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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与苏轼 这种情形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宋虽立国未久，统一、安定和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满足感就已开始消失，各种危机都已显露出来——对西复、契丹作战不利，使得版图原本狭小的王朝面对外部的强大压迫；冗官、冗兵难以缩减，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民间一再发生反抗活动，使政府疲于应付等等，这些都激起了士大夫的焦虑和社会责任感。其次，中国历史上文官官僚制度在这时已经成熟，文人士大夫既完全依附于国家政权，又是这一政权的支柱，加上宋自开国以来对士大夫采取优容的政策，使他们更具有政治热情和积极表现自己的欲望，高谈激论，成为风气。再有，宋王朝虽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却也同时利用佛、道，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而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既需要争取和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需要对儒学本身加以适当的改造。于是，所谓“变旧更新”成为时尚，正如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铨选资格》）倡导变革者，具体主张并不一样，有时甚至彼此冲突，但重心无非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既维持这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权而又能克服它所带来的弊病（由此形成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庆历革新”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是如何建立更纯正的社会意识形态，以伦理道德的广泛深化、内化来克服社会矛盾（由此形成了刘敞、欧阳修、二程等人对儒学的改造）。 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上述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 在上述作家中，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他既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格上的魅力，能够吸引许多优秀作家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文学上又具有一种包容和调和的能力，能够在当时各种不同的文学主张中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因而成为这一场文学变革的名副其实的领袖。而苏轼既与这一文学变革相联系，又有超出这一变革之主旨的较为豁达的思想，加上他的不可多得的天才，因而成为北宋中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 ------------------ youth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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