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乱世中的女大学生
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1.进入香港大学
1939年夏，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入学考试。在包括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整个远东区的考生中，张爱玲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伦敦大学，但因为战争的原因未能去英国上，持成绩单改入香港大学。她虽未完全如意，但总算走出了中学那一段不愉快的时光，走出家庭的阴影，独自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去寻找自由生活。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都市里，八方杂处，有英国人、印度人、东南亚华侨，以及非欧非亚亦欧亦亚的混血儿。香港大学的学生中有来自各个国度与民族的男女生，张爱玲在这里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面目，看到了许许多多可爱、可怜、可笑、可悲的故事，看到人们对社会、人生、战争的不同的态度。她在这里学会了与形形色色各种人物的相处，把这些生动的人物与故事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摄入到她后来小说中。爱玲在香港大学里起初并不出众，这里是外国人和华侨子女的天下，也偶有上海人，但那大多是富人家的孩子，爱玲只能靠妈妈有限的银钱，这点钱只够她吃饱饭勉强生活下去而已，她所能出人头地的唯一希望就是读好英文，考出好的成绩，得到校方的奖学金资助并能够到英国深造而已。她想：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于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的为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是她常用以教育弟弟的话，也是一个盼望有所作为出人头地的青年人最朴素的想法。但张爱玲，她有她足够的出人头地的才能，那就是以优异的成绩为自己的前途开出一条道路。这里她没有了家庭的压力，没有父亲的粗暴与后母的白眼，没有中学时的自惭形秽，她过得很自在、舒心，虽然衣服仍是不入时的，不引人注目，不能为她更增加一份动人外表与吸引力，但她的聪慧却为她增加了无尽的内在魅力，她沉默幽静，不爱讲话，但她内心却充满活泼的生机，她会在人们不经意的地方享受自己的乐趣，课余抱着书到港大后面的山上念英文，看得青翠的树藤，听泠泠的泉水与鸟鸣，在山间漫步。有一次和山洞中钻出的大蛇打个照面，二尺来长的大蛇静静地看着她，吓呆了的她也静静地望着蛇，半晌方才哇呀呀地叫出声来，扭头便跑，跑一段静下来，回头望望，又害怕，又刺激！她喜欢与几个女同学坐在香港那家“青鸟咖啡馆”，一边品咖啡，一边吃着轻清而不腻的“司空”（scone brot，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一边聊天，或者独自坐在一个地方，看着远远近近来来往往的人们的举止与说话。她有时也想家，特别想收到姑姑的来信，姑站的信真有诗意，细薄粉红的拷贝纸上写着隽秀得淑女似的蔚蓝色钢笔细字，一页一页翻起来浙沥涩拉地作响，信里有着懒洋洋无聊赖的情趣，总像暮春初夏的晴天的感觉，读起来是一种美的享受。
每次看过，她想提笔写回信，但她总要按捺住写中文信的兴趣，改用英文。“我得好好地练英文了”，她这样想，便提笔写英文信，以后用英文通信。但越写越不自信，姑姑母亲都是通英文的，生怕自己的英文给挑出毛病，所以读姑姑的信希望长，而自己的信越来越短，就像《英文书信模范读本》里的范本一样，刚开头没两句就该落款了。张爱玲把写作的兴趣悄悄打消了，一心一意地学英文，为将来自己的前途打算。但1939年下半年，上海的《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首奖五百元，张爱玲需钱用，就应征写了《我的天才梦》寄了去。不久，收到杂志社获得首奖的通知，张爱玲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高兴，同学们也传观通知书。但后来杂志社公布正式名单时，可能是因为她只是大一学生，被排在末尾，成了“特别奖”，只得到很少的奖金。这件尴尬的事使她难堪，她几年内也不打算再写小说散文了、而是一心一意地学习，完成她为自己构想的计划。张爱玲的聪明就在于她善于揣摸每一位教授的心思，教授教什么、考什么、怎么考、怎样才能取得好成绩，她只稍稍留心，就会悟出几分。所以在香港大学前两年，她每一样功课总是能考第一名，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没有给过学生这么高的分数，这使张爱玲的名气又一次在班上大震，她班上的同学中，她最有希望毕业以后到英国继续深造。张爱玲开始摆脱了以前自惭形秽的心理阴影，走向了明朗，连拿两个奖学金，她觉得可以稍稍放肆一下了，便为自己做了几件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补偿了以前被后母统治时“灰姑娘”的生活亏欠。
2.一生知己——炎樱
香港大学的女学生很多，都很活泼，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举止，但都是一群活泼的不识愁滋味的少女。爱玲不爱多说话，但喜欢静听别人说话，有个很好玩的锡兰姑娘莫娅。喜欢找她玩，她两个就成为一对好朋友。和莫妞在一起叫人开心，莫娅不懂中文，但很喜欢中文，爱玲为她取中文译名叫莫黛，但读起来象“麻袋”，不好听，据说日本古传说中有一种吃梦的兽，叫漠，又改名漠梦，后来又为她取一个更好听的中文名字叫炎樱。
炎樱的幽默直爽很讨爱玲的喜欢，她和爱玲常常开玩笑，而且总是妙语横生，张爱玲越来越喜欢炎樱，也不感到孤独了，并把她的妙语记下来，后来写成《炎樱语录》。
炎樱个子小，而且很胖，丰乳肥臂，没有线条，人们担心她乳房太丰满，有发胖的危险，但她不在意，非常乐观地说“两个抱满怀胜过不满怀”。她和爱玲到报摊子上翻阅画报，把画报统统翻遍之后，却一本也不买，报贩子讥刺道：“谢谢你！”炎樱笑着说：“不必客气。”有一天炎樱在花树下，很认真地告诉爱玲：“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她自己。”把爱玲感动得想流泪。炎樱的话很富有诗意，有时简直像是诗，比如她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星是她的羞涩的回声。
