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书院大师:中国古代大学教育与学术创新的中坚

作者:李 兵 朱汉民




  作为中国古代大学的书院是在官方控制、行政介入、为科举应试服务的现实中艰难地生存,而这对书院理想——学术创新与传播自由、管理自主和教学内容相对独立形成了巨大挑战。书院大师们凭借其博大的胸怀、敢于创新的勇气,以及洞悉把握书院发展规律的睿智来迎接现实的挑战,使书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实的制约,在学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德业双馨的教育家
  
  书院从诞生以来,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的发展,但从未被正式列入官方的教育系统,因此缺少以官方为背景的制度性保障。这样,创建者、修复者和执掌者在书院发展过程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教育理论则是决定书院前途的关键因素之一。
  岳麓书院是北宋的著名书院之一,她之所以能声誉雀起,与山长周式密切关联。周式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起担任岳麓书院的首任山长,“以行义著”,为世人所称道,还得到了真宗皇帝的召见。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并要求其在京师任教,但周式婉拒大多数书院大师与生徒不畏强权,敢于维护师说。南宋“庆元党禁”发生之后,西山精舍创建者、朱熹的学术助手蔡元定受到当权者的猛烈抨击,称“蔡元定佐之为妖”。面对郡县差役的抓捕,蔡氏神情自若,毫无畏惧,被贬道州。临行前,朱熹与其子弟百余人为他前往送行,两人就如同平时见面一样,丝毫没有悲伤的表情。蔡元定在其子蔡沈的陪同下,徒步三千里,双脚流血。到达道州后,蔡元定并未放弃学术传播,他坚持授徒讲学。当有人劝他为保全自己而谢绝生徒时,蔡元定说:“生徒远道来求学,怎么能将其拒之门外呢?如果有祸患,亦非闭门静坐就可以避免的。”
  书院大师们的道德修养还表现在对待书院教学的态度上,朱熹学说的研究与传播基本上都是在书院完成的,书院教育成为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职南康军时,每遇闲暇都会前往白鹿洞书院讲学,与书院生徒一起探讨学术,毫无倦色。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钱大昕晚年以书院教学为生,先后主讲书院达23年之久,其中主讲苏州紫阳书院16年。
  书院大师不仅需要具备高尚的人格,还必须是一位能洞悉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家。吴澄是元代书院大师的典型代表。吴澄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澄酒肉俱绝而无所于费也,中馈久虚而无所于奉也”。吴澄曾长期在江西临汝书院求学,学成之后又创建、修复了多所书院,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对书院发展、演变及其教学制度、管理制度等有着深刻了解,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教学实践提出了较为丰富的书院理论。在吴澄看来,为士人提供获取知识的场所和作为研究、传播学术的基地是书院产生与发展的两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吴澄将因前一种原因产生的书院等同于私学性质的乡党闾巷之学,而将因后一种原因的产生书院称为讲习式书院。由于这两种类型书院的产生都与官府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吴澄认为应当保持书院的私人性质,官方应当尽量不要干涉书院的运作,否则就会影响书院教化作用的发挥。
  为改变元代书院发展的状况,吴澄提出了较为全面的书院理想理论。他认为属于乡党闾巷类型的书院应以社会教化为理想,着眼于儒家学术的推广与普及;而对于讲习式书院,吴澄认为这类书院应当以开展学术研究、创新儒家学说、弘扬儒家学说为己任。
  
  二、勇于创新学术的大师
  
  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但凡是在学术创新上有贡献的书院大师不仅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多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执著于学术创新的信念。
  书院与学术的真正结缘始于二程。程颢、程颐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受到王安石所把持的朝廷的排斥,只能以创新、传播学术来对抗政治的压制。伊川书院是程颐研究与讲学的主要场所,除短期出仕外,他长期在此著书讲学。崇宁元年(1102年),年已七十的程颐在与高足杨时通信时还说,自己是大多数时间是在伊川书院。而在他的一生中,学术著作的完成基本上都是六十岁以后完成的,也就是说其著作大部分是在伊川书院完成的。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生涯并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其学术屡遭“禁学”运动的打击,但朱熹并未改变其进行学术创新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传播的决心。朱熹不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创建了寒泉精舍、云谷书院、武夷精舍、同文书院和考亭书院等5所书院,还先后修复和讲学于21所书院,其学术研究大多是在书院完成的。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完成了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工作,自乾道五年(1169年)创立寒泉精舍之后,他在此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等著作。此后,朱熹在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继续进行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宣讲。
  至明代中期,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化,书院在研究与传播儒家学说方面的作用日渐减少,但王阳明、湛若水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明代中叶,王阳明在政治的压制下表现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谨,被廷杖四十。次年春天,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初到龙场的王阳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只能栖身山洞,还需自己垦荒种地来维持生计。然而,仕途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并未让王阳明自暴自弃,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进行理论思考。他一直在思考成圣这一儒家哲学的终极性问题:“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之后,王阳明终于豁然开朗,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龙场悟道成为他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心学体系形成的起点。为宣扬自己的学说,王阳明创办龙冈书院,讲学于贵阳书院。王阳明虽然政治上遭受打击,但他以其惊人的毅力克服困境,最终能创造性地提出心学思想,这既是其以前知识积累的结果,也与其对学术永不停息的追求密切相关。
  大师们学术创新的勇气还体现在教学过程中,书院重视培养生徒质疑问难的精神。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主讲时提倡质疑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环节,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书院大师为启发生徒思考,大多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这种思维训练既有利于生徒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思想,也是培养生徒学术创新思维的重要手段。
  
  三、兼容并蓄、胸怀坦荡的学者
  
  会讲是书院大师们探讨学术的最常见方式之一。在南宋书院史上,岳麓书院举办的“朱(熹)张(栻)会讲”在当时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乾道三年(1167年)9月,闽学的代表人物朱熹与湖湘学的代表人物张栻在书院开坛会讲,主要围绕儒家哲学的“中和”、“太极”、“仁”和修养功夫等学术难题展开。两位书院大师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有过激烈的、长时间的交锋,据朱熹的学生描述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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