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语文．修养．责任
作者：谢 怡
“经典回放”，回眸经典。
（编 者）
九月的一天，我们《语文世界》编辑部的几位同志来到慕名已久的小说家、散文家汪曾祺先生的寓所，请他谈谈他少年时代学语文的经验。汪先生诙谐地说：“这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他点燃一支香烟，让思绪随烟飘回到过去，缓缓地说了起来：“我搞写作与从小语文基础好有关。我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个末科拔贡，对我这个孙子格外偏爱。小学五年级时他亲自教我《论语》，并教我作八股文的初阶，每隔一天写一篇。父亲是个画家，他教过我《古文观止》。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语文教育。我认为，一个人的语文修养跟小学、中学的教育有关，跟教语文的教师有关。我小学五年级起到初中三年级的语文，都是由一个姓高的语文老师教的，这个高老师，我在小说《徙》中写过。他很喜欢我这个学生，小学五年级至初中三年级，我的每篇作文都是甲上，成为班里不可否认的语文最好的学生。”汪先生得意地一笑，接着又说：“高先生教书很严，也会教，除了小学跟初中课文外，他也是自己选课文。选课文有他自己的标准，我后来稍微总结一下，他是选带有当时民主色彩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像郑板桥的《家书》，他还喜欢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我认为一个人的受益不一定要读很多篇东西，有几篇印象很深，也可以终身受用。人们说我的作品清淡，这与小时读归有光的文章有关，哀婉动人，清淡温雅，‘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与我现在的小说风格很接近。归有光用平常语言写平常事，这点跟契诃夫相似，我曾经说过一句怪语：‘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说到这里，汪先生自己笑了起来，呷了一口茶后，接着又说：“我觉得，小学、中学教育对一个人语言的成熟有一定的潜在关系。我从小字就写得漂亮，爱画画，你们看，这就是我画的。”他指着墙上的一幅中国荷花说，我们抬头望去，雪白的纸上黑色的叶子，黑色的茎，两三朵朱红的荷花，鲜明的色彩，简洁的布局，圆润的笔法，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画得不好。”汪先生谦虚地说，“祖父最初给我选裴休的《圭峰定慧禅师碑》，与颜体、柳体不同，平和中正，这大概是祖父有意识地给我挑这么一本字贴。我小字是学赵子昂的《闲邪公家传》。后来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拜了另一位老师魏子廉，他推崇桐城派，暑假里他让我每天背一篇桐城派的古文。我到现在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背书，而且要打起调子来，那样才能读出味儿。我认为桐城派是中国最后集古文技法之大成的流派，桐城派总结的东西很有道理，一个是讲究结构方法，一个是讲究文章音节。魏先生也是书法家，他写魏碑，他给我选临颜真卿的《多宝塔》，这是颜体中最清秀的一种贴。我认为小时从师非常重要，中学语文老师自己应该意识到他是会影响到人的一生的。”汪先生加重语气地说完这句话后，又点燃一支烟，说：“我高中读的是南菁中学（江苏省高邮县），原是个老书院，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里有名师，教得也严，但只重视理科，不重视文科。我的语文老师是搞《说文解字》的，思想顽固，反对新诗。上课时，他让我们在下面作文，而他自己却在上面抄《说文》，我在南菁中学学了两年，语文上没有太大长进。”汪先生不无遗憾地说。
汪先生的话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多么重要啊。学生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就打好语文基础；教师是不是应该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使每个学生在学习期间都得到益处。我们思索着。
【作家简介】汪曾祺，著名作家、剧作家。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解放前曾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曾多年从事编辑工作。1962年任北京剧院编剧。创作短篇小说、散文较多。代表作品：《受戒》《大淖纪事》。1997年5月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