有时她又很大胆。中国有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是说两个人的头脑智慧胜过一个。炎樱化腐朽为神奇，将这句谚语改力：“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公然把这句话写在她的作文里面，而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
炎樱和女同学在一起也时常语惊四座。她和爱玲，还有一个女同学出去散步，默默地走着。这一位女同学说：“我是这样的脾气，我喜欢孤独。”
炎樱低声加了一句：“孤独地同一个男人在一起。”
爱玲大声地笑了，那位小姐也笑了，反正大家开惯玩笑了。
炎樱形容女人的头发黑，说：“非常非常的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张爱玲真心地喜欢炎樱的幽默、风趣、淘气，喜欢她富有诗意的妙语，还有炎樱的小气，与自己一样的小气，两人常常为此高兴得大笑。张爱玲与别人在一起有大多顾忌，因为担心人家嫌烦，总不爱多说话，只有与炎樱在一起，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说就怎样说，话特别多而且投机。炎樱爱听也爱说，女孩子总是爱唠叨的，从不敢和别人“唠叨”的张爱玲找到了可以一起“唠叨”的人。
炎樱上学时，家由香港搬到了上海，这样，张爱玲感到以后回上海可以有个伴。有一年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上海去了，张爱玲原本不想家，但炎樱走后，她却倒在床上嚎陶大哭。她从不牵愁惹恨，只记得十岁左右为一个男人，曾大哭过一次，这次又忍不住哭了，没有炎樱在一起，她好像被抛弃了一样。
这年暑假，她们的宿舍楼里搬来了修道院附属小学来消夏的一群女孩子。整天叽叽喳喳地叫着，留声机一天到晚唱着清朗的少女的歌声，为张爱玲周围带来了热闹，还有白制服的汗酸气与帆布鞋的湿臭。在这阴湿郁闷孤独的香港之夏，她很难寻找出一点快乐的事，她看到这些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女孩子们，也一样没有家，只觉得漠漠的愁哀，不过是在不更世事的苦恼中寻欢罢了。有次宿舍夜里来过贼。第二天早上发现了，这些女孩子们兴奋地楼上楼下跑，整个暑假也没有这么刺激快乐过，她们涌到张爱玲的房门口，兴奋地问：“爱玲小姐，你丢了什么吗？”充满了希望，仿佛应当看见个空房间，她很不安地抱歉道没丢什么。有一个暹罗来的女孩子玛德莲，能歌善舞，会跳她们家乡的祭神舞，然而，家乡金红煊赫的神离这里很远了，玛德莲只得自己尽力照管自己，成为狡黠的小奴才。
这里还有张爱玲的几个同学，几个马来西亚的华侨，与张爱玲一样无家可归。淡黑脸、略有点刨牙的金桃在马来西亚家中本是富户的娇生惯养的小姐，在修道院只读过半年书，吃不了苦。她学马来西亚舞给同学们看：男女排成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仅只是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悠悠挥洒，唱道：“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金桃学着这单调的歌声，美丽中透出悲凉。另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做月女，非常秀丽，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显丰满，每次从浴室出来，身上都带着痱子粉的喷香。
她是个非常天真的女孩，她的父亲经商，有钱以后被一个三十多岁而且又不漂亮的女人巫魇般迷住了，抛下了家业。她很痛苦，又常说：“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了，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一撞。”她担心自己有被强奸的可能，整天整夜地想着，脸上惨白浮肿。张爱玲感觉得自己也像她们一样，一样的空虚，那空虚像一间闲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华侨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背景，没有传统。她自己虽不是华侨，但这香港这个异邦人的城市，与这些华侨一样，头脑简单的青年人生活在并不简单的陌生世界里，也没有传统与背景，在思想上同样没归依。只是有了炎樱这样的好朋友，减轻了这份无依的感觉，可以给自己一点快乐，一些欢笑。
3.最初的连环套
炎樱回来了，张爱玲又找到了自己的影子。炎樱的话就是好的作品，不必再添枝加叶，倒有一次，她给张爱玲一个机会，使张爱玲认识了后来创作的小说《连环套》里的主人公。
有一天，炎樱对爱玲说她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请她去看电影，她叫爱玲与她一起去。爱玲先说不去，炎樱说，“没什么的，不过是我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来说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一个男子单独请一个小女孩看电影，似乎无论中外都觉得不合适，也许父亲的老朋友是把她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的吧，炎樱觉得与爱玲一道去更好，便邀请了爱玲。
她们俩到中环一家电影院，那时的中环还是狭小拥挤的街道，这个庞大而灰暗的旧建筑很不相衬地立在街边，给人一片阴暗的感觉。电影院两旁的巨幅广告牌上画着殷红的流血场面，显得分外刺眼与不和谐，一看就知道是乱七八糟俗不可耐的血战片。爱玲反正不想看电影，就与炎樱站在这里看路上穿流不息的人来车往，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大约是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个子很高，但瘦得似乎只剩骨架了，穿着一身十多年前已过时的泛黄的白西服，整个人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皮肤与白头发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形象很脏，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表明他像印度人。
