我故意让他给我当众结袜，想以此加重他礼贤下士的名望。 由此可见，当时给人结袜多为仆役卑贱者所为。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5～256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2-193页。
　　当时人所穿袜多为白色。但《后汉书？礼仪志》载，人们在祭祀时，所穿袜则为红色。即穿绛色袴、绛色袜，以示对神灵、祖宗的尊敬。皇室、贵族所穿的袜多用绢纱制成，且绣有花纹。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绢袜（图２６），新疆民丰汉墓曾出土绵袜。
　　秦汉人因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所以入室内形成脱履的习俗。　《汉书？隽不疑传》中有 胜之　　 履起迎 之句，是说暴胜之在室内，见到客人隽不疑走来，连鞋也来不及穿，立即起身趿拉着鞋迎接客人。当时人进屋脱鞋后，多穿袜行于席上，而要出屋则须穿上鞋。暴胜之因为猝不及防客人已经到来，急于出户迎客，才有此狼狈状。秦汉时人不仅平日入室脱履习以为常，而且上殿朝会也要去掉身上带的剑和足上穿的履。官吏能被皇帝赐给 剑履上殿 的寥寥无几，在汉代仅有萧何、曹操等人能享此殊荣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46页。
　　三、饮食
　　中国的饮食习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存在、发展和传播为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中国的饮食习俗也常被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民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矣。 中国的饮食早在秦汉以前就相当发达，从宋玉《招魂》所描述的当时贵族宴会的一个食谱中可见一斑：家里的餐厅舒适堂皇，饭菜多种多样：大米、小米、二麦、黄粱，随你选用。
　　酸、甜、苦、辣、浓香、鲜淡，尽会如意伺奉。
　　牛腿筋闪着黄油，软滑又芳香。
　　吴厨师的拿手酸辣羹，真叫人口水直流。
　　红烧甲鱼，挂炉羊羔，蘸上清甜的蔗糖。
　　炸烹天鹅，红焖野鸡，铁扒肥雁和大鹤，配着鲜腻的酸浆。
　　卤汁油鸡，蜜馅作饼，又粘又酥香。
　　玉色的果子浆，真够你陶醉。
　　冰镇糯米酒，透着澄黄，味醇又清凉①。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和贵族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盐铁论？散不足》在对比秦汉饮食与先秦饮食的不同时，曾对秦汉饮食的变化情况作过比较详尽的描述。由于原文太长，此处恕不转引。以下拟分概貌、主食、副食、饮料、器具等五方面对秦汉时期的饮食习俗做些介绍与探讨。
　　（一）概　　貌
　　中国古代的饮食具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等级区别和礼仪规定，人们往往通过饮食活动来辨别君臣、尊卑和长幼等。如何《礼记？礼器》说：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我们再比较一下平民的饮食之礼，《礼记？乡饮酒义》说：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宴会上，最为恭敬的长者，也只能享受六盘菜的礼，只相当于一个下大夫平日生活水平，而且平民所享受的这种礼，在实际生活中也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考古工作者用碳十三来测定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骨骼，发现不同阶层的人由于饮食不同，骨骼中的成分就不同，证明了贵族菜肴是以肉类为主，平民菜肴则以蔬菜为主，不同阶层的食谱分划极为显明①。
　　①　　 林乃燊：《从饮食中看中国古代的阶级生活》，《中国烹饪》1981年第3 期。
　　①　　 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 10 期。
　　在饮食礼俗方面的规定十分严密，如《礼记？曲礼》认为，凡是陈设餐食，带骨的菜肴须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饮食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右手方。细切和烧烤的肉类放远点，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另要陈设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直的在右。《礼记？少仪》认为，如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宾客右方。凡是用五味调和的菜肴，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
　　在进餐时也有一套繁文缛礼，如《礼记？曲礼》认为，陪长者进餐，如遇主人亲自取菜肴给你时，你应先拜而后食。大家一块进餐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并要保持手的清洁。进餐时还应注意：不要用手搓饭，不要落得满桌是饭，不要流得满桌是汤，不要吃得啧啧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将咬过的鱼肉放回鱼盘，不要将肉骨头扔给狗。不要偏食某种食物，不要将热饭翻来覆去，用手而不用筷子取食黍米饭。不要大口喝汤，不要搅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喝咸肉酱。如果客人在搅和菜汤，主人应抱歉说菜肴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吃到酱类的调料，主人应抱歉说食物备办得太少。湿肉可用牙咬，干肉要用手劈。吃烤肉不要一次嚼得太多。饭后，客人应起身帮助收拾碗碟，而主人应委婉地给予制止，请客人再次坐下。《礼记？少仪》认为，与尊长一起吃便饭时，先奉尊长食，同时要等尊长吃完了才停止；不要落得满桌是饭，流得满桌是汤，要小口地吃，快点吞下，咀嚼要快，不要把饭留在颊间咀嚼。
　　如果与国君一起进餐，更要注重各种礼仪规范。如《礼记？玉藻》认为，通常按共食的礼节，都由主人先祭，客人后祭，如果君赐臣食，臣可以不祭。
　　君以客礼待臣，臣就要祭了，但也得先奉君命，然后才敢祭。上菜以后，侍食的臣子，要代膳宰遍尝各味，然后停下来喝饮料，等国君先开始，才能吃。
　　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就不必品尝了，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国君请用菜的时候，就得一一尝一点，然后才能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凡是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由近处的开始，然后才渐及远处的，这样可以避免贪多的嫌疑。如果国君还没有吃饱，侍食的臣子不敢先饱。国君吃饱了以后，臣下还要对国君劝食，但也只以三次为度。国君吃完离席之后，就把吃剩的饭酱拿出来分给随从的人吃。凡是陪侍尊者进食，都不得放肆，不得吃饱①。
　　《汉乐府？陇西行》对汉人接待宾客的情况，曾作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　　 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当贵客临门之时，家庭主妇要面带微笑，热情地去迎接客人。客人进门以后，主客席地而坐，主妇要直起腰来，抱手当胸，俯身拜跪行礼，接着问安。然后请客人正式入席，把客人让在铺有花纹的毛氈上，就开始饮酒。席上摆好清、白两尊酒，酒尊上放着刻有花纹的酒勺，勺柄要摆向南方。接着主妇先从尊中舀好一杯酒给客人，客人要先表示谦让，主妇则再拜跪表示客气，这才主客各持一杯酒，边饮边叙谈。片刻过后，主妇便要吩咐供饭。饭毕，互相叙礼后，主妇才陪着客人缓步送出。客人出门后，主妇送至大门以内，再不远送①。
　　①　　 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 8期。
　　贵族们在举行宴会时，往往还伴以乐舞百戏来助兴。如山东沂水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中部刻绘着对饮的主宾，他们高举着酒杯互相祝酒。面前摆着圆形食案，案中有杯盘和筷子。主人身后还立着掌扇的仆人在小心侍候。画像石两侧刻绘的便是乐舞百戏场景，使宴会显得隆重而热烈②。又如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中间置樽、盂、杯、勺和饮食之器。后面男女二人共席，席前置案，正在宴饮观舞。右边舞者长袖翩跹，左边一人屈身伸掌、拍鼓为节。左后二人，其一抚琴伴奏，另一人为舞者伴唱。《汉书？张禹传》说：张禹的弟子戴崇位至少府九卿， 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可见其宴饮中有妇女对舞，优人奏乐，与画像砖所反映的何其相似！左思《蜀都赋》说： 庭扣钟磬，堂抚琴瑟 ， 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
　　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之上■历；纤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又好像是这个画面的描述③。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前室南北两耳室和中耳室，绘有许多厨炊、宴饮和进食场面，并画着管理膳馔、祭祀的共官椽史，充分反映了死者生前 临渊钓鱼，放犬走兔 ， 煎炙齐和，穷极五味 的奢侈生活。这座墓中画有大小厨房五个，饮食场面比比皆是。一座墓中能有这么多的厨房是已发现的汉墓中所罕见的。在各厨房灶、井附近有众多的男奴女婢，忙着汲水、涤器、加薪、切肉、酿造、击牛、宰羊、解兽、炙燔、烹饪等，正为男女主人准备丰盛的美餐，死者真算得上 钟鸣鼎食，侍妾满前 之家，其饮食的丰盛不亚于王侯。厨房内悬挂着兽头、鱼、肉、鸡、肺、肝、肠、雉、兔等鲜腊食物，各种肥美的肉食无所不备。厨房旁有饲养鸡、鹅、鸭等禽舍及供鸡栖的高树，以备随时宰杀和食用。厨房内陈放着釜、食案、碗、列鼎、尊、盒、钵、镬、盆、瓮、勺及满盛耳杯的厨架。食具内盛满各种各样的鱼、肉，以候迎主人享用，或男女奴仆正忙着向主人进奉酒食。宴饮时也常伴有乐舞百戏，有女艺人、男艺人和乐队为之助兴①。
　　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一幅宴饮石刻画（图２７），长１。５３米、高１。１４米。画面的上缘刻有垂帐，并垂有绶带，其下刻一个帐幕，帐内坐一人，似为墓主，其前刻有长方形大案，案上列有杯盘。画面右边刻四人，其居中一人，衣冠楚楚，作赴宴状。此人的左右各立一人：位于左边的一人双手捧杯；位于其右一人，以手示意，作迎宾状；其身后另立一人，冠戴衣着与赴宴者相似，尾随其后，可能是从属。画面的左边刻一人，席坐，席前刻有杯盘，其右刻二人：其中一人右手端一盘走向墓主；其身后一人，回首看席坐者。画面的下方刻参加宴饮的宾客二人，皆席坐，作答话状，其右有一仆，正在整理炉、盘、杯、樽。此人前后刻有竹笥、盆、壶诸器。画面右下隅所刻数器，图象不清，不知系何器物。从这幅画像石上所刻人物的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凡身躯高大肥胖、衣冠楚楚的皆为官僚、地主的装束，他们占据画面的主要部位。而手捧杯盘的劳动人民则头戴小冠，在画幅上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偏见在画面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显示着封建社会难以逾越的阶级界限。画面表现的仅是宴会之一角，整个宴会规模之大似可想见。这类宴饮图在各地出土的石刻画中比比皆是。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0～102页。
　　②　　 王仁相：《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25页。
　　③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6 ～87页。
　　①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7～58页。
　　有在前面大吃大喝的，就有在后面厨房内辛勤操劳的。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幅庖厨石刻画（图２８），原长１。７２米，高０。９２米，规模也很可观。画上共刻１０人，按其操作的程序可分四组：第一组为屠宰。第二组是汲水和洗涤。第三组为烹饪。第四组是把烹调好的食物送上席面。画面的左上角刻肉架二，其上悬各种肉食；架下置牛头、牛腿各一。肉架的右侧刻一蹄足大鼎，鼎腹饰以铺首衔环。鼎裆烈火熊熊，鼎内烹煮肉食。鼎右一人，以棍伸入鼎内搅肉。鼎左一人负薪，向右作行进状，其前刻一灶，灶门可见柴禾燃烧。灶上刻有釜、甑、烟囱。灶侧一人作烹饪状。此图的右下隅刻一带架方井，其上悬有汲桶；井侧立一人，作汲水状。其旁一人，以手端盆，立于缸侧，作取水状。此人与方灶之间刻大盆一、圆形小灶一。图象中部刻有正在煮肉的大鼎。鼎左刻一勺置于瓢内，其下方刻二人，前一人端一盘，盘中盛鱼一尾；后一人端一圆案，其上置有耳杯等物。鼎右刻一人，双手伸向盆中作淘洗状。图的左下方，刻一煮肉大釜，釜下为三足炉，其腹部设有练环。釜左立一人，手持一曲柄勺。釜右一人作曲肢蹲坐状，一手伸向持勺者，另一手伸入盆内作淘洗状。盆前有长方形盘一、小盆一。另外在画像的空间刻各式盆缸多件。这幅画与图２７联系起来组成了连环画，图上在席间端盘子的都是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前面大吃大喝的寄生生活与后边汗流浃背的拚力干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庖厨的规模越大，内容越丰富，越显出墓主人生前的富豪气派。同时，图２７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宴会厅内的其他部分，以及无法表现的饮食的细节部分，都由这幅庖厨石刻画代为补充了①。
　　秦汉人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的进餐次数按礼制为每日四次，即平旦食、昼食、晡食、暮食。《白虎通》说： 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暮），食太阴之始也。 贵族的进餐次数为每日三次，如《汉书？淮南厉王传》载，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获罪徙蜀，朝廷特许他全家 皆日三食，给薪菜盐饮食器席蓐 ， 肉日五斤，酒五斗.一般人的进餐次数则为每日二次，如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传食律》和《仓律》所示，大多数人都是早晚各一餐。居延汉简中 朝三升，莫（暮）三升 的记载和《礼记？丧大记》中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以及《汉书？晁错传》中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 的说法也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每日两餐的情况。
　　汉代人赵岐在《孟子？滕文公》的注解中认为每日两餐中的早餐称作 饔 ，晚餐称作 飧.早餐的时间大约将近午时，汉代人称 隅中.《淮南子？天文训》说： （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 衡阳在我国南方， 隅中 是指当太阳运行至衡阳时，时间将至正端午时，所称 隅中.早餐就是在这个时间开饭。《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攻进关中后，欲独霸关中，项羽后至，闻讯勃然大怒，于是下令说： 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旦日，即指太阳刚刚出来的时辰，此时按当时习惯，本不是开饭时间，但项羽一怒之下，为了尽快进军关中，击破刘邦军队，于是立即下了提前开饭的命令。这种提前下开饭令的情况，大约不在非常情况下不会如此。晚餐除了称作 飧 外，也称作　　食 ，其时间大约是在申时，即今午后三至五时。当时人吃的晚餐多是早餐剩下的熟食，稍一加热便可。所以《说文》对 飧 的解释是 食之余也.因为汉初在中原广大地区的炊具还是鼎、鬲、镬等青铜器，质地厚重，用火做饭很不容易，因此，晚饭往往只能吃早餐的剩饭。《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日　　 时，遂击产。 当时周勃、陈平等诛灭诸吕之乱，正是利用吕产军队吃晚餐之时，猝不及防地给其以突然袭击，才击溃了吕产军队，从而夺取了吕氏军权①。
　　①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5～157 页。
　　（二）主　　食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发达而著称于世，秦汉时期的农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以所谓五谷或九谷为主。
　　五谷依《礼记？月令》所记，是麻、黍、稷、麦、豆，与《汉书？食货志》、《周礼？疾医》郑注的说法相同。但郑玄在《周礼？职方氏》的注里，却又说五种谷是黍、稷、菽、麦、稻，这又和《素问？金匮真言论》、《淮南子？修务训》高注的说法相同。两种说法的不同点在于后一说以稻取代了前说中的麻。应该说前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先秦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而后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因为先秦时，北方的水稻尚少。西周铜簠的铭文中常称 用盛稻粱 ；《论语？阳货》记孔子的话说：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可见当时对稻的珍视。汉代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水稻。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中记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　　 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的名称，反映出它是当地重要的主食。洛阳、陕县等地所出陶仓上也常标出其中盛的是稻 或 白米 ，可见这时北方的稻已渐多。麻则指大麻，大麻雄雌异株，枲是雄株，纤维的质量好；苴或茡是雌株，产籽。麻籽虽甘润宜人，然而产量低，出油率也不高。所以就逐渐从重要谷物的行列中被排除了。至于九谷，说法也不一致。《周礼？大宰》郑众注以为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玄注则以为九谷中无秫、大麦，而有粱、苽。苽是菰草的籽，古称雕胡米，产量很低，宋以后已不复培育。黍、稷、粱、粟、秫，指的是或粘或不粘的各种谷子。出土时，谷物多已炭化或仅存朽痕，但在随葬的仓囷模型的题字上却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九件陶仓上标出的谷物名称，虽然不等于古文献中的九谷，却大体可以代表汉代最主要的谷物种类。除了１６世纪以来引入的美洲作物外，我国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汉代已经具备。虽说粮食不易保存至今，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７０年代在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汉墓陶仓里发现的稻穗，出土时色泽鲜黄，穗、颖、茎和叶的外形完好，籽粒饱满。
　　经鉴定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它的农艺性状和穗长、千粒重、谷粒形状等同现代粳稻相似，只是每穗的粒数只及现代品种的一半。表明汉代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只及现代的一半左右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7 ～98页。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页。
　　在秦代，南方的主食以稻为主，而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总称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粟就是产量最大也是秦人最常吃的食品。秦穆公时，晋国大旱，向秦借粮，秦 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②。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仓律》所载，当时栎阳粮仓储粮 二万石一积 ，咸阳粮仓储粮 十万石一积.其中仅粟一种就分为黄、白、青三项不同加工种类收藏。秦国粟量之多可见一斑。秦人对麦的种植不感兴趣，因此，麦子的种植和食用远没有粟普遍。以至到了西汉中期，仍然是 关中俗不好种麦 ③。对于菽，秦人是看不上的。秦相张仪就曾轻蔑地说：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 ④另一位秦相范雎为了报须贾害己之仇，在须贾来秦国见他时， 坐须贾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 ⑤从上述情况来看，转为农业经济之后，秦人以食粟为主⑥。
　　在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为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北方草原地区以种植荞麦、高粱为主；西北高原地区以种植黍、粟为主；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这种因地理气候的差异而形成的几个不同作物区，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作物区种植的主要谷类成为各作物区人民的主食来源。
　　从收成的原粮变为食用的口粮，要经过一系列加工。汉代人粮食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农村至今仍可见到的杵臼、踏碓、风车、石转磨，在汉墓中屡有发现（一般是模型明器）。以杵舂臼的脱壳去秕的技术，出现较早，汉代时仍广泛使用；踏碓、风车以及手推和畜力牵动的石转磨，可能都是西汉时发明的。此外，据桓谭《新论》记载，东汉初还有役水而舂的水碓，但未见实物出土。这四种工具，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恐怕还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广州发掘的４００多座汉墓表明，岭南终汉代之世，谷物脱壳只知用杵臼，去秕只知用簸箕飏去。其他边远地区大体上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但不论采用什么工具加工，汉人已掌握把谷物磨成粉末或舂成粉末的技术，马王堆汉墓遣策中就有用黄米面做成的 黄粢食.洛阳汉墓陶仓上有 大麦屑题字，说明麦麸已从麦粉中分出，移作他用。但是，汉人是否能使谷物粉末发酵，例如把小麦磨成粉，经发酵后做馒头，现在还无法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事物纪原》卷九 馒头 条说，馒头始于诸葛亮征孟获时。但据洛阳出土陶器上有 大麦曲 、 小麦曲 、 曲 、 蘖 题字，知汉人已用麦曲作为酿酒的酵母，由此或可间接推知，汉人掌握制作发酵的面食的技术可能要早于诸葛亮南征的三国时期，虽然这种发酵的面食不一定就是馒头。
　　汉代人的食粮，依加工精粗的不同分为四等，粗米叫粝米，依次叫糳米（粲米），毇米（稗米）、御米。加工消耗率大约是：原粮１０Ｏ升，舂为粝米６０升；舂为糳米５４升；舂为毇米４８升；舂为御米４２升。劳动人民吃粝米，精米供各级统治者食用。
　　①　　 另据《尔雅》孙炎注、粟与稷同义。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张仪列传》。
　　⑤　　 《史记？范雎列传》。
　　⑥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 4期。
　　汉代人每人每月的食量（以粝米为准）与现代人差不多，大体是：丁男月食１０。８斗至１２斗，折合今１８。９６- ２１。０６公斤；大男（１５岁以上的男性）
　　月食１０。８斗，折合１８。９６公斤；大女（１５岁以上的女性）、使男（７岁至１４岁）月食７。８斗，折合１３。６９公斤；使女（７岁至１４岁）、未使男（６岁以下）月食６斗，折合１０。５３公斤；未使女（６岁以下）月食４。２斗，折合７。３７公斤。
　　汉代人以豆麻类作物为食粮也很普遍。洛阳、长沙出土的豆麻类作物有大豆、赤豆和大麻子。《广雅？释草》： 大豆，菽也；小豆，菽也。 品类很多。汉人所食的大豆以黄豆、黑豆为主，小豆以赤豆为主①。
　　西汉史游《急就篇》中 饼饵麦饭甘豆羹 的说法，说明中国古代以饼、饭和粥为常用主食的饮食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
　　先秦时期虽有饼的雏形的饭食，但当时还不称为饼。《楚辞？招魂》中的粔籹 属于饼类的馓子，但仅是局部地区的个别食品。西晋束皙在《饼赋》中也说《礼记？内则》中无饼类食品，认为： 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束皙所说的餢飳 、 狗舌 、 豚耳 等饼食多属汉代以来的食品②。汉代的饼是面食的通称，凡以面粉加工的食品，在汉代都是以饼为名。各种饼的区别，往往由其加工方法或附加原料来确定，如蒸成的馒头和包子等叫蒸饼，水煮的面条和面块等称为汤饼，烧成的大饼叫烧饼或炉饼，油炸的叫油饼，加有芝麻的叫麻饼等。古籍中有关饼的记载首见于《三辅旧事》，书中载：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从故乡沛县（今江苏北部）迎到长安，住在高大的皇宫之内，谁知老汉享不了这个清福，过不惯宫廷里的生活，总是忘不了自己在老家时的悠游自在。高祖无法，又不能再将父亲送回沛县，只得下令把老家的屠夫、卖酒店家及其他商人都迁到关中，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新建起一座县城，称为 新丰县 ，把老汉送到这县城去居住，就像领略故地风光一样。在迁来的商人中自然有卖饼的，大约刘老汉有爱吃饼的嗜好。现在陕西人吃的面食，说不定有些品种便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自苏北地区呢！
　　皇帝的父亲爱吃饼，臣民的父亲也爱吃饼。肖彪当上巴郡太守之后，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供养。这老汉十分爱吃饼，肖彪常用车载着他到街上去买饼。老汉坐在车上，太守亲自把饼买来进给他，也算是孝心一片。有些官员见卖饼有利可图，也做起发财的梦，西汉就有个叫张贵的芝麻官，为干这违法的勾当，以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受到了严厉制裁。
　　汉代一般官吏也都爱吃饼，殿中对值班的尚书郎还以饼为美食招待，据说这种待遇比皇帝差不了多少。皇上自然也是极爱吃饼的，汉质帝刘缵就因吃饼后肚胀而丢了性命。光武帝刘秀则因为有人在危难时送过饼给他吃，后来便拜之以都尉，飨以厚禄。
　　汉代人所食面饼，最常见的当为汤饼和蒸饼。汤饼为水煮的面片和面团，或者是将蒸饼掰碎后再煮而成，现在的陕西人称为 泡馍.当时的蒸饼未经发酵，食后不易消化。由于汉代以前中国就有了不下五千年历史的蒸食技术，所以面食很容易发挥甑蒸的长处而得以迅速发展，馒头便成了北方人的主食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掌握了发酵的技术以后更是如此。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与西方饮食相区别的因素之一。西方蒸技晚出，烤技发达，同样是面食，西方却以烤法见长，制出了面包。这一蒸一烤，甚至可以看作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①。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②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在汉代饼类食品中，还有一种由西域传来的胡饼，即今日烧饼，因其制作之法来自西域，故名。汉代随着丝绸之路开辟，西域胡人不断内迁，西域的生活习俗诸如食胡饼之俗也传入中土，引起汉人的注目和仿效。《御览》引《续汉书》载： 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 汉末赵岐避难，逃之河间，又转诣北海，常于市中贩胡饼。由此可知，汉末不仅达官显贵喜食胡饼，而且京师百姓甚至边境地区之人也爱食胡饼。迄止唐代，胡饼已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种胡饼的特点，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曾有生动反映：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这说明胡饼与蒸饼不同，它采用炉烤而不是笼蒸的方法①。
　　汉代的平民当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吃饼，依然要按更古老的 粒食 传统，把麦子等谷类直接做成饭和粥来吃。这不仅省却了繁杂的加工程序，而且能充分利用谷类，可以连带麦麸皮食用。难怪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自己清俭的节操，也时常吃麦饭，史籍上往往还作为美谈加以记载。已佚的谢承《后汉书》说： 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常食麦饭。 当官吃麦饭，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如孟宗在御筵上作呕，吐出了上顿所吃的几粒麦饭，使皇帝感到十分惊讶，连连叹道： 至德清纯如此！ 名士井丹也好以麦饭为常食，有一次到权贵阴就家中作客，阴就命人以麦饭葱叶相待。不过这次井丹却一反常态，偏要了盛馔享用。丞相公孙弘生活十分节俭，对手下的人也要求很严，一个旧相识在他府中做事，只得到吃麦饭盖布被的待遇，心里十分不满，说是这些吃的用的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是为了这种待遇谁会投奔你丞相呢！他还处处散布谣言，说公孙弘 内服貂裘，外服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二肴 ，他的俭朴都是假象。公孙弘得知此事，摇头叹息道： 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幕僚都不甘心吃麦饭，可见官僚阶层以麦饭为食的人实在不会太多。
　　麦饭蒸熟后曝干，可作干粮，称为糗糒. 《汉书？李广传》说兵士所食糒，其壮如粗砂，便是指的这种干饭。干饭既可用水泡软了吃。也可一边饮水，一边干嚼。《东观汉记》说： 张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糒干饭屑，饮水而已；又说 贺玄字文弘，为九江太守 ，自带干粮到县里视察，不吃县官准备的盛筵，这事发生在汉代，真是难能可贵①。
　　还有一种用菰米做的雕胡饭也颇具特色。雕胡饭在秦汉时期以前就已出现，宋玉《讽赋》有 主人之女为巨，炊雕胡之饭 的记述。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 东蔷雕胡 ，枚乘《七发》 安胡之饭 等也都是指的雕胡饭。
　　《西京杂记》里有个故事说：会稽有个人名叫顾翔，自幼丧父，侍秦母亲特别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雕胡饭。顾翔常常领着子女到处采集菰米。后来干脆引水凿渠，自己种植菰米供养老母。顾翔家靠近太湖，由于被顾翔的孝行所感，湖中以后自生出雕胡，别的任何杂草都不长了，连虫鸟都不敢到太湖来侵害菰米。顾翔于是得有充足的菰米来供养老母。郡县官员得知此事，特到顾翔家进行表彰。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菰米饭就是一味为人们喜欢的食品。雕胡饭 芳香甘滑，唐宋时期更受到诗人文士的青睐。
　　王维 香饭青菰米 ， 楚人菰米肥 ，李白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杜甫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皮日休 雕胡饭熟醍醐软，不步高人不合尝 ，陆游 二升菰米晨炊饭，一碗松灯夜读书 等，都是对雕胡饭的赞美①。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29～131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9 ～70页。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31～132 页。
　　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一幅庖厨图（图２９），灶前有庖人正在用烧火棍操作火，灶后只见烟气滚滚，甑顶则蒸气腾腾，甑中可能正在蒸饭。从《说文？食部》和《周礼？廪人》郑注等史籍看，秦汉时期吃麦饭和粟米饭等习俗广泛存在②。
　　平民的常食除麦饭和粟米饭等之外，还有豆粥，就是《急就篇》所说的 甘豆羹 ，既可以是纯豆熬成，也可以是米豆合煮。遇到灾荒之年，官府有时便以豆粥赈济饥饿的穷人。公元１９４年，关中遭灾，谷一斛卖到５０万钱，豆麦一斛２０万钱，民不聊生。汉献帝派一个叫侯汶的侍御史 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 ，虽经救济，但死者仍然不计其数。献帝心生疑问，断定抚恤不实，结果下令打了侯汶５０板子了事。与此相对照，也有廉洁奉公的官吏。
　　《后汉书？独行传》说，有个会稽人叫陆续，官至本郡户曹史，管理户籍。
　　当时遭逢饥荒，太守让陆续安排煮粥给灾民吃。陆续一面分粥，一面问灾民的姓氏。事后太守问救济了多少饥民，陆续随口说出了六百多人的名字，一点不差，太守深感奇异③。
　　当然， 饼饵麦饭甘豆羹 的说法在汉代主要反映的是北方地区的饮食传统，而在南方地区则流行以稻米为原料的各种主食品。
　　（三）副　　食
　　秦汉时期的副食主要有肉食和蔬果两大类，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豆腐。
　　秦代人的肉食是以牛、羊、狗、猪为主。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秦代都城咸阳即设有酱肉店、干肉　　.其中被视为 简微耳，浊氏连骑 的胃脯，即以羊胃加入五味佐料，制成酱肉进行出售，以致卖肉的浊氏，家累千金，出入连骑，富比王侯。秦代人们还普遍喜欢吃狗肉，所以当时出现了以屠狗为业的人。秦末，跟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的大将樊哙，微时即 以屠狗为事.燕太子丹当年派来秦国行刺的刺客荆轲，非常爱喝酒。他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 ①。从这些记载可见秦人的肉食比较丰盛，大概当时一般的城市自由民在喝酒时，吃一些酱肘子、酱肉，已形成生活习惯。正因如此，所以他们对不同肉食的品尝能力也相当高。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从战国末年开始，秦人便有了 三群之虫，水居者腥，陆玃者臊，草食者膻 的看法②。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3 ～94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7页。
　　③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32页。
　　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 ～53页。
　　汉人的肉食，仍然是以牛、羊、猪、狗为主。但仅人沿袭周礼，以牛、羊、豕（猪）为三牲，祭祀或享宴时三牲齐备称 太牢 ，如刘邦过鲁，以太牢祭孔。太牢是当时最隆重的礼。如果只用牛羊叫 少牢.平常除祭祀等外，不食肉，如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 关西孔子 杨震子孙尝疏食步行。而居丧期间，更不食酒肉。如东汉申屠蟠，九岁丧父， 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 ③，为乡人称颂，而昌邑王刘贺在昭帝居丧期间不素食，而成为霍光废君的理由之一。如果平时食肉，则被人斥责为奢侈。《礼记？王制》上规定：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郑玄注： 故谓祭、享。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安定、富裕，人们对肉食的欲望愈来愈高，屠羊杀狗，渐渐地习以为常。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写道：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 杨恽虽曾经被封侯，广有产业，但此时他已被废为庶人，声称 戮力耕桑.他这里以说 烹羊炰羔 ，应是一般失意官吏的普遍生活水平。
　　《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当时民间招待客人，鱼肉重迭，烤肉满桌，还有鱼鳖、鹿肉、鸡蛋、鹌鹑排列着，以及鱼肉酱、醋，可谓味丰味美。至于达官显贵更为重视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厌饱，尤喜欢赶时令，尝新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食品。春天的小鹅，秋天的小鸡，冬天的葵菜、香菜、嫩姜、紫苏、木耳等都是他们喜爱的食品。当此之时在京师长安以及各地重要城市里，街道铺店里到处是熟食、菜肴，闹市上摆着蒸猪、韭菜炒鸡蛋、切得很细的狗肉、马肉、煎熟的鱼，切好的肝、咸羊肉、冷酱鸡、马奶酒、咸鲍鱼、热米饭、炸肉，应有尽有①。
　　１９７８年在山东诸城凉合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庖厨图（图３０），十分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地主庄园的饮食盛况，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幅有关汉代人进行庖厨活动的画面。此画像石高１。５２米、宽０。７６米、残厚０。２３米。有宰牲、炊庖、酿造等组。宰牲方法如宰羊用刀捅耳根；宰牛、猪时，先用锤或棒将牛猪砸昏后再杀。炊爨，则有人劈柴，有人烧火，有人汲水；另一画面，大缸上放一木架，上置一盆，似是酿酒。厨房中人数最多、最忙碌的就是烧烤肉串了②。
　　在四川出土的大量画像砖中也有不少庖厨图。如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上肉悬于架，釜炊齐备，厨役们有的切肉，有的于灶上烹调，忙碌地为宴饮准备佳肴。又如在四川彭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中一人执扇煽薪煮食，后两人坐于长条短案旁切肉，身后的架上悬挂畜肉；其旁有四重矮几，皆置放碗碟。三个庖丁大概也正在准备佳肴①。
