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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刺杀马新贻一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二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奏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教案给的他刺激太深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的“师夷智以制夷”的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实在有效的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的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的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䜣、文祥，地方上的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了以奕譞、倭仁为代表的亲贵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䜣、文祥这一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一手办起的，天津制造局是在他的倡导下办的，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的虹口迁到开阔的城南高昌庙镇。
现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的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的总局称号，的确起了总领天津、南京、福州、兰州各局的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的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曾国藩带着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和得意门生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兴致很好地踏上了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船上恭迎。五十多岁的杨国栋精神旺盛。这些年来，他是容闳的得力助手，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徐寿、华蘅芳更是找到了一个足以施展本事的大舞台。他们与容闳合作得很是融洽，彼此都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都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使中国走上徐图自强的前无古人的伟业。
“雪村，我这是第三次坐你造的船了，真是一次比一次舒服。”威靖号劈波斩浪，在清亮的江面上飞速前进，曾国藩坐在临窗铺着雪白洋布的小桌边，笑着对徐寿说。第一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江宁后几天，曾国藩由安庆坐黄鹄号前去江宁。“黄鹄”二字由曾国藩亲自命名，他把它比作一只健翮凌空的黄鹄，这是中国人造的第一艘由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第二次在同治七年赴直隶前夕，容闳驾驶江南制造局造的恬吉号来到江宁，曾国藩坐着它从江宁到采石矾，又从采石矾返回江宁。一年来，江南局又陆续新造四艘轮船，曾国藩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
“我记得老中堂第一次坐黄鹄号时，热得中途换民船，故造恬吉号时，特别考虑到通风设施。第二次，老中堂坐恬吉号时说，不热了，也快了，就是颠簸太厉害。这次造威靖号、惠吉号时，又特别注意行驶的平稳。”徐寿高兴地回忆曾国藩三次坐船的感受，作为这几艘船的主要设计者，他实际上是在欣赏自己造船技术的一步步提高。
黎庶昌有意打趣说：“雪村兄，你忘记了，第二次老中堂是冬天坐恬吉号的，当然不热了！”
“哪里的话！”徐寿一本正经地说，“老中堂九月十六日登上恬吉号，那天天气反常地热，大家都只穿一件单长衫，二公子给老中堂带了一件坎肩，老中堂都没穿，怎么变成冬天了。”
看着徐寿这副认真的神态，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薛福成说：“雪村记得好清楚呀！”
“怎么能不记得呢！”徐寿将眼镜取下来，用绒布擦着镜片，满怀感情地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好日子？不怕大家见笑，我三个儿子的生日我一个都记不得，但由安庆到上海所造的六艘船，哪一艘哪天下水试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国栋、壬叔、若汀他们的心情也跟我差不多。”
“我比你强些。”华蘅芳豪放地说，“我儿子的生日我也记得。”
吴汝纶调皮地说：“还有你太太的生日你也记得。”
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当然记得。”华蘅芳爽快地承认，“不过，你们都不知道，我太太跟我同月同日生。”
“难怪！”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威靖号上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船工摆上了满桌中西两式点心，又给每人冲了一杯咖啡。曾国藩不喝咖啡，船工给他另泡了一碗茶。船上的客厅宽敞明亮，船行快速平稳，碗里的茶水时时变换着直线或曲线波纹，却没有一滴溅出碗外。远处，田舍村庄转瞬即逝；近处，张挂着巨大风帆的木船被远远地挤在两旁，头上包着青布的船老大们，望着滚滚扬起的江浪，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曾国藩猛然想起那年九江南门码头上，胡林翼被洋船气得吐血的惨景，心里又酸楚又欣慰。
“润芝，假若你能活到今天就好了！”他在心里轻轻地说。
“雪村。”曾国藩对徐寿说，“你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看吧！”
“好哇！”徐寿高兴地说，“只是甲板上风大，怕中堂大人受不了。”
“风大不要紧，加件衣服就行了。”曾国藩边说边走出船舱，大家都跟在他后面。
