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山难容二虎——丁、李的反目成仇
丁默村与李士群的结合，完全是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一俟利害发生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相互斗争的局面。当初李士群找丁默村来做前台“经理”时，无非是想利用丁默村过去在“中统”特务圈里的地位和声望，然而自从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后，没想到原本该归自己做的大官，全给丁默村揽去，李士群有点悔不当初，但一时又不能翻过脸来，把丁默村赶走。而丁默村原本就是个阴险毒辣、心地狭窄、野心更大的人，他自认已经搭上汪精卫这条“大船”，再也不甘心做李士群的傀儡，他处处以老大自居，想“鹊巢鸠占”，独揽特工大权，这可让李士群咽不下这口“鸟气”。
在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成立时，丁默村就提出在委员会内设八处，把特工权力集中到委员会，由周佛海领虚衔，而由他自己掌权。这个计划后来被李士群识破，他紧抓不放，结果特务委员会之下仅设了个总务处，权力仍握在特工总部手中，丁默村的计划并未实现。特工总部成立后，丁默村又极力扩张自己的人马，当时许多头面人物，都是通过丁默村所主持的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的关系进来的，他们心目中只有丁默村，而没有李士群。而且很多人在当年的地位就远高过李士群，他们根本看不起这个当年的小特务。这一切，使得李士群对丁默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此外，“七十六号”成为汪伪集团的正式特工机关后，经费不再由李士群从日本特务机关领取，而是由汪伪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拨给，经济大权旁落到丁默村手中，他不时对李士群掣肘，使得李士群既眼红又痛恨，两人的心结日益加深。
丁、李斗争的第一回合是关于唐惠民事件。唐惠民是“七十六号”中，仅次于丁默村与李士群的第三号人物。唐惠民在丁、李之间，与丁默村感情较为深厚，而且他原在“中统”地位也比李士群高，因此在两人的争斗中，唐惠民自然地倾向丁默村。汪伪国民党“六大”后，丁默村身兼“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伪中央社会部部长、伪中央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权倾一时。他安排唐惠民和李士群同任“七十六号”的副主任，其目的在借唐惠民来牵制李士群，免得李士群与自己平起平坐。李士群当然知道此中利害，心虽不满，却隐忍不发。当“七十六号”要成立“南京区”时，李士群便以强调其重要性，要将唐惠民调走，让丁默村在上海孤立无援；而丁默村认为让唐惠民先把“南京区”抓到手里，届时李士群根本插不上手；唐惠民则乐得天高皇帝远，占山为王。只不过他却胆大包天，竟秘密接上“中统”特务的老关系，想两面获利。他不仅利用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电台，与重庆的“中统”总部交换情报，甚至还在南京为“中统”招兵买马，办起特务训练班，替“中统”培养特务骨干。唐惠民的一举一动，完全为李士群所侦知，李士群为彻底砍掉这丁默村的左右手，当他搜集好唐惠民的所有背叛的证据之后，便向丁默村摊牌，他要“杀鸡儆猴”。
于是在“七十六号”的保密室里，李士群抖着一沓机密情报，对着丁默村说：“惠民如此胡来，处座您看，我们怎么向汪先生和日本人交代？”丁默村完全处于劣势，他沉默片刻后讷讷地说：“既然证据都在李兄手里，还有什么可说？就公事公办吧！”“处座有所不知，公事公办，对处座面子过不去，因此才请商量一个万全之策。”李士群这时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丁默村只得一切依李士群的建议，先把唐惠民骗回上海再说，于是以丁默村的名义，发出密电：“绝密。惠民兄见电立即来沪。默。”唐惠民见丁默村找他，不疑有他，立即到了上海。“七十六号”的特工在北站“迎接”他，将他带往北四川路的新亚酒店软禁起来。
(2)
当唐惠民被软禁之后，李士群就再也不买丁默村的账了。他在会议上严肃地说：“惠民虽是处座的至交，也和士群共事多年，但目前此事非同小可，大家都会惹来杀身之祸！唯今之计，只好如实报告影佐和晴气，将惠民判处死刑，立即枪决！”丁默村知道这是李士群的杀手锏，是冲着他来的，但他在此时又不能公开保唐。后来还是汪曼云出来打圆场：“要说惠民的作为，枪毙也不过分。无奈大家都是生死之交，出山兄弟，就请士群兄不要做绝了，至少给处座留点回旋的余地。我看是不是这样：将惠民在“七十六号”削职软禁，永不录用，留他一条性命，也不枉共事一场。至于汪先生和日本人处，就更不能说了，家丑不能外扬呀！”李士群原本就没有要杀唐惠民的意思，于是他见好就收，他爽朗地说：“曼云兄不愧大才，说得对极！就照您讲的办，处座您看如何？”丁默村感到仿佛给人狠狠掴了一记耳光，他回答道：“我不便发言，我没有意见。”于是唐惠民在关押几个月之后，便投向李士群的怀抱了。丁默村经此事件后，锐气顿时大减，相对的李士群的势力却大大提升了。
