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青灰：天涯孤旅
（1967-1995）
——张爱玲·《金锁记》
张爱玲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天空下。
1969年7月，柏克莱(Berkeley)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人陈世骧教授深知张爱玲的才华，邀请她担任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于是，爱玲从波士顿搬来了柏克莱，从此开始了她晚年在加州26年的漫长岁月。
然而，爱玲在柏克莱的日子并不是很舒心的。在工作方面，她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然而，这对于擅长创作的爱玲而言，不禁有些免为其难。并且偏偏在1970年这方面没有提出很多的新术语，所以张爱玲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集的字汇很少，这不免让陈世骧先生感到极大失望。在生活方面，由于柏克莱的天气比较湿冷，爱玲也觉得有许多不适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皮肤病、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等琐细的烦恼。
可是，在与美国一洋之隔的台湾，却在短时间里掀起了“张爱玲热”。其实这是一个早该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张爱玲的作品。1966年4月，《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后，张爱玲的其他著作《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半生缘》也在1968年前后由皇冠出版社重印。事情真是非常凑巧，“皇冠”的老板平鑫涛竟是当年中央书局平襟亚的侄子。
1944年，爱玲没有同意让中央书局来出版她的文集，想不到，20年后，还是由平家的人来出版她的作品。张爱玲作品的问世，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就称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其实，爱玲作品的再度风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确实是一流的。尽管在美国的写作境况不佳，爱玲仍是对她的作品抱有信心，坚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好的作品总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其次是当时台湾的局势所致。国民党政府禁止20年代至40年代的左翼文学。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出版上几乎成了真空。所以，作为4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的张爱玲的作品一出现，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段时期，爱玲的创作势头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然而，销路并不好，一些评论也不是很友好。爱玲不禁对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英文写作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名为《怨女》。与《怨女》一书的遭遇相比，从《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相对成功而轻松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改动便是让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重逢，留给读者一个对世事人生产生无限感怀的背影。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错误与因缘连缀而成。在时光之旅的长河中，错过了一站，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在长长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时光。其实，这一声意味深长的“回不去了”，又何尝不是爱玲的心声呢?!在陈世骧先生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里，张爱玲的作息时间是与众不同时，她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才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午夜。她也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此，同事们都难得见她一面。爱玲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了。
大隐隐于市，爱玲对水晶先生的一次长时间访谈可谓是一次例外。水晶先生后来把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写成详细的文章，刊载于台湾的《中国时报》。水晶是一位爱玲作品的热衷者与爱好者，并且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张氏作品的评论。他于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被誉为是这一体裁中最好的一本。
通过水晶细致的笔触，我们看到当时爱玲的房间是这样的：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爱玲当时的形象是这样的：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蒂”——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Meanad女神。我们应当羡慕水晶先生的。在那个晚上，他们交谈了整整七个小时。其间，谈到了许多作品，如《半生缘》、《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瓶梅》等等。谈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张爱玲说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当然还有张恨水。她还谈到了一些台湾作家，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
水晶是这样形容席间张爱玲的笑声的：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