威靖号全身刷着白漆，在阳光的照耀和江水的映照下熠熠发光，威风十足，犹如一个银袍白马将军在奔驰向前。曾国藩披上一件杨国栋带来的暗红色哈拉呢洋装大衣，靠着一尊黝黑大炮，问杨国栋：“船上一共安了多少座炮？”
“共配火炮二十六尊。”杨国栋答，“船头安放了十尊，船尾安放了六尊，两边各安放了五尊，都是六十四磅的重炮。”
“操江、测海、惠吉的炮力是如何配备的？”曾国藩又问。
“那三艘要比威靖号小些，炮也配得少些。”杨国栋摸着傲视蓝天的炮身，如数家珍地汇报，“操江配了二十四尊，船头十尊，船尾六尊，两边各四尊。测海配了二十尊，船头八尊，船尾六尊，两边各三尊。惠吉配了二十二尊，船头比测海多了两尊，其他一样。”
曾国藩听完后转身，扶着船舷边的铁链，迈着大步向船尾走去，一直不说话，大家都默默地跟着，到了船尾，他抬头问徐寿：“雪村，威靖号大概有二十丈长吧！”
“哎呀，老中堂，你真是神人，猜得很准，威靖号的精确长度是二十丈五尺。”徐寿兴奋地说。
“哪里是猜！”曾国藩微笑着说，“我是用脚步量出来的，我走六步为九尺，走了一百三十二步，估计在二十丈左右。”
大家听了很觉惊奇。华蘅芳问：“老中堂，你平时走路都这样吗？”
“我从道光二十三年跟着镜海先生读《朱子全书》以来，便为自己的行坐起居制定了一套规矩，二十多年里，只要不生病，都基本遵守了。”
众人都佩服不已。曾国藩又问身边的李善兰：“这艘船有多大的马力？”
“六百零五匹。”李善兰答。
“能载得起多重的货物？”
“二百万斤。”
“抵得上四五十条民船了。”曾国藩轻轻地说。
江风越来越大，大家都劝曾国藩进舱休息。曾国藩笑着对徐寿说：“我坐了你三次船，一次比一次好。这点我要表扬你们。不过，你三条船有一点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又使我不满意。”
“老中堂是说哪一点没有长进？”徐寿挺认真地问。
“你看，”曾国藩用脚点了点舱板。“黄鹄号也好，恬吉号也好，这个威靖号也好，都是用木板制的。打起仗来，木板到底挡不住铁炮弹，而洋人的炮舰全用铁板制成。明年这时候，假若我还在世的话，我再坐一次你们造的船，但要是铁壳船。你们造得出吗？”
“我们一定努力造出，不辜负老中堂的期望。”徐寿思考一下后坚定地说。
申正时分威靖号来到镇江城外。长江水师瓜州镇总兵孙昌国带着一批武官，早在江边恭候，对岸镇江知府丁田耕也早早地带着一班僚属在江边等着，都要请曾国藩一行到自己的衙门休息。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坐小划子告诉丁田耕：“这次巡访，一为查看机器制造，一为检阅沿途军事部署，暂不惊动府县，请丁太守多多原谅。”于是，孙昌国高高兴兴地将威靖号上所有人员都请进了总兵衙门。
孙昌国和弟弟孙昌凯原是衡州城里的铁匠，与彭玉麟颇为相得。后彭玉麟办水师，孙昌国兄弟挑起洪炉入了水师，一直在后营中打造兵器。田家镇一役火烧横江铁锁，这对铁匠兄弟立了大功，双双得到提拔，以后步步迁升。到了打下江宁后，兄弟二人分别被保至记名提督、记名总兵。整顿水师时，孙昌国被实授瓜州镇总兵，孙昌凯在岳州镇也当上了副将。孙昌国十分感激曾国藩、彭玉麟，难得有如此献殷勤的机会，当天的接风酒席办得极为隆重丰盛；又连夜下令，所辖的镇标四营，明早集合在江面上，接受曾国藩的检阅。
吃完饭后，孙昌国又请曾国藩到他的小客厅里喝茶，两人叙谈起衡州练军、打武昌、打田家镇的往事，都感慨不已。
正说得兴起，一个亲兵走到孙昌国身边说：“大人，前几天那个人又来了，哭哭啼啼地求大人为他作主，请卜守备放人，让他夫妻团圆，还带了一班子人为他说话。”
“出去！这事以后再说，没看见我在陪中堂大人说话吗？”孙昌国沉下脸挥斥亲兵。
“这是怎么回事？说出来给我听听。”曾国藩却不放松。他心里想，这一定又是一起强占民女的案子。军容要检阅，军纪尤其要过问。没有严肃的军纪，哪来的军队战斗力？而长江水师这些年来，恰恰就是纪律松弛，平时一再叮嘱彭玉麟、黄翼升严加整饬，今天这事碰到头上，怎能不管？
“老中堂，吃梨子。”孙昌国递来一只亲手削的水汪汪的砀山梨。“事情是这样的。十天前，三营守备卜福元从扬州买了一个小妾。卜福元这人打仗勇敢，功劳立过不少。下江宁那年，皇上赏他副将衔，重建水师时补了个守备。这人事事都好，就是一点不好：喜贪女色。平时积的几千两银子，女人身上花去了多半。老家宁乡有个原配，他嫌人长得丑，年纪又大了，在这里讨了一个妾。这倒罢了。去年，他又看上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子，死缠活赖着那女子不放。那女子的父母贪财，硬是以五百两银子把女儿卖给他了。这女子原来是有主的，她过门后，总牵念未成亲的夫婿，吵吵闹闹折腾半年后跳河自杀了。卜福元人财两空。这次又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妾，说是只用了三百两银子。卜福元占了便宜，心里得意。谁知还不满半个月，就有十来个人跑到三营驻地，向参将牛虎告状，说卜福元拐骗人妻，内中一个出来证明，那女子原是他的妻子。牛虎把卜福元带到我这里，我训了他一顿。卜福元一再申明他是花三百两银子买来的，一文钱都不短欠，决不是拐骗的，还说可以到扬州去找到那个媒婆。我说，好吧，快去把媒婆找来。今天他来赴宴，我忘记问他了，不料这伙人又来吵了。这个卜福元真是多事。”
“你打发人去把卜福元叫来。”曾国藩说。
一会儿，四十余岁、矮矮胖胖的守备卜福元进来了。他对曾国藩、孙昌国鞠了一躬，问：“老中堂和孙军门叫卑职来有何吩咐？”
“卜胖子。”孙昌国一脸不高兴。“那一伙子人又来了，你晓得不？”
“又来了？”卜福元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慌，“卑职不知道。”
“我问你，你昨天去扬州找到那个媒婆没有？”孙昌国板着脸问。
“没有。”卜福元的回答很轻，满脸沮丧。
“我说卜胖子呀！”孙昌国站起来，走到卜福元身边，拍拍他的肩膀，两眼笑成一条缝。“你我都是多年的老兄弟了，曾中堂也不是外人，你说实话，那个小女人是如何拐骗来的？说清楚了，还给她丈夫，我也不责怪你，想必曾中堂也会原谅。”
曾国藩听了很不好受：这孙昌国就是这样带兵管部下的？
难怪这几年朝野上下对长江水师啧有烦言。他绷紧脸严肃地问：“卜福元，你要在本督面前讲清楚，倘若扯谎，军法不容！”
“曾中堂，孙军门，冤枉啦，冤枉！”卜福元双膝跪下，委屈地分辩：“卑职的确是用三百两银子买来的，在扬州张甲桥一个房子里，一手交钱，一手牵人。媒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我记得她脸上还有几点白麻子。”
“人没找到，那间房子应当可以找到。”曾国藩追问。
“说来也怪。”卜福元摸摸秃了一半的脑袋顶，惶惑地说，“我明明记得那间房子是空的，谁知昨天去的时候，却变成一个纸马店了。附近的人都说，这里从来没有一个长白麻子的老妇人，这间纸马店已开六十年了，父传子，子传孙，这是第三代。卑职奈何不得，但卑职可以在老中堂和孙军门面前赌个咒，倘若有半句假话，雷打火烧，活不到五十岁！”说罢居然流出几滴眼泪来。
“你看你，还像个堂堂男子汉不？”孙昌国走上前，一把将卜福元拉起，说，“孙哥我相信你，叫几个兄弟把那伙子人轰走算了。”
“慢点。”曾国藩制止道，“他说你拐了他的婆娘，你说你用三百两银子买的，他有许多人为他说话，你无人替你作证，单单凭刀枪轰走，他是不会甘心的。”
“老中堂，那你说怎么办？要么，卜胖子，你把那女人给他算了。”孙昌国没主意了。
