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捡麦穗
作者：张 洁
当代作家张洁的《捡麦穗》表现了一个小女孩儿单纯无邪的心愿和卖灶糖老汉对孩子的呵护疼爱。《伟大的日子》是美国著名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回忆童年的一篇文章，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她幸遇到了一位从此改变她一生的引路人——安妮·沙莉文老师。现代作家李广田的散文向来取材平凡朴实，《悲哀的玩具》把一位老祖母煞费苦心为孙儿营造快乐所做的努力描写得淋漓尽致。
（子 菡）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身后捡麦穗了。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跤。我也很少有捡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捡到的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捡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捡麦穗做啥？”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姨们眨了眨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捡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来。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依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因为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本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