　　汉代最重视食牛肉。《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人祈望山川时 椎牛击鼓 ，中者 屠羊杀狗 ，贫者 鸡豕五芳.可见在肉食中牛以下为羊、狗，再下为鸡、豕。《国语？越语》谓勾践奖励生育， 生丈夫（男），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反映出自东周至西汉前期，犬肉比猪肉更被看重。但到了西汉后期至东汉，猪价却超过犬价。《九章算术》卷八说： 豕一头九百， 或说 三百。 而同书卷七说： 犬一头一百。 犬价已远逊于猪价。总的说来，肉食这时在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论衡？讥日篇》说： 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 依《周礼？牧人》的说法，六畜指马、牛、羊、豕、犬、鸡。但马是 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②，不轻易宰杀，不当在食肉用畜之列。所以《论衡》所谓六畜，大约是《周礼？医职》中举出的牛、羊、豕、犬、雁（在这里泛指禽类）、鱼。全国每天宰杀六畜的总和才有数千头；即便认为指的都是大牲畜，但以人口平均，每万余人亦仅杀畜一头。所以劳动人民的食肉量更少，只能 食蔬粝，煮荤茹，媵腊而后见肉 ③，更不要说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④了。⑤也正因肉食在当时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蔡文姬远嫁匈奴后，过不惯匈奴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生活，哀叹道： 饥时肉酪兮不能餐，冰霜凛凛兮身苦寒 了。
　　③　　 《后汉书？申屠蟠传》。
　　①　　 韩养民：《奏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7～108 页。
　　②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 10 期。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象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2 页。
　　但汉代肉食品的种类比以前却有所增加，这在马王堆汉墓中有所反映。
　　墓中的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还有现在长沙地区已经绝迹的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有一个竹笥里，整整齐齐地放置着两只华南兔。有一个竹笥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数十个鹌鹑和竹鸡。有些小鱼，经过文火烤焙，然后用竹签串着，一串一串地放在竹笥里。一、三号墓内各有一竹笥鸡蛋。一号墓竹简记载为 卵一笥.笥内蛋黄蛋白干涸成纸页状，蛋壳仍大块大块地保存着。三号墓竹简还记载 卵一笥九百枚.笥内的蛋只剩下壳内的膜了。这些肉食品，都是经过轪侯家厨师精心烹调，然后入葬的①。
　　关于这些肉食品的烹调方法，墓中遣策所见的有羹、炙、炮、煎、熬、烝（蒸）、濯、■（脍）、脯、腊和醢、酯、苴（菹）等，据有关资料推测和分析，其大概是如此：羹，就是肉汤。马王堆汉墓遣策所见有■羹、白羹、巾（堇）羹、逢（葑）
　　羹和苦羹。■羹即大羹，是只放肉不加五味的纯肉汤。遣策记■羹有九种：牛首■羹、羊■羹、鹿■羹、豕■羹、豚■羹、狗■羹、凫■羹、雉■羹、鸡■羹。白羹是加米屑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白羹、鹿肉鲍鱼笋白羹、鹿肉芋白羹、小菽（小豆）鹿胁白羹、鸡瓠菜白羹、鲫白羹、鲜■藕鲍白羹。中羹是加葵菜（冬葵）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逢（葑）羹是加蔓青叶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逢羹、羊逢羹、豕逢羹。苦羹是加苦荼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苦羹、狗苦羹。
　　炙，是将兽肉去毛，用竹签（或铁签）贯穿成串，悬于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牛炙、牛胁炙、牛乘炙、犬胁炙、犬肝炙、豕炙、鹿炙、炙鸡。墓中有炙烤过的用竹签串连的狗肋骨、猪肋骨。各地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上也经常有炙烤兽肉的画面。
　　炮，是将兽类不去毛、裹泥，放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胫勺（炮）。洛阳汉墓陶壶上有朱书 炮豚一钟.煎、熬，作法略同。放食物于釜锅中，下面生火，使干，至熟叫煎。熬，还要在食物上放桂、姜、盐等佐料。遣策所见有煎鱼、熬豚、熬兔、熬鹄、熬鹤、熬凫、熬雁、熬雉、熬鹧鸪、熬鹌鹑、熬鸡、熬雀。
　　②　　 《后汉书？马援传》。
　　③　　 《盐铁论？孝养》。
　　④　　 《汉书？食货志》。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 页。
　　烝（蒸），如同现在的作法：放食物于甑中，离水隔火，以水气炊熟之。
　　遣策所见有烝鳅、烝■、烝　　.烝煎的食物似乎都是鱼类。
　　濯，今俗作炸。先熬油（当时只有动物油）至热（或煮水至沸），再投所煮之物于热油（或沸水）中。遣策所见有牛濯胃、牛濯脾含（舌）心肺、濯豚、濯鸡。
　　■（脍），《说文》 脍，细切肉也 ，就是把肉类细切生吃。《论语？乡党》： 脍不厌细 ，即指此而言。日本至今仍流行这种吃法。遣策所见有羊脍、鹿脍、鱼脍。
　　脯，就是咸肉条或咸肉片，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而成。遣策所见有牛脯、鹿脯、牛胃脯。洛阳汉墓陶敦上有墨书 鸡脯万斤.昔（腊），是将兽类去毛，经火烘烧，再晒干的干肉。遣策所见有腊羊、腊兔。
　　此外，还有醢、　　 、苴（菹）。醢就是肉酱。先把肉剁碎，拌以盐和香料制成。　　 就是鱼酱。菹就是腌制瓜菜，如同现在的酱菜、酸菜、果酱。汉初诛杀大臣，其尸体往往被制成醢，分赐各地诸侯品尝。
　　与烹调技术密切相关的是调味品和对兽肉的选择、切割。遣策所见的调味品有盐、酱、醯（醋）、豉、曲、糖、蜜、姜、葱、韭、桂皮、花椒和茱萸。供食用的兽肉以幼小者为佳，小狗一龄以下为佳，幼猪初生二月到半龄左右为佳。成体者次之，老成个体未见。牲体以肩、胛、肋、脊瘦肉为佳。
　　■（脊肉）、胾（瘦肉）、肤（瘦肉带皮稍肥），就是指对这些部位的切割法。兽类的舌、胃，也是人们嗜爱的佳品①。
　　秦汉人常吃狗肉，烹制狗肉的技术就精益求精，用狗肉制作的名馔也推陈出新。《盐铁论》中记载汉代的 狗■ ，曾是名噪一时的佳肴。 狗■ 是切成薄片的狗肉，为一种适口的下酒菜。这款名菜的出现，可能与孔子训诫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有一定关系。吃狗肉已不是整条烧烤，而是变得精工细切了。 庸脯 即狗肉脯，其作法大致是将狗肉片沉于沸汤中煮后捞出，撒上花椒末、生姜粉晒干，再调上各种调味品而制成的一种美味狗肉干儿。这种狗肉制品在市肆间出售，往往被一抢而空。汉代还有一款载入《食经》的狗肉名馔，叫做 犬■ ，据《齐民要术》说，它的作法是：３０斤狗肉，６升小麦，６升酒，合起煮到三沸。换过汤，再用３升小麦，３升酒，将肉煮到骨肉分离。打破３０个鸡蛋，放进肉里，然后把肉裹起来，放在甑里蒸到鸡蛋干透，用石头压榨一夜就可以吃了。值得注意的是，《埤雅》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曰羹献，而礼有犬羹。 这是说狗肉作羹，可以保持原汤原味，也可以减少养料的损失①。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3 页。
　　羊肉可以作羹汤吃，也可以加姜椒盐豉等，串在钎子上进行烧烤，更可以加上佐料放入釜中煎熬吃。而其中尤其以烧烤吃，肉香诱人，别具滋味。
　　《汉代画像全集》初集中有两幅描摹汉代人烤肉情况的画像石。一幅选自朱鲔墓室画像石，一幅选自孝堂山墓道石刻。朱鲔生活在西汉末到东汉初，从他墓中发现的烤羊肉串画像当属汉代生活的真实反映。这幅画画着一人，头戴尖顶小帽，身穿长襜褕，蹴在火炉旁，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烤肉钎子，举在火上烧烤；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在炉旁呼呼地扇火。而著名的孝堂山墓道石刻，其画像当属东汉顺帝初年生活的反映。这幅画画着两个好似主客关系的人，席地坐在火炉两侧。一人手中各拿两根羊肉串，举在火上进行烧烤。
　　而火炉的形制又与朱鲔墓画像石上的烤肉炉不同。这只火炉下有双腿支撑，炉身呈长方形悬空中。朱鲔墓画像石之烤肉炉呈圆筒状坐地上。腰部稍细，顶部稍阔。此外，在马王堆一号墓也出土过烤肉炉用的扇子。在一些摹写起居、宴饮的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可以见到烤肉的场景。由此可知，到了汉代烤羊肉串已成为宴饮中必备的食品②。
　　五侯鲭 是汉代颇有声名的菜肴，五侯指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五人。因他们同时封侯，所以号称五侯。 鲭 同 ■.据《太平广记》采摘《语林》、《世说》、《西京杂记》等记载，王氏五人，同日封侯，他们之间互有矛盾，各不相让，以致各家的宾客之间也不好随意来往。惟有楼护这个人，知识渊博，善于言辞，常去各家进行调解，进而博得了五侯的欢心。于是他们都争着置办珍馐佳肴宴请楼护，楼护便集王氏五家之长，创制了一款菜肴，其味胜过奇珍异馔，时人谓之 五侯鲭.关于它的烹制法，史籍各持其说。杨慎《异鱼图赞》卷三说： 江有青鱼，其色正青，泔以为酢，曰' 五侯鲭'.泔一般指米泔，但还有作烹和之意解释的。 酢 即古 醋 字。按这种记载，五侯鲭 的原料是青鱼，烹制时离不开醋。用青鱼、鲫鱼、鲤鱼做汤，本来是很鲜美可口的，不过鲜活的鱼类，一般都有腥味、烹制时加入适量的醋，可以除去腥味。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 五侯■法 是： 用食板零揲杂鲊、肉，合水煮，如作羹法。 这样看来，五侯鲭原是一种用鱼和肉为原料的 杂烩.这种说法与《语林》 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 的记载倒是十分吻合的，似可体现出它是 集五家之众长 的佳肴。后世多称美味佳肴为 五侯鲭 ①。
　　秦汉时期的著名菜肴，除了上述各种外，据《盐铁论》所载还有以下几种：枸豚韭卵，枸杞子炖小猪肉和韭菜炒鸡蛋。这两个菜，在西汉时就已经开始有了。
　　马朘，专以马鞭肉制成的特殊菜肴。
　　羊腌鸡寒，腌羊肉和凉酱鸡合拼的菜点。蹇膊庸脯，是驴肉干和狗肉脯。
　　其作法是沉肉于沸汤中，捞出后以椒末、姜粉曝使燥，调入五味调料，味道十分鲜美。
　　胹羔，煮得熟烂的羊羔肉，香嫩可口。
　　豆饧，即饴糖豆酱一类的甜食品。
　　鷇膹雁羹，是带汤的炖嫩雀和大雁肉羹①。
　　当时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肉食品有其独到的特点，据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地的肉食品以水产动物为主，共列举了９０余种，如鹿鱼、海稀、鲼鱼、大鱼、镊鱼、乌贼、鲮鱼、比目鱼、人鱼、鱲鱼、虎鱲、石首鱼、鱼牛、槌额鱼、海？、黄灵鱼、■鱼、鱼、印鱼、■鱼、奴屩鱼、寄度鱼、邵鱼、鱬鰗鱼、伏念鱼、■鱼、陶鱼、戴星鱼、■鱼、机杼鱼、■鯺、土奴鱼、新妇鱼、鲲■鱼、鈆刀鱼、虾蟇鱼、弓鱼、■■鱼、黍鱼、■鱼、土拌鱼、■鱼、鰧鱼、琵琶鱼、黄雀鱼、■鱼、井鱼、镜鱼、含光鱼、■鱼、吹沙鱼、婢屣鱼、铜吮鱼、鼠鱼、三蝬、蚶、蛎、蛱燮、移角、鲤鱼、姑劳、羊蹄、芦雉、乌头、下来蝛、石砝、玉■、倚望、竭樸、沙狗、芦虎、招潮、石蜠、蜂江、海月、土肉、阳遂足、蝞、■、■　　 、黿鱼、晬鼊、瑟■、海■、鼂、陵龙、鵀鱼、蝤蛑等。这些水产品，除了书中明确指出的芦虎、蜂江等个别品种不能吃或不好吃外，其余都是这里人民常吃的原料。当地人民对这些鳞介类的肉质、滋味、特色十分了解，如熟知■鱼的滋味很美；蝞鱼似虾，其肉不仅好吃，久食还可使容颜美丽，有媚人的姿色；海■的肉好吃，而且油脂很多；晬鼊的肉很像鼋肉的味道，它的卵如鸭而圆，味道比其他鸟卵还要好；机杼鱼的滋味美于其他鱼类等。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 ～76页。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4 ～95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 ～79页。
　　当地人对于本地区丰富的水产品的烹调和食用方式也别具一格。如沈莹书中所记夷州人（台湾人） 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朵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吃）之，以为上品 ，或者是 凿床作器和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这显然是非常原始的饮食方式。可是，居住在这一带的先进居民，却能根据不同原料的特点，分别把它们烹制成炙、脯、羹、鲊等美馔佳肴。如书中记述的： 乌贼……一枚作鲊，满器受五升。　鲊 在当时是一种工序比较复杂，工艺十分讲究，滋味很美的肴馔。又如 ■鱼如指，长七八寸，但有脊骨，宜作羹，滑美似饼。玉■似蚌……
　　炙之，味似酒。　　 鱼至肥，炙食甘美。谚曰' 宁去累世宅，不去　　 鱼额。'①在蔬果方面，建立秦朝的秦人所食的品种已经较多。还在西周时期，秦地就出产郁、薁（一种野葡萄）、枣、瓜、葫芦、韭菜、葵、酸枣、桑椹等。
　　春秋时期，秦国还出现了菜园，称作 具囿 ，里面种植各种菜蔬。随着秦与外地的交通往来日渐密切，秦人所食的蔬果种类也不断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地区 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饶。 疏即蔬菜。巴蜀地区所产的蔬果物品肯定是秦人购买的对象之一。战国时期， 越骆之菌 、 江浦之橘 、 云梦之柚 、 云梦之芹 等远方名特产品也运入秦国，丰富了秦人的食谱。《吕氏春秋？本味》记载说： 仲夏之月，羞含桃。高诱注，含桃是 樱桃为鸟所食.可见，樱桃也是秦人食用的一种水果。此外，瓜的质量在秦国一直是比较高的，这可能与自然条件有关。《汉书？地理志》载： 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秦东陵侯邵平，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 东陵瓜'. ②汉代的蔬菜以葵（冬葵）为主。《灵枢？五味篇》所举的 五菜 ，《急就篇》所举的１３种菜，均以葵居首。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曾出葵籽。居延简中关于 治园 的记事称，某亭共种１２畦菜，其中葵就占了７畦。另外５畦种的是葱和韭，它们也是汉代习见之菜。江苏邗江西汉墓曾出土菠菜籽；过去根据《唐会要》卷二○○、《北户录》卷二、《封氏闻见记》卷七等处的记载，认为唐贞观年间菠菜始传入中国，实际上汉代已有此菜。在广西贵县出土过黄瓜籽，以前曾认为《齐民要术》中种越爪、胡瓜法 中的胡瓜，是关于黄瓜的最早记载，考古发现则将它在我国栽培的时间上溯至汉。在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的陶灶面上有浮雕的萝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出土过不少干蔓菁①。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 ～33页。
　　②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 4期。
　　此外还有■，俗称蕌头，其鳞茎可食，也可制作酱菜。菱芡，俗称鸡头米，据《古今注》所说，其 叶似荷，实有芒刺，其里如珠，可以疗饥止渴。 《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为勃海太守，下令每人 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 ， 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 芜菁，根叶可鲜食，也可腌成干菜。蕹，俗称空心菜，嫩梢可食。瓠瓜，俗称夜开花，嫩果可食。
　　芥菜，味辣，根茎可食，也可腌制。蘘荷，其花穗和嫩芽可食。薏苡，其种仁可食，也可用来酿酒。《后汉书？马援传》载，南方薏苡果实比北方大，所以马援在征伐交趾时，常食用薏苡果实以 轻身省欲 ，班师时还拉回一大车。而笋、藕、蒜、豆芽等的食法同现在基本相同。
　　边疆地区的蔬菜种类一般说来比内地要少些，据《居延汉简》所载，当地吏卒经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韭、葱、芜菁、大芥、戎芥等②。
　　汉代的瓜果主要有枣、栗、菱角、梨、柿、梅、杏、李、甜瓜、杨梅等，且已培育出若干著名的优良品种，如 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 ， 真定好梨 ①之类。被当时视为 超众果而独贵 ②的荔枝，曾在广西出土，合浦堂排二号汉墓中的一件铜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西京杂记》说汉初南越王尉佗自南海将鲛鱼和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时曾在陕西韩城芝川镇起扶荔宫，试种荔枝。它是我国特有的果树，至１９世纪时国外才有种植的。在广州 秦汉船场 遗址、广州西村增埗２０６０号西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均出橄榄；广州西村皇帝岗２０５０号西汉墓出土乌榄，证明这种果木西汉时在岭南已经很多。过去曾认为橄榄是在武帝通西域以后才传入我国的，显然不确。果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瓜，西瓜子曾在江苏邗江胡场５号西汉墓及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在古文献中，唐以前此果寂然无闻，它最早见于五代？胡峤《陷虏记》，说西瓜是 契丹破回纥得瓜种.再次则见于南宋初洪皓的《松漠纪闻》，他是使金被扣，于阴山一带见到西瓜的。
　　传统的说法常认为至元世祖时，西瓜才传入中原，南方更晚。所以汉代西瓜子的发现是很值得重视的③。
　　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许多蔬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地，主要有■头（葡萄）、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甜瓜、胡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胡豆（豌豆、蚕豆）、扁豆、苜蓿、胡荽（芫荽）、莴苣、胡蒜（大蒜）、胡葱（大葱）等。如《史记？大宛列传》说： 大宛……有蒲陶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博物志》说：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国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食物纪原》说： 汉使张骞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头、安石榴，西羌胡桃于中国。 《古今事物考》称： 张骞使外国，得胡豆，今胡豆有青有黄者。 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20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6～207 页。
　　①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何晏《九州论》。
　　②　　 《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王逸《荔支赋》。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关于汉代蔬果的种类，当时人扬雄在《蜀都赋》中也多有列举，兹不备引。
　　豆腐在改变人类饮食结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世界各国的食谱中几乎都有以豆腐类为原料的食品。就目前说，豆腐为中国人所发明基本上已成定论，但在具体时间和发明者方面仍有争论。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豆腐的发明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宋代朱熹在为自己的诗作注时说： 世传豆腐本淮南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豆腐》条称： 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叶子奇的《草本子？杂制篇》称： 豆腐，淮南王刘安所作。 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说： 豆腐，始于淮南王刘安方士之术也。 清初高士奇《天禄识籴》也说： 豆腐，淮南王刘安造，又名黎祁。 另据近人耿鉴庭考证，日本古代豆腐干上也有 淮南堂 字样。
　　但国内外某些学者根据有关豆腐的记载，认为在五代以前，文献无征；及至宋代，在当时人陶谷所著的《清异录》上才发现了关于豆腐的最早记载，于是得出豆腐在我国宋代以后才有的结论。那么究竟是那种结论正确呢？近年来汉墓出土文物终于以铁的事实证明，汉代人在当时已经能够制作与今天基本相同的豆腐。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之间，在河南省密县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发现大面积的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石刻。这是一幅从加工豆类到制作成副食品豆腐的生产程序图象。据河南博物馆研究报导，这幅汉画石像可以证明中国豆腐的制作，最迟不会晚于东汉末期。同时鉴于像制作豆腐这样的科技成果，从发明到传播，再到形成作坊，而且被人们绘图刻石，总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把豆腐的发明者推到西汉也是可能的。同时刘安其人谙通烹饪，史载与刘安有关的食书有《淮南王食目》、《淮南王食经》、《淮南王食经音》等，看来刘安也有能力发明豆腐。
　　豆腐具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青菜豆腐保平安 的俗谚，可见豆腐物美价廉，营养丰富，保人健康的特点，早就为汉民族所认识。北宋时，青阳丞时戢，每天都要买几块豆腐食用，习以为常，获益非浅。
　　后来他赞誉豆腐为 小宰羊 ，意思是吃几块豆腐，其作用如同吃几块新鲜羊肉一样①。
　　（四）饮　　料
　　茶与酒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两种饮料，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史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引人注目，以至于目前有关茶文化与酒文化的著述层出不穷。
　　茶在古籍中又被称作荼、茗、槚、荈等。有人认为茶作为饮料始于神农氏，如陆羽的《茶经》说：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相传由神农氏所作的《食经》也说： 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后来，又传周公有 槚，苦茶 的说法。《晏子春秋》记载了晏婴为齐国相时， 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茶而已。 说明最晚在周代已开始饮茶。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 ～28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3 ～84页；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35页。
　　秦汉时期有关饮茶的记载很少，笔者仅见到汉代五褒撰写的《僮约》中曾提到派人去 武阳买茶 和 烹茶.说明秦汉人饮茶远远没有饮酒那样盛行。
　　秦汉统治者虽然多次发布禁酒令，如《秦律？田律》载：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 ，还下令禁止三人一起喝酒。汉景帝、汉和帝等也屡次颁诏 禁酤酒 ，但秦汉时期饮酒之风却常盛不衰。特别是官僚地主更是宴饮成风，并将饮酒作乐称为 嘉会之好.据《汉官》和《北堂书钞？西征记》等古籍记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 杂会万人以上 ，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贮酒器，龙长二丈，龙口前设有可容４０斛酒的铜尊，龙的腹内贮满美酒。需饮酒时，可动特制机器，酒就从龙口内流入酒尊。《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丞相， 日夜饮醇酒……（群臣及宾客）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闻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 《汉书？叙传》载：张放、淳于长等 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后汉书？马武传》载： 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 此外，民间饮酒也很普遍，或 宾昏酒食，接连成因 ；或 因人之丧，以求酒肉 ；或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 ；或 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汉代民间郡县还有 乡饮 的仪式。同时，每年三月，在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教师学生都要开怀畅饮。总之，婚丧嫁娶，送礼待客，无不用酒。宴饮的场合很多，有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①的说法。
　　饮酒还与当时的诗人和诗歌密切相关。饮酒赋诗，咏志抒怀，成为汉代文人的一大雅事。汉代无名氏的一首乐府古辞《古歌》云： 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 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汉代贵族的宴饮场面，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另一篇《今日良宵会》： 今日良宵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飙轲长苦辛 ，则从宴会起笔，表现出愤世嫉俗、感慨自嘲的情绪。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酵酶，诗歌发展到精灵①。
　　汉代甚至买卖田地或买卖衣物时也都必须买酒来喝。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载： □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
　　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正因秦汉时期饮酒之风盛行，所以当时也出现了许多与饮酒有关的故事与趣闻。如汉武帝时，神仙家们说南方有美酒，饮之可长生不死。汉武帝听说后斋居七日，遣栾巴带领童男童女数十人去寻找，结果还真弄到一些酒回到长安。仙酒摆在大殿上，武帝还未及饮用，站在一旁的东方朔便抢先喝了个干净。武帝大怒，要杀死东方朔。东方朔脸不变色，不慌不忙地说： 这如果真是仙酒，杀我我也不会死。要是并不灵验，要这酒有何用？ 武帝听了，一笑了之。①
　　①　　 《汉书？食货志》。
　　①　　 陈爱平：《汉代的饮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 7期。
　　在汉代考古中还发现了许多以宴饮为题材的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和漆画等。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集》画像砖，正中和左右三方设座，席前樽、案满陈，７个衣冠楚楚的人，捧盘举杯，饮酒作乐。彭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帷幄之下，樽、杯满案，４个冠服长袍者，猜拳饮酒，逍遥为乐。
　　新都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画面有两望楼的屋子，两边房顶各有凤鸟相对；屋内三人，高冠长服席地而坐。左二人正举觞对酌，方案上有食物和箸，右边一人手持一花状物。德阳县黄许镇出土的两条砖上皆有《宴饮》画像，上图共６人席地而坐，前面置三个盛食的器皿。下图共５人也席地而坐，有的执大碗，有的对杯欲饮，有醉生梦死之态。上下两图的宴饮者皆峨冠博带，宽服长袖，显然是地主贵族。《盐铁论？散不足篇》说： 今富者银口黄耳（金银酒器），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 左思《蜀都赋》则说： 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②又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酒器，而且我们从一乐舞扣饰可以看到，其图象分上下两层，下层二人中间置一酒瓮，几乎与人同样高。出土的贮贝器面部外圈舞蹈人之间，均置一酒尊。而出土的房屋模型中，则有一妇人持一酒筒，对背墙而坐的４人敬酒，其中一人正举筒豪饮，放浪形骸之态，纵情宴饮之姿，都表现得栩栩如生③。汉代画像砖等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有助于人们对当时宴饮情景的了解。
　　汉代人不仅宴饮成风，而且酒量很大。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能 饮酒石余.《汉书？于定国传》载，于定国 食酒至数石不乱。 《后汉书？卢值传》载，卢植 能饮酒一石。 《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可以 饮酒一斛。 还有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说法。
　　汉代人酒量很大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 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注： 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 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书经？说命》记载，西周 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是 酒母 ，即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
　　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法言》所说的 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 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 复式发酵 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论衡》中说： 美酒为毒酒，难多饮。 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发明 九酿制酒 的方法，用曲３０斤，流水５石，米９斛，３日一酿。经过９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北山酒经》中说： 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 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①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16页。
　　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9 ～92页。
　　③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8 页。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57页。
　　第二，汉代的升斗比近代的升斗量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①。
　　汉代普遍以曲酿酒，大大促进了造曲技术的发展。《方言》中列举了当时酒曲的不同名称，计有 ■ 、 ■ 、 ■ 、 ■ 、 ■ 、 ■ 、 ■ 等多种。酒曲众多的不同名称，不仅仅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造成的差别，也是酒曲品种增多的一种反映。据郭璞注，■是 大麦曲 ，■是 小麦曲 ，■是 细饼曲 ，■是 有衣曲.《说文》中收有 ■ 、 ■ 、 ■ 等字，释为 饼曲.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器的文字中，也有 大麦曲 和 小麦曲 的区分①。可见汉代的酒曲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品种②。汉代的酒曲不仅在内地广为流行，而且远赠匈奴③。居延边郡也能制作酒曲④。
　　《齐民要术》中有造白醪酒法，可能就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旧方⑤。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酿酒或售酒的画面。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中室南侧室西壁庖厨图中，绘有酿酒的场面。在一条长桌后面有两个仆役，正忙着将４个■安放在长桌上，桌下放着４个红盆，在■的下方正在酿酒⑥。又如四川彭县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和最近在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虽不同模，但内容完全相同。画面是一酿酒作坊，正中大釜为酿缸，一妇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内操作，似在和曲或搅拌，其右一男人似在协助酿酒。灶前有酒炉一座，内有三坛，坛上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彭县出土的砖左侧残缺，只见一人推车，下有酒坛，最近从新都具出土的砖上清楚地看见左侧是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置酒，其下一人挑着酒正朝店外走去⑦。也有人认为这幅图所描绘的是卖酒的场面，如汛冰根据上述彭县出土的那块左侧残缺的画像砖提出：一般人将这幅图解释为酿酒图，以为灶前二人是和曲酿酒的。但细审此图，更像卖酒的情况。右上角那人衣帽整齐，有些 斯文 相，应是店主人（这人 斯文 得有些像女人，是否描写的卓文君的故事呢？）。正中一人舀酒装坛，另一人是来买酒的。左上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其下应是一人担着一挑酒坛，但只有一只，究竟是进是出，人和另一只坛或因砖残或本来就不曾表现在图上，便看不清楚了①。后来在彭县又出土一种《酒肆》画像砖，店内一人似在售酒，店外一人，似在买酒。左上二人正走向酒肆。左下角一头上椎髻的人，一边推车，一边回首向卖酒者话别②。
　　汉代酒的品种迅速增多，各种酒名大量出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类：第一，以酿酒的主要原料分类。汉代酿酒的原料有谷物和果物两类，果物酒不多见，主要是谷物酒。以谷物冠名的酒，见于记载的有 稻酒 、 黍酒 、 秫酒 、 米酒 等。果物酒有葡萄酒、甘蔗酒等。还有所谓 挏马酒 ，这实际上不是酒，而是用马奶制成的酸酪。
　　第二，以酿酒所用的配料命名。为了增加酒的色味，汉代酿酒时常常杂以香料或草药，因此，出现了一些以这类配料命名的酒。如 椒酒 、 柏酒 、桂酒 、 兰英酒 、 菊花酒 、 百末旨酒 等。
　　①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
　　②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③　　 《汉书？匈奴传》。
　　④　　 《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 51 页。
　　⑤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 4期。
　　⑥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9页。
　　⑦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0 ～51页。
　　①　　 汛冰：《四川汉代雕塑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2页。
　　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第三，以酿造时间和方法分类。汉代酿酒多在冬、春两季，亦有在秋季者，所以有 春醴 、 春酒 、 冬酿 、 冬酒 、 秋酿 等名称。
　　关于整个酿造过程所需的时间，短可一日，长达一年，其间还有十旬（百日）、半年、八个月等，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种状况也是酒类品种繁多的反映。
　　按照酿造时间长短命名的酒，有 醉酒 ，指酿造时间较长的酒。按照酿造方法命名的酒，有： 肋（即沥）酒 、 温（即酝）酒 ，此二酒名均见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肋酒是过滤后的清酒，温酒指采用连续投料法酿制的　　 酒、九酝酒之类。
　　第四，以酒的色味分类。以酒色称呼的酒有 黄酒 、 白酒 、 金浆醪 、 ■醁 等；以酒味称呼的酒有 恬酒 、 甘醴 、 甘酒 、 甘醪 、 旨酒 、 香酒 等。
　　汉代的酒名虽然非常繁多复杂，但多是仅就某一侧面（或指原料，或指色味等等）而命名，其实简而言之可分为醴醪和清　　 两大类：醴醪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成酒稠浊而味甜，度数很低；清　　 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长，度数较高，酒液较清①。