丁、李争斗的第二回合，是关于张小通事件。张小通原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党皇帝”吴开先手下的一员大将，曾担任过上海特别市党部“中统”室主任。与丁默村义结金兰，有八拜之交。一九三九年夏，张小通与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科主任黄香谷暗中接洽投靠汪精卫，不料被刚刚到达上海的吴开先发现而制止。但李士群等人认为，张小通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内专搞特工的人物，非得拉进“七十六号”不可，他们根据黄香谷提供的线索，逮捕了张小通，由苏成德、马啸天进行审讯，要他参加“七十六号”，并交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组织名单。张小通的昔日老友和同事汪曼云、蔡洪田闻讯，急忙拿着丁默村的条子来看望张小通，并请李士群手下留情。李士群原本打算放张小通一马的，却没想到丁默村派人来救援、求情，反被激怒了。他心想张小通既是党棍又是“中统”特务，放了他，势必跟着丁默村跑，不是让丁默村如虎添翼吗？但又没有借口杀他，于是派人将张小通秘密押往南京。一方面叫汪曼云告诉丁默村说：“一切放心。处座的人，就是我的人。张小通正在南京好好休养呢。”一方面要苏成德执行死刑密令：灌以放满砒霜的毒酒，再将尸体砍成数段，放入坛中，倒入硝镪水，以毁尸灭迹。事成之后，苏成德给上海来了个急电：“张小通越狱潜逃，现正严缉中。”丁默村又再一次栽在李士群的手中。
丁、李交锋最精彩的是郑苹如暗杀丁默村事件。“中统”用美人计要杀丁默村；而李士群将计就计跟踪破案，使得丁部长颜面尽失、丑态百出，终至退出汪伪特工的舞台。这也是张爱玲小说《色·戒》的“本事”，我们将在专章讨论。
丁、李争斗的第四回合，是关于争夺警政部长的席位。一九四○年初汪伪“还都”的前夕，围绕着警政部长的席位，丁、李的冲突发展到最高峰。根据一九三九年五月丁、李与汪精卫的约定，汪伪的“警政部长”一职，由“七十六号”头目担任。汪精卫原先内定丁默村担任部长，李士群担任政务次长。丁默村得意洋洋，以为自己既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又兼汪伪行政院警政部长，集民运、特务、警察三位于一体，可以完全压倒李士群了。但李士群并不甘示弱，他先挤掉了丁默村的特工总部主任一职，接着又公开反对丁默村兼任伪警政部长，要求由他自己担任此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一九四○年二月中旬，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丁、李之争“烦恼异常”。他哀叹：“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可见双方争夺之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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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群在这场争夺战之中，巧妙地利用汪伪政权内部实力派周佛海与丁默村之间的矛盾，向周表示效忠，一度成为周佛海左右的红人，除了得到周佛海的支持外，主要还由于李士群与日本人的关系远比丁默村来得深，他得到了“梅机关”的实力人物晴气庆胤的全力支持。一九三九年底，在晴气的引线安排下，李士群曾偕同亲信夏仲明，到日本东京活动，取得日本参谋本部对他全力支持的保证。因此在“还都”南京的前夕，李士群提着枪跑到“梅机关”，气呼呼地对晴气说：“老子不干了。‘还都’我吃了老丁的大亏！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还要我给他当次长，我不干。你们去‘还都’吧，我不‘还’了。”晴气怕李士群乱来，小心地问：“那为什么不干呢？”李士群越发生气地说：“我干的这一行，人人厌恶，不仅重庆反对我，和平地区的老百姓反对我，我们政府里的人也反对我，乃至你们日本人同样也会反对我。因为我这个工作是恶性的，任何人不会同情我，我今后在政治上将始终受人排挤，没有前途，我何必再干呢？”日本人担心李士群耍出花样，东京参谋本部出面，向李士群保证全力支持。汪伪内部也普遍担心，李士群闹到最后将“敲破狗食盘，大家吃不成”。于是决定由周佛海兼任警政部长，李士群任次长。这其实是在暗中帮助李士群，因为不久之后，周佛海就辞去警政部长的兼职，而李士群则被扶正了。从此之后，丁默村也完全被架空，完全被排挤出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成了李士群的天下。
