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试析清初李渔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喜剧化的内在精神
作者：蒋云芳
[关键词]李渔 小说 艺术特色 喜剧 内在精神
李渔（1610~1680），浙江兰溪人，清初著名戏曲家，戏剧理论家。在李渔的全部创作中，戏曲居于核心地位，《闲情偶寄》是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的压卷之作，学术界展开的研究也颇为活跃。相对于李渔的戏剧而言，他的小说成就也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色。“无声戏”的小说观，以戏剧理论指导小说的创作，是李渔小说的最大特点。同时，为追求“一夫不笑是吾忧”的艺术效果，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喜剧化特色。
在传统的李渔研究中，往往从“无声戏”观点的能指入手，评点戏剧对小说的影响，即小说在创作手法上对戏剧化倾向，但往往忽略了“无声戏”的所指，即对“无声戏”之“戏”的深层内涵思想——“游戏的心态”和“天下一大场戏”思想的挖掘。把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仅看做是小说的戏剧化，其实并不完整。“无声戏”之“戏”的所指应当是社会人生大舞台上出演的一场人生之戏。中国古代作家很久以来根深蒂固的“以文为戏”的创作观念与视古今天地为一大戏场的人生观，对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形成无疑是影响巨大的。韩愈在作《重答张籍书》云：“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柳宗元亦云：“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这种以文为戏的创作观念和视古今天地为戏的人生观相结合，很容易使小说戏曲作家产生视人生如戏、视古今天地为戏的思想。这是李渔“无声戏”小说观艺术层面背后更深远的社会文化内涵，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类的悲欢离合，乃至小说本身也不过是一场戏而已。李渔正是在一座座精心营建的“空中楼阁”中上演一出出的“无声戏”。李渔曾有诗云：“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这颇能见出李渔创作时的一种心态，把文学看做是戏，把人生也看做是戏，以“欢喜心”结“欢喜缘”，以“游戏笔”，作“无声戏”。因而他的小说体现出鲜明的喜剧风格。
李渔的小说与他的传奇一样，结构简单，脉络分明，叙事简练，新奇别致，以诙谐、幽默的喜剧形式为作品的基本风格。虽然李渔的喜剧作品不及“三言”、“二拍”来得凝重、厚实，但往往在调侃和滑稽的格调中，透出一种灵动，一种洒脱，一种对世间的漠然，因而更少夫子气，更易于被对文学作品要求并不很高的广大市民所接受。李渔以自己的审美个性，以一种喜剧化的叙事形态，促进了话本小说的体制改革，为话本小说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无论什么题材，在李渔笔下，都被赋予了喜剧的特质，无不让人看后轻松快乐。无论是纯真的爱情、朋友的真情，还是生离死别、妻离子散，李渔都用一种游戏的态度待之。劝惩与娱乐，都被溶入到欢喜的故事中，新奇而逗人开怀。这尽管缺乏社会和人生的现实基础，但毕竟在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处理上达到了一种和谐、一种喜剧艺术所特有的圆满。而且李渔的劝惩中常常包含着人生的辩证法，透视出作家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思考、非凡的胆识和逼人的才气。庄谐结合，悲喜相间，在轻松的喜剧氛围中完成作品的主题表现。李渔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现实的残酷与严肃，但让人在欣赏时能够忘却人生的悲愁与苦难，感受到喜剧意味的轻松，制造出热闹和笑声。这便是喜剧性的成功。
