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作者：周也夫
论语派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题材丰富，涉及广泛，亲切随意，独抒性灵，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幽默的智慧以及闲适的格调和自然的生活情趣，融合成了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小品文的整体风貌。
主要特色
论语派更重视文章的格调情趣和文体特色。“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的创作宗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着重表现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并要写得真诚亲切，自然有趣。在此基础上，论语派提倡小品文笔调，林语堂称之为“娓语式笔调”“闲适笔调”“个人笔调”，这种文章随意而谈，挥洒自如，而其具体风格则可以随人而异，“或平淡，或奇峭，或清香，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唯看各篇能读出味道来，便是佳作”，追求开放舒展的丰富和真诚自由的风格。
创作主张
林语堂在《答平凡书》中指出，他们提倡的幽默是“专说实话，要寓庄于谐，打破庄谐之界线”。应该说论语派的一部分作品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这些作品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或嘻笑调侃，幽默丛生。其中幽默的因素与社会批评、生活常识相结合，产生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创作成就
论语派积极倡导小品文，并致力于写作实践，对于现代小品文的生长和发展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散文创作的园地。《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个刊物以提倡小品文为己任，基本上做到了“地盘公开”，兼容并包；而且在论语派的带动下，当时出现了好些小品文刊物，以至1934年被称为“小品文年”，此后几年间，小品文可谓盛极一时。
创作局限
论语派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由于受到西方表现论和直觉主义艺术的影响，林语堂在阐释“性灵”时，表现出明显的主观神秘色彩；另外，他对于“幽默”“闲适”的作用也过于夸大，与民众、与时代联系不太紧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对它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鲁迅指出，如果“性灵”被抽掉了应有的历史社会内涵，那么“独抒性灵”就会滑向“赋得性灵”，重新落入“窠臼”，小品文创作就会走入死胡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鲁迅对论语派的评价，至今仍值得我们思索，应该说这正是论语散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原因。
作品选读
论游览
林语堂
旅行在从前是行乐之一，但现在已变成一种实业。旅行在现代确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设的旅行机关，已尽力下了一番工夫以提倡旅行；结果是现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几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过旅行到了现代，似乎已是一种没落的艺术。我们如要了解何以谓之旅行，我们必须先能辨别其实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种虚假旅行。
第一种虚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必进。这种心胸的必进，现在似乎已行之过度；我很疑惑一个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够这般容易地改进。无论如何，俱乐部和演讲会对此的成绩都未见得良好。但我们既然这样专心于改进我们的心胸，则我们至少须在闲暇的日子，让我们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这种对旅行的不正确的概念，产生了现代的导游者的组织。这是我所认为无事忙者令人最难忍受的讨厌东西。当我们走过一个广场或铜像时，他们硬叫我们去听他讲述生于1772年4月23日，死于1852年12月2日等。我曾看见过女修道士带着一群学校儿童去参观一所公墓，当她们立在一块墓碑前面时，一个修道士就拿出一本书来，讲给儿童听，死者的生死月日，结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我敢断定这种废话，必已使儿童完全丧失了这次旅行的兴趣。成年人在导游的指引之下，也变成了这样的儿童，而有许多比较好学不倦的人，竟还会拿着铅笔和日记簿速记下来。中国人在有许多名胜地方旅行时，也受到同样的麻烦。不过中国的导游不是职业人员，而只是些水果小贩、驴夫，和农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职业导游活泼，但所讲的话则不像职业导游那么准确。某一天，我到苏州去浏览虎丘山，回来时，脑筋中竟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史实和年代，因为据引导我的贩橘童子告诉我，高悬在剑池40尺之上的那座石桥，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妆处（实则西施的梳妆台远在十里之外）。其实这童子只不过想向我兜卖一些橘子，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会渐渐地远离事实，而变为荒诞不经。
第二种虚假的旅行，即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以便事后可以夸说。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入照片。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将重视照片，而忘却了茶味。这种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中所见者。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已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以致反而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这种照片固然可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慢慢地阅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处哪里买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费了许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摄呢。这类历史的名胜，渐渐成为夸说资料，而不是游览资料。一个人所到的地方越多，他所记忆者也越丰富，因而可以夸说的也越多。这种寻求学问的驱策，使人在旅行时不能不于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数的名胜地。他手里拿着一张游览地点程序表，到过一处，即用铅笔画去一个名字。我疑心这类旅行家在假期中，也是讲究效能的。
这种愚拙的旅行，当然产生了第三种的虚伪旅行家：即定了游览程序的旅行家。他们在事先早已能算定将在奥京或罗京耽搁多少时候。他们都在起程之前，先预定下游览的程序，临时如上课一般的切实遵时而行。他们正好似在家时一般，在旅行时也是受月份牌和时钟的指挥的。
我主张真正的旅行动机，应完全和这些相反。第一，旅行的真正动机应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较为诗意的说法，旅行以求忘却一切。凡是一个人，不论阶级比他高者对他的感想怎样，但在自己的家中，总是唯我独尊的。同时他须受种种俗尚、规则、习惯和责任的束缚。一个银行家总不能做到叫别人当他是一个寻常人看待，而忘却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此在我看来，旅行的真正理由实是在于变换所处的社会，使他人拿他当一个寻常人看待。介绍信于一个人做商业旅行时，是一件有用之物，但商业旅行是在本质上不能置于旅行之列的。一个人倘在旅行时带着介绍信，他便难于期望恢复他的自由人类的本来面目，也难于期望显出他于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类天然地位。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到了一处陌生地方时，除了受朋友的招待，和介绍到同等阶级的社会去周旋的舒适外，还有比这更好的，由一个童子领着到深山丛林里去自由游览的享受。他有机会去享受在餐馆里做手势点一道薰鸡，或向一个东京警察做手势问道的乐趣。得过这种旅行经验的人，至少在回到家里后，可以不必如平时地一味依赖他的车夫和贴身侍者了。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屠龙曾在他所著的《冥廖子游》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这游记我译引在下文里边。他在某处陌生的地方并无一个朋友，但恰如某女尼所说：“无所特善视者，尽善视普世人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就是人尽可友，他普爱世人，所以就处身于其中，领略他们的可爱处，和他们的习俗。这种好处是坐着游览汽车看古迹的旅行家所无从领略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旅馆里边，和从本国同来的游伴谈天的机会。最可笑的是有许多美国旅行家，他们到巴黎之后，必认定到同游者都去吃的餐馆中去吃饭，好似借此可以一见同船来的人，并可以吃到和在家时所吃一样的烘饼。英国人到了上海之后必住到英国人所开设的旅馆里边去，在早餐时照常吃着火腿煎蛋，和涂着橘皮酱的面包，闲时在小饮室里坐坐，遇到有人邀他坐一次人力车时，必很羞缩地拒绝。他们当然是极讲究卫生的，但又何必到上海去呢？如此的旅行家，绝没有和当地的人士在精神上融合的机会。因此也就丧失了一种旅行中最大的益处。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力的《我的书翰》，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了，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也，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儿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250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留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
北京建都已有五百余年之久，论理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聊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儿的东西。固然我们对于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么？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
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地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1924年2月作，选自《雨天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