一九四一年五月，汪伪清乡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由汪精卫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执掌实际权力。李士群利用“清乡”的机会，使特工势力获得了大发展，势力范围由上海、南京，推向整个汪伪政权管辖区，并把它的触角伸向汪伪政权基层的各个角落。但也由于李士群“权高震主”，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逐渐失宠，而又与周佛海之间矛盾激化，使得周佛海想除之而后快。一九四三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予重庆政府保持秘密联系的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想方法杀掉李士群。
根据军统局的“除奸令”，周佛海一伙拟定了杀害李士群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利用日本侵略者和李士群之间的矛盾杀掉他；“中策”是利用李士群与其他汉奸的内讧除掉他；“下策”是由“军统”特务去执行狙击。经过反复比较利弊，军统局决定采用“上策”，借日本侵略者之手除掉李士群。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晚，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刚村借口调解李士群与熊剑东的矛盾，约他们两人同到外白渡桥百老汇大楼（今上海大厦）谈话。席间李士群误吃了他们早先已下毒的牛肉饼，第三天下午五时，终于毒发毙命，死时才三十八岁。
而丁默村在被迫退出“七十六号”后，在周佛海与李士群冲突日益尖锐时，在周佛海的拉拢下，他表示要跟定周佛海；但就在这同一时刻，他又偷偷向“公馆派”靠拢，将从周佛海处获悉的一些秘密，包括毒毙李士群的情况，向汪精卫告密，取得汪精卫的信任。所以汪精卫死后，他便自然得到陈公博的信任，被委以重任。一九四五年一月，他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五月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绥靖公署主任、浙江省保安司令等职。在抗战后期，丁默村转而投靠“军统”，与戴笠建立了联系；在任伪浙江省省长期间，又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信使往返不绝。他通过戴笠和顾祝同，向国民党政府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因此日本一投降，他立即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浙江军事专员。
(4)
据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的记载：
因为默村与戴笠之间，过去有着同僚共事之谊，当时亦早已暗通声气，所以在胜利前不久，竟得由“交通部长”而出任“浙江省长”，为佛海布置策应大反攻的一个前哨环节……而胜利来临，戴笠飞沪以后，丁与其数度接洽，戴笠极尽其抚慰之能事，默村以为有此奥援，或可茍全性命。故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专机送渝时，默村受戴之邀，欣然随机同往，也一起做着重庆的土桥特客。也许戴笠之死，对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以后又解送南京，受首都高等法院审判，初审判处死刑，覆判仍加核准。本来那时的法官要表示出他们的大义凛然，以苛刻为能事，判刑之前，庭上的呼叱讥讽，司空见惯，而首都高院中，以推事金世鼎尤为凶辣，狱囚为其恭上徽号曰“金剥皮”。如默村的曾为汪政权特工首领，又何能逃其必死的命运？他在老虎桥狱中被判处死刑以后，一直就沮丧、焦虑，悬悬于朝夕的被拖出执行。在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五日的正午，终于到了他毙命的日期。那天法警去提他时，他已知道了是执行的时候到了，面色立刻惨白得了无一丝血色，两腿也瘫软得已不能行走。由两个法警左右夹持着他的双臂，挟着他提出狱门，迨行至二门时已经神志模糊，知觉尽失。所以他在法庭上无遗言，也无遗书，就匆匆送赴刑场枪决。
金雄白对此情景，曾感慨地说：“平时以杀人为业者，至一旦被人所杀时，反而惊惶失措，丑态百出。上海既有‘黄道会’的常玉清，而南京又有特工领袖丁默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