正在这时，薛福成走了进来，说：“刚才听亲兵说起卜守备的事，我想，卜守备莫不是给放鹰的人骗了？”
“什么是放鹰？”卜福元和孙昌国惊得两眼发呆，曾国藩也从没听说过。
薛福成说：“我小时听父亲说过，扬州城里有专门放鹰的人，男女结合坑害人。他们从外地用低价买来贫苦人家的女子，调教一番，然后高价卖给有钱人做妾。待买主交了钱，带走人后，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便有一男子带着一伙人寻上门来，声言此女子是他的婆娘，被拐骗了，那女子也就又哭又闹，说来的人是她的丈夫，要跟着走。买主说有字据有媒人，但媒人再也找不到了，字据也便成了废纸。跟着来的人都证明这女人是某某的妻子，并扬言扭之送官。买主无法，只得放人；有胆小的，还另送一笔钱，以求息事。这就叫作放鹰。前些年闹长毛，这事绝迹了，想不到又死灰复燃。”
曾国藩听后，心里很觉惭愧。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对江宁不到二百里地的这种怪事一无所闻，真正是尸位素餐。从这件事上，他又想到两江境内一定还有许多弊病陋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唉，说什么整顿两江，移风易俗，竟是空话一句！”他在心里对先前的雄心壮志自我嘲弄着。
“好哇，这批狗娘养的，放鹰竟敢放到老子水师的头上来了，来人！”孙昌国气得大发雷霆，“给老子把那几个龟孙子抓起来，交给扬州府发落，叫他们顺藤摸瓜，把扬州城里放鹰的狗男女全部杀掉！”
进来的亲兵答应一声，立即就要出去抓人。
“孙镇台！”曾国藩客气地叫了一声。他对孙昌国办事的果断干脆，以及顺藤摸瓜的主意很是赞赏，但他很快想到，放鹰者敲榨的对象只能是普通百姓，到长江水师的军营重地来撒野，能有这样大的胆量吗？他叫孙昌国坐下，说：“先莫忙着抓人，把事情弄清楚再说。”转过脸对亲兵说，“你去把那个找妻子的男人叫进来，态度要和气点，莫吓着他了。”又吩咐跪在地上的卜福元也出去。
那人被带进来了，他见上面坐的除总兵外，还有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头子，心知是一个比总兵还大的官，便双膝跪下，说：“求两位大人替小的作主，把小的女人还给小的带回去。”
“抬起头来！”曾国藩命令。
那人顺从地抬起头。曾国藩仔细地看了一眼，和蔼地说：“卜守备买的妾，为何是你的女人，你细细地说出来，不可说假话，懂吗？”
“是。”那人不敢正眼看大官，又低下头来，眼睛望着地面说，“小的是江都人，在一个饭庄里当伙计，名叫蒯兴家。三个月前，我带着妻子杜氏到仙女庙进香。杜氏过门两年了还没生育，老母着急，催我们夫妻求仙女保祐。那天仙女庙的人很多，进完香后已是午时，我叫杜氏坐在一棵樟树下休息，我去买几个火烧来充饥。待我买来火烧时，樟树下却不见了我的妻子。我急得四处寻找喊叫，把整个仙女庙都找遍了，再也找不到她。我回家后向老板请了长假，背起包袱雨伞四方访寻，下定决心，今生不寻着杜氏，宁死也不回家。半个月前我来到瓜州镇，落在一个小伙铺里，向伙铺老板打听，问见没见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外地女子在附近出没。店老板说，此地水师一个守备，前些日子在扬州买了一个小妾，那女子买来后成天哭哭啼啼的，不肯依从。小的一听，心想这一定是我的妻子，她被人拐卖了。我在守备家转了两天，偶尔一次在小窗口看到一个梳头的年轻女子。我又喜又悲：这正是我苦命的妻子。”
说到这里，蒯兴家禁不住哭了起来，停了片刻，又说：“我当时想马上就去找守备要人，转而一想，他是军官，又是花钱买的，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怎能拗得过他？于是回家和叔伯兄弟们一起商量。他们说，哪有眼睁睁看到自己的老婆做人妾的道理，不管怎样也要弄回来。他们为了给我壮胆，都一起来了。先找到卜守备，卜守备说他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从扬州媒婆那里买来的，高低不肯放人。无法，我们只得向孙大人告状。孙大人要卜守备到扬州城里把那媒婆找来，不知现在找到没有。请青天大老爷给小的作主，把小的老婆断回给小的。”
说完，蒯兴家用衣袖抹去眼泪，又连连磕头。曾国藩察言观色，见蒯兴家模样长得也还忠厚，说话合情理又恳切，心想：这大概不是放鹰的人。便说：“这好办，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是不是你的妻子，我自然从你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蒯兴家忙说：“求青天大老爷发问。”
“你妻子是哪地方人？何年何月何时生？在娘家唤个什么名字？谁做的媒？”
“我妻子也是江都人，小杜家村的，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生，在娘家小名叫翠叶。翠叶的娘舅是我的表叔，大媒便是他。”
“好吧，你下去！”曾国藩挥挥手，又对亲兵说，“叫卜守备进来。”
“卜福元，你买妾时，知道她的生庚八字吗？”曾国藩问进门来的卜守备。
“媒婆说是咸丰四年六月初一日卯时所生，今年十八岁。”卜福元答。
“妾买回来后，你再问过她吗？”
“我问过，她不肯讲。”
“孙镇台，你派辆马车去，赶快把卜守备的如夫人接来，我要亲自问她。”曾国藩对孙昌国说。
“好，我这就去派人。”看得出，孙昌国对审理此事兴趣很大。
半个时辰后，一个瘦弱憔悴的青年女子被带了进来，她羞涩地跪下低头，不做声。
“卜姨太，我问你几句话，你不要害怕，如实回答。”曾国藩以素日少见的温婉语气轻柔地说。他对这女子充满着同情心，不管是不是那饭庄伙计的妻子，她都是不幸的可怜的。
“卜守备将你从扬州城里买来，有这事吗？”
那女子点点头，依旧不做声。
“你要开口说话，慢慢讲，讲不好不要紧，我不怪你。”曾国藩给她鼓气。“我再问你，你是哪地方人，为何遭媒婆所卖？”
那女子未曾开口，先已双泪直流，过一会儿，索性嘤嘤哭了起来，似有满腹委屈，满腹辛酸。
“哭什么，有话好好说。”孙昌国烦起来，“妇道人家就是这样讨厌！”
曾国藩劝道：“不要哭，你按我所问的回答。”
那女子抽抽搭搭地哭了半天才止住泪，轻声细语地说：“小女子是江都县小杜家村人，两年前出嫁，丈夫叫蒯兴家。三个月前，我和丈夫在仙女庙进香。后来丈夫去买吃食，我在树下坐着等他。过会儿，一个男子匆匆忙忙走到我身边，说：‘你丈夫在路上被马车压断了脚，现在被抬在一个医师家里，他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听，急得晕了头，忙说：‘好心的大哥，烦你带我去看他。’那男子说：‘我带你去。’我当时来不及细想，糊里糊涂上了车，就这样被拉到扬州城，方知受骗了。我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在里屋关了几天后，一个长着白麻子的老妇人把我接出来。那麻妇人对我很关心，说是替我慢慢找丈夫。在她那里住了两个月后，谁料把我卖到这里来了。”
曾国藩听后心里有了八成，于是又问：“你今年多大了？什么时辰生的？在娘家唤个什么小名？”
那女子答：“小女子今年整整二十岁，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生，娘家姓杜，小名唤作翠叶。”