　　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酒的品种迅速增多，酒已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用于祭祀、宴饮和赏赐外，酒还用于治病和随葬等。
　　先看用于治病。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解到酒的一些特性，并用酒来治疗某些疾病了。我国最早的医书《素问》便提及了以酒行药的效用，懂得用药酒按摩。汉代人则把酒称为 百药之长 ，药用非常普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有的医学家将《养生方》所载的一张药酒方加以分析，发现其全部酿制的工艺程序竟达１０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在世界制药史上，就是在化学史的酿酒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①。此外，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汉代医书以及武威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的记载也很多，有泡制药酒内服，有作药引，有作外用，反映出汉代酒用来治病的普遍性。
　　再看用于随葬。厚葬之风的出现，自然是鬼魂迷信深化的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厚葬成风。汉代人特别迷信，想在死后也能够喝到酒，享受豪华生活，所以酒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有大批精美的漆器，其中有贮酒器钟二，钫四，上分别书有 石 、 四斗 等字样，内均有酒类沉渣，这同遣策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据有关部门测试，仅这６件贮酒器的容量，即达今７０升以上②。此外，还出土白酒、米酒、温酒和肋酒各２坛，共８坛。尤其是满城刘胜夫妇墓内的耳室中陈列着３３个大陶缸，发掘时在缸内能清楚地看到酒液蒸发后的痕迹。这些缸一般高７０公分，有的在缸上写着朱红色的文字，如： 黍上尊酒十五石 、 甘醪十五石 、 稻酒十一石 等，如果计算一下这些酒缸的容量大约能装酒１万多斤。至于刘胜一生所饮的酒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计算③。我们只知道根据史书记载，刘胜生前确实是以嗜酒出名的④。
　　①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①　　 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新华文摘》1989年第 9期。
　　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8 页。
　　③　　 《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0 ～41页。
　　（五）器　　具
　　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器与炊具两大类。
　　１。食器
　　秦汉时期的食器主要有箸、勺、碗、盘、钵、盆、箪、笥、杯、卮、尊、案等。
　　箸在先秦时期称作 ■ 或　　 ，即现代的筷子。原先进餐时多用手取食，只有食菜时才用箸，如《礼记？曲礼》郑注： 饭以手 ，干肉 坚宜用手.《礼记？曲礼》载： 饭黍毋以箸 ， 羹之有菜者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后来用箸的范围逐渐扩大，《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 臣请借箸为大王筹之。 说明箸已非罕见，可随手取之。《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景帝请周亚夫进餐，未置箸，周亚夫 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箸有木质、竹质和铜质之分，广州先烈路汉墓曾发现铜箸，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还发现盛箸的箸筩.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中有持箸进餐的画面（图３１）。
　　碗、盘、钵、盆等既有陶制品，也有漆制品或玉制品等。前者多供平民使用，后者供贵族和富人使用。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做箪，方的叫做笥。
　　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３６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代发掘的汉代坟墓中用竹笥所贮藏食品种类的多少，可以考知墓主人爵位的高低。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做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①。
　　杯又称耳杯，得名于杯上有耳形把手（图３２）。耳杯的大小不一，小耳杯的长径约在１１厘米左右，中等的为１４厘米左右，超过１５厘米的则为大杯。
　　耳杯常用于饮酒。浙江宁波西南郊汉墓所出漆耳杯，内书 宜酒 ①。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所出铜耳杯，上有铭刻 张端君酒杯 ②。但耳杯并不全是饮器，也用作食器。云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铜耳杯，一杯中有鸡骨，一杯中有鱼骨。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漆耳杯中，除书有 君幸酒 者外，还有些书 君幸食.卮是汉代常见的饮器，原用木片卷屈而成，在５０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卮常被误称为奁或杯。目前出土的卮的口径大多在１０厘米左右，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卮，高为１２。２厘米，底径１１。８厘米，容积为汉量的５升多。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持卮者（图３３），以人和卮的比例看，卮的容积也不大。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卮，据遣策及器底铭记，有 斗卮 、 七升卮 、 二升卮 、 小卮 等４种。最大的卮可容一斗。
　　按《史记？项羽本记》说，在鸿门宴上，项羽赐给闯进去的壮士樊哙 斗卮酒.根据文中描写的气氛，斗卮应是当时最大的卮。斗卮的容量约２０００毫升，再大了便不便举持，也就不成其为饮器了。
　　④　　 陈爱平：《汉代的饮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 7期。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8页。
　　①　　 《宁波地区发掘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 期。
　　②　　 《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 4期。
　　尊是汉代主要的酒器或水器，它分为盆形、筩形、肖形三大类。盆形尊有三足、圈足两种，以后者居多。筩形尊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前者居多。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盆形尊的内外皆以鎏金错银组成精美的花纹。山西石玉出土的铜盆形尊上有铭文： 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同时出土的铜筩形尊上也有铭文： 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可见盆形尊与筩形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酒樽 ，后者是 温酒樽.肖形尊指动物形的尊，汉代已出土的有犀尊、羊尊、鹿尊、鸡尊、鸮尊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陕西兴平出土的错金铜犀尊（图３４），此尊逼肖实物，表现手法既简劲爽利，又威严凝重，从整体上看，这头犀牛显得孔武有力，洋溢着充沛的精力，是汉代匠师的杰作①。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伏兽形陶尊（图３５、３６），过去对于它是否是实用之器难作判断，近年在四川彭县等地发现的汉画像砖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的一块砖印有酒肆的场景，其上有一大案，案上置一方笥与两件伏羊尊，另有一人推鹿车离去，车上也载有一件伏羊尊，其中盛的似乎是酒②。
　　秦汉人进餐时一般都席地而坐，所以无足或矮足的食案十分常见，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类型也很多。就材质分，有木案、漆案、铜案、石案、陶案；就纹饰分，有素案、彩绘案；就形制分，有长案、圆案、单案、叠案。
　　总之，作为汉代日常生活的家具的食案，几乎每座汉墓都有出土，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③。
　　汉代无足的食案类似托盘，又称作棜案，可以连同放在上面的食器一道端起来。《史记？田叔列传》说刘邦过赵，赵王张敖 自持案进食.《汉书？外戚传》说宣帝许后朝皇太后， 亲奉案上食。 《后汉书？梁鸿传》说： 妻为具食，举案齐眉。 说的都是棜案的使用情况。汉代的棜案有陶、铜、漆各种质地者。四川重庆江北相国寺东汉墓所出陶棜案，上置杯、盘。
　　广西梧州旺步２号东汉墓出土刻花铜棜案。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之漆棜案，出土时上置杯、盘、卮和竹箸，案面并绘有精美的纹饰（图３７），应即《盐铁论？国疾篇》所称 画案.汉代矮足的食案多为长方形，装柱状或蹄状案足，长约１米，宽约半米，高约１０- ２０厘米。多为木制，也有铜制或陶制者。辽阳三道壕２７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案面上有刻铭： 永元十七年（１０５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 ①。铭文对其用途作了明确的叙述。食案上常置杯、盘等食器。《汉书？朱博传》称； 博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此言其自奉之俭约。重庆相国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案上置８杯１盘，河南灵宝东汉墓所出陶案上置１魁、１杯、１勺（图３８）。广州先烈路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出土的铜案，甚至将耳杯作为纹饰刻在案面上。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墓所出彩绘漆案，长约２米，宽约１米，装鎏金铜蹄足，应是豪贵之家所用的大食案②。《三国志？吴志？步骘传》谓焦征羌 身享大案，肴膳生沓.其大案或与此案相近。沂南画像石的祭祀图中，有上置１０杯的８足大案，也应属于此类（图３９）。有足的食案除案面呈长方形者外，还有一种案面呈圆形，其名为檈，即《说文？木部》所说： 檈，圆案也。 上述祭祀图中也有置食器的檈案。
　　广州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中的一件铜檈案，面径４０厘米，高８。６厘米，上置大小铜耳杯６个，出土时檈上还有鸡骨与猪骨少许（图４０）。而且无论方案或是檈案，都可以叠置起来庋存食物（图４１）。也许就是《礼记？内则》郑注所说 以板为之，庋食物 的阁③。
　　①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1982年第 8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6～324 页。
　　③　　 陈增弼：《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 5期。
　　①　　 《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 期。
　　②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 6期。
　　２。炊具秦汉时期的炊具主要有灶、釜和甑等。
　　灶是新石器时代陶灶的进一步发展，秦代的某些地区仍然盛行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但汉武帝之后发生了变化，在随葬品中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逐渐被灶一类的模型炊具所取代。这一变化起码反映了随着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顶礼膜拜的是神灵和祖宗，以能用祭器宴饮为荣；现在人们更重视的是五色斑澜的现实生活，以讲究实用为尚。过去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人们能够享用的礼器如何；现在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掌握生活资料的多少。
　　从列鼎而食的习俗逐渐改变以后，人们在地面上开始用砖或土坯垒砌长方形的连眼灶①。这种南北方普遍出现的连眼灶，较之前代在地面上挖成灶穴的土灶进步多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沿用的灶型基本上是这种以柴草为燃料的连眼灶。它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烹饪技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灶型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最早的汉灶，大约出现在汉武帝初年。汉代早期灶的特点是灶身较短，烟突也短，灶台上一般都是纵列灶眼两个，前眼置釜甑，后眼置釜。灶门敞开，其宽度与灶身同。从结构上看，汉早期的土灶后虽有烟突，但灶门过大，不利于拔火。且烧火的过程中，烟与火都容易反向朝灶门外冒出，对烹饪操作者的影响极大。人们在烹饪实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弱点而进行改进。因此汉代早期灶型存在的时间不会为时过久。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灶身显著伸长。灶台上可以纵列３个灶眼。１眼置釜甑，用以蒸饭；１眼置釜；１眼置双耳锅。这样人们可以一面做饭，一面煮菜，同时兼做菜肴食品，既省时又省燃料。同时这一阶段的土灶，灶后烟突也有所加长，呈龙头形上曲状。灶门明显收窄，两边砌壁，这种改进使火道通畅，更有利于拔风起火。而且还在灶门上加砌一堵直墙成为灶额，高出灶台之上，以遮挡烟火，可以避免烟熏火燎之苦。也有例外情况，如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的大灶有４个灶门和４个火眼（图４２）。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在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一阶段灶型的最大特点是在灶旁附设水缸。水缸的数目少则１、２个，多至６个。设水缸的优点是，饭做熟后即有温水可供使用，这是汉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会节约能源的具体反映。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6、306 页。
　　①　　 麦英豪：《从广州汉墓出土的炊具、食具看当时岭南的饮食风貌》，《中国烹饪》1983年第 11 期。
　　到了东汉末年，我国南方出现的灶型就更为典型。从广州出土的陶灶模型看，其灶面呈平面三角形，后端呈尖状而翘起，上开一大孔以代烟突。灶面前后各置一釜一锅，中间是釜甑，两侧也附设有水缸①。
　　釜相当于现在的锅，一般用夹砂陶制成，呈红色，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灶的火眼上（图４３）。甑也多为陶制，放在釜上，敞口，外折平口沿，底部有透入蒸汽的孔，需蒸的食物放在甑中　　 ②。《考工记？陶人》说甑有 七穿 ，即甑底应有７孔。但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陶甑只有５孔，云南大关岔河东崖墓所出陶甑只有６孔。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甑则有７孔（图４４）。
　　广州猛狗岗４００２号、七星岗４０３３号、麻鹰岗５０４１号东汉墓所出明器陶甑上也有７孔，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所以甑底７孔之制，汉代或已不再遵循。
　　又《说文？瓦部》说： 甗，甑也，一穿。 《释名？释山》说： 甗，甑一孔者。 先秦的甗中常上下直通，使用时应在甑底的束腰处置箅。《急就篇》颜注： 箅，蔽甑底者。 故所谓一孔之甑本应指甗上的甑而言。但汉甑也有一孔的，如湖南资兴旧市、衡阳茶山坳等地东汉墓出土的甑即为一孔。
　　汉代以釜、甑蒸饭，而不再用鬲、甑合体的甗，这是由于炉、灶的普及，促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的缘故①。
　　附表：考古所见的汉代食物一览表①
　　　














　　









　　①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4 ～97页。
　　②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3页。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2～334 页。
　　①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１。出土简牍和考古报告中的农作物名称很不一致，根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和习惯性叫法，本表对考古报告中的一些谷物名称稍作规范。黍、稷、糜、黍子、糜子、黄米，统称 黍 ，或在 黍 后加注（稷） 、 （糜）.粟、小米、谷子，统称 粟.简牍上的谷物名照录，或加括弧，以示同于括弧前的谷物。
　　２。资料出处：考５９，９，４６８＝《考古》１９５９年９期４６８页；文＝《文物》；考通＝《考古通讯》；考学＝《考古学报》；丛刊４＝《文物资料丛刊》第４期；烧沟＝《洛阳烧沟汉墓》；马王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标本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四、居住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 两汉堂室犹存周制 ， 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 ，所以有人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 《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 ①因此，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庭院式住宅
　　秦汉时期的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存在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曾介绍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 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 所谓 一字 ，即有堂屋一间； 二内 ，即有卧室二间。房屋上都覆有瓦，木构齐备。《封诊式？穴盗》又记有一被盗人的房屋，同样是一堂二内。所不同的是二内中之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系小堂，在侧房之后。这样其平面图呈曲尺形。房周围当有院墙，其北墙距小堂北缘为一丈，东墙距侧房五步。《汉书？晁错传》说：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 富人家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 高台层榭，接屋连阁 了。
　　①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先秦时，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大夫只有东一房，西一室。但秦汉人已不大区别室和房了。如《释名》、《说文》都把堂侧之室也称作房。然而王鸣盛认为，秦汉人是前为堂，后为室的，堂东再有一间，构成一堂二内，其平面为曲尺形。不过在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未被严格执行过。如上述秦简所示，前者恐怕是一字型，中为堂，左右各一房。后者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①。
　　曲尺形住宅（图４５）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成一个曲尺形平面，其余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构成一个后院，整体平面又成方形或长方形。
　　大门一般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墙面刻划有柱、枋、　　 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于此可见汉代木构架建筑的大概情形。厕所一般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有的安设着梯级。屋内常有作舂米、簸米等家庭杂役劳动的陶俑，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圈栏。这种住宅结构布局都比较简单，应为当时一种小型建筑。
　　三合式住宅是由三幢房子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平面，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６）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前面一幢房子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而构成后院，因此，整个平面也为方形。这种住宅的两侧（或一侧）常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也有的在正门前廊处设上较矮的栏干。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这类陶屋多数都在东汉中期的大型砖墓中发现①。
　　三合式住宅的另一种形式以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７）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两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 隔山 分成前后两部分，后为一堂一室。院的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似是庖厨。《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 东房 中具馔。古诗： 东厨具肴膳。 曹植《当来日大难》： 乃置玉罇办东厨。 如院中的正房面向南，则此侧房即东厨。这一庭院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置②。
　　四合式住宅是由四幢房子组合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平面，规模有大有小，有时还可形成多重四合院。在徐州铜山利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象中可见一组标准的四合院建筑群，后有正厅，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配房，按汉代封建的宗法礼教，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要殿宇摆在纵轴线上，次要配房在横轴线上，从而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在居住房屋上分出等级差别。前有门庭，中间为道，两侧设庑以备宾客之宿，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内部空间结构组合。屋顶两侧装饰的双凤为建筑增添了生机③。
　　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画面（图４８），这所住宅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
　　都是五间。第一排房的中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中间的是中大门。
　　前大门和中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是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右侧廊房的两端各建有单体阙。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干的屋子。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诸，因此这也可能是猪圈或厕所。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此种日字形的住宅是四合式住宅的变相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8～229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66页。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③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图４９）上有一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内分左右两院。右院为两进，右前厨房有炉、灶、井栏，后面矗立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院内有持帚的仆役。左院房屋二进，头进是大门，门内有斗鸡一对；二进为正厅，屋宇宏敞，宾主二人正在堂上饮酒，堂下双鹤起舞。左右两院间以长廊相隔。
　　此图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主庭院。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宾主对饮方酣，且有斗鸡舞鹤之乐。斗鸡在汉代颇为流行。如《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爰盎为官，曾 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 《汉书？张汤传》：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身为之 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曰：张放 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知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家和闾里巷间，而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汉魏乐府风笺》载曹植《斗鸡篇》诗：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生动地描写了宴饮斗鸡的精彩场面①。
　　河南出土的汉墓空心砖的一幅住宅图形分前后院，前院临大道，建门阙，院内有花木，为宾客停车马处；后院另辟门，上有重檐，院内盛植花木，为居住部分。画像石上所见的一座贵族住宅的正门中高侧低，侧门为小门便于日常出入，大门内中门皆高大通车马，中门附近为宾客居住房舍，称为门庑。
　　院内为堂，堂后又以隔墙界为内院，为主人居住处，还有后堂。前堂延宾，后堂则为宴饮歌舞生活场所。此外，住宅还包括车房、马厩、厨房、仓库以及奴仆住所等附属房屋，其规模相当大②。
　　秦汉时期的住宅以庭院式为主。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住宅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从汉代到清末，不但住宅如此，宫殿庙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如此。这使得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合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在技术方面，汉代已使用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的缘故已向上反曲，成为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基本上形成了③。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 ～38页。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3 ～84页。
　　②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4页。
　　当然，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没有庭院。如《东观汉记》载： 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 又载： 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 台修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 又载： 矫慎隐遯山谷，因穴为室。
　　（二）楼阁式住宅
　　秦汉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 仙人好楼居 的说法，统治阶层追求仙居生活的建筑环境，因此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汉人对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西汉的楼阁一般采用井榦式，即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汉书？郊祀志》说： 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 颜注： 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 井榦叠而百层。' 即为此楼也。 东汉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化和多样化。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拱支承，斗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发现的一种斗拱颇具特色，它的拱从栌斗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只雕了前左右三方，后部因不在视觉范围内，所以省略未刻，实际上应是四面相同），其上托斗子，斗子上再承梁枋。这种斗拱宋人称之为 斗口跳 ，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斗拱中仅有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斗拱的栌斗之上刻有一圆柱的形象，说明该墓所摹仿的木构建筑应是内立中柱的多层楼阁，上层的柱子应插在下层立柱的栌斗之上。这种建楼立柱的方式在宋人《营造法式》中称之为 叉柱造 ①。而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阁式住宅的种类繁多。《水经注？泚水条》引《续汉书》：南阳樊氏 起庐舍，高楼连阁。 《后汉书？黄昌传》：陈人彭氏 造起大舍，高楼临道.《后汉书？宦者列传》：外戚宦官所造馆舍 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 ②。《后汉书？桥玄传》： 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后汉书》的《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及石刻中也有类似记载③。
　　③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学报》1956年第 4期。
　　①　　 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 5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6页。
　　③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汉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五层。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图５０）。这样不仅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五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墓所出者。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四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型陶楼，平面方形，五层。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初看好像攒尖（图５１），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魏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壁画中的佛塔很相像。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很周密，如广州东山象栏岗４０１６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图５２），其平面呈 Ｈ 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门楼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这种布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是依循着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的。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广州红花岗出土的一座陶楼的前排是较高的单层建筑，其明间与右次间作纵横组合。前后两排建筑之间是一个进深极小的天井。后排是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两层的平面布置相同，当中系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四周成回廊围绕，上层复以四阿式屋顶。四周墙壁开窗，窗槅是由三角形和圆形复合成的几何图案，颇为新颖。
　　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所出陶楼（图５３），其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三室，上层并列四室，都是作起居用的。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图５４、５５）。
　　大体说来，北方所出土的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①。
　　在江苏徐州汉画中反映出的亭台楼阁充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如双沟出土的建筑图的右侧为杂技表演，左侧为一建筑群，刻有楼阁殿宇，峥嵘起伏，鳞次栉比，显得深远壮观，立柱、斗拱、栏杆纵横交错，表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高超水平。楼为四阿式顶，墙以斜方格纹为饰。此与徐州十里堡汉墓出土的重檐陶楼十分近似。铜山县茅村墓中的建筑图上有一处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群。右侧有门，双阙之中夹一门庭，阙门用一斗二升的斗拱承托，旁有卫士执戈肃立。从画面形象看，门庭双阙浑然一体，前后布局合理匀称，主次分明，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自右向左楼宇相连，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屋顶用筒瓦覆盖，其中一楼的正脊上设有火焰尖装置，楼上有人宴饮会见，楼下有登梯、饲马、庖厨、谒见，旁有侍从，恭谨待命，随时供主人使役呼唤①。
　　在四川金堂县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房高达１０５厘米，共分三层。最高一层屋顶为庑殿五脊顶，并用一斗三升的斗拱相托，显得庄严、壮观。底层台基左右各立粗大角柱，两角柱各有侧脚，柱上施一大斗承托横额。正中的坎墙上立竖拱，将开间分为左右两间，左边是楼梯，右边隐刻成谷仓。竖拱之上托一斗三升斗拱，上留、下出、平杀，横眼清晰可见。斗之上托横额，横额上有出檐瓦陇。垂脊尖端有束瓦当作装饰。二楼平座的立柱上各施一大斗，左右暗窗均为镂空菱形格眼。三楼平座上隐刻杆栅式栏杆，角柱的顶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拱为曲状（与彭山、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斗拱相似）。正中的一斗三升承托镂空菱形格眼暗窗，栏杆三面空旷，可凭栏远眺。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束瓦当（后来的鸱尾乃沿此发展）。另四垂脊平伸，成庑殿顶形状。
