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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建立统一全国后，造就了盛大的事业和短暂的繁荣，原来就屡遭打击的反对派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般文学之士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归拢，成为其中一分子，或权贵门下的宾客。于是士风发生了改变。正始士人的纵诞任情，多少包含着对现实不满及拒绝与权势者合作的意味。而现今的士人既然立身于统治集团之中，就不能不有所检束。纵或小有越规，也仅只是文人的风流。其个体意识，在新王朝令人慑服的威势下必然地发生了减退。 文学同样发生着变化。此前，无论是刚健明朗的建安文学，还是隐晦曲折的正始文学，都充溢着内在的热情，作品大多富有生气和力度。因为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是在冲突与对抗中生活的，无论是追求建功立业，还是在被压迫中痛苦挣扎，都可以说是自我意志与外部力量的抗衡。而西晋时期社会表面上是稳定的，文人自身的利益又与统治集团的利益一致，因而他们的生活就缺乏冲突与对抗，文学因而普遍显得松弛而平缓，少有激动人心的力量。换言之，文学的“风骨”在这时明显地减弱了。当然也有例外，左思、刘琨的诗歌是表现了冲突与对抗的，并且向来被誉为有风骨。不过，他们不是西晋文学的主流派。 但是，西晋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出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而在正始时期，诗歌创作在社会上层还没有如此普遍。 西晋文学也不是没有继承前人的地方。其实，导致西晋文学不同于建安、正始文学的原因，主要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甚至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陆机的《文赋》比前人更明白地说明了文学是感情活动的结果。只是，由于社会的压抑，作家缺乏对抗的意识，文学中感情往往只是表现为无奈甚至是空泛的低沉，很少有激烈、紧张、丰满的内涵。而文学作为修辞艺术的一面，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建安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被发展到极端。语言明显地趋向书面化，雕琢刻画的功夫更深了。建安诗歌中出现的对偶现象，这时也高度发展起来。使用偶句的普遍性，一首诗中偶句所占的比率，以及对仗的工整程度，都远远超过建安诗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景的成分在西晋诗中也有明显的增加，并且写得更为细致工巧。《文心雕龙·才略》称陆机“思能入巧”《诗品》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又称张华“巧用文字，务为研冶”，主要都是表现在写景方面，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他们的作品缺乏壮阔的情怀，于细微处感觉却很敏锐，能准确地捕捉景物的特点并加以精细的表现，这是前人未曾达到的，对于提高古诗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审美价值是重要贡献。并且，从建安到西晋，诗歌中写景成分的增加和表现力的提高，也为山水诗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准备。西晋的年代不长，主要作家几乎都一起相处过。不过，从他们重要作品的写作时间来讲，也可以勉强地加以区分。大致傅玄、张华文学活动开始最早。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文学兴盛，除张华仍在世外，又有所谓“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之目。刘琨、郭璞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西晋末年写出的。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在当时评价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左思、刘琨则表现了与潘陆不同的风貌。 傅玄（２１７—２７８）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东南）人。仕魏、晋两代。他精通音乐，今存诗篇大多是乐府。内容多模仿汉乐府民歌，主要写男女爱情及妇女的不幸，语言也比较朴素，与西晋盛行的风格有所不同。其诗少有新意，感情也很平弱。不过《昔思君》、《车遥遥》等篇仍有取喻巧妙、辞意宛转之长；《豫章行苦相篇》反映重男轻女的习俗给女子带来的痛苦，有一定社会意义。张华（２３２—３００）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南）人。晋时历任要职。他学问广博而好为奇谈怪说，著有《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一类。 其诗亦多写男女之情，以《情诗》五首、《杂诗》三首为代表，语言华艳，稍入排偶，格调柔弱。所以《诗品》谓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房栊自来风，户庭无行迹”（《杂诗》），“密云荫朝日，零雨洒微尘”（《上巳篇》）之类诗句，可以看出他写景的细巧。由于张华身居高位，成名又早，他的诗歌风格对同时人必然有所影响。 作品多、影响大，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的是陆机。陆机（２６１—３０３）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 祖父陆逊、父陆抗，均为东吴名将，地位显赫。东吴被灭后，陆机与弟陆云以文才被召入洛阳，很受北方士大夫的器重。惠帝时宗室相争，他为成都王司马颖率大军讨伐长沙王司马乂，兵败，为司马颖所杀。有《陆士衡集》。 陆机才冠当世，诗、文、辞赋都有成就。赋体的文艺批评著作《文赋》，是论文的名作，其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他还写过历史著作《晋纪》、地理著作《洛阳记》等，均已不存。 《诗品》谓陆机诗“其源出于陈思”。可以说，陆机是曹植之后又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以“缘情绮靡”（《文赋》）的准则，将诗歌进一步推向文人化、贵族化，引导了华丽雅致的诗风，流播久远。 总体说来，陆机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内容多模拟。陆机写了不少乐府诗，大多是严格按照乐府古题的题义、仿照早期歌辞写作的，除少数几篇，难以看出其个人生活的内容。另外又有《拟古诗》十二首，按照各篇原来的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重写了一遍。这一类作品，用力全在于修辞。二是文辞繁缛。前人于此早有所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张华对陆机的批评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由于陆机的创作本有表现文学才能、标榜学问的意识，所以不避辞赘。