一切都真相大白！杜翠叶被放鹰的人拐骗卖出，但买主是水师的守备，他们不敢来寻事生非，寻上门来的是她的真正丈夫。
翠叶被带出去后，曾国藩把卜福元又叫了进来，对他说：“本督已审问清楚了，你买的姨太太的确是蒯兴家的妻子，你放了她回去，让他们夫妻团聚吧！”
卜福元鼓着腮帮，鼻孔一扇一扇地出粗气。
“老弟！”孙昌国拍了一下卜福元的光脑门。“她不肯从你，成天哭哭闹闹的，有何趣味！放了她，以后再买一个依从的，只是要注意，再莫上放鹰人的当。”
说完，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卜福元又鼓了两下腮帮，半天才说：“放了那个小婆娘我不心疼，只是我三百两银子丢到水里去了。”
“嗨！男子汉大丈夫，有脸说这个话！”孙昌国一拳打在卜福元的肩上。“三百两银子算什么，以后看上了哪个，孙哥我替你买！”
卜福元这才松开嘴巴，露出两颗大虎牙笑了。
蒯兴家带着妻子杜翠叶进来，对着曾国藩、孙昌国行大礼，千恩万谢，说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今生大恩。曾国藩说：“蒯兴家，你也不用谢我，你给我办一件事，你办好了，就算感谢了。”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哪怕是取虎胆，我都会拼着命去干！”
“不要你取虎胆。”曾国藩微笑着说，“你去扬州城秘密调查，三个月内把那个卖你妻子的麻脸媒婆查出来，然后到江宁城里两江总督衙门来找我。本督要把她抓起来，替你们夫妻报仇。”
“啊，您就是两江总督曾大人！”蒯兴家忙又磕头。“小的真是三生有幸得遇大人，小的一定要把那个害人的妖精婆找出来，为小的夫妻，也为所有被害人报仇。”
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喜悦之情涌上曾国藩的心头，他觉得唯有今天自己才像个两江总督的样子。他设想在抓到媒婆后，也要亲自审讯，就像当年在长沙审讯匪盗一样，从这个人身上打开缺口，再将扬州城里所有放鹰的贼男女全部捕获，为首的剜目凌迟，胁从的一律杖责三百大板，充军伊犁，并借此事来一场雷厉风行的大扫荡，将两江三省内的所有污浊荡除干净。这一夜，曾国藩睡得很甜很美。
第二天，在孙昌国的陪同下，曾国藩检阅了瓜州镇标四营。只见战船摆列得整整齐齐，甲胄也还鲜明，在令旗导引下，水手们驾驶着战船列出各种阵式来。炮子打在水面上，激起冲天水花，喊杀之声，惊得江鸥远远逃走。看起来还蛮像个样子。曾国藩称赞了几句，孙昌国得意至极。威靖号鸣笛起航时，他叫人匆匆抬了十筐砀山梨送到船上，说是送给各位沿途解渴，曾国藩想制止也来不及了。
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送了一件时髦礼物
威靖号一路顺风到了上海。下船后，曾国藩一行在杨国栋等人带领下，避开上海官场的应酬，径直来到高昌庙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会办容闳率领一班高级职员在大门口恭迎，当晚下榻在总局驿馆里。
第二天上午，当上海道台兼制造局总办秦世泰急急赶来的时候，曾国藩已在容闳、杨国栋、徐寿、华蘅芳等人陪同下，登上了停泊在轮船厂船坞的测海号。在测海号船上走走看看以后，又上了操江号，然后又登上惠吉号。曾国藩对这几艘战船的兴趣最大，再次勉励容闳尽快造出铁壳战船来，又说中国若有五十艘铁甲战船，就敢于在江海上与洋人一争高下，国力也就强盛了。几句话，说得众人心里暖乎乎的。曾国藩又问容闳：“造铁甲船有困难吗？经费够不够？”
容闳答：“铁甲船需要大量钢板，我们自己的炼钢厂还没有建起来，要从洋人手里买。技术上也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先从小的造起，有经验后再造大的。”
“好！”曾国藩打断他的话。“制造局今后自己建一个炼钢厂，目前先买些钢板来。”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容闳说，“至于经费，眼下尚可应付。前年老中堂奏请在拨留洋税二成中，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从那以后轮船厂有了一笔专款。蒸汽机由机器厂制造，锅炉由锅炉厂制造，我想明年造一个小铁甲船出来，虽有困难，咬紧牙关或许可以做到。”
“要有这个志气。”曾国藩赞许道，“从前九帅打江宁时，艰难困苦比你们造铁甲船要大多了。我那时鼓励他，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洋人欺侮我们，这就是在逼我们激我们，我们一定要赶快造出坚船利炮，自强自兴，把这口气争过来！”
看完轮船厂后，曾国藩来到机器厂。这里的大部分工作母机是容闳从美国买回来的。这两年依靠这些母机，又制造了许多专造枪炮的机器。容闳兴致勃勃地指着各种机器，向曾国藩一一介绍，又如数家珍地向他禀报：五年来，机器厂制造了车床三十八台，刨床七台，钻床五台，锯床一台，抽水机三台，滚炮弹机一台，绞螺丝机一台，汽炉五台，拌药机一台，碾药机一台……
“好啦，好啦。”曾国藩笑着截断容闳滔滔不绝的介绍。
“这个机，那个机，说得我满脑子乱糟糟的，也记不得这么多，你干脆写个帖子，把这些年来江南机器制造局做了哪些事，一一写明，交给惠甫。”
从机器厂出来后，容闳把曾国藩一行带进了枪炮装配厂。
从各个分厂里造出的枪炮零部件，在这里装配成形。看到这里堆积了数千支洋枪、数十座铁炮和上万颗炮弹时，曾国藩大为兴奋。他一会儿摸摸炮筒，一会儿又拿起一支洋枪。
“这几年造了多少枪炮？”曾国藩问身边的容闳。
“一共造了六千四百多支枪，七十八座炮，二十万颗炮弹。”
“成绩不小哇，纯甫。”曾国藩禁不住大声赞扬起来。“都供应了哪些军队？”
“枪支南运江督标亲兵营、苏抚标护军营、吴淞外海水师、长江水师、北运神机营、山海关行营等等。炮供应各炮台所需，如江阴、象山、焦山、都天庙、吴淞、下关、威海卫等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老中堂猜猜。”容闳说得高兴起来，仿佛如小时候得了一次意外的好处，喜得要母亲和他共享愉快一样，居然叫曾国藩来猜谜了。
曾国藩也让他说得很兴奋，随口答道：“我猜不出。”
“老中堂，我告诉您！”容闳咧开大嘴笑道，“威靖、惠吉两艘船上四十八门大炮全是敝局所造！”
“不错，不错！”曾国藩连声赞道，“再造出几十门好炮来，把操江、测海两船上的炮也全部换成贵局的。到时我去请恭王、文大人他们南下上海来检阅，看看从船到炮都是我们中国造的战舰。”
“那太好了，明年就可以改装。”容闳激动地说。
“纯甫！”停了一会，曾国藩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座古长城，是用砖石建造的，历史上它起着抵御夷狄侵犯的重大作用。现在，砖石长城已不起作用了，需要建一座新的长城，它要靠枪炮战船来建造。江南机器局便是建造这座长城的总工厂。纯甫，你想想看，你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是的，老中堂说得对，未来中国的长城，要靠枪炮战船来建造，卑职能为国家造船制炮，无比自豪，无比光荣。卑职一定尽职尽忠，决不负太后、皇上和老中堂的重托！”