　　屋顶四角微微翘起，筒瓦、板瓦、勾头都完整无缺。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木构建筑水平。汉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描写的正是这类高楼。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8页；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页。
　　①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楼阁之前（右边）有车载客而来，车后侍婢相随。右上一间硬山式厨房，釜灶齐备，庖者正为宴饷作膳。正厅之侧有歇山式楼阁一座，楼上一妇女凭窗眺望。正厅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建筑，其上有楼，顶作重檐四阿式；楼上有栏杆、回廊，楼下大厅两侧各立一柱，柱端有一斗三升斗拱。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
　　庭院里舞乐百戏，以助酒宴。有叠案、旋盘及蹋鼓之舞，乐人抚瑟歌唱，舞者长袖折腰。如张衡《观舞赋》所说： 搦纤腰兮互折，媴倾倚兮低昂 ， 连翩络绎，乍续乍绝；裙似飞鸾，袖如回雪。 在四川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房，重檐歇山式，下檐正中檐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上檐有平台，其左右立柱上仍施一斗三升斗拱，平台上有抚琴俑和歌唱俑，底层右边室内一上身袒裸的俳优正击鼓说笑，形象极为生动①。
　　楼阁式住宅也有的与庭院式住宅合而为一，如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二层楼房。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此院东面为宽三间、高二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二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埘等。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在（图５６）。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
　　第二进顶上三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内院之主楼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②。
　　（三）干栏式住宅
　　干栏 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 栅居 ，一般用竖立的木桩（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 干栏'. 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南地区民族喜爱。
　　代代相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 ～86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 基座 ，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 ■ 形窦洞，以便牲畜进出。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 基座 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门，屋背有小窗。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棂和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①。
　　西南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干栏式住宅。
　　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 西南夷 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接合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如今云、贵地区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 吊梯 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干栏的标本。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有利于通风散热。走廊后面为 祭所 和 寝 室。楼下架空，对防潮湿、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查，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 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皆楼居，登梯而上.《西南风土记》认为，西南地区 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宋代《岭外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 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
　　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至明代，新都杨慎（升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 南荒瘴疠.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布在墓门、内壁及石函、石棺上面，均为仿木构架，抬梁结构， 吊脚楼 形式。楼分上下两层，下部采用架空的构造，用竖立的木桩承托整个屋顶和楼层，楼下是空的，仅置一梯，其四面无遮拦。楼上为居室，门、窗显然。从画像石的画面上看，内江的干栏式住宅具有以下七个特点：（１）屋顶上为凹曲形屋面，有起翘的屋角。图５７的屋面似锯齿形。图５８为悬山式顶。屋脊正中饰凤凰，两侧屋顶上有天窗。图５９覆盖筒瓦。圆形瓦档，正脊很短，屋面做成上、下两迭形式，这是汉代庑殿式顶的重要特点。图６０为重檐。
　　（２）这些干栏式住宅已普遍采用了中原、成都地区流行的斗拱技术，增加了屋檐挑出宽度。这对于楼上前廊的构筑、采光、防雨有利。斗、栌斗、一斗二升斗拱、一斗三升斗拱及曲形斗拱等，图上均有反映。
　　（３）在群体建筑（图５８）中，不同民族风格、各具特点的干栏式、楼阁式、双阙、平房、斗拱等协调组合为院落，排列有序，构图匀称，气势宏伟，表现出四川汉代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的高水平及庄园面貌，也反映出内江各民族之间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这类 甲第 不可能是一般庶民之宅，只有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 的地主官吏才有能力建造。图上的双阙为门阙，是封建礼仪的装饰性建筑，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页。
　　（４）东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基到汉代已经变得低矮了。从上述东汉干栏图上看，其楼下支撑柱的下端似乎是直接埋在地下的，不出柱础和台基，因它的楼下三面无遮拦，不住人，省去费工费时的台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把楼下支撑柱深埋于地下，同样能保证干栏稳固。
　　（５）内江近年发现两具东汉房屋造型（似殿宇）画像石棺，十分美观，图６１为仿木构干栏式房屋造型石函。屋面（函盖）做成上下迭形式，似重檐，表现出汉代庑殿顶的特征，上盖筒瓦，饰圆形瓦当。石函身前两侧饰栌斗，呈对称状。函顶部架空，用柱承托函身。把石棺刻造成干栏民居形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住宅的真实写照，反映出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６）楼上一般均为四柱三开间，看不出筑有 前廊.图５７楼上左侧为横长方形窗，有男女二人站立窗前远眺、私语，中为一门，一妇人侧身而立，右为壁。这同古文献上记载的 人皆楼居 ，楼上为 祭所 与 寝 是一致的。
　　（７）楼梯是干栏的主要构件，因人们住在楼上，必须 登梯以上.梯置楼层下，倾斜度约３０至３５度，其形状有三：一曰独木梯（图５９），在某些少数民族家中至今尚存，用较大的木料做成，制作简单，经久耐用。二曰双沿梯（图６０）。三曰转角梯（图５７），一般是由于楼层较高，为降低梯的倾斜度才采用的①。
　　在属于北方地区的江苏铜山也发现了一幅刻划干栏式建筑的石刻画（图６２），这是在众多的徐州石刻画建筑图象中唯一的有关于栏式建筑的画面。
　　从画面上看，住宅下用柱子、栌斗和一斗二式斗拱架空。这座干栏式建筑估计不会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因多瘴气、毒蛇、毒虫而建造的，该建筑物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总之是为富豪们追求享乐而设计建造的。
　　②
　　（四）住宅附属设施
　　秦汉时期住宅的附属设施很多，常见的有厕、井、仓、灶、牛牢、马厩、羊圈、猪圈、狗圈、鸭栏、鸡埘等。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厕所与猪圈。
　　秦汉时期的厕所与猪圈常常连在一起。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 厕中豕群出。 师古曰： 厕，养豕溷也。 《汉书？酷吏传》：郅都侍上，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上目都击之，都不往，上欲行，都伏谏曰：一姬死复一姬进，上虽自轻，奈太后宗庙何？太后闻之赐都金。正是因为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所以吕后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掉后，使其居于厕所，称之为 人彘.从近年来出土的陶厕模型和其他考古材料看，汉代厕所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１）圆或椭圆形猪圈上架空构筑厕所。这种厕的下部通常是一个由圆或椭圆形围墙（围栏）构成的猪圈，围墙上多有扩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常附有陶食槽和陶猪。厕所均架筑于猪圈之上。依其构筑方法不同分为两种形式：①在猪圈围墙的圆周向外凸出一部分做为厕所的基座，上筑厕房。如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３）屋顶为四角攒尖式，一侧墙上开门，门外是一个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厕房内地板上有一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落入圈底。
　　②厕所底部一端架于猪圈墙上，一端在圈内底部。例如湖南长沙小林子冲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４）厕所为硬山式屋顶两面坡，山墙上开一小窗以利通风。厕房内地板上也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一只母猪哺乳着一群猪崽。
　　（２）基本结构和第一种类型大致相同，不过猪圈的围墙或围栏的平面为长方形。厕房也建筑得更讲究些。同样可以分两种形式：①在猪圈的一角凸出一部分，三面筑围墙一面向猪圈敞开，上建平台，台上修厕房。例如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５）猪圈四周围以栅栏，在一角凸出的平台上建厕所，厕所周围平台为悬空的回廊，门前斜坡道有扶栏。
　　②在长方形猪圈的一端横搭以板，成为平台，平台三面架在猪圈围墙上，厕所在平台一端，例如河南济原旧涧沟西汉晚期墓出的一件（图６６）。
　　（３）在长方形猪圈的两侧或对角建两座厕所，大概分男女厕，分为两种形式：①长方形猪圈两侧对称起造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如湖南长沙伍家岭所出的一件（图６７），两座厕所之间的猪圈后墙上搭建檐棚，应为猪舍，猪圈前墙正中开一 ■ 型洞作为猪的出入孔。两座厕所均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并在各自门前筑有台阶。
　　②长方形猪圈的一对对角上起造两座形式各异的厕所，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图６８）。猪圈三面围墙，一面为一平台，平台一端是台阶，一端是一硬山式厕所。另一厕所建在猪圈右边靠墙的平台上，仅有矮隔墙，无顶，很简陋。两厕便坑皆通猪圈，其中简陋些的可能是男厕。
　　在这一形式的陶厕中有一件堪称精品，为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所出。陶厕稍残，大部分保存完好。平面方形，后半部墙加高，上作敞棚悬山顶，顶有天窗可通风以散发臭气。前半部围墙成院，院与敞棚间有一道纵隔墙，分为左右大小两部，左院与棚之间有一道矮墙，墙偏左一小门相通。前院中间为一方形空地，周围铺设印有斜菱纹的方砖。敞棚内右后角为一厕，便坑设一台上，前有尿槽，下为粪池，旁有台阶。右院与敞棚间也作隔墙，隔墙作镂孔栏棚状。敞棚内为猪圈，前院后右角也作一有台的便坑，下为粪池。两厕所的便坑粪池皆与猪圈相通。这件陶厕底部通长４２厘米，宽３３厘米，前墙高１６。８厘米，敞棚高３６厘米。在这个墓里出陶厕的附近还出一陶槽及陶猪，槽当为猪食槽，二者应为原猪圈中的东西。像这种在一个厕院内并列着形制各异的两个厕所无疑是男女分用的。这件陶厕所结构复杂，制作精细，在所有出土陶厕中是罕见的。
　　（４）厕所附属于陶屋，和居屋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院落。根据陶屋形式的不同分为四种形式，这里不再详述。
　　（５）覆钵或覆筒状猪狗圈，顶部开便坑。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一件 覆碗形猪圈 （图６９），像一只反扣的平底钵，在周壁镂刻出整个竖长窗和一■ 形门洞，顶部开有一长方形洞即为便坑。又如江西南昌东吴墓出土的 狗圈 ， 与陶狗陶井同出于棺之右侧，筒形，壁上开斜长方形门平底，底上开有椭圆形孔 （图７０）。实际上反扣过来也是类似覆钵形的厕所，椭圆孔即便坑，下通狗圈①。
　　陕西省旬阳县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７年，陆续出土了三组汉代厕所与猪圈合一的陶制模型，这三组陶制模型中的猪圈形状，分别为刀把形、条盘形和椭圆形，生动地展现了汉代汉水中游地区居住习俗的一个重要侧面。张沛先生撰有《陕西旬阳出土的汉代陶溷厕》一文，论述较详，并附有图片，可以参看①。
　　汉代的厕所也有与猪圈分开而单独建造的。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一处厕所为架空的干栏式建筑，上部是厕所，下部是粪池，四周围以栏干，栏外环以砖铺的道路，再往外立着大水缸，还有做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行清，旁边有位持帚的妇女正在打扫。
　　广州出土的汉代陶楼院的特点是把各种用途的房屋紧凑地组织在一起，其厕所应位于屋内②。一般说来，住宅平面属曲尺形的，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而住宅平面为横长方形的，厕所就附设在屋内的一侧处。
　　（五）家　　具
　　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③。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 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 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
　　《埤苍》： 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 《释床帐》也说： 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７１）。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 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 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 ①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８４厘米，床约长１９２厘米。
　　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 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 刻铭，长８７。５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３。５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榻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 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 ②。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 （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 《排调篇》： 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 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合榻对饮.《诸葛融传》： 合榻促坐。 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③。
　　①　　 张建林等：《浅谈汉代的厕》，《文博》1987年第 4期。
　　①　　 《农业考古》1988年第 2期，第 167～168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2页。
　　③　　 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63 页。
　　①　　 《初学记》卷二十五。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 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①。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贵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７２）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②。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 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 ③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六引《后汉书》： 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 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１５９厘米、宽１００厘米、高１８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 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 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称 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７３）。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 腓痛、足痺、转筋 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２０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７４）。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以凭之，不得加绨锦。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册中记有 素长寿绣机巾一 ，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　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凭几之上（图７５）。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①。
　　②　　 《太平御览》卷七○六。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页。
　　①　　 《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 2期。
　　②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 1期。
　　③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8～239 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
　　《急就篇》： 蒲蒻蔺席 ，注： 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 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 以莞蒲为席 ，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 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载： 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则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２１９厘米，宽８１厘米，另一件长２２２厘米，宽８２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２０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 单蔺籧篨.所谓 籧篨 ，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称为床第，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 殇帝诏有荏弱平簟。 又《西京杂记》： 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②。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
　　《释名》： 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 又《西京杂记》： 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 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 又《张禹传》： 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 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２５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 三独坐 ①。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②。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 坐无完席 了③。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④。
　　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７６）。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８５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 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 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 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 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 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７７）。《广韵？上平声十虞》：　　，帐也，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 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７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 玉与石其同匮兮。 《汉书？高帝纪》： 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７８），河南灵宝与陕具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协调匀称，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223 页。
　　②　　 《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 8期。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4～235 页。
　　②　　 《后汉书？戴凭传》。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7页。
　　④　　 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 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 5期。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闇、平闇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 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 承尘又名帟。
　　《礼记？檀弓》郑注： 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 《周礼？幕人》先郑注： 帟，平帐也。 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 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①。《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以自障蔽也。 《汉书？陈咸传》： 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 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７２厘米，高６２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成折角形②。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 车帷裳.《后汉书？贾琮传》： 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 刺吏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乃命御者褰之。 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蔽。《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 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又《后汉书？刘玄传》： 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 所以《释名》： 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8～219 、225 页。
　　②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 5期。
　　《释名》： 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 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隔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 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 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9～240 页。
　　五、交通
　　衣、食、住、行是风俗中的四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就有关秦汉风俗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总量来说，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所占的比重相当引人注目。所以在前面已依次介绍了秦汉时期衣、食、住等三方面的基础上，现在再来看看秦汉时期 行 的有关情况。
　　（一）陆路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全国性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秦汉时期的陆路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陆路交通要发达得多。
　　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２２０年）
　　开始修建。早期的驰道以秦的都城咸阳为中心，延伸到全国各地，其分布区域是： 东穷燕、齐（今河北省、山东省广大地区），南极吴、楚（今江苏省、安徽省和湖北省） ， 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省、青海省一带），北据河为塞 ，并沿阴山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县北）。这样就把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的都城用驰道连接起来，加以完善和扩建，进一步打通了通向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道路，从而构成了通向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道路网。包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总里程达到２９６７０里（约合１２３８７公里）。其中驰道１７９２０里（不包括直道１８００里），占总里程的５４％以上。驰道宽广而壮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驰道在汉代基本保留下来，只是需要不断维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循吏传》中皆有关于维修驰道的记载。
　　直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２１２年）开始修建，全长１８００里（合今７５２公里）。其起点为秦都咸阳以北的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当时是秦始皇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北至终点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工程虽然艰巨，但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当然也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司马迁亲自视察了奏直道之后，以同情古代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这条道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都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以及番禺（今广州）等，都有驿道通达。各路上车马杂沓，货物转运，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了大都会之外，全国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也有大道相连，构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西汉陆路交通网。
　　１９７３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幅标有道路的彩色地图，这幅地图９６厘米见方，比例相当于１∶１８００００，准确地描绘了现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河流、城镇等①。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是在西汉时期，这条路在当时是贯穿中亚最长的一条道路，也是世界上横贯欧亚大陆最长的一条国际道路。它自长安起，南路经狄道（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北路经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渡祖厉河，入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和阳关以后，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古娄兰国），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越过葱岭，通至中亚的大月氏国，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再通至安息国（今伊朗之哈马丹城），也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距长安８１５０里（合今３４０３公里），再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今新疆疏勒县），距长安９３５０里（合今３９０４公里）。由疏勒西出葱岭，可通至中亚的大宛（前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距长安１２１５０里（合今５０７３公里）。此外，还可通至撒马尔罕等地。
　　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 2期。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汉书？西域传》载： 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
　　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于交通险阻，运输困难，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商人贩运的商品只能是价值昂贵的丝织品和少量金银，这条路也因此被称为 丝绸之路.据说当时在大秦（古罗马帝国）一磅丝的价格相当于一磅黄金。
　　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汉光武帝时修建了飞狐道、交趾道等，汉明帝时对褒斜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据《开通褒斜栈道石刻》记载：修路刑徒２６９０人，实用工数达７６０８００多工，修建道路２５８里（合今１０８公里），桥阁６３０间，大桥５座。此外还有邮亭和驿站等建筑物６８所。耗用工程费用合１４９９４００多斛粟。１９６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题刻》的调查文章，并绘制了栈道想象复原图（图７９），再现了这条栈道的艰巨工程情景①。
　　秦汉时期对于驰道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天子行中央三丈，而吏民行旁道，诸侯以下无诏令行驰道中者，没入其车马。
　　《汉书？成帝纪》载： 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则元帝之前，虽贵为太子，也不能横穿驰道，可知其管理之严格。然而也有特例，如武帝曾 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汉代可行驰道中者，据考还有武帝的馆陶长公主，以太后诏得行；哀帝时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也曾行驰道中。但即使如此，他们的随从车骑也都遭到处罚。《汉书？江充传》： 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 有太后诏。' 充曰：' 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 尽劾没入官。后充从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 又《汉书？鲍宣传》：孔光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上丞相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 直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汉朝才正式废除对行驶驰道的法律限制，使驰道进入驿道的行列为运输所用。
