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中外打通 培养高素质学生

作者:曹顺庆




  很多人认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正处于一个辉煌的时代,我们的教师队伍在进步,学科在完善,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个有利教育的大好局面。这些说法没有错,我们的教育现在确实处在一个极佳的发展时期。各个学校的硕士点、博士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教师队伍越来越整齐,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我想如果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要每年在学生报到的时候,随便去一个学校观察观察,就会改变他的主意。但是,在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里,我们的教育却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一些潜在的问题和危机也随着教育的发展逐渐明显,甚至直接摆到我们面前,成为不得不迫切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质量问题。
  尽管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大学生走出校门,尽管我们的教育“产品”日益增加,但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却一路下滑,这使得我们的教育声誉降低,从而引起了包括就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学校的问题,这几乎是整个教育的问题。
  很多老师也都感慨,现在的学生,素质是越来越差了。这不是说学生比以前更笨了,相反的是,现在的学生都很聪明,有很多学生也很吃苦,但是素质却并没很高,很多学生一踏进大学,就开始整日地学习英语,过四级、过六级,但仅仅是当作敲门砖使用,并没有真正将外文运用起来。很多学生辛辛苦苦地看完一本本概述,一本本简介,但大多没有认认真真看第一手的作品典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中不西,能有多高的素质呢?
  而作为学生,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很多学生认为,现在高校开的课太多,令人无暇顾及,甚至有些学校,研究生都整天忙着上课,缺少自学的时间。特别是一到考试,门门都不能落下,学生们整天忙着背诵和抄笔记,几乎没有时间认真看书。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的课程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课程重复多,教材质量跟不上,特别是宏大的概论、通论太多,而具体的导读课,原典课比较少。老师们一个劲地满堂灌,学生们则是如坠五里雾中,学不到什么东西。就算学到了一些东西,也是别人的陈言滥语,缺少自己的理解。
  还有另外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当代的教育,竟然没有培养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师出来,以致造成了今天的“钱钟书神话”。当然,对钱钟书先生的崇拜是个好事,它至少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坏事,它反映了我们当前学界的空疏和低迷。回顾一下五四以来的时期,在一个贫穷和落后的环境下,培养出了一批批大师,一群群大学者,他们几乎成为我们今天无法逾越的高峰。我在《中国文学典籍·前言》中说过:
  “偌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继其学术香火,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再产生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了。”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是这个国家的不幸,而一个没有大师的教育,是这个教育的失败。整个教育的进步,要靠大师,整个教育的目标,也离不开培养大师。我们不能只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就大功告成。要振兴我们的教育,培养出真正的优秀人才,就必须首先要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妨碍了我们的教育质量,究竟是什么原因出不了学术大师。
  第一个问题是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甚至是很多学者不通今、不博古。五四文学革命时,一些知识分子呼吁“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这具有当时的社会意义。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很多人把这个口号当作大旗,很多学者,对中国古籍的态度要么是轻视,嗤之以鼻,把它们当作是老朽的东西:要么一味推崇,甚至在不熟悉中国文化典籍的情况下,就大谈古典文化,大谈传统,结果是漏洞百出。一些学者虽然对传统文化抱有好感,但是由于没有扎实的中国文化典籍基础,也常常闹出笑话。比如有些学者,把《文心雕龙》中《夸饰》篇中所提到的“风格训世”,当成西方的“风格”论,认为这是中国 “风格论”的铁证。而不知“风格”是“风俗”之误。还有些学者还把《古文尚书》作为先秦材料来引证,而不知何者为《今文尚书》,何者为《古文尚书》。
  这样的毛病,我们不能完全地批评学者个人,我们的教育本身存在问题,是应该负起责任的。
  现在市场上充斥的大量古籍译注本、白话本,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一个不懂古籍的社会里,在一个无法阅读古籍的文化生态里,大家只能以白话本来作为联系古籍的桥梁。于是乎造成了白话本的泛滥。甚至一些讲究学术质量,享有很高声誉的出版社,也纷纷搞起了译注本、白话本。比如有人把《诗经》、《楚辞》翻译成了“打油诗”,有人干脆编一部《白话二十四史》。白话本可能对古籍的普及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它的后患也是巨大的。白话本实际上是增大了理解古籍的难度,它在为脱离古籍推波助澜。如果今后年轻人不会读古文原典了,那中国文化的传承就会出大问题。
  不通古、不博古的问题,导致了学术研究上的狭隘风气。它导致了不同的学科,都普遍地存在着孤立研究的倾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不愿意接触古典文学。这种狭小的视野,使很多应该研究的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比如整个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一部残缺的文学史,几乎不收当代人写的古体诗和文言作品,是名副其实的“白话文学史”,而不是“当代文学史”,这使得学术视野和学术深度大打折扣。研究西方文学的人,只在西方作家和评论家那里打转,而没有充分利用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甚至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那里,条条框框的关门主义也很突出。研究文学的人,不研究经史,研究经史的人,不研究文学。有的把一条流动的文学史,切割成一个个独立的方块,自筑牢墙,教先秦文学的人不懂唐宋,教明清文学的人不知先秦。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可想而此,在此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的培养教育,怎能不出问题。
  不通古、不博古,使我们对于现在活着的传统术语,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现在有些人一谈到意象,还认为它是西方特有的东西,一谈起象征,也认为它是西方的特产,不知道中国早在《周易》中就有“立象以尽意”的论说,不知道西方“意象派”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不通西。这个问题乍一看来,好像不符合常识,因为大多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很“西”了。现在的学界,西方学术名词满天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派热闹气氛。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很多人根本不读外文资料,大多直接从译本中来学习西方,以为那些方块化的文字,就是西方的原旨。往往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更有甚者,连译本都不看,只在几个概要性的著作中,稍稍涉猎,便自以为取得了真经。
  市场上现在的西方著作的译本汗牛充栋,但是原著却少而又少。北大出版社影印了一批西方原著的读本,外研社也出过一批,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这些毕竟是少数,市场上充斥的还是大量的译著本。虽然译著本有助于普及西方思想,克服阅读障碍,但它同古籍的译注本一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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