这个人朝着炎樱走过来，炎樱看出来他就是父亲的朋友，忙把爱玲介绍给他：“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不料他面色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从口袋中掏出两张电影票塞到炎樱手里，尴尬地咕哝一声“你们进去”，匆匆地就往外走。
“不不，我们去补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你不要走！”爱玲莫名其妙，只见那人摆了摆手扭头就走，临走似乎又想起什么来，把手里的一只纸包又往炎樱的手里一塞，走炎樱有点不好意思，微笑着低声向爱玲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她打开纸包，里面是两块加糖和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的半透明的面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已沁出油渍。
她俩只好进去看电影，票是最便宜的票，在楼上最后几排，进去这个香港古老的电影院，昏黄的灯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她们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般地走上很高的楼梯台级，穿过狭窄的门洞和梯级走道，终于找到了座位，往下望去，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地展开，“地陷东南”似地倾塌下去。一排排座位险陡异常，坐在座位上看那远处的银幕，使人头晕，不自觉地抓住座位上的扶手，生怕跌下去。座位远，银幕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清楚，电影讲什么内容，没弄明白，但刚才那个潘那矶先生样子一直在张爱玲眼前晃，又脏又瘦的形象。黑暗中炎樱递过一块煎面包给她，拿在手里怕把衣裳沾上油，两人在黑暗中吃起来，味道很好，但爱玲吃着却很不是滋味。吃完了，两人又耐着性子往下看了会儿电影，实在没意思，便对看一眼，都说：“走吧，不看了。”
回来的路上，炎樱告诉爱玲，那个人是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得很大。炎樱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这位麦唐纳太太本来是广东人家的养女，先跟了一个印度男人，第二次又跟了什么人，第三次与苏格兰男人麦唐纳同居，所以自称麦唐纳太太。麦唐纳太太有很多子女，她跟那位高大的帕西人也熟悉，常闹着要给他作媒，又硬要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这位帕西人也是喜爱麦太太的大女儿宓妮的，但那时候，宓妮才十五岁，在学校念书，不肯答应，麦唐纳太太便骑在她身上打，硬逼女儿嫁了过去，二十二岁就离婚。他们有一个儿子，但宓妮不给潘那矶，也不让他见面。这个帕两人非常喜欢儿子，自从见不到儿子后，生意越做越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香港一家洋行做事，儿子现在已有十九岁了，跟她像姐弟一样。炎樱小时候与宓妮在一起玩过，所以也认识，而且关系也不错。张爱玲对麦唐纳太太、宓妮还有那个帕西人的故事很有兴趣。
后来有一天，恰巧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就满足爱玲的要求，一同去一家广东茶楼午餐，爱玲见到宓妮，她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薄嘴唇，爱玲觉得像自己母亲。后来听炎樱说，宓妮再婚，嫁的是她儿子的一个朋友汤尼，年纪比她小，三人在一起非常快乐。
港战后，张爱玲在上海炎樱的家中见到了早已搬到上海的麦唐纳太太，她好像是囤货做生意。她生得人高马大，长方脸上薄施脂粉，穿着件小花布连衫裙，腰身虽然粗些，但仍很结实，爽利得像英国女人，唯一的东方风味是乌黑的头发上梳着光溜溜的小扁舍，真看不出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嗓声微哑，有说有笑，眼睛一眯，好像还带点调情的意味。
这些人与这些故事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后来她到上海后把它写成了一个小说《连环套》。
4.生死的边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8日，日本军队在香港登陆，一场战乱无情地降临，张爱玲和她的大学同学的罗曼蒂克的未来之梦还未做成，突然被炮声惊醒。
尽管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相信“坚清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但是战乱还是要给他们烙上印痕，让他们在这些不相干的“生趣”里认识认识这乱世现实的悲喜，认识自己的软弱、渺小、自私与乱世中求生的本能、人生的况味。
初听到开战消息的时候，着实给她们一种可怕而又刺激的兴奋，连平时怕被强奸的月女也跑到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地叫其他女孩子也来看。宿舍里一个女同学着起急来：“怎么办呢？没有适合的衣服穿呀！”
这个姑娘是个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场合需要的不同行头，从水上跳舞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有适合各种场合的衣服装束，唯独没有准备打仗时的衣服。后来，她借到了一件灰布棉袍，为的是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不致有大多吸引力，宿舍里的学生在战乱中也各奔前程，战后，人们发现她剪短了头发，梳成男式的菲律宾头。