　　《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 宫门及城中大道皆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２６页；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１页。分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丈，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 其所说的是东汉洛阳驰道的情况，一般行人是 左入右出 ，也就是说要行人靠左侧通行，与今行人右行正相反。
　　当时男女行道一般无别。如《淮南子？齐俗训》： 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碕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 但王莽改制时，却一度规定男女行道必异路。《汉书？王莽传》： 唐尊为太傅，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悦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 这仅是特殊情况。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按儒家礼法是 男女授受不亲 ，但男女行道却是 切碕肩摩 ，同行无别，这不能不说与秦汉习俗的影响有关。
　　汉代严禁夜行。如《史记？李将军列传》： 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 故李将军。' 尉曰：' 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崔寔《政论》： 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 又《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说： 太祖初入尉廨，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①
　　（二）水路
　　水路交通包括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两项。
　　海上交通最迟始于春秋时期，至秦朝初年已相当发达。据《史记？东越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后不久即平闽越，置闽中郡。同书《主父偃传》： 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百越。 这次战役规模很大，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大军分五路南进，其中一路由海道直取番禺，所以说 处番禺之都 ①。特别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所载的徐福东渡之事，更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发达。
　　徐福东渡作为一个千古之谜，古今中外既十分关注，又众说纷纭；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也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迷惘和争论。就徐福东渡的终点而言，主要有日本、朝鲜、台湾、菲律宾、夏威夷、美洲等六种说法。
　　其中到达日本的说法最为流行。很多学者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 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一语作过细致而认真的考证，并根据日本多达１００余处有关徐福的遗迹和纪念地，推断徐福东渡的终点应是日本。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比徐福东渡晚得多，造船技术也先进很多的日本遣唐使船那么容易沉没，而徐福却能成功呢？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宗雄解释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遣唐使船的船长和重要船员不得其人，航海技术低下；另一方面是由于徐福东渡的航线不同于唐朝和日本间的航线。徐福东渡是从山东琅琊出发，向北顺朝鲜西岸到南岸，再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到日本。而唐朝和日本的航线是在长江口和日本之间。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 页。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关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通过投瓶法进行实地测验已被证实。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国水产调查会之委托，在朝鲜半岛西岸仁川及东北岸图们江口之间的海中投入空瓶７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１３２个。１９０８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也投放空瓶５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２０７个。两次投瓶测验漂至海岸被发现的，共有３３９个。其中漂至日本山阴、北陆沿岸的达２７４个，占漂至海岸总数的８０％以上。可见，日本海中的左旋回流确实形成了由朝鲜通往日本的山阴、北陆地方的一条自然航线。而这也正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此外，从中日两国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看，这条自然航线在先秦时期就被中国的航海者所利用。只不过因其是单向航线，所以中国早期的航海者往往有去无回，只得留居日本。
　　汉代的航海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经常远航海上。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武帝自泰山东巡海上，沿渤海湾西岸航行，直抵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元封四年，武帝南巡，自浔阳浮江东下，船舶相接达千里，出长江口后入海北向，直抵山东海岸的琅琊。太始三年（公元前９４年）又东巡，乘海船沿山东半岛航行，直抵芝罘，在诸岛之间巡航。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海上进行军事活动。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闽越发兵围攻东越（也称东瓯），中大夫朱买臣献策，用海军直趋闽越王的根据地泉山（今福建泉州市）。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回郡建造楼船，并准备粮食和战具，然后下令严助率军从会稽出发，从海道往救东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武帝发五路大军出征南越。
　　另派东越王余善率军从海道进攻南越。东越王抵揭阳，以阻于海上风波为借口，屯兵不前。又南越吕嘉、建德于番禺陷落后，逃亡入海，乘船西去。汉军乘船追捕，卒获两人首级而还。元封二年至三年间，武帝又遣楼船将军杨仆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代自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此七郡的贡献都从海道而来，足见汉代的航海事业已很发达。航海事业这样发达，当时的航海知识必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载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其时指南针尚未用于航海，所以舟师主要靠观察天空上日月星辰的方位和现象以测定航向和气象的变化。这六种航海天文古书虽早已失传，但据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我国人民航海知识之一斑①。
　　交趾、日南二郡面临南海，港口优越，还有定期变更的季风为航运提供便利。所以成为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大致说：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合浦等地，都可以与海外进行贸易，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邑卢没国（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缅甸的卑谬，唐骠国），又航行到黄支国（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国（约今斯里兰卡）；回程时经过皮宗（新加坡西边），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荞废墟）才结束航程。带到国外进行贸易的中国特产的各种丝绸织物和黄金；向国外采购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等中国不生产而作为封建贵族喜好的贵重物品②。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汉武帝以后，渤海和山东半岛附近一带的海上航行也非常发达。例如北海郡都昌县（今山东昌邑）人逢萌，在王莽时渡海至辽东，到东汉初年又渡海回山东半岛，可见当时渤海上航行的容易。公元１０９- １１１年间，渤海区域曾发生人民起义，起义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纵横海上，转战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北部。到了东汉末年，如管宁、邴原、刘政、国渊、太史慈等，都由山东半岛航海移居辽东。渤海附近当时如此发达的航海事业，向东的发展不但到达了朝鲜半岛，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比较经常的海上交通。
　　《汉书？地理志》说：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汉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附近，由这段记载，可知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大约以朝鲜半岛为其中介①。
　　在对欧洲南部的交通方面，自安息兴起于西亚后，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这时中国和大秦都在设法利用海路继续进行贸易。如公元９７年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西海（波斯湾）为海水所阻而还。公元１６６年，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遣使者到汉朝日南郡徼外向朝廷赠送象牙、犀角、玳瑁作为礼物，东、西两大文化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公元２２６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交趾，并北上建业谒见吴主孙权②。
　　秦汉时期的内河交通也很发达。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武帝纪》和《东观汉记》等古籍记载，黄河、湟水、滇水、漓水和巴蜀之水皆可行船。而行船最为普遍又不大受旱、雨季影响的长年水道，当推长江中下游及相关水系。如《汉书？高帝纪》： 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言吴王 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后汉书？第五伦传》》： 拜会稽太守，坐法微，老小攀车叩马，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 但自然水道或于枯水季节不得不停航，或因多险滩礁石难以飞渡，使水运受到很大阻碍。并且我国水道多东西流向，对于南北不同纬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带来不利。所以需要通过开凿人工运河，尤其是南北向的运河来弥补。
　　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鸿沟又沟通了河、淮两大水系，两条运河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在东半个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水道网。秦朝又兴建了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 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由监禄督造的灵渠，支分湘水，挖开越城峤的山脚，连接漓水，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不仅使秦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一条新的水路交通线，由番禺经漓水，循灵渠，穿湘江，入长江，而由江陵经陆路，过南阳，北抵洛阳，或西出武关，奔关中。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交往。
　　西汉时，由于漕运皆自关东而西，所以打通黄河航道，是中央政府十分关心的大事。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春，郑当时上言说：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武帝以为然，于是 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但由于以后的几次开渠行动皆不太成功，所以终西汉之世，关中渭河、黄河水道一直未能顺畅无阻。及至东汉定都洛阳，无需再顾及漕运长安，于是渠道开发的重心也从关中移到关东①。
　　①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三）车
　　车是当时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车的形制多种多样，所以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车的不同规模可分为大车和小车，按车的不同用途可分为戎车、猎车和役车，按车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马车、牛车、驼车和手推车，按乘车姿势的不同可分为安车和立车，按有无车箱可分为轺车与衣车等。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绘有汉代马车各部位名称的示意图，读者可以参看②。
　　秦汉时期车的制造与使用有三个特点：一是车型由繁变简，双辕车逐渐代替单辕车；二是为适应农村、山区需要，出现独轮手推车；三是造车技艺精湛，官车装饰华贵，民用车种类增多，数量增大，使用较前更为普遍。
　　在中国车辆的发展史上，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秦以前车辆制造发展缓慢，到了秦朝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 车同轨.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开始标准化。规定车宽６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还有人认为，不仅车宽６尺，而且车舆的各种尺寸都与６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对约为真车马１／２大的秦代铜车马进行了实测，得知秦代车辆的轮径约为秦制４。２尺，车宽和衡长都近６尺，辕长１８尺，轴长１０尺。可见除轴长外，其余数据都是６的倍数①。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车轨尺寸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按官阶有所区别，职位高的官与职位低的官的车轨不一样宽。近年出土的秦车两轮间的距离为１０１。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３。６８尺，舆宽７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２。８２尺，因此， 车宽６尺之说也不一定可靠。不过即使车宽不是６尺，车轨因官阶不同而有所变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统一了车轨，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仍是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的御用车辆叫金根车。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铜车以银装饰的部位都是被饰物的末端，这种车饰方法，古文献上称之为 以金饰诸末 ，是金根车的特点。金根车既是银质装饰，而不称为银根车，是因为金字沿袭古义，多用于对金属的泛称。如银称白金、铁称黑金，而金则有专名，称作黄金。再是当时黄金已广泛使用，而银却是刚刚提炼出来的新金属，所以更为名贵。
　　秦始皇乘坐的金根车中有一种车名辒辌车。这种车车型大，三面有窗，后面有门，四周有帷子，可坐可卧，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作辒辌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乘坐的多是此车。在沙丘离宫病死后，《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有： 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于辒辌车中。 后世用为丧车。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9～260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0 ～92、114 页。
　　①　　 王玉哲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6页。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的车制具有极大的帮助。此车通长３１７。４厘米，高１０６。２厘米，总重约１。８吨。铜车马上的金质饰物共有７４７件，银质饰物８１７件。除了一些金银饰件外，其余全部是青铜铸件，结构比较复杂，由３０００多个部件组成。这乘铜车马是以四马驾车，称之为驷。中间驾辕的两匹称作服马，服马外侧的两马称作骖。四马的平均身高约６６厘米，身长约１１２厘米。铸造精细，形象逼真。此车为单辕，辕长２４６厘米，径围２０厘米①。其车轮绘朱红色三角纹图案，每轮为三十辐，有股有骹，股近毂及毂近牙处各施朱绘一道，轮有飞转两件，上悬于■，其形似圭，由二片铜片组成，顶端呈圆柱形，轴贯于毂中，两个末端有辖，外套银质辖■，轴与舆底三个接触点，中间为当兔，两侧各一伏兔。辕的前段昂起，后段平直，末端有踵。一衡二轭，衡套铸银■。轭缚于衡内侧，其中轭首套有银帽。轭肢扁平，分两脚，末端套接银钩。轭肢内侧有皮质鞍状衬垫，涂朱色，外竖一铜杆，上连于轭颈，下立于■上。两■间连接有扁革带。
　　舆则分前后室。前室为御官驾御处，前面及左右两侧前端立有彩绘栏板，前栏板之上有覆簸箕状盖板，正中置軜。右侧栏板后隅有一角柱，上套铸银盖帽。室底为方格纹，涂朱红色。后室为乘者座席，内有 ■ 形茵，四周为栏板，上端外翻为车耳，车耳上再立一周箱板，即车轖，上面盖椭圆形车盖，其形由正脊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脊两侧各有十八根对称的轑，轑皆横盖于车轖之上，交接处有卯口。后室前轖及左右侧辖各有一窗，上有镂空菱花纹窗板，可以随意开合。室内前方有轼，断面呈曲尺形，后部有门，其下坎既可作轸，也可当蹬车踏步。此车的车轖、窗牖、门扉的内外侧，以及茵、轼面、车盖内面，均以乳白色为底色，上绘红、紫、蓝、绿、黑等色花纹，四马也通体白色。看来这是一辆迎秋安车②。
　　轺车是汉代最常见的车型。是由古时的军车转变而来的，因此四面空敞，在汉代为一般吏人用车。驾一马的叫 轺车 （图８０），驾两马的叫 轺传 ，还有一种驾三马的 轺车骖驾 （图８１），中马负轭，而为双辕，两马居外，以加强挽力①。《释名？释车》说： 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眺远。后来又发展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做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的轺车的车盖高一丈，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 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的谚语②。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 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 24 ～25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3～264 页。
　　①　　 王今栋：《中国古代车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1 页。
　　②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9～91页。
　　汉代轺车上的伞盖用料、车轓和颜色等都体现了一种等级差别。按《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当时制度，政府官吏 三百石（县长）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 ，二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为 白布盖 ，但都可有 四维杠衣.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 朱左轓 ，即左边车耳为红色。二千石的官吏则可 朱其两轓 ，即两边车耳为红色。《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汉时司马相如初由成都到长安时，曾于成都北门升仙桥（现称驷马侨）发誓： 不乘赤马驷马，不过汝下也。 因为赤色马车是二千石官阶的标志①。
　　从河南南阳两汉画像石来看，某些画面中的一辆辆轺车骖驾騑马，高竖华盖，前有导骑，后有驺从，有的还伴以斧车、鼓车，烜赫过市，场面壮观。
　　有的车舆装饰 姿极耳目 ，甚至 奢过王制.据《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出行时， 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描写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的出行情况： 雄长一郡，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 仲长统指责这些人是 入则耽于妇女而不及，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 ②牛车分篷车与敞车两种。篷车在车箱上装卷篷即车枸篓。敞车无篷，其铜制模型曾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图８２）。无论篷车或敞车，都只被看作是 平地载任之车 ，仅供代步而已。《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 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后汉书？朱浮传》说：光武时 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后汉书？谢夷吾传》说：章帝时，钜鹿太守谢夷吾 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柴车在这里指牛车，《后汉书？韩康传》的记载可以为证。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较低。
　　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左悺等四侯 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这时提到牛车，口吻已由轻视改为重视，此为桓帝、灵帝间之事。实际上早在２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爱乘牛车。《后汉书》中有两件颇相类似的记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卓茂传》说： 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 子亡马几何时？' 对曰：' 月余日矣。' 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诸府送马，叩头谢之。 这是西汉末年的事。《刘宽传》则说： 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 这是顺帝时的事。这时前一例中的驾车之马已为后一例中的牛取而代之了。所以《晋书？舆服志》说： 古之贵者不乘牛车，……
　　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带篷牛车的车箱本与辎、軿相近，文献中所称辎、軿，有时其实是指牛车。如《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 辎、軿、柴毂，填接街陌.根据当时的风尚，这里说的辎、軿应指牛车。不过这时的牛车已踵事增华，在里面安置了凭几等物，使乘车者可自由坐卧。雷台东汉墓中的铜舃车已设凭几；再晚一些，如南京赵士岗东晋南朝墓等处出土的陶牛车中，也都有凭几。加以牛步徐缓，所以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况且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车身敞露，乘车者无论坐乘或立乘，都要保持端正的姿势。《论语？乡党》说：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 贾谊《新书？容经》也对 坐车之容 、 立车之容 、 兵车之容 提出种种要求，认为 若夫立而跂，坐而蹁，体怠懈，志骄傲，■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的牛车出现了一种高级的车型。曹操《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说： 谨赠足下：……四望通幢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 这辆牛车上已装通幰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1 ～72页。
　　②　　 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页。
　　在车骑出行时，不同等级的官吏有不同的规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驾车的马匹数。汉制，皇帝出行因目的的不同，所乘的车子也异。
　　御车有驾六马的，也有驾四马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子、长公主驾三匹马（驾三马一般称为 骖驾 ；中间驾辕的马称 服 ，左右两匹马称 騑 ；也有的说是 左骖右騑 ）。大贵人、贵人（皇帝妾的等级）、公主、王妃、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皆驾二马。
　　（２）导、从者之数。规定公卿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一级的官吏出行时，前有 贼曹 、 督盗贼 、 功曹 三吏分乘三辆车为导车，后有 主簿 、 主记 两吏分乘两辆车为从车。此所谓 导从，置门下五吏.（３）骑吏之数。三公以下至二千石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四人，一千石至三百石县长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二人。
　　（４）车舆形制。汉景帝中元五年（前１４５年）规定：六百石以上官吏出行时都乘加 轓 车。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出行时乘辎軿车。
　　以上讲的不包括特殊情况在内。如皇帝出行时随行官员有驾四马的，皇帝的持节特使出行时也驾四马，并且导、从车都为双数（数目要加倍）。在 山高皇帝远 的地方，胡作非为的官吏有搞僭越的，或者像士燮那样把本家子弟充作兵骑搞变相僭越的。另外，不任现职的富家大商以及拥有许多部曲私兵的大庄园主的车骑出行情况还不清楚。再说文献本身也不一定十分确切，或者到汉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山东武氏祠前石室内的车骑出行石刻画，根据榜题，导车中缺少 督盗贼 车，换上了 门下游徼 车。有的车骑出行中导车的数目不足或是从车的数目不足，这大概由于政治与经济每况愈下，官吏的 从事 也凑不够数的现象所致①。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图８３），叫做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 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末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②，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共同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就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軿，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 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独行？范冉传》： 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 晋刘伶常著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 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 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 ～98页。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1～163 页。
　　②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 6期。但孙机先生认为，说鹿车 裁容一鹿 并非望文生义，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独轮车只载一件羊尊（图 84 ），可谓 裁容一羊.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 116页。
　　（四）船
　　船是当时水路的主要交通工具。中国古代的船是以楫拨水前进的，如《易？系辞》：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这种以楫拨水前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的楼船水军被称为楫濯士，意思就是划桨手。《史记？佞倖列传》谓邓通 以濯船为黄头郎。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水衡都尉属官有楫濯令、丞。当提到船的时候，均强调用楫。
　　已经发现的西汉明器木船正反映出上述情况。广州皇帝岗和长沙伍家岭出土的明器木船（图８５、８６）都是平底的内河航船，船面较平，两端微微上翘。船首即舻部设櫂，船尾即舳部设舵。广州皇帝岗木船操櫂与操舵的俑都踞坐在木板上，设四櫂一　舵；长沙伍家岭木船则设十六櫂一舵，这里的櫂较长，操櫂的水手大约要站着划船才便于用力。但汉代大船所用之櫂还不止此数。江陵凤凰山出土木船之墓中的遣册记有 大舟皆（？）廿三桨.由于桨常成对安排，故此舟可能设十一对桨、一舵。《越绝书》所记大型战船 大翼 以五十人击櫂，可能设二十五对桨。至于西方用数百名奴隶划桨的船，在中国古代未曾出现。
　　但中国古代却发明了行船时作用重大的舵。《淮南子？说林训》： 毁舟为杕.高诱注： 杕，舟尾柁。 《玉篇》： 杕，船尾小梢巴。 可见西汉时已有雏型的舵。广州皇帝岗木船上的舵与櫂的形状区别不大，它未置于船尾中部，却偏在一侧，用它控制航向还不太便利，反映出当时的舵大约还停留在杕的阶段。长沙伍家岭木船上的舵比櫂长得多，舵叶作刀形，背厚刀薄。它架在该船第二舵之遮栏后壁的凹缺处，正在船尾当中，大概就是《释名》说的： 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 至东汉，如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陶船上的舵就更为进步了，此舵的板叶宽大，障水有力，舵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图８７）。广东德庆汉墓所出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舵孔两侧有托驾（图８８）。虽然其舵与托架上所承之物出土时均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之舵可能已装有原始的舵杆与舵衡，当比广州先烈路陶船之舵更为先进，很可能已是转轴舵。总之，汉代从在船尾一侧使用的原始桨状舵，一直发展到船上设有较正式的舵楼，其过程大致有迹而寻。
　　广州先烈路陶船在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即《淮南子？说林训》 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刻其舟■.■，高注： ■，船舷板也。 ■是供篙手撑篙用的。《说林训》： 以篙测江。 许慎注： 谓刺船竹，长二丈，以铁为镞者也。 撑篙行船称作交。《释名？释船》： 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 在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大航船上，两名篙手的动作正是如此。铺■的船多撑篙。有人曾以为先烈路陶船上设有六个桨架，其实是六组矛和盾，这艘船不用桨划行，因而无需设桨架。
　　根据此船上塑出的人物身高的比例推算，船长约１４～１５米，载量约５０石，相当于《释名》所称 五百斜以上 的船，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但广州先烈路陶船的四个舱均以席作蓬顶，广东德庆陶船的舱室却模拟瓦顶，其主舱是起脊的四注顶，规格应更高些。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1～92页。
　　汉代规格最高的船是楼船。汉武帝在昆明池训练水军， 治楼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 东汉马援讨伐交趾，所率楼船多达２０００余艘。广州西村增埗汉墓出土的明器木楼船上下三层，十楫一舵，可惜残损过度，已经无法复原①。
　　广东德庆汉墓中出土的陶船（图８８）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头舱作拱型蓬顶，有水手两人。楼舱为船的主体建筑，置楼顶盖呈庑殿状，两侧有对称的窗户，后有门与船尾舵楼相通。从楼壁纹饰看，楼仓可能是梁柱结构，两侧墙与船舷相接处有三个小孔，估计是底舱的透光排气孔。舵楼船尾墙有一圆孔，当用于放置舵柄。头舵与舱楼下各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底板。舵手看来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小型的楼船②。当时有一种狭而长的小船叫做艨冲，以为冲突敌船之用。还有一种在江上航行最快的船叫做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延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也叫做满江红。撑船的船夫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称为黄头郎。
　　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已比较发达，汉代在长安设立船司空，是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③。《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宫殿疏》说武帝时所造大船，有一种称为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造有宫室。东汉末刘熙所著《释名》说汉代的大船有二层的，称为庐；有三层的，称为飞庐；还有四层的，称为爵室。《释名》中所述及的汉代战船，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船）、赤马（快船）、槛（重武装的战船）等等。三国时魏人张揖所著《广雅》述及两汉及三国时代的船名多种，其中的 艆■ 即是航海用的船，又有 ■ ，即《说文》之 拨 ，是航海的大船④。１９７４年底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巨大，船舌结构采用船舌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当时广东地区造船业的发达①。但也有人推测这处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属于宫殿一类的建筑基址，与１９８８年在广州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工地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密切联系②。无论如何，广东汉墓多次出土的木船和陶船模型，毕竟说明当时广东地区造船和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③。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122 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0～261 页。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93页。