三是语言华美典雅。即选择词汇注重色彩和声调，又多用书面语及古书中的成句，而加以精心雕琢，使诗歌带上更明显的贵族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更依赖于阅读而脱离歌唱（陆机的乐府诗同曹植的一样，也是不配乐的）。四是多用排偶。建安诗中偶句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而陆机诗中往往占一半以上，像《苦寒行》、《招隐诗》等已接近通篇对仗。这四点在西晋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多少有所表现，并且对南朝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由于陆机的诗歌过分注重于修辞，雕琢太重，难免造成繁冗乏力的毛病。前人对此多有讥评，如沈德潜说，到了陆机，“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古诗源》）。但也应该看到，诗歌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要把朴素简单的民歌式语言提高到精美而富于表现力的程度，像陆机那样的过程（包括其弊端），恐怕是难免的。因此，我们更需要注意到陆机在语言艺术上的创造力。譬如陆机很强调物候对感情的引发作用，他的诗写景成分也特别多，而且意象描绘得工巧细致。如“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幄”（《招隐诗》），“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猛虎行》），“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悲哉行》）等等，感受的敏锐和刻炼之功，明显超过了曹植、王粲，增加了诗的美感。 前人对陆机的另一个严厉批评，是抒情效果差，在这方面也应加以分析。就主观意识而言，陆机其实很重视抒情的表现，不仅《文赋》中有明确的论述，其诗歌主题的选择，也相当注意这一点。就陆机的生活经历来说，他作为东吴勋臣、高级士族的后代，在国破之后到权力斗争激烈的中央朝廷去做官，心情也很复杂。但由于特殊的处境，矛盾的心理，他的诗中通常缺乏鲜明的自我形象，因而诗歌的情感难以表现得警醒深切。语言过于深奥典雅，也造成一层疏隔。 但陆机毕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有些作品仍然写得很出色。如太康末年他应召北上，在途中所作《赴洛道中作》二首就是。下面是第二首：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街思往。顿辔倚高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诗中描写行途景象和客游的哀伤，突出表现了孤独与寂寞的心情。他并非单身远行，而诗中的自我形象却好像是孤零零的一人，这主要是为了抒写内在的孤独感。“夕息抱影寐”，不但造语新奇，表现力也很强。“清露”二句，一方面以景衬情，同时也写出了凝视着露珠下滴的寂寞的人。清绮的语言与深沉的情感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结合。 陆机的乐府诗也不全是模拟，有时在传统的主题中，隐约掺杂了个人的忧患。如《猛虎行》赞美志士不苟得的精神，抒发了自己入洛后功业无成、进退维谷的苦闷。《门有车马客行》写久居在外者与家乡来客的对话，虽是虚构的写法，诗中“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垅日月多，松柏郁芒芒”等句，却显然流露着对破灭的故国的怀思。 前人对陆机诗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对他的文章，则普遍评价较高。代表作有《吊魏武帝文》、《辩亡论》、《豪士赋序》等。《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雄视一世，临终却絮絮嘱托身后琐事，见出无论何等伟大的功业，总不能慰解人对生命的留恋，立意新而富于哲理，在吊祭文中也是少见的。《辩亡论》分上、下篇，论述东吴之所以兴亡。其体制、风格略仿贾谊《过秦论》，以铺排笔法写孙策、孙权时代东吴之盛，与孙皓时代的衰败相对照，总结兴国之道在于任贤才、安百姓，亡国之道在于人心叛散。所说的道理并不新颖，但文章中蕴含悼念故国的深情，颇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句式以骈散相参，行文很有气势。此外，陆机所作文体短小、取譬喻以见义的《演连珠》，也以精巧流贯著名。 潘岳（２４７—３００）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中牟县东）人。他少有才名，热切于仕进，媚事权贵，人品颇遭到非议。但仕途并不得意，所以常常感到苦恼；可是虽有高蹈避世的想法，又不能真正实行。最终被赵王司马伦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他的文风在追求绮丽、喜欢铺写等方面与陆机一致。南朝人论潘、陆之别，多认为潘较和畅，陆则深芜。这是因为潘岳的作品用语较浅，不像陆机那样深奥，文句的连接也比较紧密。但是，他也很少写出陆机那样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其诗文均以善叙悲哀之情著称，不但为自己写，还常常代别人写。诗歌的代表作有《悼亡诗》三首，是追悼亡妻之作。下录第一首：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 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意思重复的地方太多，是明显的毛病。而感情真切动人，是其所长。第二首中“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二句更为细致传神。 潘岳的哀、诔文在《文选》中收录了五篇，王隐《晋书》也称他“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其中《哀永逝文》、《马汧督诔》都是名作。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赋家，代表作有《西征赋》、《秋兴赋》、《怀旧赋》等。无论是哀吊的文字，还是一般的抒情之作，都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不仅是潘岳个人的特点，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悲哀不仅被当作心理事实来描述，而且，作家在这种描述中也追求着富有美学效果的感动。 “三张”之中张协的成就最高。张协（？—３０７）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做过几任官，见天下纷乱，便归隐了。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收录于《文选》的《杂诗》十首。其四如下：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从本篇可以看出张协诗的一般特点。大致词采华美，景语多并精于锻炼，状物工巧，与陆机相近。但从整篇来看，张诗比较简净，不像潘、陆那样繁冗。 左思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其实左思也不是完全与时代风气相背的，他的《招隐诗》中“白云停阴岗，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等句，华艳工巧，与陆机等人并无二致。