水晶先生形容爱玲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可是，躲在深处的张爱玲却是经常“一鸣惊人”的。我们都躲不过那“震得人发聋”的巨大的声响。虽然，我们常常辨不清这声音源自何方?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病故。一个月后，张爱玲也被解聘了。不过对于爱玲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她一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受约束。最为重要的是，她当时已从皇冠出版社那儿有了较稳定的收入。由于她知名度的提高，偶尔在港台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经过多年的奋斗，爱玲终于等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一天。她把居住的地点选择在了洛杉矶。
爱玲请了庄信正先生帮她寻找合适的住处。庄先生是爱玲1966年去印地安那大学参加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的。庄先生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红楼梦》的。他与爱玲一谈之下，就觉得很合得来。因此，爱玲对庄是很信任的，而且敢于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给他。庄信正帮爱玲找到的一处公寓是在好莱坞区。
在爱玲几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做的两件最主要的事是翻译《海上花》和对《红楼梦》的研究。《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子云写的一部专门描写上海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此书是“狭邪小说”中之上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其他书“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谈而近自然者。”胡适、刘半农就曾经重印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爱玲自称“十三四岁第一次看《海上花》”，“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爱玲当初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然而，《海上花》全书的对白都用苏州话写成，对于不懂方言的读者来说，可为“天书”。因此，即使是译成国语版，也得细心咀嚼，那么译成英文需要多少时间和心血也就不言自明。
单单以书名而论，原来爱玲暂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可当时刊载译文的杂志《通俗小说专号》接下去的一篇就是《孽海花》，又是“海”和“花”，书名中两个字犯重，恐怕会使英语读者觉得中国小说千篇一律，连书名都变不出花样。爱玲的好友宋淇先生认为，“海上”即指上海，译名中应该将两字点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何不用The Belles of Shanyhai?例如《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即南国佳人(Southern belle)。当年十里洋场中出来外面走走的女性，以长三堂子的红倌人居多，就连后来的“花国总统”，地位也不在“名女人”之下。他征求同仁的意见，大家觉得很浑成，可以说响亮而切题。但是写信给张爱玲，她却坚决反对。她认为belle只指良家美女，例如说某某女士是舞会中的一朵花(the belle of the bull)，而《海上花》中的人物包括上、中、下三类妓女，如果统称为上海佳人，未免失真。后来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 hai Sing-Song Girls，索性点明身分，虽然有人认为Sing-Song Girls是洋泾浜英文，不登大雅之堂。结果爱玲复信说这并不是洋泾浜英文，因为上海长三堂子称小姐为“先生”，外国人因音近似而用，同时出堂差时每人必歌一曲，故有此称。可是她建议书名改为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读起来顺口，而且暗含着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会令许多人叹服爱玲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小小一个书名的确立，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曾经呕尽译者多少心血。
关于人名的翻译，爱玲也是煞费苦心。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y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环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 P'u-Chai，洪善卿译为Hang 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
《海上花》由爱玲先后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多年来的一个空缺。张爱玲完成的另一项艰苦工作是对《红楼梦》的考据。爱玲自小就熟读《红楼梦》，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她十二三岁读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白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爱玲14岁时就模仿《红楼梦》的笔法，写出了《摩登红楼梦》。这是一部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爱玲读《红楼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通俗小说的结晶。小说写了满满的上下两册，水准也相当高。当时，她父亲张廷重看了大喜过望，还亲自为爱玲的这部章回小说拟了回目，共六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请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青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14岁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才华尽显。她充分调遣了这个时代所能消化了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使其显示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行文运词唱和如出自“红楼”一家，神韵极其相似，二是内容情节荒唐而又逼真，将摩登上海滩的今事搬至红楼人物之中，又丝丝入扣，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慧、幽默、成熟和非凡的才华。爱玲总认为《红楼梦》的续四十回不及前半部分精彩。