　　④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①　　 广州市文管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 期。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3页。
　　③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32页。
　　④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 26 辑，1986年。
　　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印支半岛，甚至远达印度洋。④这种船上应装风帆，《释名》中曾提到 随风张幔 的帆和挂帆用的桅。汉代的中小型船舶有载量为３０石的■，《释名》说它是一种 短而广 的船。广州红花岗东汉墓所出陶船（图８９），可能即■。更小的船如艇，《释名》说 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的小板船（图９０）可能与之相当⑤。
　　除船之外，水上交通工具尚有竹筏。如《后汉书？岑彭传》： 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 《哀牢夷传》： 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 又《后汉书？邓训传》说： 令长史任尚将之，逢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 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伐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最为特殊的渡河工具是木罂缻。《吏记？淮阴侯列传》： 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 《集解》： 服虔曰：' 以木柙缚罂缻渡。' 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其释各异。估计可能是水葫芦，中空，木质，有浮力，数个连成环状，人借其力以渡①。
　　⑤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2页。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1～262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4页。
　　六、婚姻
　　婚姻是男女结合为夫妻关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范围的礼俗，所以婚姻也是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婚姻不仅在秦汉风俗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在整个中国婚姻史上的地位也十分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但尤其重要的是它在更多的方面开创了后代的先河。有关秦汉时期婚姻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当充足，秦汉时期婚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有时甚至使人眼花缭乱。唯因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描述。
　　（一）婚姻礼仪
　　谈到 婚姻礼仪 ，许多人很自然地会想到 六礼 ，即 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徵 、 请期 和 亲迎.但秦汉实际生活中的婚姻礼仪并非与 六礼 完全契合，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八个重要环节：１。排除婚姻禁忌因素首先，是仇人之间不能通婚。秦汉时期的复仇风习很盛行，除个别人试图通过通婚来化解与仇家的怨仇外，绝大多数仇家之间是绝不通婚的。这不仅可以从汉代人婚前夫妻双方家庭关系得到说明，也可以从婚后的某些个案记述中找到旁证。其次，同姓之间的通婚也大受限制。在现在可考的３４４例婚姻个案中，异姓通婚者占３３８例（９８％），同姓通婚者６例（２％），说明 同姓不婚 在汉代仍不失为一条婚姻禁忌。
　　汉代婚姻关系中，还排除了直系亲族和旁系亲属之间的通婚。
　　２。媒人的联系过程秦汉时期婚家双方的联系大多都要经过媒人中介。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把联系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人比做推荐贤士的人： 故士因士，女因媒。 ①刘向在《新序？杂事》中也说： 妇人因媒而嫁。 特别是东汉末，人们更是普遍认为 夫自炫向媒者，士女之丑行也 ②。《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蜀郡人何玉通过 媒介 求婚。
　　但需要指出的是，汉代人 婚约只能由父母通过媒人来安排决定 的传统说法有片面性。当时存在着一些例外：其一，皇帝纳妃娶后不需媒人的环节；其二，男女私奔成婚者也不需媒人，如西汉中期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便未请媒人从中联系；其三，汉代的媒人地位不像后世那样高，一般只起一种传递信息的作用，媒人地位尚未得到法律认可。
　　３。占卜（第一度）
　　紧接媒人联系的便是占卜过程，占卜分两个阶段。第一度占卜的目的是考虑到姓氏变迁，当时虽非同姓，但祖先可能是同姓，所以以此手段察看是否同姓。王充指出： 父母姓转易失实，礼重取同姓，故必卜之。 ①当然，对于不重视同姓禁忌的人，也可不经过这一步骤。
　　①　　 《盐铁论？大论》②　　 《三国志？魏志？陈萧王曹植传》。
　　①　　 《论衡？诘术》。
　　４。男方家庭正式向女方家庭送聘金婚姻嫁娶送聘金是买卖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代，这是确定婚姻关系至关重要的环节。如《隶释》卷十二《戚伯著碑》载，戚伯著 娉妻朱氏.５。占卜（第二度）
　　聘金送后，婚姻关系基本确定。这时，女方家庭着手准备嫁妆；同时，男女双方家庭同时找卜者确定吉日。卜者通过观察卜骨上的裂纹决定婚日。
　　如《史记？龟策列传》： 横吉榆仰首俯，……可居家室，以娶妻嫁女。狐络卦， 可娶妇嫁女.６。男方家庭迎亲和女方家庭送亲婚日确定后，新妇便携带嫁妆去男方家中成婚，这时男家和女家要分别派人迎亲和送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汉献帝纳曹操之女为后，派使者持节迎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注引《东观记》载，西汉春陵康侯刘敞为子娶高陵侯翟宣之女为妻， （翟）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在去男方家庭的路上，新妇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常常表现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既有对于婚后生活的某种向往，又有对未来不可知的生活的担心。如《汉乐府诗？白头吟》说：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７。成婚庆贺成婚之日把新婚夫妇的结婚过程推向了高潮，这时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场面：①新婚夫妇穿着鲜洁。
　　《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当时富者结婚， 衣皮朱貉，繁路环佩 ，而一般人家也会 长裙交袆，璧瑞簪珥.东汉时期， 妇人始嫁，至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 ， 丽女盛饰，艳如春华 ①。由此可见，新人从头至脚，全新装束，富丽堂皇，引人注目。
　　②家中盛饰。
　　成婚之日，双方家中（主要是男方家里）要打扫清洁，内外盛饰，装点门楣。汉代人蔡邕描述说： 婚礼以举，二族盛饰，威仪有序……即臻门屏。 ②③拜见父母。
　　新婚夫妇要拜见双方的父母（主要是拜见男方家庭的父母，以表明男方家庭对于新妇的认可）。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鲍宣与桓少君成婚时， 拜姑礼毕 ，其中 姑 是相对于新妇而言的，表明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 拜见之礼的意义对于新妇比新夫要大一些。
　　④亲朋毕至，酒宴庆贺，歌舞助娱，极尽欢乐。
　　成婚之日大请宾朋的仪式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分由于婚嫁过程在汉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部分是由于汉代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十分重视男婚女嫁，并赋予极高的道德哲学标准，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 的说法也因之而在各个阶层中颇为流行。由这一社会心理所决定，在举行婚礼时，与当事人有往来的亲戚朋友均要前来祝贺。酒宴庆贺也为婚嫁之日所必不可少，届时自然免不了要热闹一番，戏谑、笑骂充斥于酒宴之上。如《群书治要》张仲长统《昌言》说： 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 有时在酒醉之后，来宾还会作出一些过火的举动。《风俗通义》记载，西汉时汝南张妙参加杜士家婚礼， 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又悬足指，士遂致死.同时，乐声不断于耳，歌舞祈祈在目。如《风俗通义》所说： 酒酣陈乐歌矣。 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家庭的乐舞往往较简单： 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豪族大贾和商官富户的婚日乐舞则颇为隆重，所以时人称： 今者富钟鼓五乐，歌儿数曹。 ①
　　①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②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８。庙见之礼按照《礼记》、《仪礼》等书的说法，夫妻在新婚应履行 庙见 之礼，即祭祀先祖。但 庙见 之礼的实际例子仅仅见于汉平帝时王莽女儿与皇帝成婚。王莽女儿于婚后三个月 以礼见高庙.从前后事情的关联看，王莽女儿 见高庙 与其父倡导 复古循经 有关。应当说，在西汉时期是较少存在这种礼仪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汉代人成婚之仪最能体现出它的民族特色①、
　　（二）婚姻形式
　　婚姻形式即嫁娶方法，是单偶婚阶段所特有的。秦汉时期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外，还有以下九种婚姻形式。
　　１。表亲婚即姑舅表亲婚，汉代人称之为 重亲.其成立的依据大致有三：①亲族间固有的感情基础；②兄弟姊妹间在财产继承上的某种关系；③古老的姑舅观念，即认为舅家娶姑家女儿为媳是对当初姑的出嫁的一种赔偿或互换。
　　这种婚姻形式在秦汉时期的上层社会中比较普遍，如《汉书？齐悼惠王传》载，懿王薨，厉王次昌继承王爵，其母纪太后让其娶她弟弟之女纪女为王后，欲其家重宠。 另外，重亲中还有互为婚姻的。如汉武帝立卫青的姐姐卫子夫为皇后，卫青又尚武帝姐平阳长公主。像这种结成世代通家之好的皇亲国戚，在汉代各朝可说是不胜枚举。
　　重亲中有同辈中互为婚姻的，也有辈分不相当，或娶上辈女子或娶下辈女子为妻的。汉武帝为胶东王时，与姑母大长公主嫖之女互结姻缘，曾演出了 金屋藏娇 的滑稽喜剧，这是同辈结成的姑表亲。西汉时梁荒王刘嘉娶任宝姊妹为妻，又以自己的妹妹嫁给任宝。到梁荒王子立嗣后，任宝之兄又将女儿昭嫁给立。这又是两代同辈人结成的三重亲。不同辈者互结婚姻的也不少，如汉惠帝的张皇后是惠帝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吕后将侄孙女配给高祖之子刘恢为妻；汉成帝娶许后是以表姑为妻；元帝之子刘兴娶卫姬是以姨母为妻。
　　２。交换婚是指两家互以其异性家属交换为婚的形式。一般而言，上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政治，是政治利益的需要；下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经济，是因为双方皆负担不起大量聘礼，交换婚可相互节省一些钱财。秦汉史籍中所载的交换婚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如《汉书？郑崇传》云，高密大族郑崇与王家世代婚配，互为嫁娶，成为交换婚的典型表现方式。到了东汉交换婚仍在继续风行。明帝、章帝各朝及其子孙多与功臣耿况的后代互为婚姻。到了顺帝、灵帝、献帝各朝，皇室又与伏晨家族世代联姻。婚姻这个纽带成了联系君臣关系、体现权力和国柄的象征。
　　①　　 《盐铁论？散不足》。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6～129 页。
　　３。逆缘婚这种婚姻形式表现为 妻姐妹 或 夫兄弟 ，是对偶婚的一种残留形式。
　　汉代宫廷中妻姐妹的现象颇多。如汉景帝的王皇后与妹妹儿姁先后入宫，双双嫁给景帝，俱得贵宠；而体轻如燕、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也是姐妹同嫁成帝，专宠汉宫十余年，深得成帝爱幸，贵倾后宫；东汉时马严曾上书明帝，请纳马援三女；明帝后又纳阎章二妹为贵人。终汉之世，这类婚嫁形式在上层社会中较为多见。那时，不仅姐妹同入掖庭，还有长辈与晚辈同入后宫，同嫁一人的。如顺帝永建三年（公元１２８年）梁商之女梁纳和姑姑同入汉宫，俱被立为贵人。
　　汉代除妻姐妹的形式外，还有共妻制也属此类婚姻形式。如汉宣帝时，燕代间有 三男共娶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 或者 宾客相过，以妇待宿. 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而九江郡一带，竟有淮南王令 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子 ①的怪事发生。
　　４。招养婚即女子不出嫁而招男方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秦汉时期称之为 入赘 ，将男方叫作 赘婿.它往往是在女方需要养老接代而男方家贫无力娶妻或贪图女方家财时成立。《汉书？贾谊传》载， 家贫子壮则出赘.《释名》认为 赘 指附于人体上的肉瘤，可见对赘婿的轻视。秦始皇也很轻视赘婿，令他们与囚徒等一起开边和作战，有人认为这与秦始皇痛恨嫪毐与他母亲私通有关。汉朝也常将赘婿列为 七科谪 之一。
　　５。童养婚这种婚姻形式一般有两种情况：①男家有儿子后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达到婚龄后与本家儿子成婚，养女转为儿媳；②男家婚后暂无儿子，先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待生子并达到一定年龄时再将养女转为儿媳，这又叫 等郎婚 ，有的养女至１０多岁才等来 郎 ，如果始终等不来 郎 ，则男家将养女出嫁。秦汉时期这种婚俗在汉族中为数较少，而在少数民族中颇为流行。《三国志？东沃沮传》注引《魏略》载，当时东沃沮族（即今朝鲜族）的嫁娶之法，是在女孩１０岁之后许配于人，由男家迎至家中，待其长大成人到了结婚适龄期，将其送回娘家，再举行成婚仪式。这种婚姻形式带有极大的剥削性和强制性，到了后世被汉民族所吸收。
　　６。掠夺婚俗称 抢婚 ，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说文》说： 礼，娶妇以昏时，故曰婚 ，昏夜掠夺也能得手，可见婚姻源于掠夺。《礼记？曾子问》：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有人对此解释说， 三夜不息烛 是怕女子被抢走； 三日不举乐 是怕女家来犯而保守秘密。《易经？归妹》： 匪寇婚媾.有人认为 寇 与 婚媾 截然不同，将其混在一起可能说明古代的婚姻与 寇 密切相关，即认为 寇 与 婚 并提，应是掠夺婚的体现。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的乌桓族盛行这一婚俗。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族的婚俗是：先掠女子同居，半年或百日之后，送牛、马、羊至女家作为聘礼。然后男子随女子至女家，给女家服役一、二年。之后，女家送一份厚礼给女儿，包括双方住宅、结婚用品，均由女家负责。乌桓族的这种婚俗具有多元性，它既是劫夺婚的形态，也有服役婚的内容。
　　①　　 《汉书？地理志》。
　　７。指腹婚也称 胎婚 ，指两妇同孕，由父母作主，指腹约定，产后若一男一女，即结为两姓之好。据《后汉书？贾复传》载，贾复在镇压河北农民起义时，被义军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刘秀闻讯后大吃一惊，说到： 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这是指腹婚的嚆矢。不过这种婚姻形式在汉代并不盛行，至南北朝时此风特盛，到了近代尚未绝迹。
　　８。转房婚又称收继婚或续嫁婚，主要表现为兄死后嫂嫁给弟，弟死后弟妇嫁给兄，姐死后妹嫁给姐夫或妹死后姐嫁给妹夫等，是古代共夫共妻制的残余形式。
　　有时也表现为嫡子继父妾或伯叔母转嫁侄儿等。汉代的匈奴、乌桓、西羌都实行这种婚俗。如《史记？匈奴列传》： 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 汉与匈奴和亲后，凡宗室女子嫁于匈奴单于为阏氏者大都无法逃脱转房婚的厄运，即使像积悲怨于后宫、主动要求远嫁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也不例外。当呼韩邪单于死后，她担心按照匈奴婚俗被转房于单于子，曾上书成帝要求返回故土，而成帝却不许，勒令她 从胡俗.她无可奈何只好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为阏氏。西域的乌孙也实行转房婚。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为夫人。后昆莫要把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听，上书武帝，武帝令其从俗。细君只好委曲求全，嫁给了其孙。
　　汉代少数民族其所以大都实行转房婚，其原因正如《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解释的：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性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 这些少数民族以流动性极大的畜牧业为主，而牲畜作为活财产是极易失散的，为了确保本族财产和血缘关系不出问题，便必须把妇女看成家长的活财产，让子弟以直接资格继承他们父兄的财产①。
　　９。野合而婚指男女在野外性交，有时也指不合礼法的两性关系。是原始群婚的残余形式。关于这种婚姻形式，汉代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四川成都近郊出土了一块汉代 野合而婚 的画像砖，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存在于汉代的婚姻形式。这块画像砖的作者不仅完全运用写实的笔法着意描绘 野合而婚 的场面，而且在创作态度上也十分鲜明地表现出绝不鄙视，甚至多少具有欣赏玩味的意向。这表明在汉代蜀郡的某些地区颇为广泛地存在着 野合而婚 的婚姻形式②。
　　①韩养民：《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2～140 页。
　　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0页。
　　此外，汉代的婚姻形式中还有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一夫多妻制。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一己之私欲，一方面重嫡庶之别，即嫡妻、正室，只准有一个；另方面又可以纳妾，这就形成了婚姻形式中的一夫多妻制。
　　妾的成份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出身贫贱之女，其中有娼妓一类人，往往以色艺起家，被主人所宠幸。这些人是奴婢身份的歌舞艺术家。她们一旦被主人所纳，便会跃身于统治阶级行列，甚至贵为后妃。如邯郸舞伎、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平阳主讴者 、后为武帝皇后的卫子夫，以及李夫人、赵飞燕、王翁须等。《后汉书？皇后纪序》说：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及光武中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从这里所记述的情况看，秦汉时代贵为天子的历朝最高统治者，其后宫美女数字都多得十分惊人，如汉武帝后宫美人七八千人，多是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处女。他们把天下姿色端丽的女子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掠夺，任意蹂躏，任意抛弃，以致造成了无数 红颜暗老白发新 的人生悲剧。
　　汉代不仅皇帝实行一夫多妻制，妻妾成群，荒淫至极，就是各诸侯王、官僚、富豪等、也都于正妻外有妾①。时人称妾有以下一些名称：（１）外妇，见于西汉前期。《汉书？高五王传》： 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 （２）傍妻，也见于西汉前期。《汉书？元后传》：王禁 多娶傍妻.（３）少妇，流行于东汉。《后汉书？董卓列传》： 其少妇止之。 （４）庶妻，流行于东汉。《三国志？魏志？马超传》注引《典略》： 初，超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 （５）小妇，通行于两汉。《汉书？元后传》： 王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 《御览》六三九引《风俗通义》也说： 小妇子年裁数岁矣。 （６）小妻，通行于两汉。《汉书？佞幸传》载： 张彭祖为其小妻所毒。《后汉书？陈球传》则称： 球小妻，程璜之女。 （７）妾，也见于两汉。
　　《西京杂记》卷二载： 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以为妾。 《风俗通义》也载：陈留富老 取田家女为妾.（８）下妻，约在西汉后期出现在关东地区，是时，有人自称 成帝下妻子 ①。降至东汉初，这个名称广泛流行，光武帝及明帝多次下诏，严令释放和送归因战乱及饥荒而 为人下妻 者还家。
　　（９）辅妻，出现在居延边塞地区。《居延汉简甲乙编》简二九？二载橐陀吞胡隧长张彭祖 辅妻南来十五岁 ②。汉代的法律并不限制娶妾，名人之女也不讳为人妾。如许皇后姐因与淳于长通奸而为其小妻，窦融女为大司空王邑的小妻。但妻妾的名分和嫡庶的区别却很严格。就妻妾名分说，西汉孔乡侯傅晏以妾为妻， 乱妻妾之位 ，所以被夺爵免官，流放于合浦。就嫡庶区别说，妻生的儿子为嫡子，妾生的儿子为庶子，二者有严格区别，如齐悼惠王刘肥为刘邦的外妇 所生，尽管年龄最大，也不能被立为太子，而且 外妇 也不能住在男方家中。又如东汉末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尽管其父祖世世为大官，但他因为母贱，年轻时只能当郡小吏③。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0～141页。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石潭：《两汉妻妾名谓略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 1期。
　　（三）婚嫁消费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的婚嫁消费相当惊人。皇帝、诸侯王、高级官吏、地主阶层、富商大贾等统治阶级成员自不待言；生活并不富裕的市民阶层、占卜之人、行医贩药者也大都花费许多钱财操办婚事；甚至平时省吃俭用、恪守 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 消费原则的小农、小工业者，这时也十分大方地拿出他们平日的积蓄。
　　汉代人的婚嫁消费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姻的花费等四项，以下依次说明：１。媒人的报酬定婚之前，婚家双方要付给媒人一定数目的钱财。宋代人袁采曾说： 古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而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给男家则厚许之。 以从其中上下其手，牟取厚利①。汉代媒人也通过联系嫁家而取得钱财，惟因史料缺罕，现尚不知婚家双方付给媒人钱财的确切数目。
　　２。占卜的费用占卜者为婚姻当事人辨同姓、卜吉日也要索取报酬。如《史记？日者列传》云： 且夫卜筮者，……而以义置数十百钱，……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 看来，占卜者为婚家行卜一次，要收费百钱上下。而行卜二、三次，则要收费数百钱。
　　３。聘金和嫁妆婚嫁期间耗钱最多的项目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的嫁妆。在两汉四百余年间，聘金和嫁妆的数目越来越多，形成了三个鲜明特征：①时间长。
　　从西汉到东汉，婚嫁奢靡之风一直未衰。汉武帝时， 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兢修饰 ①，婚嫁尤为铺张。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上，贤良文学把此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东汉时期， 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 ②。为了多得聘金，有人将一女许配数家，也有人逼迫亲属再嫁。
　　②地域广。
　　汉代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秦地 嫁娶尤崇侈靡 ；太原和上党地区 嫁娶送死奢靡 ；卫地 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 ③。蜀地 俗奢侈 ， 归女有百辆之徒车 ④。婚嫁重聘金嫁妆在地域上的广泛性还可以从汉安帝的诏令中得到反映： 嫁娶送终，纷华靡丽。……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 ⑤
　　③　　 邓伟志：《唐前婚姻》，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9 ～100 页。
　　①　　 《世范》卷一。
　　①　　 《汉书？严安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汉书？地理志》。
　　④　　 《华阳国志？蜀志》。
　　③波及面大。
　　汉代绝大多数阶层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重聘金与嫁妆的风习。聘金与嫁妆的数量取决于婚姻当事人家庭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等。
　　就皇族成员来说，其中皇帝娶皇后的聘金最多，一般为黄金二万斤，折合货币二万万钱；皇帝娶嫔妃的聘金约为四千万钱，是娶皇后聘金的五分之一；诸侯王娶王后的聘金多少不等，一般为数百万钱；公主的嫁妆费多者可达百万钱甚至千万钱，少者也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就高官与富商来说，其聘金数低于皇族成员，如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 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 ①，共折合货币一百六十万钱以上，这是特例。一般男性成员娶妻的聘金在数十万至百余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嫁妆费多数为二三十万钱，高者可达数百万钱。
　　就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来说，其聘金数又低于高官与富商。东方朔娶妻的聘金在十万钱左右，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上限；东汉议曹史展允娶妻的聘金为二三万钱，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下限。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三万钱。
　　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其家资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一般男性成员的聘金数不会超过其家资的总数，应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千钱。
　　４。婚宴的花费婚宴的花费是婚嫁时的另一项重要的消费。与聘金和嫁妆开支的情形相近，婚宴的丰盛程度与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日常饮食消费水平成正比。
　　就皇族成员来说，其中皇帝的婚宴是最豪华奢侈的。宫中有专门官吏为其准备饮食： 太宫主膳食，汤官主饼，导官主择米 ②， 果丞掌果 ③。
　　《西京杂记》、《汉书》、《三辅黄图》中记述的皇帝御用果品有五、六十种。其中许多是来自遥远地区，如来自交趾的桔子，来自西域的安石榴、蒲陶，来自南方的荔枝。这些一般人家宴席上所无法见到的珍品，价格昂贵， 是一物而售百倍 ①。皇帝成婚时，来宾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阶层，酒、肉、蔬果的消费量也相应多于其他阶层。就高官和富商来说，其平时就积聚了大量食物： 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耐，败而不可饮。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②。平日的花费便很大，婚日的花费则更大，史称他们 娶嫁设太守之厨膳 ③。陕北、南阳、淮阳、江苏、四川、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贵族宴饮画像砖形象而真实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热闹辉煌的场景。就一般富户来说，其在婚宴上的花费除去酒、肉、菜蔬和果品外，还包括一些珍味： 稻米馥芬，婚礼之珍 ④， 臑鳖脍鲤，麂卵鹌鹑，……众物杂味⑤。看来其婚宴花费需数万钱。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由于酒宴为婚日庆贺所必需，所以，其家庭即使贫寒，无钱置办酒席，也要想方设法办理。如陈平与张负孙女定亲，但却无力办宴，张负乃予其 酒肉之资以内妇 ⑥。他们在婚日大摆酒席款待来宾。《盐铁论？散不足》说： 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 此外，还有大量的鱼、肉、鸡和菜蔬。
　　如《风俗通义》说： 俗说祝、阿凡有宾婚吉凶大会，异馔饮食，自极至蒸鱼也 ；《盐铁论？散不足》又说：古者 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 ，而到汉代 肴旅重叠，燔炙满案.汉代酒价一般是每斗三十钱，汉代人一般都能饮酒一斗至数斗，上石者也大有人在。如果婚日来宾客二十人，仅饮酒一项就须支出二千钱以上。汉代肉价一般是七、八钱一斤，如果婚宴用肉五十斤，就得花费三四百钱。再加上粮食消耗的费用，婚宴的花费肯定会超过四、五千钱①。
　　⑤　　 《后汉书？安帝纪》。
　　①　　 《后汉书？列女传》。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
　　③　　 《汉官仪》。
　　①　　 《盐铁论？力耕》。
　　②　　 《后汉书？仲长统传》。
　　③　　 《华阳国志？蜀志》。
　　（四）七弃与三不去
　　七弃 在秦汉时期又称 七去 ，即后来所说的 七出 ，是指秦汉时期男子主动解除婚姻关系的七个条件。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所说， 七弃 的内容大致如下：（１） 无子 弃妻。孟子说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宗法社会里能不能传宗接代被看作头等大事，所以不能生育作为出妻的头一条理由自是理所当然的。如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 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 《东观汉记》卷十九载，东汉人应顺与许敬是好朋友，许敬婚后始终无子，于是应顺帮许敬休妻另娶。《拾遗记》载，贾逵姐为韩瑶妻，因无子而归娘家。又据《后汉书？桓荣传》，汉明帝的太师桓荣到４０岁还没有生子，他的得意门生何汤就替老师作主把师母送回娘家，并替桓荣物色了一位女子。可见无子被弃是多么天经地义。
　　（２） 淫佚 弃妻。如果女子不信守贞节，和丈夫之外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一经发觉便可被丈夫抛弃。而男子却可以纳妾，可以嬖婢，可以狎妓，可以和家室以外的女子成奸而不受社会的责难。这种两性间的不合理现象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却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的。（３） 不顺父母 弃妻。
　　侍候公婆是媳妇的本分，如果被认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女人就是无德的了，按理说是不能留在家里的，特别是如遇到挑剔的婆婆或苛刻的丈夫则更是如此，如《后汉书？鲍永传》载，鲍永对后母非常孝顺，鲍永的妻子曾在鲍永的后母面前斥责狗，结果被鲍永赶出家门。《后汉书？姜诗传》也载，姜诗极其孝顺母亲，他的妻子对婆婆则更是小心谨慎。老太太有个习惯，喜欢食用江水，因此媳妇经常要到离家六七里的地方去弄江水回来。有一次风很大，媳妇回来晚了，老太太感到口渴，姜诗责骂了妻子之后便把她打发走了。
　　④　　 《艺文类聚》八十五，《婚礼谒文》。
　　⑤　　 《盐铁论？散不足》。
　　⑥　　 《汉书？陈平传》。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4～143 页。
　　（４） 口多言 弃妻。古人认为，女子话多就会导致亲戚关系不和，造成恶果，如《诗？瞻邛》： 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天降，生自妇人。 班昭在《女诫》中也以 妇言 为四行之一。因此多嘴多事的女子也要被离弃。据《汉书？陈平传》，汉初陈平早年因家庭穷困，住在哥哥陈伯家里，陈伯与弟弟非常友爱，自己耕田，让弟弟读书。陈伯的妻子因为要经常拿钱供养陈平便很有怨气。有人看陈平既魁梧又漂亮，就说： 陈平这么穷，怎么长得这么好？ 嫂子嫉恨陈平光读书不干活，便接口回答道， 也一样吃糠呗，有这样的小叔子，不如没有。 陈伯听到后嫌她多嘴多事而弃之。
　　（５） 盗窃 弃妻。盗窃固然不好，但有人往往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盗窃为由把妻子休掉。如《汉书？蒯通传》载，某家在夜里丢了肉，婆婆硬是认为被儿媳偷走的，结果将儿媳逐走。《汉书？王吉传》也载，王吉求学时曾和妻子住在长安，东面邻居的大枣树伸到王吉的院子中。有一天王吉的妻子摘了几颗枣给王吉吃，王吉便认为这是偷盗，把妻子休了。邻居听说后很不忍心，要砍掉枣树，结果许多邻里相劝，王吉才答应把妻子接回来。
　　（６） 嫉妒 弃妻。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子嫉妒会妨碍丈夫讨妾，妨碍丈夫宠婢，妨碍丈夫对一切别的女子产生染指之欲，因此男子十分忌恨女子的这种嫉妒。如《汉书？元后传》载，王禁妻对王禁的多置宠妾表示不满，王禁便以 嫉妒 为借口与妻子离婚。《后汉书？冯衍传》也载，冯衍的妻子任氏泼辣而嫉妒，不许冯衍蓄妾，夫妻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竟把妻子给休了。他给任氏的弟弟任武达写了一封信，谈他弃妻的理由： 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 可见在古人的观念中，男人讨妾是多么神圣和必要。
　　而遇上个不让讨妾的妻子，竟是败坏家道，令人羞愧了。最后说： 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７） 恶疾 弃妻。妻子患有重病或恶性传染病，就不能主持家庭饮食和对祖宗的祭祀，以封建观念看来，这样的妻子在家庭中已经基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须弃之。但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目前尚未找到因 恶疾 而弃妻的实例①。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除 七弃 之外，以下三个方面也可体现男子的离婚权。
　　（１）妻子主张分居或争财。如《后汉书？独行列传》载，李充家境贫苦， 兄弟六人同食递衣 ，其妻主张分居，结果李充 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载，广汉某女因争夺财物而到处挑拨，破坏了家庭和睦，其丈夫马上 出妻，让财还弟.（２）妻子家中有人犯法。如《汉书？金日ｃ传》载，霍光女嫁给金日ｃ子，不久，霍光家谋反事发，于是，金日ｃ子 上书去妻.又据《晋书？礼志》，东汉末，刘仲武娶妻于毋丘氏，当毋丘氏家族成员毋丘俭拥兵造反时，刘仲武则 出其妻.（３）政治上的需要。据《太平御览》卷三八九引《三辅决录》载，汉桓帝诏令窦叔高娶公主为妻，窦叔高便与其妻离婚。
　　①　　 樊静：《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8 ～71页。
　　从妻子的角度看，一方面有所谓 三不去 的规定，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体现离婚权。
　　据《大戴礼记？本命》和《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 三不去 用现在的话说是指：（１）娘家已无人的妻子可以不去，以免离异后妻子无法生活。
　　（２）与大夫共同为父母居三年丧的妻子可以不去，表示不忘她的恩德。
　　（３）贫贱时娶的妻子在丈夫富贵后要求离婚时可以不去，表示不使丈夫违背道德规范。