但他的《咏史诗》却是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之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来。这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所以《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左思（约２５０—约３０５）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随之移家洛阳。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 咏史的题材创自班固，建安以后作者更多。写法大抵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的怀抱，是咏史诗的创变。诗中也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第一首“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云云。但中心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不过，《咏史诗》之所以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根本因素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性质，而在于作者始终自居于很高的精神地位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有这种自傲的精神，才足以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从而使诗中的感情表现得激荡有力。这在第五首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这诗的意思，其实不过说自己要离开京都，归隐不仕。但没有嗟叹感伤，而是傲视权贵，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远。开头两句景象就很阔大，下面“飞宇若云浮”、“蔼蔼皆王侯”，完全是俯视的写法，结末又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衬托和象征自己的情怀，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 《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娇女诗》也很值得注意。这诗描摹他的两个女儿的娇憨天真之态，写得细致而生动，孩子的好吃贪玩爱打扮，一一呈现于诗人饱含喜爱的笔下，饶有情趣。专写儿童的诗过去未曾有过，《娇女诗》的出现，足以说明魏晋诗歌脱离教化观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除了诗，左思还作过一篇《三都赋》，属于传统的京都赋一类，有“洛阳纸贵”之誉。 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诗歌，但内容风格却很不同。刘琨的诗仅存《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首，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题，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这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刘琨（２７１—３１８）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道：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时。行程中路途艰险，四处是敌，刘琨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备尝艰辛。他对前途并无把握，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忠愤忧患之情。在写作上，结构、修辞均无讲究，只是随笔倾吐。但沉痛悲凉之气，足以感人。《答卢谌）、《重赠卢谌》的风格大体相同。对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种激情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游仙诗》，现存完整者十篇，其余都是些残片。游仙诗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时只是为了在文学中增添神奇色彩，或借以表现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情绪。阮籍《咏怀诗》就多次写到游仙，郭璞也正是承继了阮籍，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着惧祸避乱的情绪。所以《诗品》称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远没有阮籍那样深刻，感情也远没有阮籍那样强烈。下面是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以游仙的高超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但又把隐逸生活和游仙混同一体，可见其主旨确在于咏怀。 西晋末，在诗坛上已开始流行一种宣扬道家思想的、枯淡寡味的作品，世称“玄言诗”。关于郭璞与玄言诗的关系，有两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一矛盾现象，与郭璞诗的特点有关。严格地说，玄言诗滥觞于正始。无论何晏、阮籍、嵇康的诗如何各有不同，大量融入老庄哲理，却是一致的。正始以后，哲理性的诗未有明显地延伸发展，诗坛风气以陆机等为代表转向崇尚华美、注重修辞。至晋室南渡之际，玄言诗开始兴起。这时活跃于诗坛的郭璞，较多继承了阮籍的特点。如果从缘情寄兴的一面看，颇与所谓“永嘉平淡之体”相背，显得卓拔时俗；如果从好言老庄哲理和假游仙以倡虚寂的一面来看，却又像是玄言诗的前导了。所以檀道鸾和钟嵘各从一面着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郭璞的《游仙诗》等同于玄言诗。 郭璞的辞赋也著称当代。他的《江赋》描绘长江，以博物见长，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行文亦有气势。但由于过分炫耀学问而导致生涩的地方也不少。 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木华的《海赋》。木华字玄虚，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太傅杨骏的主簿。作品仅存此篇。《海赋》气魄宏大，想象奇特，为一般状物赋所不及。如写大海狂涛汹涌之景象，“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可谓惊人之笔。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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