有的时候，战时还偏偏需要鲜艳的衣服。另一个女孩苏雷伽——马来半岛上一个偏僻小镇里出来的“西施”，瘦小，棕色皮肤，睡沉沉的大眼睛与微微半露的白牙，像一般修道院里受过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她曾天真地问医学课上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被人们当作笑话。但是，当一颗炸弹掉在她们宿舍的隔壁时，舍监要大家下山避难，苏雷伽却并没有忘记要把她漂亮的衣服整理起来，尽管许多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沉重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衣服好像生命一样，或许比生命还重要，漂亮的衣服就是美丽的人生的标志。苏雷伽在红十字会充当临时看护时，条件当然艰苦些，但是她不会忘记穿上那赤铜底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然可惜了衣服，但还是值得的，那些男护士同她混得很好。她的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充分的自信心，同那些男护士们一起吃苦，一起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习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与教育。张爱玲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对战争能不理睬的一概不理睬，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她们还是像往常那样地生活。有时候，虽然被惊吓得有点反常，但仔细分析起来，仍和往常一样的作风。像艾芙琳，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能吃苦，担惊受怕惯了。可是当邻近的一个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艾芙琳第一个受不住了，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把旁的女学生吓得一个个面无人色。悲观是悲观，但她的悲观是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眼看要完了，但艾芙琳吃得比平时都多，而且劝大家都努力加餐，因为不久便没有吃的了。
宿舍的人未尝不想节俭，想试行分配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在一旁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只有乐天派的炎樱胆子大，她们的一个同学本想去非洲看撒哈拉沙漠，直抱怨打仗破坏了计划，炎樱劝她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是不会给炸光的。”在日兵的轰炸中炎樱敢于一个人冒死赶到城里去看五彩卡通电影画片。看完电影回来，独自一人到楼上洗澡，一颗流弹打碎了浴室里的玻璃窗，她也不在乎，仍旧在浴盆了泼着水，高声地唱歌。舍监听到歌声，大大地发怒，炎樱还是不在乎，好像是对众人恐怖的有意的嘲讽。对大多数而言，香港只是一个繁华的荒漠，熟悉的陌生，可爱的疏远。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土地，但却是英国统治的地盘，对中国学生而言，香港的抗战是英国的抗战；对英国人而言，香港的灾难是中国的灾难，不管是中国的、英国的、还是华侨或其它什么国籍的人，港战只是一场灾难，像天灾人祸一样，至于其它什么意义，实在不了了。因此，对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像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打瞌，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香港大学停了课，战争使学生们免去了年终的大考，这对学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港大的学生乐得欢蹦乱跳。接着学校又停止了办公，异乡的学生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的问题。这样，张爱玲和一大批同学就到了防空总部报了名，当了临时看护。刚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他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跑，缩在门洞里不出来。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浓郁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挤满了一洞。张爱玲从人头上往外看，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人们早已都躲开了，电车外边，浅浅的太阳，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她觉得非常难受——自己竟会死在这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样躲在门洞子里就是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还未得容得她多想，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来呢？但是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天上的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顶，她把防空员的铁帽于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并没有死，炸弹落在了对街。飞机刚过，一个大腿上受伤的小伙子被抬了进来，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但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注意的集中点。飞机继续掷弹，但渐渐地远了。
