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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一张考卷》的分析与感言
作者：仵从巨
关键词：龙应台；考卷；启示
作家龙应台的名字是十分响亮、广为人知的。她独具特色的杂文、随笔、小说评论、散文在台湾、大陆甚至在欧洲都大有影响。她1984年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影响巨大，被著名诗人余光中戏称为“龙卷风”；她以报纸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1988)“出书后21天中再版24次，4个月内再版近50次，总印数近10万册”、迄今已印行百版以上的气象，可说是一把野火红满天。她近年在大陆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开设的专栏同样广受关注，甚至关于她个人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一事大陆读者也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文化人”关心，此举是否会使社会失去一位不可重复的“作家”，多了一位多人可为的“官僚”?简言之，“作家龙应台”是龙应台社会身份的一般认知。
然而，她还有一个社会身份同样是值得关注并可资议论的，那就是“教授龙应台”。以经历讲，她曾任教的大学包括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现任教台湾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龙应台的职业似乎首先或应该是教授。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从事高等教育，依常规，自然要“述”要“作”，即：一要上台授课，二要入室研究。龙应台的文字我们自然也应广义地看作她的“(思考)研究”与成果，然而，从“教学”的角度看教授龙应台如何授课，这似乎也是一个有趣、有意义的问题。作为一名欣赏、尊敬作家龙应台的文学教授，我保持着阅读她文字的兴趣。当我偶然看到了龙应台原载《财经》杂志(2007年第17期)、后转载于《社会科学报》(2007年9月6日)的《一张考卷》时，心有所动：人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这是中外、港台大学之共识)；创新型人才培养是根本问题中的重要问题；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创新型人才培养是重要问题中的特殊问题(因为我们有自己特殊的现实语境)，在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迄今了无作为或乏善可陈地。“人才培养”自然是一大工程、系统工程，但任何“大”工程，在其具体进程中都化大为“小”了：“长城”大矣，但其具体进程则不过是砌好一块一块的砖而已。同理，“人才培养”伟哉，但其具体进程亦即落在实处(从教授角度讲)则不过是讲好一堂课、改好一次作业(论文)、组织好一次讨论、设计好一次实践、完成好一次实验、出(并批阅评定)好一张考卷(等等)——教授龙应台刺激、触动我的，正是她把“人的培养”这一大目标落实、渗透在了“一张考卷”之中，她出了一张值得我们分析、讨论、甚至有示范作用的“试卷”：怎样出题、出怎样的题、出题的宗旨(或原则)。龙应台在她的文字中曾感叹：成长是一件多么纤细的事情。我们可以“套说”：教育是一件多么具体的事情。她用一张考卷指向了教育的根本——人的培养。
让我们首先讨论这张考卷的内容及意义。
这份考卷以2004年9月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等72位专家学者共同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为素材命题，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对“《甲申文化宣言》‘文化多样’这一概念的基本看法以及对这一看法的自我证明或辨析”。
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命题者与学生共同面对着包括“文明多样性”、“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歧视”、“中华文化”、“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国家主权”、“东方品格”、“文化特殊主义”等等层面不同、相对独立、彼此相关、理解有异的诸多问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问题”的品质与个性：其一，理论性、现实性与尖锐性。就理论性而言，有亨廷顿、赛义德(1935—2003)等思想家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东方学》(1977)、《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等等大书对之具体深入的讨论，可是一种实例性的证明。就现实性而言，在当今“全球化”这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龙卷风”一般的世界大潮中，几乎无论国之大小、强弱、贫富、地域都无法超脱这一历史性的挟裹；就尖锐性而言，对几乎每一国家、每一民族、每一地区，“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等现实问题已成萨特所谓之“情境”，情境中人必须对此一“境遇”做出取舍、有所应对——“理论性、现实性、尖锐性”的品质令问题包含之意义幽深丰富。其二，视点的高远、视野的开阔或知识的密度。就视点的高远言，它在世界的、人类的、普世价值与全球伦理的意义上提出问题、面对问题、讨论问题并产生可能或逻辑的结论。就视野的开阔或知识的密度言，它涉及了东西方的文化、政治、宗教、历史、文学、艺术。如果没有广泛的基础性涉猎与关注，没有相应的知识，问题是无法或很难应对的。其三，是它逻辑之严谨、思考之缜密(这似乎是“考卷”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它针对《甲申文化宣言》之内容(观点)与表达，从逻辑上推衍，发现或导引出其“漏洞”。它将“问题”细化，使思考缜密如丝、又丝丝入扣，更趋周全。比如何谓“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与“不狭隘”的民族主义差别何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一定“排斥异质文明”——“排斥异质文明”是否一定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再附以“伊斯兰文化中的‘荣誉’处死”、“英籍作家拉什迪事件”、“丹麦漫画事件”、“9·11事件与恐怖行动”等实例，使“问题”步步深入、更趋细密具体其结果令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在讨论中“问题丛生”，呈现了“问题”并不简单之“本相”，也远非表象或“他人”之表述，使应对者不能、不敢率尔操觚。另外，其“严谨”与“缜密”还见于命题者充分地注意到了“理论”与“实践”的两个层面：理论上正确、逻辑上严谨未必有“科学”之结论，因为在“理论”与“科学”间还有一“实践”问题(龙应台用了“操作”一词)——“考卷”不时发问：“(如果)……如何落实?”，“(如果)……如何执行?”换言之，纵有理论之正确、逻辑之严谨，但无由“落实”、无法执行，此理论与逻辑便是无用或不“科学”的。其四，对“复杂性”的承认、对“思维”的刺激(激活)。这其实是在考卷题目之下埋藏的“问题”。当应对者面对这些问题时，他是不敢、不能轻易下笔的，他必须从习焉不察之积非成是中走出，必须作“我”的思考。如是，他不得不承认“问题”(事物、世界)之“复杂性”(而“复杂性”是我们在当代对于世界认知获得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他的思维被激活，这使对“问题”的解答不再只是“你问我答”的简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