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作者：李亦园
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负有许多对国家社会的义务，但也比较少去谈到这些义务。之前有许多讲座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批判等，但比较少用全人类的角度来谈到如何用更宽广的角度来了解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观点不应狭隘，不是只注意到自己本身，而是要从宽广的外界来看。不只是要谈人类自己，而且要和人类的文化合在一起谈。
我们对人类经常有许多误解：种族偏见、宗教冲突、生态破坏、环境危机、新疾病产生等种种问题。都使我们觉得人类已陷入了困境。除开枝节性的解决方式外，也应该由更宽广的立场来了解人类的问题，才能使我们跨进21世纪，迎接22世纪。有长远观点的知识分子，才是现行通识教育所要培养的全人。而这样一种全人类的观点，主要是从“人类学”出发。
如何由人类学的立场来看问题，使通识教育更宽广，使知识分子的立场能更有世界性，有长远的观点?以下将用具体的例子说明，不做一般的泛论。以“山外”的立场，取代“此山中”的立场看人类文化的问题。
第一个论题，要谈到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与文化共同发展的问题。一般人常将人类的生物体和人类的文化当作两个范畴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人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文化的有无。因为有文化，所以人才成为人。
400万年前，人刚跟他的共祖分开时，最主要是因为他有文化，才成为人。但人之所以有文化，实际上是非常微妙，也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事情。理解他的整个机制，才能知道人与文化整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在400万年前，我们和猴子、猿类一起的共同祖先，大半是生长在树上，即所谓的树行动物——他不能够下地，只能用手抓着树枝爬行。而人类祖先第一个的特征，就是能够直立，能够下地走路。四百万年前，人类祖先是如何由树上到地下的呢?科学家并不理解。目前的一个推测是最初在东非那一带，人类祖先出现的时候，因为一个气候的大变迁，使得树木都死亡，人不得不下地走路。也许人刚下地的时候像猩猩一样。但为了适应没有树木的环境，慢慢要站直的能力。站直了以后，可能有很多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就是使人类的手解放出来，不必用于攀树，而开始能用于制造工具。工具的出现，就是文化出现的第一步。猴子的手虽能持物，但必须用于攀树，所以无法像人那样技巧地拿东西。工具的出现，是文化的滥觞。而后经过四百万年的进化，工具愈趋精密，头脑更为进化，交互刺激之下，成就了今日的科技文明。人由此与动物分野，故而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
而让人类下地的原因是偶然，既是偶然，则不可能重复再出现。因为偶然下地、直立、使用双手制造工具，形成文化，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故而人类起源于东非，慢慢演化成世界各地的各种种族。所以人与文化是等义的，是不可分的。人源于共祖，而后各自发展，所以全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种族。所有种族都平等，无阶级上下、智商高低之别，这是人类学给现代知识分子的重大启示。
人类的IQ测验是人类文化分歧后产生的测验方法，但人类的种族技能却是永远相等的。把一个纽约市民放到非洲丛林，不出三天就死了。把一个非洲部落人放到纽约去，他也无法生活。并非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知识不一样。这差异是文化后期所产生，并不是导因于种族智能的差异。这种观念，才是现代人应有的基本知识。这样的基本知识，应该在通识教育的一开始就教给大家，以消弭大家种族、族群有差异的观念。这第一个例子在说明，具备对人类起源、人类知识的了解，以及全人类的广阔关怀，才是一个健全的大学生。
第二个论题，同样来自人类与文化的演化问题。吊诡的是第二个论题虽与第一个论题相关，却看似互相矛盾。不过仔细研究，就可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就第二个论题：人与文化的进化来说，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有文化，能制造工具。一般人都以为，人因为有了文化，能控制环境，与动物不同，所以能摆脱生物进化的限制，这是错的。虽然人类拥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明与科技，但他的生物体仍须服从自然的规律。从达尔文释天演论至今，无人能免。虽然已有部分的学者误解了他的意思，但一个人类学者却不能不认清这种普遍的谬误，此一正确的观点，将使人类能有所警惕，而且此一重大观点，对于社会的存在，将会产生重大的意义。从达尔文开始，大家开始了解生物演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但同为适应，却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太过完全的适应，如大家所了解的，是由生物无意识地繁衍留有适于环境的子嗣，而达到种族延续的功能。但太过适应环境，却因此而僵化了。一旦遇上环境改变，就可能因缺乏应变的弹性而惨遭灭绝的命运。“过分的适应”，在生物学上称为“特化”。太特化的生物种族，在生存上经常会造成不良的适应，现在已经灭绝的北美洲大角鹿就是一例。
大角鹿的灭绝过程有如寓言一样，他们靠着又大又硬的大角，来战胜其他的动物，以及在同种族中取得优势。打赢的公鹿，较有机会将它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植入基因簿。于是下一代的小鹿就越来越趋向于拥有大角。经由一代代的传衍，角越大越取得优势，于是子孙的角越来越大，但是，最后却大到了超过所需的程度，形成特化。大角固然能打胜仗，但因为角太大，跑不快，在遇到其他跑得快的肉食动物时，就容易因为行动迟缓而被吃掉。于是，原本是环境适应佼佼者的大角鹿，就因为叫寺化，变成适应失败者而灭种了。经由大角鹿的真实故事，我们可以警觉到，虽然适应环境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最特别的时候，反而容易因为“特化”转为不能适应。
反观人类，我们不必直接用生物体的本身作为进化的武器来和大自然对抗，我们有种种文化设施，种种的科学发明，以至于人类的身体不需要十分的发达，不需要有很长的手指，不需要有很宽的耳朵，也不需要有很敏锐的眼睛，因为我们已经有雷达、收音机。因为我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发展，来保护我们的身体，使我们不需要直接用我们的生物体来适应外在的环境。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一种“体外器官”，这是非常特别的名词“interal organ”，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不需要发展人身上的一部分来对抗自然，“文化”可做为人身上的一部分：虽然说文化在外边，但是他还是生物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他是“体外器官”。这“体外器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