警报解除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去，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在围城的十八天里，张爱玲受到许许多多的苦，吃不饱肚子，做防御工作的人员只分到一些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活下去。接连两天，她什么都没吃，飘飘然上工去。在这里只有飞机忙着在天空中转来转去掷炸弹，防空人员钻在防空洞里倒没事干，她闲着无聊，好在住扎在冯平山上的图书馆里，可以找些七零八落的小说消遣，把以前浏览过的《官场现形记》、《醒世姻缘传》再读一遍，一面担心炸弹能不能容许自己把这部书读完，字印得很小，光线又不足，她怕眼睛又受不了，但是生命都朝不保夕，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生与死只是刹那间的事。
港大历史教授佛朗士上周随志愿兵操练时，还通知爱玲他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现在“练武功”竟然送了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生命就在枪弹的一瞬间结束了，脆弱的生命啊！爱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她更吃惊的是佛朗士是被他们的英国同胞打死的。他像其他在香港的英国人一样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在思考着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教授，一个豁达幽默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了，中国字也写得不错，爱喝酒，曾和中国的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洋房，一幢专门用来养猪。家里不装电灯和自来水管，因为他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也不是自己坐，而是给仆役们买菜赶集用的。他的脸孩子似的圆滚红润，圆下巴，磁蓝色的眼睛，头发已经显得稀疏了，颈上系着一块暗败的蓝“母”字宁绸作为领带，他上课时不停地抽烟，鼻子一直像两个烟囱冒着烟。衔着烟讲课，他的嘴唇上永远伶伶地吊着根香烟，随着说话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从来不曾落下来。抽完的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一群女学生蓬松的卷发上飞过，很有着火有危险。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解，任何严肃的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在这里得到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本来可以学得更多更多，但是佛朗士已经死了，而且是最无名最无谓的死，算不上“为国捐躯”。
活那么艰难，死却如此容易，一切都可能在转眼间变样。房子可以成为废墟，钱可以成为废纸，人可以成为冤鬼，朝不保暮，生命像飘忽在半空中的一缕游丝无牵无挂，空虚的，无定。活着的人急于要抓住点什么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的人非常多，香港报纸上常常满满地登着结婚广告。爱玲见到一对男女到她们防护办公室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男的是一个医生，在平时也许并不是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现在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个看护，个子矮小，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坐在这里等人，默默地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为这战时的悲苦气氛，增添了一丝笑意，也为自己朝不保夕的生命力注入一丝快乐的希望。假如炸弹来了，命归黄泉，也算是弥补了生命中这个缺憾。“要做什么，立刻去做，不然都来不及了。”这是香港人，当然也包括张爱玲从港战中得到的历史教训。十八天后，仗终于打完了，香港彻底沦陷了，人们可以暂时活下来了，这已经是喜欢得不得了。这一群女大学生们，可以仰着脸欣赏天上飞的日本的飞机而不必担心炸弹落在头上了。她们又嘻嘻哈哈地满街乱跑，寻找冰淇淋和口红唇膏，她们进城去撞进每一家吃食店问可有冰淇淋卖，只有一家答应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她们便步行十来里路前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虽然里边吱咯吱咯全是冰渣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的、卖西药的、牛羊肉罐头，卖慌乱中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又是一番热闹的景象。她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张爱玲学会了女人买东西式的消遣方法。
战后的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到底人违反不了天生的本能，吃这项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感情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吃成为人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卖吃的也就成为最时髦最有利可图的职业，学校里的教授，洋行的职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作了饼师，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有这些看起来衣冠楚楚的人蹲在小风炉边炸小黄饼、萝卜饼、甜面包和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
