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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骈体文从典雅雍容而内容贫乏开始向质朴流畅、内容充实的方向转化。如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张说的一些碑志，李白、王维的一些书、序，都写来生动简洁，情理兼备，并且在骈中夹散，句式有了变化。其次是散体文章不仅在书信尺牍中，而且在记、论、表、铭、碑等文体中开始有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及李华的《著作郎厅壁记》、元结的《自箴》、《七不如篇》等，都写得很自然流畅。 元氏作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文章，仍继续朝这一方向发展，如《右溪记》已经具备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某些特色。 正是在创作实践上有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理论上的呼吁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从天宝末到贞元末，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再次树立起儒学权威，以重新整顿社会秩序，包括肃清文坛上的颓败浮靡之风。于是，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相继从两个角度又一次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 第一，他们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复兴“古文”的主张。独孤及在《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梁肃《祭独孤常州文》也引独孤及的话说：“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合起来看，即是说文章是志的呈露、道的载体，“道”、“志”要用“文”来发扬，而不本于“道”、不表现“志”的“文”是没有用的。 所以他批评六朝以来“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独孤及同上文），元结也在《文编序》里极力强调散文的教育劝化作用，说作文“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梁肃更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提出了“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即“文本于道”的见解；柳冕则更明确了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为“君子”所耻（《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伦理教化意义放在首位，才能使文章内容充实，气格刚健，才显出它的实际效用，这就叫“道能兼气，气能兼辞”（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其次，他们从文学盛衰的角度提出了复古的口号。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曾自我表白道：“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文章好坏，关键在于作者及其时代，这叫“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李华《崔淝集序》），在先秦两汉，时代风气比较醇正，作者又以儒家经典为本，所以文风也纯朴雅正。而自那时以后，“世道陵夷，文亦下衰”（独孤及前文）。用柳冕的话说，就是自屈原、宋玉以后，“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与徐给事书》），而“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声色而亡兴致”（《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所以文风改革的途径，首先在于复古。 萧颖士、独孤及、李华、梁肃、柳冕等人的见解，从本质上说，首先是为了推动儒学复兴而提出的，其次才涉及文体改革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散文的价值限定在伦理教化和服务于政治的范围，把对散文的形式、文辞、风格的要求限定在对先秦两汉古文的模拟中，力图“助人主视听”而“以名教为己任”（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抹杀楚辞、汉赋以来文学发展的意义，其保守色彩是很显著的。这一特点使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隐患。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打着“经典”和“古人”的权威旗号攻击骈体文浮靡空洞、千篇一律的弊病，这对推进必定要出现的文体改革，客观上也起了颇为有力的作用。 当散文创作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变革苗头的时候，在关系到读书人前程、影响到读书人文风好尚的科举考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宝应二年（763）也就是安史之乱平息的那一年，杨绾和贾至主张在科举中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以促进人们对儒学精神的真正理解，改变华而不实的文风；建中元年（780），令狐峘主持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策试，开始采用散体文形式。这些事实，一方面说明文体改革的主张开始渗入科举的主持者心中，证明它已形成了思潮；另一方面则可以推断，由于科举策试允许了散体文形式，那么它一定对文风变革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中唐时代，虽然考试依旧考诗赋，但人们向官员请谒求荐，向主考投行卷，却大量用了散体文。像韩愈当年便是一个以散体写书信投谒的举子，《旧唐书·韩愈传》说他“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馀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可见，尽管诗赋取士没有废除，但无论是主考官还是应试者，都已经把散体文看得重了。 ------------------ youth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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