李渔小说文本的表面，有着明显的劝惩意味。李渔的小说是吸取了中国古代话本、拟话本小说经验的，很自然的他就继承了劝善惩恶的话本小说这一主旨，期望自己的小说能“有裨世道”。他对文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也是十分深刻的，在《闲情偶寄》的“凡例”中，明确把“规正风俗”、“警惕人心”标举为写作宗旨。而且李渔经历了明末清初朝代更替，对战争造成的苦难，封建社会的世风日下，人情的淡薄深有感触，所以他把小说作为抨击现实的武器，重视教化的作用。李渔把小说集《十二楼》又称为《觉世名言》，自号觉世裨官，就能明显地看出他在小说中的劝惩意图，想以小说劝善惩恶，批判现实社会和人性。李渔小说的劝惩旨归是与他的戏剧理论一脉相承的。
劝化性的议论在李渔的小说中屡有出现，劝惩性的结局也为数不少，但在劝惩的表面背后却有着更为明显的娱乐趣味：离奇曲折的情节安排，悬念迭起的戏剧效果，令人捧腹的喜剧性场面，诙谐幽默的绝妙议论，使李渔小说的字里行间弥漫着浓郁的娱乐趣味，劝惩的目的和效果也随之弱化。一方面，文业的商业化要求与对话本小说艺术传统的继承，是李渔小说浓郁娱乐色彩的主要来源。哈佛大学韩南先生认为，李渔作为靠卖文为生的专业作家，以文谋生对其著述的影响是不可漠视的。李渔组成家庭戏班，四处演出，以得到丰厚的商业利润，在小说的创作上，为吸引广大的读者群，从题材的选择，到以故事情节为主体的结构设计与组织，再到语言色彩的润饰，无不体现出商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李渔是位知识非常丰富、全面的艺术家，他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去透视通俗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效应。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小说的力量并没有达到劝善得善、惩恶无恶的社会功用，与其以小说“维持世道”，莫如以小说娱乐人心。于是李渔把娱乐的内容放进了小说之中。所以李渔的小说在宣教的表面背后有着娱乐的本质，两者是表与本的对立统一。小说确乎在宣教，但教化的内容往往被放浪化了，神圣的东西被卑贱化了，从而使教化的目的和形式变味甚至解构。这种变味的东西，杨义就称之为“怀疑主义”。难怪李渔的好友包璇在《李先生一家言全集叙》中如此评价道：“笠翁历遍天下，其所著书数十种，大多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充分概括了李渔劝善惩恶的创作目的及其喜剧化的表现形式，在教化中加入李渔式的阐释后，呈现在小说中的是一种滑稽感、荒诞感和喜剧化。
（一）李渔小说的爱情婚姻观
一个小说家的道学气有多浓，从他的爱情、婚姻观中体现最明显。李渔的爱情观中，自然的欲望成分重，情感的成分少，情随欲生，又随欲灭。大多才子佳人彼此倾慕的是对方的容貌之美，才华之美，而不是个人独特的气质、性格和心灵情感的契合，钟情实为钟貌，爱情变异为好色。小说的叙事模式往往是见色生情，经过一点挫折，演出一场热热闹闹的戏后，终成眷属，因而他们的爱情、婚姻是草率的，是脱离等级秩序等现实社会基础的，是违背真实的，所以在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后，还可以偷香窃玉（《夏宜楼》）；在家有丑妻的背景下，可以让原配死去而得到绝色佳人（《拂云楼》）。李渔的小说其意旨并不在爱情的艰难，而在于离合过程的曲折动人，爱情只是李渔表达某种意念的媒体、手段而已，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真情关注。倒是《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表现了超乎寻常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内容。少年书生谭楚玉仰慕刘藐姑的美貌，放弃了高雅的士人生活，而自愿栖身于娼、优之类的贱人之中，为的是向刘藐姑借戏传情，做一番台上夫妇。谭、刘二人舞台上的假戏真做，促成了现实生活中的真爱，但在这个不许真爱自由生长的时代，注定了悲剧的发生。谭、刘投水殉情，共同维护了这份真挚的爱。应该说，故事的悲剧情节到此已经非常完整了，可惜即使到了如此地步，李渔还是牢记劝惩性与娱乐性的创作手法，以谭、刘死而复生，结为夫妻，最后夫贵妻荣的狗尾续貂般的结局，来冲淡、弥补爱情悲剧可能造成的非娱乐性或非劝惩性效果。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