曾国藩满意地点点头，突然瞥见窗外匆匆走过一位碧眼金发的外国人，遂问容闳：“机器局里雇了几个洋匠？”
“目前负责技术指导的有八位洋匠，为头的是美国人科尔和史蒂文生。”
“科尔就是原来旗记铁厂的老板吗？”曾国藩问。
“正是。”容闳答，“当年买下科尔的铁厂，共用去六万两银子，其中四万两是海关通事唐国华出的，他借此报效赎罪，另二万两由海关道筹借。”
曾国藩感叹地说：“买下这个铁厂，并将局址由虹口移到高昌庙，这的确是机器局兴旺发达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少荃为今日中国所立的一大功劳。”
“除开高昌庙外，还买下了陈家巷、龙华两处地皮。李中堂说，今后还要建炼钢厂，建大仓库，要地方。”
“少荃是个当家办事的人，他想得远。”对于李鸿章任江督期间所给予江南机器局的强有力的支持，无论从个人私情，还是从国家利益上，曾国藩对他都是感激的，也由此看出了他远远高于一般疆吏的识见和才干。
“机器厂、造船厂、锅炉厂、翻译馆，都是在李中堂手里建成的，共花去六十万两银子，有一半是李中堂从军费里开支。故有人说，李中堂今后会把机器局变为淮军的军火厂，否则他不会下这大的本钱。”容闳对李鸿章的敢作敢为一向佩服，但对他聚敛财富、任用私人一套又很反感，而对眼前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中堂，他则是钦敬得五体投地。在容闳的眼里，曾国藩是一座巍巍昆仑，独立于这个时代，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和他比拟。
曾国藩淡淡一笑：“把淮军装备好也是好事，平息捻乱还不是靠的淮军作主力？”
容闳没有做声。这时杨国栋带着一批工匠过来，笑嘻嘻地对曾国藩说：“大人，这些人是我从广东请来的匠师，他们从未见过您，硬吵着要我带来见见。”
“拜见中堂大人！”杨国栋身边十几个匠师们一齐喊道。
“各位先生免礼。”曾国藩满脸笑容地对工匠们说，“我是一个糟老头子，没有什么看头。你们都是机器局的功臣，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特来看你们的。”
“曾中堂伟大！”一个在香港多年的中年匠师翘起大拇指，模仿洋人的口气称赞。更多的匠师在曾国藩的面前都显得又激动又局促，感到手足无处放。一个黑发蓝眼白皮肤的青年匠师大胆地冲出来，伸出双手握起曾国藩的手，唬得赵烈文、吴汝纶以及一旁的戈什哈忙围过来。曾国藩毫不介意地与青年匠师拉起手，和蔼地问：“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青年匠师脸刷地红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我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英国人。”
“怪不得你的眼睛是蓝色的。”曾国藩快活地说。
杨国栋走过来说：“大人，他前年才回国，在英国生活十多年，养成了洋人的习气，见人就拉手，请大人原谅他不懂礼仪。”
“拉拉手也好，还显得亲切些。”曾国藩又转脸对青年匠师说，“你在英国生活十多年，英文一定很好，你要把英文教给他们！”说着，用手指了指四周的匠师们。
青年匠师高兴地点了点头。曾国藩环顾四周，大声说：“各位先生，明天中午由我作东，请大家来驿馆里共饮几杯，我们好好叙谈叙谈如何？”
“谢谢老中堂！”众人大出意外，纷纷向曾国藩鞠躬致谢。
待匠师们走后，曾国藩对容闳说：“明天中午宴请中国匠师，晚上，你代我把科尔、史蒂文生等洋匠，还有翻译馆里的傅兰雅先生都请来，叫驿馆准备两桌好苏菜，我借花献佛，也请他们一次。”
“太好了！”容闳欢喜雀跃。
晚上，容闳陪着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以及另外几名洋匠喜气洋洋地走进了机器局驿馆。曾国藩特地换了一件绀色寿字团花夹缎长袍，头戴一顶黑呢嵌蓝宝石瓜皮帽，郑重其事地在客厅里接见他们。当容闳介绍到傅兰雅的时候，曾国藩特地将这位蓝眼栗发、高大魁梧的翻译家仔细地看了一眼，然后微笑着说：“久仰！先生所译的书对中国船炮制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原以为先生总在五十岁上下，想不到竟这样年轻。有三十岁吗？”
傅兰雅以流利的中国话说：“谢谢中堂的夸奖，我不年轻了，今年三十二足岁了。”
“年轻，年轻，还是旭日方升的年华。”曾国藩一边笑着与傅兰雅谈话，一边招呼客人们坐下。
侍役献茶毕，曾国藩端起茶碗对客人们说：“这是敝人家乡的洞庭君山毛尖，各位请尝尝。”
说罢自己先喝一口。众人都轻轻地端起茶托，学中国士大夫的样子，将碗盖略微移开一点点，右手捂着盖子，浅浅地抿了一口，然后将茶碗连托一起轻轻放回原处，异口同声赞扬：“好！”傅兰雅又补充一句：“中国的茶比咖啡、可可都要好喝！”
曾国藩一一询问客人们，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生活习惯不，薪水够不够花。这些洋人的中国话大半都说得不流畅，有的只简单答了几个字，有的用英语回答，再由容闳翻译，只有傅兰雅可以应答如流。他于是代表众人说：“老中堂能于万几之暇来江南机器局视察，并特为接见在局任职的外籍匠师，各人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怀。机器局对我们很照顾，建有专门公馆，薪水在中国匠师的十倍以上，生活也还习惯，这里有做西餐的厨师。不过，大家都说中国的饭菜更好吃。”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曾国藩起身，伸出右手说：“那好，今天就请各位尝尝苏州名厨的手艺！”
以讲究色泽艳丽、用料甜软出名的苏菜，早已令外国人垂涎，而今晚这两桌酒席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果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已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的话，那么积数千年聪明又会享受者的才智所创造出来的华夏饮食文化，却当之无愧地名列世界之首，令洋人们在满桌珍羞面前自愧不如，给一向以万邦来仪自诩的天朝士大夫们赢得了脸上的光彩，似乎可以抵消一部分来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耻辱。
桌上的每道菜都有一个极富中华文化色彩的名字，如八戒遇难——红烧猪肉、鲤跃龙门——清蒸鲤鱼、苏武牧羊——纯羊肉、众星捧月——肉丸蒸蛋、孙猴出世——油焖猴头、西施浣纱——波菜粉条汤、哪咤闹海——炒鳝丝、丹凤朝阳——清蒸全鸡、雄狮酣睡——清蒸瘦肉团，等等。当容闳一一为洋朋友介绍菜谱时，这些远方的客人无不为中国的烹调艺术惊叹不已，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大略。
“这道汤叫做仙姑逢旧友。”最后，容闳指着正中一个白胎青花鼓形瓷碗说。
“仙姑逢旧友？”洋人们对这道菜的命名感到莫名其妙。
