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
张爱玲说话声音很轻很客气，但是态度很坚持，眼睛也尽量避免接触对方问：“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营业登记吗？”经理听了愣住，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营业登记从后面墙上摘下来给她看。她迅速看着，点一点头，表示认可。
她去到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提着两个大纸袋，手里另外还抱一个回到汽车旅馆。最初接待她的经理眼睛一直盯着她看，因为她这次回来头上是一头乌黑的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回到房间，把新买的毛巾拖鞋套到脚上，觉得很满意，于是把脚上惟一剩下的一双宽条凉鞋也丢进垃圾桶。
她打开电视，让房间里充满声音，接着处理稿件，还有邮局领回来的信件。好几个手提纸袋堆在房间的墙角，那就是她所有的行李。她把凡是手写的信封（朋友与她联络的信）都丢进一个大纸袋。把打字的信封（账单或通知单之类）堆成一堆先拆来看。街上和旅馆里拿回来的广告纸散满床头小桌和床上，拿来打草稿用或计算用。因为隔壁一对男女没完没了地亲热，她又找经理换了房间，满脸不耐烦的经理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古怪的中国老太太。
她常吃中国餐馆送的外卖，但送餐的墨西哥人从来见不到她。门带着链钩，钱从里面递出来，他拿了钱，把食物挂在门把上。张爱玲直到确定陌生人走了，才开门拿进来。公路边的快餐店成了张爱玲的办公室，《惘然记》就是从那里一笔一划编出来的，她写道：“这些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最近有人从图书馆里的旧期刊上，影印旧作，擅自出书，称为‘古物出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就拿我当北宋时代的人一样，著作权也可以据为己有。口气中还对我有本书里收编了这几篇旧作表示不满，好像我侵犯他的权力，身为事主的我反而犯了窃盗罪似的！不得不乱坏憬淮，不然读者看到双胞案，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在盗印我自己的作品！”
年过六十的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作品像当年一样地在意，对于捍卫自己的文字她从来没有放松过。这样的毅力，是从她的性格灌注到她对写作的终生投入，不管她写多写少，成功失败，她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线上。
张爱玲提着大袋小袋的“行李”，在各个汽车旅馆之间流浪。她穿长风衣，戴假发，两手提纸袋，肩背皮包，脚上穿着毛巾拖鞋，这已经成为她在日落大道搬家的基本装备。这是她能负荷的行李，也是现下惟一拥有的东西。然而她看起来并不狼狈，倒是从容中带一点匆忙，和城中一般要赶着上班工作的人脸上的神情没有两样。
她乐于“享受”不断搬迁的生活，直到在某家汽车旅馆遭窃，小偷拿走了整个袋子，里面有她的美国公民身分证以及收入证明，还有她对前来调查的警察所报告的，她“这几年做的工作”！
警察想问得具体些：“什么样的工作？”
张爱玲心头刀剜一样，真是有无从说起的痛苦：“一部小说的翻译稿！一部中国小说！”
“有多少？我是说遗失的文件有多少页？”
张爱玲又痛苦地看警察一眼，他绝对不会明白的，但她不得不尽量数字化地回答：“我不确定！我是从一九六七年开始做的！差不多十八年！”警察果然听得一头雾水，也只能照着把它记录下来。
很久很久，张爱玲坐在警察问案的地方，一动也没动，怔怔望着这奇怪又陌生的房间。她怎么会在这里，她在做什么？这十八年她在做什么？弄丢了《海上花》的英译稿她就仿佛像是心被摘去了一样，又像是时间再一次跟她开一个大玩笑，所有她的努力，多半都注定了白忙的命运。
一九八五年四月，林式同第二次去见张爱玲，距离送文件那次已经一年半了。这回是在一家汽车旅馆简陋的会客区。林式同早到，他对于要见张爱玲，心里感到强烈的好奇。刚到约定好的时间，张爱玲就出现了，头上包着灰色的方巾，身上穿着一件同样接近灰色的灯笼式的罩袍，她行动很敏捷，身体又轻盈，仿佛是飘着出来的。一来就朝一张能避过旅馆经理的椅子坐下，朝林式同点头笑一笑。林式同直觉上懂得，张爱玲有保持身分隐密的顾虑，所以他在谈话中就不再直接称呼她张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