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孔子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何克抗
孔子实在是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教育家，其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之高超至今难以有人能望其项背。
以著名的“启发式教学法”为例，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首创。这对于言必称希腊的西方学者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计算机教育界)，这就未免“数典忘祖”。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学，而且“启发”式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而不是苏格拉底)所创造。孔子比苏格拉底大82岁，孔子逝世后10年，苏格拉底才出生。[1]所以孔子才是“启发式教学”的创始人。除此以外，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法，其内涵也要比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法与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法作一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苏格拉底的学生)，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与他的学生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皆是苏问，欧答)：[2][3]
问：虚伪应归于哪一类?
答：应归入非正义类。
问；偷盗、欺骗、奴役等应归入哪一类?
答：非正义类。
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害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
答：不能。
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骗了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
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骗朋友。
苏格拉底：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与亲人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被敌人包围，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骗自己士兵说援军马上就到，从而鼓舞起斗志取得了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
答：应算是正义的。
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骗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下去了，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
答：应属于正义类。
苏格拉底仍不肯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走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
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
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骗吗?
欧谛德谟：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不断提问，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的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他用了八个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按宋代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还没有抓住要领，处于想说又说不清楚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由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即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才有可能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5]孔子的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不仅生动地表现了他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迅速出现的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是两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的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引向深入，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思考、去探究，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由以上分析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教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虽然也能使学生印象深刻，但是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或涉及高级认知能力的问题难以理解得很深入。而孔子的启发式则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学生可以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究，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二者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在教学中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所以笔者的结论应当是：孔子应是世界上启发式教学的真正创始人。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八个字是关于启发式教学的高度概括，也是最科学、最天才的概括。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孔子更是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与之相比。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等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者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其言也仞)；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他经常分析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即人有偏激、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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