“请问容会办。”傅兰雅代表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你能详细告诉我们吗？”
“好！”容闳微笑着说，“这是我国江浙一带一道有名的素汤，它的主要用料为蘑菇和香菇。两种菇子混合用，汤味便格外的清香爽口。蘑菇取新鲜的，又叫鲜菇。香菇用的是干货。因为它们属同纲同科，本是同类，于是鲜菇在这里遇到了去年的老朋友，这不是仙姑逢旧友了吗？”
众人似乎尚未明白过来，中国通傅兰雅已听懂了，他兴奋地说：“中国的语言真妙不可言。‘鲜’与‘仙’音相近，‘菇’与‘姑’音相同，而‘仙姑’却比‘鲜菇’更讨人喜欢。妙，妙极了！”
洋人们遂一齐笑起来。
曾国藩举杯笑道：“诸位先生为中国军火轮船的建造立下了汗马功劳，鄙人借这杯薄酒略表谢意，并恳切希望诸位先生把自己的智慧才能都发挥出来，造出更多更好的枪炮兵舰，大清国的历史丰碑将会铭刻各位的英名和功绩。”
客人们全都举杯，一饮而尽。
容闳频频向长期与他共事的洋匠们劝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坐在曾国藩右手边的傅兰雅说：“曾中堂，您知道吗，我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我知道。”曾国藩一直很少吃喝，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这时拿起手边的餐巾，慢慢地擦着嘴唇，他对这个传教士闻名已久，很想与他谈谈。
“曾中堂，去年在天津发生的事件，无论对贵国而言，还是对法国、英国、俄国等欧洲各国来说，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您奉贵国政府之命，处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情，的确很不容易。今天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使我们能够面对面交谈，我很荣幸。恕我冒昧，能向中堂请教一些问题吗？”学贯中西、举止文雅的傅兰雅身上，典型地体现了英国绅士的翩翩风度。
他今年虽只三十多岁，却翻译了好几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东西方学术界的推重。
曾国藩对这位有真才实学的洋人很是赏识。他点点头，诚恳地说：“傅兰雅先生，与您谈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
“谢谢。”傅兰雅彬彬有礼地说，“请问曾中堂，您对教会是怎么看的？”
曾国藩说：“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至今仍使我心头上如压重石，诚如傅兰雅先生所言，那的确是一件令中外都不愉快的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满桌客人全都放下杯筷，倾耳聆听。“耶稣教、天主教信奉上帝，犹如释教普渡众生、道教羽化登仙一样，都以劝人为善作为宗旨，故可为世人所接受。敝国对待教会的态度，傅兰雅先生和诸位在坐的一定都清楚，是采取包容态度的。早在世祖爷、圣祖爷时期，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便受到破格隆遇，到圣祖爷晚年时，全国已建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传教士把先进的历法引进我国，还协助朝廷测绘了《皇舆全览图》，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也尊重中国人的礼仪习俗，敬天法祖，彼此相处还算融洽。但可惜，后来教廷粗暴地干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而传教士又极不应该插手皇嗣继统大事，遂使得朝廷下决心明文禁教。近几十年来，朝廷解除教禁，教会在中国内地大量传播，中国信教的人也与日俱增。遗憾的是，不少传教士仗着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惹事生非。他们不遵中国法度，强占土地，欺压中国百姓。这样，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不仅仅老百姓，连官吏士人也极不满。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直接导火线在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传闻，当然，这是荒唐无稽的，但真正的原因，是长期蕴藏在中国百姓心中的不满情绪。鄙人的态度，想必诸位都清楚，对天津一部分莠民那种杀人毁堂，以至捣毁法国领事馆、焚烧法国国旗的野蛮做法是坚决反对的，故而处决了十多个杀人凶手，赔偿了五十万两银子。于是鄙人便成了全国攻击的目标，被骂为汉奸卖国贼。鄙人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人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苦笑了一声，侍役递上茶来，他喝了一小口，继续说：“刚才傅兰雅先生问鄙人对教会的态度。鄙人可以明确地说，那些仗势欺人的传教士，不能代表耶稣教、天主教，因为耶稣教、天主教要人做善人，不做恶人。真正的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而不会欺压中国人。”
傅兰雅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带头鼓起掌来，科尔、史蒂文生等人也鼓掌，表示赞同。曾国藩微笑点头致谢，又说下去：“好比傅兰雅先生是英国的传教士，他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帮助我们翻译许多关于造炮制船的技术书籍，又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中国人，我以为这才是真正信守教规、与人友善的传教士。因而当去年津案发生后，对于不少人主张关闭教会，驱赶外国人出境的偏激言论，我是决不同意的。外国人中也有我们的好朋友，像科尔先生、史蒂文生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不辞辛苦，帮助机器局造了这么多的枪炮子弹，又为我们造的五艘战舰出了很大的力，你们就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又是一阵掌声。科尔举杯起身，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让我们一起为曾中堂干杯！”
曾国藩站起，将杯子与大家的酒杯碰了一下。傅兰雅情绪激动地说：“曾大人，您是中国了不起的人物，您对教会和传教士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尤其是您能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胸怀博大地容纳西方专家，脚踏实地地为贵国的自强兴办工厂，制造船炮，您比那些顽固死硬的守旧派和夸夸其谈的清议者高明百倍千倍。”