一群馋嘴的男女大学生便成了主顾，吃不惯学校里有浓烈肥皂味的椰子油烧菜，就来到街上找吃的，她们站在摊头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尽管尺来远的边上就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她们仍吃得津津有味。
张爱玲的“职业”是和其它女同学们一样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
临时医院里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的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她们在这里见惯了各式各样的人，活的，死的，看得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对死伤病员，麻木得没有怜悯，没有惊慌，没有感觉。一个有钱的病人，雇另一个病人服侍他，却穿着宽大的医院制服满街逛；有的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裤子席卷而跑。
病员在这里有吃有住，时间长以后，倒不想出去了，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换药时每每用温柔的眼光注视着伤口的新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至于重病的人，乱七杂八地躺着或坐在临时医院的临时病房（那原是港大男生宿舍的餐室）里养病。
爱玲她们常常要值夜班，夜里没有什么事可做，便坐在屏风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有一个病人，民骨上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极点，面部却反倒像是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挠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地叫着，爱玲在屏风后听着并不理睬。她听着只觉得心里发毛，那样的恶心，他在那里受磨难，还要别人也受磨难，虽然她心里也为自己这样不负责任、没良心自我谴责，但还是不理睬，终于把一房间的病人闹醒了，帮他喊“姑娘啊，姑娘啊”。爱玲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的床前，问道：“要什么？”这病人想一想，呻吟道：“要水。”其实他只是难受，什么也不要，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爱玲知道，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
这病人叹一口气，静了一会儿，又叫，叫不动了，还在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深夜，爱玲去烧牛奶，穿过病房，多数病人都醒来了，眼睁睁地望着牛奶瓶，被她拿着走过。到厨房里，她把牛奶倒进铜锅里煮，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奶香引得隔壁病人的馋涎，那个拖长腔喊”姑娘啊！姑娘啊“的闻到牛奶香，跟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里只点一支白蜡烛，爱玲不理这个病人，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天快亮的时候，这个病人死了。几个女大学生将病人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后，便躲到厨房里，吃用椰子油烘的一炉小面包，味道不错，颇像中国的酒酿饼。她们在这样冷漠自私的环境中，也学得冷漠，自私，若无其事地活着。只有炎樱那么热情，自告奋勇地为病人理发。
整个外埠的学生都是这样，困在这里无事可做，成天就是买菜、烧饭、调情。人类的文明在战争的轰炸下，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吃饭是为了享受这不知何时突然结束的生活；调情也不是普通的调情，是死神来临之际温和而带感伤式的气息的；一个女学生将米裹着抱出变钱，人们以为她去抛私生子；男同学上前线打仗回来大骂不值得。大家聚在一起，拿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消磨时光，在污秽的玻璃窗上涂满了横七竖八的“家”。
在这乱世动荡中，香港大学三年来生活即告结束，因为香港沦陷了，无处栖身，她们不得不停下学业离开这个地方，张爱玲坐上船，重新再回上海。
重回上海，她有说不出的高兴，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去，虽然上海也同样是沦陷了。
但是她的眼前晃着一个个人影，变态的舍监，滑稽的教授，幽默而大胆的炎樱，健康的悲观的艾芙琳，受伤流血的年轻人，“姑娘啊姑娘啊”的病者；各种各样的人，西方人、南亚人、中国人，男的、女的，笑声、哭声、怒骂声，重重叠叠的打成一片骚乱，这就是香港。三年的生活多么熟悉，又是多么荒唐的、怪诞的、陌生的，各色各样的人与各色各样的思想在这里交碰，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张爱玲还没有理清思绪来构思小说，但这些小说的素材像她画的漫画一般，在眼前浮动，譬如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得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吹风筒；像狮子又像狗模样蹲踞着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随意地涂抹着各种颜色，重重叠叠的香港印像。
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这些杂乱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
自私、空虚、渺小、苍白，然而所有的人都是可怜的。不管是上等的英国人，发迹的华侨，还是杂种混血儿，临死的病员，在乱世的危胁中，脱去了一切浮文，全是平等的，一样有人的要求，人的弱点。
一个个不相干的漫画般的人物，在日后张爱玲的笔下复活了，复活为一段段不和谐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