她在《红楼梦未完》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早在60年代末，爱玲就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隔些时他就会在信上问爱玲：“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时十年，1977年，24万余字的《红楼梦魇》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和初详至五详《红楼梦》，共7篇论文，并自序一篇。她果真采用了《红楼梦魇》这个书名。这正是很好地表达出了她研究《红楼梦》时的一种心态：那是一种疯狂。在书中，她分别论述后40回的形成、高鹗与袭人的本事、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红楼梦》是创作而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旧时真本等七个问题。张爱玲是从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所以颇多耐人寻味的新见。但《红楼梦》堪称是千古奇书，即便花费再大的努力，恐怕也难以了悟其中的奥秘。诚如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早在20年代就曾经感叹过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十年的朝云暮雨，十年的春花秋月。我们可以想，在异国寒夜的灯窗下，一个细详《红楼梦》的中国女人。庄信正先生有一篇写爱玲的文章，题目就是：“旧事凄凉不可听。”(《旧事凄凉不可听》，庄信正，《永远的张爱玲》，P.402)。庄先生认为：事实上整部《红楼梦》就是旧事凄不可听。张爱玲写道：“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的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竟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以前对黛玉的看似靠不住的誓言。”也许，十年深居简出，皓首穷经地研究《红楼梦》，正符合爱玲彼时的心境。大家族的败落，繁华落尽后的凄凉，爱玲的一生，可谓尝尽了“百味人生”的种种状味。她自己就曾拟过这样的回目：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爱玲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她向乎很少与外界来往。当时，她的作品在海峡彼岸掀起的波澜与她在美国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爱玲把一切东西都看成是身外之物。这几年陆陆续续搬了好几次家，许多东西也都扔掉了。唯有这本脱了线的旧影集，一直陪伴着她。
爱玲坐到桌子前，开始了她最后一本书《对照集》的写作。她要公开这些私人照片，让世人看到一个真正的张爱玲。
在这本书里，有母亲、姑姑、炎樱的影像，也有不少她风华正茂时代的照片。然而，独独缺少的是男性形象。仅有的她父亲的形象，也是在一张集体照里一个不显眼的角落，看不十分真切。在她一生中均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两男性：胡兰成和赖雅都没有出现。也许，爱玲觉得自己的一生是缺少爱情的。如果说，与胡兰成的情缘如同“水月镜花”，那与赖雅的恋情则不免让人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张爱玲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在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的，这也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我们看到，张爱玲已经非常的苍老，而且有一种出奇的病态的瘦。她手中握着的一卷报纸上，竟赫然印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黑体大字。看罢令人有一种心惊的感觉。她究竟要传达出一种什么意思呢?也许，这会让人感觉到一种森森然可怖的“死亡”的气息。她是在向读者们隐隐然地透露着一个讯息：她将不久于人世了。她的那篇“得奖感言”也写得极为平实，语调则是冷峻的。在文中，她追忆了半个世纪前关于《天才梦》一文的不甚公平的获奖经历后，进而在文末写道：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间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现在此地的文艺将这样公开评审，我说了出来也让与赛者有个比较。
在《对照记》的结尾，爱玲写道：“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患的蒙太奇，下接淡出。”……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张爱玲轻轻合上了老相册。她累了，她想休息了。也许，她没有想到自己要睡多久。也许很短，也许很长，也许是永远。一行清泪，从她的眼角流出。淌过她的面颊，慢慢地渗入暗红色的地毯中。那种地毯的红是深沉的，带点褐色的，是那种经过风雨洗礼的红……
1995年9月8日，邻居发现已有好多天没有见到这位瘦削的中国老太太了。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叠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那个时候，距离她死亡已经过了六七天了。张爱玲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近乎“苍凉”的世界。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如她在作品中写的：“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她早为自己写下了遗嘱：
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荒野。爱玲离去的方式最显她一贯的举重若轻的风格，她永远不贩卖自己。自生自灭原来就是生命的真谛，又有几个人能像张爱玲那样把它还原!
9月19日清晨，张爱玲的遗体在洛杉矶惠捷尔市的玫瑰岗墓园火化。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完全遵照她的遗愿，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火化时也没有亲人在场。9月30日是张爱玲的生日，林式同偕同诸文友，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中。也许，太平洋亦可称得上是人世间最荒凉的处所了，人们把一捧捧深红或纯白的玫瑰花瓣相继撒入水中。花落水流红，但愿海水有情，终有一天会把她的骨灰送回她魂牵梦萦的上海。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此番魂魄归来，已时隔43年。真是“生也漂泊，死也漂泊!”
张爱玲离去的那一天，正是旧历中国的中秋节。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那天，太平洋上的月亮一定特别圆，特别亮。它默默地照着一个“天才”女作家矛盾的一生——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