对于这个英国传教士、学者的友好讲话，曾国藩报之以真诚的笑容。眼前的傅兰雅以及科尔、史蒂文生，与丰大业、罗淑亚都是洋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是的，人与人是不同的，中国人中有尧舜禹汤，也有共工蚩尤，有周公孔孟，也有管蔡盗跖。洋人也是人。他们中间理所当然地有善恶之别，有良莠之分！
“诸位先生，我昨天对容会办下了死命令，要他在明年内造出一艘铁甲兵舰来，这有很大的困难，还要仰仗诸位献智献力，攻克难关。”曾国藩说着起身，举起酒杯说，“我在这里预先向各位先生敬一杯谢酒！”
史蒂文生说：“一定尽力。”
科尔说：“轮船厂可以造得出。”
“这我就放心了。”曾国藩再次把酒杯举了举，“大家一起喝了吧。祝各位与容会办他们精诚合作，让鄙人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人造的铁甲船航行在江海上！”
喝完杯中酒后，满脸通红的傅兰雅兴冲冲地说：“谢中堂款待美意，我们几个人也备了一件礼物，请中堂笑纳。”说完对着门外喊，“仲芳，叫他们把东西抬进来！”
喊声刚落，一个十八九岁的俊少年，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门外进来，对着曾国藩一鞠躬：“卑职叩见老中堂大人！”
然后伸手向门口一招，只见四个工役抬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圆球进来，圆球当中穿插一根铁棒，铁棒下端是一个大铁板。圆球用白布做成，上面画着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圈圈点点。曾国藩的眼力已不济事，他看了很久，没有看出个名堂来。傅兰雅说：“仲芳，你给曾中堂说说。”
仲芳走到圆球旁边，对曾国藩说：“老中堂大人，这是制造局全体洋人朋友送给您的一件礼品，它叫地球仪。”边说边用手轻轻一拨，那球绕着铁棒转了起来。
地球仪！这真是一件新鲜把戏，曾国藩过去没有听说过。
“洋人朋友听说老中堂要来视察制造局，忙了几天，由傅兰雅先生指导，做成这个地球仪，全世界各国各地都在这个球上。”
曾国藩背手来到圆球旁，问：“中国在哪里？”
“在这里。老中堂请看。”仲芳把地球仪转了半圈，熟练地找到了中国。
“上海呢？”曾国藩又问。
“这儿。”仲芳用手指在一个小黑点上。“这边就是海了。”
他边说边旋转圆球，手指画出了一条横线。”穿过大海，就到了科尔先生和史蒂文生先生的家乡——美国。”
曾国藩凑过脸去看了一眼。仲芳又用手指画了一条线，落在一个曲线圈圈内，说：“老中堂请看，这就是傅兰雅先生的家乡——英国。”
曾国藩边看心里边想：“好聪明的洋人，用一个球就把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要不了半天，各国的地理位置就会记得一清二楚。”本欲大大地称赞一番，想一想，又把话噎了下去，只是浅浅地一笑，说：“谢谢各位，我收下了。”
仲芳指挥工役抬下去。正要出门时，傅兰雅叫住了他。傅兰雅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曾国藩说：“曾中堂，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人才，这位聂仲芳先生今后一定可以成为贵国一位大企业家，他很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聂仲芳进门的举止就已博得曾国藩的注意，这时又听傅兰雅如此称赞，便和气地问：“聂仲芳，你这样轻的年纪，就受到傅兰雅先生的赏识，不简单呀！”
聂仲芳谦虚地回答：“这是傅兰雅先生对年轻人的偏爱，我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喜欢向傅兰雅先生和其他各位洋先生请教。”
“年轻人好学好问，就是最大的优点，凭这一点，今后就前途可观。”曾国藩望着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父亲做什么事？”
“卑职名叫聂缉槻，贱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父亲聂亦峰，在广东高州做知府。”
“你是聂亦峰的公子？”曾国藩颇为惊喜。
“老中堂认识家父？”聂仲芳吃了一惊。
“岂止认得，”曾国藩开朗地笑道，“你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真的？”聂仲芳乖觉地双膝跪下，叩头，“老伯受侄儿一拜。”
“起来，起来。”曾国藩笑道，“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我这个做老伯的心里也高兴，明天上午你到我这里来聊聊，我要看看你跟着容会办和各位洋先生学得怎样？”
三、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缉槻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缉槻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槻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槻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丈来的。”
“你姐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丈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丈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丈在广东备受巡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槻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槻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些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缉槻，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瞠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缉槻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缉槻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缉槻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槻：“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有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槻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
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决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槻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槻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决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槻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迸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槻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槻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缉槻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四、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
“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台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
“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槻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二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
“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台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
“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
“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
曾国藩听了作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
“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槻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
“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
“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生以及仲芳的姐丈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
“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槻喜形于色。
“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
“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
“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
“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画谋画。”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艮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分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悦，“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槻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呆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出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槻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胜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句话。
曾国藩不能这样。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沉重，以及一身对世人的影响，许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时交代清楚。他心里有不少话，大至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小到对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礼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属、得意门生，以及三个弟弟两个儿子作一番细细的详谈。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惊涛骇浪，将他锻炼得对人世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天地沧桑了然在心，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昔贤先哲所达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却不久了！他有一种油尽灯干的感觉，他为此很悲哀，于是匆匆结束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视察，乘测海号回到江宁，搬进刚刚复建完毕的两江总督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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