　　就妻子的离婚权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中：（１）丈夫的品德不良。如《后汉书？列女传》载，吕荣的丈夫许升 少为博徒，不理操行 ，吕荣的父亲 乃呼荣欲改嫁之.（２）丈夫患有 恶疾.如《汉书？卫青传》载，曹寿患 恶疾 ，其妻平阳公主离婚而去。
　　（３）丈夫家中贫苦。如《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家中十分贫困，其妻因此与朱买臣离婚①。
　　（五）改嫁与再嫁
　　秦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比唐宋时期以后相对淡漠，所以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改嫁指女子与丈夫离婚后另寻新夫。如外黄富人之女在离开丈夫家后改嫁张耳；景帝王皇后在入宫前先嫁给金王孙，后又与金王孙离婚，改嫁文帝太子刘启。长诗《孔雀东南飞》也描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离婚后，县令即遣人聘她为妻的情形。
　　再嫁指丈夫死后女子的重新婚配，它在秦汉时期比改嫁更普遍。在平民中，如西汉时长陵人臧儿，先出嫁王仲，王仲死后再嫁另一男子田氏。在富商大户中，如西汉武帝时临邛大贾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与司马相如成婚。在官吏和贵族中，如西汉中期苏武出使匈奴长期被扣押，其妻误以为苏武已死于漠北而再嫁他人。东汉后期陈相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在学者中，如东汉著名学者蔡邕之女蔡文姬最初出嫁卫仲道，卫仲道死后，蔡文姬又力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从匈奴返回内地后，再嫁为董祀之妻。在皇族中，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姐湖阳公主在寡居之后请刘秀为其寻觅新夫，刘秀也郑重其事地亲自处理此事。
　　除正妻外，妾、小妻、旁妻等在丈夫死后也可以再嫁。如东汉时钟由与荀攸过从甚密，荀攸死后，钟由助其妾再嫁他人，使之得以 善处.女子改嫁或再嫁的次数在汉代也没有限制，在一般- 情形下是一至二次，多者可达五至六次。如阳武户牖富人张负孙女先后结婚六次。
　　有人认为，张负孙女、卓文君以及平阳公主等人在再嫁时，都遇到很大阻力，说明女子的再嫁与改嫁在汉代趋于消失。这种看法是欠妥的。乍看起来，张负孙女的再嫁中经波折， 人莫敢娶 ，卓王孙对女儿自作主张再嫁司马相如十分不满；平阳公主对于自己的改嫁也曾犹豫再三。但进一步分析便可看出，人们不敢娶张负孙女，并非因其多次再嫁声名不好，而是顾虑她每次出嫁，丈夫辄死去，颇有 克夫 之嫌；卓王孙所愤慨的是，女儿不经自己同意就私奔于其门第相差殊远的司马相如；平阳公主担心的则是，她所欲改嫁之人卫青在飞黄腾达以前曾是自己家中的 从骑 ，与他结婚有失旧日主人的身份。而张负孙女遇到不惧克夫 后果的陈平，便顺利地再次出嫁；当司马相如得宠于武帝时，势利的卓王孙便 喟然而叹，自以为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当人们盛言大将军卫青 于今尊贵无比 、决非昔日家奴可比之后，平阳公主的疑虑顿时冰释，心安理得地改嫁卫青。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0～272 页。
　　秦汉时期盛行妇女的改嫁与再嫁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１）男女交往比较随便。
　　女子可以和男子一起宴饮。这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中都相当普遍。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于沛，置酒于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 日乐饮极欢 ①。文帝和窦皇后、慎夫人在上林苑中饮酒，也要让侍郎袁盎于旁作陪。东汉后期，琅琊有种习俗是： 倡优男女杂坐 ②。夏侯惇在出任陈留太守后，与官属及妇人一起饮酒作- 乐①。成都市郊和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的 宴饮观舞 画像砖，也生动展现了这样的场面。
　　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如东汉末年，简雍与刘备巡游时 见一男女行道 ②。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汉乐府？相逢行》形象地描述说：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 男女同车而行也是正常行为。相传，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 未达家数十里，路旁见一妇人，从竺求寄载，行数里，妇谢竺去。 ③女子可以单独会见男宾。如淮南国中大夫及医者，共饮于医家④。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第四组帛画中，画面上有一男一女，男子是医生，在向女主人问候。　　１９８０年山东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画一座二层楼房，房中女子正襟危坐，其左有二男子拜谒。男子身后跟一女子，手持一棵珠树。下层为车骑行列图。这显然是男子进入闺阁之中拜访女主人的场景，它是现实生活的写照。
　　（２）性禁忌观比较淡薄。
　　这可从人的裸体画像和塑像在许多地区的发现得到印证。如西汉长安城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裸体男女塑像，形体造型十分逼真，塑像表面涂有肉红色，与人体自然颜色十分相仿；洛阳西汉壁画墓门额上有裸体长发女子横卧于树下，绘制逼真，形象也颇为生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了三件裸体铜制人俑，从人形象看是一男二女，其形象的逼真程度也绝非写意之作；南阳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男子，动作甚为活泼，又似裸体；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的汉画像中有一石上左右各雕刻三人，其中两人裸体相搏，情趣颇为生动；广西贵县东汉墓中，出土一件裸体男子承灯俑，男子肌肉丰满，面目安祥。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风俗通义？怪神》。
　　①　　 《三国志？魏志？卫臻传》。
　　②　　 《三国志？蜀志？简雍传》。
　　③　　 《三国志？蜀志？糜竺传》注引《搜神记》。
　　④　　 《汉书？英布传》。
　　（３）男子不以娶离婚女或寡妇为耻。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施行女子 从一而终 和 夫死不嫁 ，则应同时主张并施行男子也不娶寡妇或离婚女。但在汉代婚姻关系中，男子娶离婚女及寡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广泛见诸平民阶层之中，而且在皇族和贵族中也极为常见。如汉高祖刘邦的薄夫人初为魏王豹妻、汉军破魏杀豹后， 有诏纳（薄氏）后宫 ①。有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丕、刘备、孙权——以后分别成为魏、蜀、吴的第一代皇帝——都曾以寡妇为夫人。
　　（４）及时行乐观比较流行。
　　改嫁和再嫁还与汉代人及时行乐的观念有关。悲叹 去日苦多 是汉代社会颇为流行的一种心态。时人用 人生如白驹过隙耳 来解释自己的尽情享乐。如《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说：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注引皇甫谧《列女传》记载，东汉人曹文叔在丈夫死后十分悲痛，不欲再嫁，以致于 以刀断鼻 ，毁容自誓，人们劝她： 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辛苦乃尔！ ②
　　①　　 《汉书？外戚传》。
　　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95～202 页。
　　七、丧葬
　　中国古人既重视养生，也重视送死，有时对于送死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养生，所以表现送死的丧葬礼俗在中国古代十分盛行。
　　秦汉时期丧葬礼俗的发展变化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西汉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土坑直穴木椁墓，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主人上下有等，身份有定，法度森严，不得逾制，而且墓中随葬品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另外，墓中纳有珍宝、食物、器皿等，品类繁多，资用丰厚。这完全是基于宗教迷信的态度，相信死者在阴间是继续生存的方式，相信死者有知觉和物质要求，相信超自然的幻想世界。亲情哀思只是敬神明鬼的附属。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对人日常生活的制约，其以伦理为基础并以人情为旨归的丧葬态度，逐步改变了盲目信奉鬼神的丧葬仪式，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大量出现。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以生者之 貌 为死者设置、装饰，以传达一种感情的寄托，表现生人的哀思①。
　　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 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层对随葬品的观念有了显著的改变，认为将庄园中的所有财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贵重器物更有意义，更能全面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①。
　　（一）厚　　葬
　　厚葬是秦汉时期丧葬礼俗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先以秦始皇陵为例，《水经注》卷八载：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桐为椁，旁行周回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象其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秦始皇陵在三国时残存的封土堆仍高达１２０多米，底部周长２１６７米。据考古工作者的实地测量，现在陵高约６５米，底边长４８５米至５１５米，有人测算建陵时堆土约　　１１８０多万立方米。秦始皇陵还围有长方形的内、外二域。内城周长３８４０米，面积９７２６７５平方米；外城周长６２１０米，面积２０３５１００平方米。１９７４年，在陵东１５００米处发现了规模巨大的、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坑。据秦俑考古队的发掘报告，一号兵马俑坑已出土陶俑、陶马约２０００件，木质战车２０乘，各- 种青铜兵器４００００余件。估计此俑坑内埋藏的陶俑、陶马约６０００件，战车４０余乘。二号俑坑根据试掘情况估计有战车８９乘，驾车陶马３５６匹，陶质鞍马１１６匹，各类武士俑９００余件。三号俑坑计有驷马战车１乘，陶马４匹，各类武士俑６８件。总计三个兵马俑坑面积约２０７８０平方米，有陶俑、陶马７０００余件，战车１００余乘①。
　　①　　 李宏：《汉代丧葬制度的伦理意向》，《中原文物》1986年第 4期。
　　①　　 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04～105 页。
　　汉代的丧葬习俗仍然依照秦代实行厚葬。如《晋书？索琳传》说：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这就是说，一个新皇帝继位一年之后就开始给自己建造陵墓。要把每年天下贡献的三分之一贡赋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汉代皇帝群中寿命最长的汉武帝即位后共执政五十四年，他的茂陵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十八年的贡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长安志》引《关中志》说：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近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仍有４６。５米，顶部东西长３９。５米，南北宽３３。５米，陵底边长２４０米。陵园垣墙长４３０米，南北宽４１４。８７米，墙基宽５。８米。其他各陵如高帝长陵底部东西１６２米，南北１３２。３米，高３１。９４米；吕后陵底部东西１５３。９米，南北１３５米，高３１。８４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１６６。５米，南北１５５。４米，高３１。６４米；昭帝以后诸陵的底部边长也都在１５０米以上，高３０米左右。这些数字与《关中志》所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茂陵不仅工程规模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埋葬的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死后则沐浴饭- 含，饭含之物为珍贵宝珠。身上穿的衣服是以玉为襦、以黄金为缕的珠襦玉匣（详见后文 玉衣 部分）。据《汉书？贡禹传》载，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生禽，共有１９０种物品。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平日储藏过多，竟达到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此外，相传武帝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尽管后来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军发掘去一部分，但时隔２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仅茂陵附近的群众就交献了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文物１１８件。茂陵还出土了我国稀有铜犀牛尊等珍品。以此推测，茂陵中仍遗存着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物。
　　汉文帝被称为倡导 薄葬 的皇帝，《汉书？文帝纪》说： 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但晋建兴年间（公元３１３- ３１６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汉宣帝的陵墓）却获得了大量珍宝，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 汉陵中物何乃多邪！ ①汉成帝为修造陵寝， 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 、 取土东山，与谷同价 ②。其劳民伤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结果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竟然到了 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③的地步，也真是骇人听闻了④。
　　秦汉时期不仅皇帝的陵墓高大如山，贵族的坟墓也具有相当的高度。《周礼？春官？冢人》注引汉律： 列侯坟高四丈，关内候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如同周代相比，则汉代列侯坟墓的高度- 超过周天子的陵墓。因为周天子的陵墓才高三仞，即高二丈四尺①。又如汉文帝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以钓鱼为生，不幸坠渊而死。后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于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派遣使者重新安葬了皇后父亲，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大如山，百姓号曰 窦氏青山.西汉名将卫青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庐山。
　　霍去病死后，武帝为他筑冢象祁连山，并在冢前雕刻了大型石人石马及其他动物塑像。其中像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等石雕，都堪称一流的珍品。
　　①　　 详见《文物》1975年第 11 期、1978年第 5期、1979年第 12 期。
　　①　　 《晋书？索琳传》。
　　②　　 《汉书？扬雄传》。
　　③　　 《汉书？谷永传》。
　　④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版，第 167～168 页。
　　①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 1991 年版，第 231页。
　　贵族厚葬的习俗在考古发掘中也可窥其大概。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尽管受当时文帝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禁令的限制，没有随葬金银珠宝，但所花费的钱财仍然十分惊人。拿漆器来说，西汉漆器被统治阶级视作很时髦的东西，价钱很贵。据《盐铁论？散不足》说： 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就是说一件有花纹的漆杯要卖十件铜杯的价钱。根据出土的汉代漆器上的题字，可以知道当时官营作坊中有素工（作内胎），髹工、上工（刷漆）、黄涂工（在铜制附件上鎏金）、画工（描绘花纹）、淜工（或写作■、羽、彤的，意思为锥刻铭文、图纹）、清工（最后修整）、造工（管全面的工师）等工种。由于工序复杂，所花工时极多，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如果家里拥有大批漆器，被认为是豪富。《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 通都大邑 商贾们用以致富的若干种商品，其中就有 木器髹者千枚 一项，认为手里掌握了千件漆器，只要经营得法，可以富足得 比千乘之家 （和千户侯一样的富有）。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地讲到漆器的价钱，但可看出它一定是十分昂贵的。马王堆三座墓共出土七百多件漆- 器，该是要耗费多么大的一笔财富①！此外，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墓的墓主是一普通地主，但从墓中发掘的大量豪华的随葬品来看，其葬礼竟与周天子不相上下②。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东汉初有人对社会上的厚葬陋俗感叹道：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埋葬死者弄得倾家荡产，致使活着的人无法维持生活。光武帝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 薄葬送终 ，但收效甚微，到了东汉中期以后，不仅厚葬之风未能稍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史载，安帝恭陵高十五丈③，其高远远超过茂陵。一般大臣死后，也往往在冢前修筑石祠、石庙、石阙，雕梁画栋，备极华丽。如《水经注？济水篇》载： 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此外，还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汉司隶校尉鲁峻冢、蜀郡太守王子雅冢等，其墓旁建筑也都规模巨大，石材精美，雕镂工丽。对于当时的这种厚葬陋俗，时人多有讥讽。如《后汉书？赵咨传》说： 国资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自生民以来，厚终之弊未有若此者。 又如《潜夫论？浮侈篇》说：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梗、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贵族死后，国家有时特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队列阵送行。如西汉重臣孔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４００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霍去病死后送葬时，武帝发属国玄用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①。由于厚葬成风，所以有时一般人的送葬队伍也蔚为壮观。如《汉书？爰盎传》： 剧孟虽博徒，然母死，送葬车千馀乘。 《后汉书？范式传》： 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 又《后汉书？郭太传》： 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 ～31页。
　　②　　 纪烈敏等：《凤凰山一六七号墓所见汉初地主阶级丧葬礼俗》，《文物》1976年第 10 期。
　　③　　 《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
　　厚葬成风还表现在助丧家钱财的赙赠上。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如果说私赙还具有某种 助生送死 的意义的话，那么官赙则完全是厚葬的产物并促进了厚葬的盛行。西汉时官赙并不常见，从史料记载看，只限于诸侯王、三公、太后、太后之师以及二千石官吏。到东汉时，官赙已很普遍，见于正史记载的就很多，再加上其他文献资料，东汉官赙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不限于钱和帛，绢、缣、布和粟也成了官赙的内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 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据此可知，在东汉光武帝至和帝时期，诸侯王的赙赠是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都遵照执行。但个别也有超过赙赠制度的规定，如光武帝的儿子中山简王刘焉，死后竟得 赙钱一亿 ，这是汉代赙赠钱数最多的一次。相当东汉全部官吏一年俸禄的二十分之一。安帝时，官赙制度发生了变化，由于 戎狄叛乱，国用不足 ，始封诸侯王和嗣诸侯王的官赙数量不得不有所削减，如始封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三千万，安帝时减为一千万；嗣诸侯王在和帝前为赙钱一千万，安帝时减为五百万；二千石赙钱为百万①。
　　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有识之士反对厚葬的薄葬之论。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武帝时杨王孙 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得病且终，先令其子曰：' 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但对于杨王孙的要求裸葬，其儿子却很为难，如按父亲的遗嘱办则于心不忍，如不按父亲的遗嘱办又违抗父命，不得已便将此事告诉了父亲的好友祁侯。
　　祁侯反对杨王孙裸葬。于是杨王孙重申自己的薄葬论。说裸葬的主要目的是要矫正和改变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之风：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糜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又说： 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感。于戏！吾不为也。 最后祁侯称 善 ，杨王孙也实践了自己的裸葬主张。此外，刘向、王充和王符等人对厚葬之风的盛行也有猛烈的抨击。
　　（二）葬具
　　在中国历上上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葬具，如金棺、银棺、铜棺、铁棺、水晶棺、玉棺、木棺、石棺、瓮棺、腊棺、革棺、纸棺等。秦汉时期的葬具值得提及的有木棺、石棺和瓮棺。
　　木棺在秦汉时期最为常见。皇帝使用棺椁的情况因其陵墓皆未被发掘而不太明朗。诸侯按规定应使用一椁三棺，在考古发掘中与这一制度相符的有某长沙王妻子曹娂墓、北京大葆台某燕王墓、长沙马王堆西汉第二代轪侯墓（三号墓）、长沙象鼻嘴某长沙王墓（一号墓）等①。西汉中期以后砖室和石室墓的掘起，取代了土坑木椁墓的地位，原先的棺椁制度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而迅速地由成熟走向衰弱。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1～173页。
　　①　　 齐书深：《汉代赙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 2期。
　　汉代统治者对木棺的制造特别用力，满城发现的中山靖王刘胜妻子窦绾所用的漆棺外镶嵌着２６块玉壁，内壁镶满玉版片，共用玉版达１９２片，玉版背面还有朱书编号文字，可见它们是预先按照编排顺序而加工和粘贴的。马王堆一号墓用四层套棺，外棺为黑漆素棺；二层棺是黑地彩绘棺，彩绘复杂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的许多神怪、禽兽图象；三层棺为朱地彩绘棺，彩绘龙、虎、朱雀、仙人等 瑞祥 图象；内棺内髹朱漆，外髹黑漆，再饰以绒锦和羽毛帖花绢，可谓极尽工巧之能事。当时，宫廷之内设专人管理棺椁制造，皇室成员、高官勋臣常得皇帝赏赐的高级棺椁，如霍光得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董贤得赐 东园秘器 、便房、刚柏题凑；东汉时，蔡茂、梁商等都曾获赐 东园梓宫.《后汉书？礼仪志》说皇帝死， 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壁、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 ，诸侯王、公主等死，皆用 樟棺，洞朱，云气画 ， 公，特进樟棺黑漆.这些高级棺具和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棺形式相似，木材均用楠梓一类，装饰必求豪华富贵，制造繁琐，耗资巨大。东汉人王符曾尖锐批评这种劳民伤财的做法： 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又乃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岭，立千步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求之连日，然后见之，伐斫连月然后讫，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油溃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到雒。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 ①正因如此，所以三国时曹氏父子一再下令薄葬，其中内容之一就是简化棺木的制造。魏文帝《终制》说： 为棺椁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而已。 ②梁容若先生对于中国人过分重视棺椁的倾向评论说：某些人生前未必有一把楸木桌子椅子和桧木天花板，死后要用楸木桧木棺材；生前未必有多少楠木箱子橱柜，死后要用楠木作椁。英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船，日本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建筑，美国人、法国人用最好的木材作家具艺术品，中国人却用最好的木材作棺椁。棺椁一埋了事，使用数量最多，时间最短，造成全国山童野秃，越来越难应付③。
　　在贵族的木棺上还常见一种与棺等长的旌幡，其中长沙马王堆的二幅旌幡上部较宽，全体呈Ｔ字形；临沂金雀山的一幅旌幡上下等宽，全体成长方条状。它们都系由绢帛制成，绘有精致的彩色图画。图画的内容自上而下分三段，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和地下都是根据各种神话传说描绘的。前者主要是绘太阳和月亮，有时也有星辰，太阳中有金鸟，月亮中有蟾蜍和玉兔，有时还有奔月的嫦娥。后者则绘各种怪异的水族动物，实际上是表示海底的 水府.至于人间，则绘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情况，并突出地绘有他本人肖像。上述长沙马王堆和临沂金雀山的三幅旌幡由于有着细致、精美的彩色图画，所以称为 帛画 ，被作为珍贵的艺术品而受到重视。类似的旌幡在甘肃武威县磨咀子汉墓中也有发现，有的为丝织品，有的为麻织品，都覆盖在棺上，它们或者完全没有图画，或者只简单地绘着太阳和月亮，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和籍贯等，代替了上述帛画中的墓主人肖像，这就是所谓 铭旌 ①。
　　①　　 李玉洁：《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中原文物》1990年第 2期。
　　①　　 《潜夫论？浮侈》。
　　②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1～282 页。
　　③　　 梁容若：《中国丧葬制度之回顾与前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 5期。
　　在棺木方面的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各阶层不仅在木棺的规模、数量和装饰上存在很大差别，而且在木材质地上也有明显不同。一般而言，统治阶层多用梓木和楠木做棺，普通人多用桐木、杉木、■木或其他杂木做棺，贫穷者只能以席卷尸。
　　石棺在四川省境内多有发现，这种棺是指挖一个长方形的墓穴，以厚约半寸的石板若干块镶作棺的四周（一般无底，少数也有用鹅卵石镶砌的），将尸体及随葬品放入后，上面再用几块石板覆盖后封土。据普查统计，四川省已发现石棺葬地点８４处，墓葬３４７３座。１９７８年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县城东北角内外发掘清理了４０多座石棺墓，出土的陶器以双耳罐较为普遍，还有三连罐、小颈壶、豆、矮罐、纺轮等。葬式比较简单，墓底用黄土平铺，尸身上有用麻布覆盖的痕迹。墓坑分布集中，坑位排列有序，方位大体一致。
　　墓内均为单体，无合葬现象。男的随葬品为剑、盾等，女的随葬品为贝、蚌饰、纺纶等。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５年在四川宝兴县陇东乡发掘石棺墓１０８座。葬式比较复杂，出土文物除了大量双耳罐外，还有三足和四足双耳罐、戒指、发饰等，可能是东汉时青衣羌人的墓葬，是目前所知石棺葬文化时代最晚的一处典型墓地①。
　　瓮棺在海南省境内有所发现。考古工作者从省内汉墓比较集中的地区的发掘情况看，墓坑多为长方形，较浅，主要是瓮棺葬，有的用三釜一甑，另有一釜套在死者头部，并用两块火烧石置于瓮棺之上；有的用二釜二瓮，其中一瓮高５０厘米，口径３０厘米，腹径６０厘米，两瓮瓮底相接，瓮口向外，釜在头部。随葬品有铁釜、三彩琉璃珠和琥珀珠等。有的葬具由五件陶器组成，如番岭坡Ｍ１０，中间为三件陶釜，头、脚各一件陶罐，脚旁随葬一件小陶釜，棺上放置两块火烧石。Ｍ１１用五件陶釜相套，釜皆穿底，串连套合；脚部随葬二件小陶釜。作为葬具的陶罐，多饰水波纹、篦纹、方格纹地加小戳印；陶釜为板沿口、素面、圜底。在东方县和乐东县一带，葬具和随葬品有米字纹大陶瓮、菱形纹陶罐，也有方格纹加小戳印的陶罐和板沿口、素面、圜底的陶釜。在琼中县乌石发现的一座瓮棺葬，葬具为一件水波纹大陶瓮，口盖一面铜锣；随葬品有铜锅和漆盘等。在儋县、临高一带的瓮棺葬的随葬品还有五铢钱。从葬具排列有长有短、有竖有横的情况看，死者中有小孩也有成年人；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从墓葬的年代看，有西汉也有东汉②。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2 ～93页。
　　①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52～353 页；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6页。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6页。
　　（三）居丧
　　居丧又称守丧、值丧或丁忧，是人们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情而产生的一种习俗。在居丧期间，死者的亲属或其他有关人员一般要遵守某些特定的规范或禁忌，这些规范或禁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国丧中强制人民实行居丧制度。如《晋书？礼志》： 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 按照儒家礼制的规定，臣为君服斩衰三年①，民为君服齐衰三月。而秦朝却规定臣与百姓一律为天子服丧三年，所以《晋书》的作者说是 率意而行.秦朝规定天下臣民皆为天子居丧三年，并不准饮酒食肉，嫁女娶妇，显然不太符合现实，所以《晋书》说其 制不称情.汉代时的居丧制度出现了礼、法统一的趋向。西汉初年，汉高祖因江山草创，所以下令承袭秦制， 因而不革 ， 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但实行不久，汉文帝便意识到 其制不可久行 ，在遗诏中改变了这一制度，要求 出临三日，皆释服 ；既葬， 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②。在这里，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被 以日易月 ，变成３６天，并垂为定制。儒家原来服丧三年的主张，到此时被文帝的一纸遗诏修正了。
　　武帝初年， 好儒术 的窦婴、田蚡二人想恢复儒家原来的三年之丧制度，但未能成功。据《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成帝时方进为相，其后母终，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声称 不敢逾国家之制.可见当时仍然遵循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时，又开始提倡三年之丧。如《汉书？哀帝纪》：哀帝诏曰： 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 行三年之丧而可得万户侯的封赏；博士弟子员有父母死，也诏准告假丁忧。王莽时，开始盛倡三年丧制。《汉书？王莽传》说： 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 又说： 居摄三年九月，莽母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为主，服丧三年。建国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为太皇服丧三年。 这样，汉文帝的短丧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期间，国政多趋向简易，因此遗诏丧葬制度 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 ①，并诏告大臣不许 告宁.但在这一时期，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已蔚然成风。如《后汉书？韦彪传》： 彪孝行纯至，义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疾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后汉书？鲍永传》： 永迁扬州牧，会遭母忧去官。 《后汉书？廉范传》： 父遭丧乱，客死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 《后汉书？刘平传》： 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 《后汉书？江革传》： 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冢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 以上这些事例，据杨树达先生考证均发生在光武帝时期②。由此可见，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经封建最高统治者和儒家的反复倡导、宣扬，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许大臣 告宁 及 如孝文皇帝制度 的短丧遗诏也变成了一纸空文。光武帝以后，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更是大行于世。不仅孝子贤孙们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 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父）
　　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 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丧，便为天子所讥。到明帝时，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丧。安帝永初三年（公元１０９年），邓太后临朝执政时，又提倡三年之丧。《后汉书？刘恺传》说：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
　　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以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 这一诏令，后又被列入《汉律》之中。此后，行三年之丧成为选举仕进的一种资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丧制度终于成为 天下之通丧.
　　①　　 所谓三年一般只有二十五个月，如《礼记？三年间》：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也有人认为死者死后的第二十五个月进行大祥之祭，再隔一个月还要进行　　 祭，所以三年之丧的丧期应为二十七个月。
　　②　　 《汉书？文帝纪》。
　　①　　 《后汉书？光武帝纪》。
　　至于三年之丧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况，如按规定，军人可以 遭丧不服 ；皇帝也可专门下诏，令臣下释服，后代称此为夺情起复之制。还有某些人利用丧期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如《后汉书？陈蕃传》所记载的赵宣，葬亲后在墓道中居丧二十多年，被当地人称为大孝之子，但后来太守陈蕃发现赵宣的五个孩子皆在所谓居丧期间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于天下。
　　按照汉代的居丧之礼，死者的某些亲属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时应居服舍，葬后应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并不饮酒吃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妻，不访友。杨树达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对此做过认真的考证①，可以参看。
　　居丧之礼对于贵族的规范尤其严格，例如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１１６年），隆虑侯陈融、堂邑侯陈季须都因在为母居丧期间奸淫、兄弟争财而服罪自杀。元鼎三年，常山王刘勃也因在父服丧期间奸淫，饮酒作乐而被其庶兄刘悦告发，结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刘贺则因居丧违礼被废去帝位。《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无子，大将军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刘贺在居丧期间，毫无 悲哀之心 ，当昭帝的灵柩还停放在前殿时，他居然让随从的昌邑乐人击鼓、吹箫、唱歌、演戏。而且还经常派人去买猪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还与随从的昌邑官员一道偷吃祭灵用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刚即位二十七天，他就开始与宫女淫乱。由于刘贺居丧作乐、饮酒食肉及淫乐等丑行违背了居丧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满，于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刘贺被废去了皇位。又据《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惠王刘乾因居父丧私下纳妾淫乐而获罪，被汉安帝削去王位。
　　汉朝对于遵守居丧之礼的贵族一般都给以赞美和奖励。如《后汉书？东平王苍传》： 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状。永宁元年，邓太皇增邑五千户。 《后汉书？济北惠王传》： 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 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记载：任城王尚也 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 ，为此曾受到桓帝嘉奖，增封三千户。又《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 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以相闻，桓帝诏使奉生酒迎王还宫。 ①
　　②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42～243页。
　　①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268～273页。
　　（四）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 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葬制，其使用者主要是帝王及其妻妾，还有皇帝特许的宠臣。三国时魏人苏林在注释《汉书？霍光传》中释该词时说： 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 即 黄肠 是指墓葬的材料和颜色（柏木黄心）， 题凑 是指墓葬的形式和结构（木头皆内向）。 黄肠题凑 是西汉中期才出现的名称，而在此之前，则称为 题凑. 黄肠题凑 葬制在史书中有这样一些记载：《汉旧仪》 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用梓棺黄肠题凑。 《汉书？霍光传》：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 《汉书？董贤传》： （帝）令将作为贤起冢茔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 《续汉书？礼仪志》： 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盐铁论？散不足》： 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 目前最早的黄肠题凑墓发现于河北石家庄市小沿村，墓主身份属诸侯王，时代约当西汉早期。题凑木与椁壁板呈垂直方向垒砌于椁室四周，木头皆内向，题凑前壁略呈方形，长宽各约４米，直达墓道尽头，因墓在历史上被盗挖而烧毁，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在长沙湘江西岸咸家湖畔发现的象鼻嘴一号墓和陡壁山一号墓为了解 黄肠题凑 葬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两座墓都是带斜坡墓道的岩坑竖穴墓，研究者们认为可能分属于西汉某位长沙王和他的妻子。象鼻嘴一号墓坑口长２０米，宽１８米，坑深７。９米，底部置木结构的甬道、题凑、前室、后室、两层回廊以及两重木椁和三重套棺。题凑由９０８根柏木垒成，围在外椁四周，并略低于外椁，平面呈凸字形，前、后壁宽１３。２米，两侧壁长１４。１米。题凑木宽２５米，厚０。３米，长度在１。５～１。７米左右。题凑内的外椁空间分前室、内椁和回廊三部分，内椁内设后室，中央置放三重套棺，左右和后方三面有内回廊，分为七室，外椁回廊也分十二室，各小室分别放置陶器、漆器、丝织物、冥钱等随葬品。陡壁山一号墓的 黄肠题凑 是在外椁壁板四周用１７９根粗大的黄心柏木垒成，其中，东边垒三层，每层东西方向铺１５根，共４５根；南北两边各垒三层，每层南北方向铺１８根，共５４根；西边通墓道只垒二层，每层东西方向铺１３根，共２６根。四边高度都低于椁室外壁板。南北两边最下层的第四、十、十六三根木枋都是平铺垒叠，没有榫卯扣接。现存最长的黄肠木为１。１７米，最短的（有被盗掘者砍断的痕迹）为０。２７米，多数残长０。７～０。９米，均为０。４米左右的见方。椁顶和题凑外围填塞木炭和白膏泥，起防潮和密封的作用。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8～361 、382 ～383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7～348 页；丁凌华：《中国古代守丧之制述论》，《史林》1990年第1 期。
　　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在北京大葆台发掘的两座墓也属 黄肠题凑 式，墓主人据测可能是西汉燕王刘旦或广阳顷王刘建和王后。其中一号墓保存较好，这座墓的题凑用１５８８０根柏木椽垒成，平面呈长方框形，外径长１８米，宽１０。８米，高约３米，壁厚０。９米。北壁共垒３０层，每层纵铺１０８根，东西两壁亦各３０层，每层横铺１６０根，南壁有缺口（即门），东西两侧３０层，每层纵铺３４根。黄肠木绝大多数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质很好，经鉴定，是柏木。一般长９０厘米，宽、高各１０厘米，个别也有高、宽各２０厘米的。层层之间没有榫卯固定，全是平堆起来的。有的黄肠木不平正，就垫上薄木片或木屑加以调整，使各层保持严密紧凑，只是在黄肠题凑顶部加一层压边木，以巩固整个结构。这种形式与前引《汉书？霍光传》苏林注所讲的情况完全吻合。与长沙题凑墓不同的是，题凑高度超过了椁室，墓室顶盖棚木直接压在题凑上面，题凑起了承重墙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墓室结构更加严密。另外，这座题凑墓的外藏椁建在题凑外面，由扁平立木构成双层 外回廊 ，题凑内部空间则被划分为前室、后室和内回廊三部分，后室中部置重椁和三层套棺。形制最复杂、保存最好的 黄肠题凑 墓发现于江苏高邮县天山，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晚期的某代广陵王或王后。一号汉墓的题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１。３５米，东西宽１１。２米，高约４米，前后两面设门，门外均用短题凑封闭，使墓室俨如方城。题凑内外各有一层回廊，内回廊同于椁室，重椁套合在一起，椁室内分前、后室，套椁置于后室。内外回廊均被分隔成若干小间，内置木俑、木兽、陶器、漆器、铜钱等随葬品，小室门扉、壁板上有 食官内户 、 中府内府 等字样，表明这些小间是对地面宫室的模拟。这座墓的题凑木较有特点，在８５７根木头上均涂有一层黄色颜料，两端横截面中心部位嵌小方木块，又在四面凿出阴阳榫，使与上下左右的题凑木互相吻合。题凑木上加涂黄色颜料，可能与用楠木代替柏木有关，而在两端中心部位镶嵌小方木，或许是《盐铁论？散不足》上 绣墙题凑 的实物证据。
　　西汉 黄肠题凑 墓是中国传统的木椁墓的继续和发展，前堂、后室、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以及多重棺椁、积石积炭等复杂结构标志着木构墓室制的完全成熟。西汉以后随着砖室墓和石室墓的兴起，木结构的 黄肠题凑 葬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高级的葬制， 黄肠题凑 仍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克服建筑材料不足的困难，东汉时期出现了用石头取代木材的做法，于是黄肠石 应运而生。《后汉书？礼仪志》载：建造陵墓时， 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考古中已发现多座黄肠石墓，河北定县的一座东汉诸侯王墓中出黄肠石４０００多块，大部分凿成近方形，长宽各１米左右，厚约０。２５米，其中１７４块有铭刻或墨书文字，内容为进贡石材的县名和石工的籍贯、姓名或尺寸。黄肠石垒成题凑，围绕在砖构墓室的外侧，在砖室上面又平铺石块三层，用黄肠石建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与高邮天山汉墓的题凑结构较为相似。河南孟津的邙山上发现过一座东汉晚期的黄肠石墓，部分黄肠石上刻有文字，主要是姓氏或尺寸。在徐州土山的东汉彭城国王室墓中也发现过十几块黄肠石①。
　　①　　 徐吉军等：《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O～274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9页；尤振尧：《 黄肠题凑 葬制的探讨》，《南京博物院集刊》1982年第 4期。
　　（五）玉衣
　　玉衣是供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葬服，又称 玉柙 或 玉匣 ，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相连而制成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②。
　　玉衣的出现大约是在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属于这一时期的实物目前已发现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和山东临沂洪家店汉墓等。玉衣存在的下限大约是在东汉末年或三国初年。安徽亳县董家村汉墓所出土玉衣的准确年代为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是目前所见实物中年代最晚的。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２２２年）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而在考古发掘中也确实还未见到三国以后的玉衣。但某些少数民族的情况有些例外，如《三国志？魏志扶余传》记载，扶余国王埋葬时所用玉衣由汉朝政府供给，方法是汉朝将玉衣存放在玄菟郡（其治所在今辽宁省沈阳附近），扶余国王死后可派人前来领取。司马懿消灭公孙渊时，发现玄菟郡库房中还存留玉衣一件，这已在曹丕下禁令之后。以玉衣为葬服的主要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认为玉石能使尸体千年不朽，他说： 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后汉书？刘盆子传》也载，西汉各皇帝陵墓中凡穿有玉衣的尸体都完好如生人，这当然不足为信，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玉能防腐的认识①。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我国目前出土汉代玉衣或玉衣片的省、市有：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广东和云南，其中河北出土的数量最多（见附表）。
　　从附表所列资料可以看出，出土玉衣的西汉墓葬有十八座，所出玉衣为金缕的八座，银缕的二座，铜缕的二座，丝缕的一座，不知为何种缕质的五座。就玉衣片的质料而言，除玉质外，还有用琉璃片作为代用品的。出土玉衣的东汉墓葬有十六座，其中出银缕、铜缕玉衣各一套的有三座，出银缕玉衣的三座，出鎏金铜缕玉衣一座，出铜缕玉衣的七座，所出玉衣不明缕质的二座。玉片的质料有玉质的，也有石质的②。
　　汉代玉衣中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９６８年在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和１９７３年在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中出土的中山怀王刘修的金缕玉衣。
　　刘胜的金缕玉衣（图９１）在刚发掘时因年代久远已经变形，部分玉片也因金丝折断而散乱，但整个玉衣仍然完整地保存下来。经考古工作者精心地修复后，这件玉衣全长１。８８米，共用玉片２４９８片。玉片的大小和形状按人体各部分的不同形状而设计，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另外还有三角形、梯形、多边形等。玉片角上穿孔，以便用金丝编缀。玉衣分头部、上衣、裤、手套和袜五个部分，每部分又由若干部件构成。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和左右袖筒组成，裤由左右裤筒组成。玉衣外表和人体相似，共用金丝１１００克①。这些金丝都经过了细致的加工，并且随部位的不同，既有圆型、扁圆型和麻花型之分，也有单股和用许多根金丝拧成的合股之分。
　　②　　 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考古》1972年第 2期。
　　①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3 ～94页。
　　②　　 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 10 期。
　　①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2页。
　　刘修的金缕玉衣全长１。８２米，包括头、上身、双臂、双手、双腿、双足，以及三角形臂饰二件，在腹部上下垫盖的小玉帘二件，共十三个部件组成，总计用玉片１２０３块，金丝约２５８０克。玉片形状多为梯形和长方形，少数为三角形和不规则的四边形。玉衣头部长约３０厘米，最大径２１厘米，由头罩和脸盖组成。头罩与风帽相似，顶部为一较大的圆形玉片，全罩用玉片９９块。脸盖长１３厘米，最宽处１９厘米，用玉片３０块，脸盖上还用一块整玉刻出鼻罩。上身分前后两片，均由肩部和身部（包括胸、腹部）两段联接而成。
　　上身长５２。５厘米，最宽处３５厘米，前后两片结构相同，前片用玉片１２５块，后片用１５７块，双臂缀成袖筒状，内侧有开缝，展开后片呈梯形，长约５３厘米，上宽３４。７厘米、下宽２５。５厘米，共用玉片１６２块。双手作拳握状，长１７厘米、最宽处１０。５厘米。大拇指单独分出，手掌一侧和手指、掌心交界处开缝。左手用玉片４６块，右手用玉片４７块。双腿缀成裤筒状，出土时长５５厘米，上宽５０厘米、下宽３３。５厘米，内侧开缝，共用玉片２４０块。双足均作齐头高腰平底鞋状，长２７厘米，最宽处１１。４厘米，鞋帮高６。３厘米、鞋腰高９。５厘米、腰口直径９。８厘米。左右足可分辨，足后跟外侧开缝，共用玉片１７８块。所有玉衣部件都用金丝编缀，而各部件相互之间则不联缀。
　　金丝编缀方法一般为四孔联结，用两根金丝在背面十字交叉，穿过园孔，再在正面拧一道麻花，然后自左至右向下盘成圆结。锁边则用一根金丝从相邻的两孔背面穿过，在正面再拧一道麻花，再盘成圆结。玉片大部分用黄玉和青玉制成，色调协调，正面抛光，背面很少切割锯痕。金丝较粗，抽拔成丝后还经过仔细加工，断面一律为圆形，长短也差不多①。
　　有人认为按汉代葬制的规定，诸侯王死后只能穿银缕玉衣，而刘胜与刘修之所以能穿金缕玉衣，应是皇帝对他们的特殊优待。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忽视了在葬制方面两汉的区别，而以东汉的葬制比附西汉的诸侯王。按西汉的葬制，皇帝和王侯的玉衣皆可以使用金缕，如《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 帝崩……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 《后汉书？梁竦传》注引《汉仪注》： 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 从考古发掘中看，西汉诸侯王和列侯的玉衣大多数是金缕的，但也有银缕、铜缕和丝缕的。只是因为西汉的皇帝陵还未发掘，所以皇帝玉衣的形制究竟如何尚缺乏实物来印证，但仍可从《西京杂记》的下述记载中窥见一斑：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 到了东汉时期，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已经确立。
　　《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衣。在发掘出土的资料中，可以确定为东汉诸侯王的除中山简王焉用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畅、鲁孝王庆忌、陈顷王崇、鼓城王、下邳王等，皆用银缕玉衣。刘焉的玉衣使用鎏金铜缕可能属于当时皇帝的特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记载，刘焉与窦太后及窦宪兄弟关系密切，死后丧葬规格特别高， 制度余国莫及 ，因而特赐鎏金铜缕玉衣是完全可能的。亳县董园村一号汉墓的银缕玉衣可能属于始封的列侯，蠡县汉墓的铜缕玉衣应是嗣侯使用的。可见考古发现的东汉玉衣，其等级制度与《后汉书？礼仪志》所载基本相符。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58～359 页。
　　从上述《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可以看出，玉衣是汉代皇帝以及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等皇室成员专用的殓服。这些皇室贵族死后殓以玉衣，是当时丧葬礼仪制度所规定，所以史书纪传一般不作记载。例如皇后、皇太后按制度皆用玉衣，而史书多不载，只在《汉书？定陶丁姬传》和《后汉书？孝崇匽皇后纪》中见到有关玉衣的文字。前者记述王莽奏贬傅太后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为丁姬，以其为 藩妾 ， 去珠玉衣.后者记载孝崇匽皇后死后， 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匽皇后为蠡吾侯翼的媵妾，本不应该享受玉匣等待遇，但由于她是桓帝的生母，和平元年（公元１５０年）尊为皇后，所以死后以皇后之礼葬之，史书因此特加记载。至于考古发现中殓以玉衣的诸侯王，如中山靖王刘胜、怀王刘修、简王刘焉、穆王刘畅和鲁孝王刘庆忌等，在其列传中也没有关于使用玉衣的记述。由此可见，皇族葬以玉衣在当时是理所当然，如无特殊缘故史传无需记载①。
　　《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赐以玉衣的记载皆见于外戚、宠臣的列传。
　　如霍光为博陆侯，赐 璧珠玑玉衣 ；董贤受哀帝宠爱，预赐 珠襦玉柙；耿秉为美阳侯， 赐以朱棺玉衣 ；梁竦追封褒亲愍侯， 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 ；梁商袭封乘氏侯， 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十八种.这些外戚、宠臣皆非皇族，因而虽为列侯也需要朝廷特赐才能使用玉衣。这在当时属于特殊礼遇，所以史传特别予以记载。
　　西汉诸侯王夫妇多并穴合葬，即所谓 同坟异藏 ，王和正妃所用的玉衣，属同一等级，例如中山靖王刘胜夫妇所用的玉衣皆为金缕。东汉王侯盛行夫妇同穴合葬，在已发掘的东汉王侯夫妇合葬墓中，除中山简王刘焉墓可能为两套鎏金铜缕玉衣外，其余如中山穆王刘畅墓、下邳王墓、费亭侯墓所出的玉衣都是银缕、铜缕各一套。这个现象十分值得注意，它可能说明在玉衣分级使用的制度确立以后，王侯的配偶只能使用铜缕玉衣②。
　　附表：考古发现玉衣资料一览表①
　　
　　













　　①那志良：《珠襦玉匣与金缕玉衣》，台湾《故宫学术季刊》第 2卷第 2期。
　　②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 10 期。
　　八、结语
　　我们已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有关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的礼仪习俗。其实，秦汉时期绚丽多姿的礼仪习俗远非这六个方面所能包罗，而这六个方面本身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远非书中所列的几点就能概括。惟因限于本书的字数规定和整套丛书的以下要求：不写或少写前代已详述而本代变化不大的内容，多写或重点写本代有特色又对后代影响较深的内容。所以本书要叙述的内容只好到此为止，更全面系统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只好待以来日。
　　在阅读本书时，您也许会发现秦汉时期的某些礼仪习俗在以后的各个朝代继续盛行，甚至至今在您的周围仍然存在。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它除了说明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在整个中国礼仪习俗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礼仪习俗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但愿您能从我们对秦汉时期礼仪习俗的介绍和分析中，以及您自己对古今礼仪习俗的比较和思考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前相对薄弱，但近１０余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有关专著和论文不断问世，其中不乏高质量的力作，这将秦汉习俗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本人学识浅薄，对秦汉习俗史研究不深，又鉴于本书偏重于描述性而不是理论性，所以在书中较多地参考、概括和引用了先贤和时贤的优秀研究成果。除了随文皆详加注明外，这里还要专门向那些研究成果被引用的先贤和时贤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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