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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满女中——现当代名人传记之冰心传
作者：肖 凤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婉莹。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同时，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同年起发表散文《笑》和《往事》。192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旅美期间，写有散文集《寄小读者》。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分》《冬儿姑娘》等。抗战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曾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贝满女中座落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形的转折处，有横着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称：小学称蒙学，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
报了名之后，小冰心就被一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贝满女中的校长斐教士领到了一间教室里，让她坐在位子上，递给她一道中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叫做“学然后知不足”。事有凑巧，原来这个作文题目是小冰心在家塾里早就做过的，于是她不加 思索，拿起笔来一挥而就，让这位美国女校长十分惊奇赞叹，立刻对杨子敬表示：她可以插入一年级，明天就交费上学吧。
就这样，冰心成了贝满女中的学生。
贝满女中是一所新型的学校，教学内容与过去读四书五经的中国传统教育迥然不同，完全是从欧美的学校里借鉴过来的——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常识、语文、英语、体育等等。冰心正是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在考进贝满女中之前，除了在福州女师预科上过短期学校之外，冰心所受的教育，都属于家塾性质。家庭教师——舅舅杨子敬先生，虽然思想维新，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所教授的功课却仅限于文学、历史诸方面。所以考进贝满女中之后，她认为文科毫不吃力，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古文，大都是她早就看过或背诵过的，引不起她多大的兴趣，她一边听着老师讲，一边就悄悄地看小说，或写数学作业。
她仍像童年时代那样，心中充满了幻想，脑中常常涌现出画意和诗情。一个微笑，一束花，一片大自然的风光，就能无意间深深地刻印在她的记忆之中。从表面上看，她正行进在学校生活的刻板轨道上，然而在她的心里，却总是保留着许多关于美、关于善的意念和印象。在她长到了20岁的时候，她还常常回忆起她在15岁时经历过的生活画面，虽然她不曾讲起这是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是从她那美好的回忆中，你却可以了解她在少年时代的聪慧，以及她对善、对美的执著的爱：
这是她在15岁时经历过的一个转瞬即逝的生活场景。这场景一直保留在她的记忆之中——“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地笑。”
其实，那时的冰心，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然而她忘不了她在路旁无意间邂逅的这个孩子，也忘不了这个孩子手中的那簇花。正像她后来所说的那样：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这个爱幻想的、聪慧的少女，她的作文实在好，一次竟被老师批了120分。同学们很喜欢这个性格温柔的小作文能手，因为她的学名是谢婉莹，她们就给她取了一个亲昵的绰号，叫她“小碗儿”。又因为她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时，口音还是地道的山东烟台话，不会京腔，她们又戏称她“侉子”。这个小“侉子”，“小碗儿”，作文不仅写得快，而且写得好，同学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常来麻烦她，请她帮忙，让她替这些小懒虫们写作文。这些小姑娘们为了讨好这位在大海旁边长大的作文小能手，有的给她买冰糖葫芦，有的给她买糖炒栗子，害得这位外表腼腆，其实是极要强、极好面子的小小女作家，不得不在完成了自己的那份作文作业之后，再接受同窗们的请求，代替别人写作文作业。有时写完了自己的之后，还要再替同学们写出两三篇来。
然而这位擅长作文的小姑娘，将来并不准备当作家。因为她发现，自己的自然科学知识根底太浅——比如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学时，数学只学到加减乘除，而一到了贝满女中，数学就学代数，中间缺了一大段没有补上，所以入学后的第一次数学月考，就得了个“不及格”的成绩。这个“不及格”，给了小冰心很大的刺激。她下决心要学好数学，不仅学好数学，她还要学好一切数理化的功课。同时，同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很强烈的竞争心，所以小冰心就一天到晚地做功课。而花费时间最多、用的力气最大的，就是数理化。“我在学校里，对于理科的功课特别用功，如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以至于天文、地质，我都争取学好考好，那几年我是埋头苦读，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
这位埋头攻读数理化的小姑娘，正幻想着当医生：“我是从入了正式的学校起，就选定了医生这个职业，主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体弱多病，我和医生接触得较多。医生来了，我在庭前阶下迎接，进屋来我就递茶倒水，伺候他洗手，仔细地看他诊脉，看他开方。后来请到了西医，我就更感兴趣了，他用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我虽然不敢去碰，但还是向熟悉的医生请教这些器械的构造和用途。我觉得这些器械是很科学的，而我的母亲偏偏对于听胸听背等诊病方法，很不习惯。那时的女医生又极少，我就决定长大了要学医，好为我母亲看病。我父亲很赞成我的意见，说：“古人说，‘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
在学校里，冰心是一个严肃、勤奋的好学生——遵守校规，努力读书；在家庭里，冰心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亲爱的姐姐——尊敬父母，爱护弟弟。
但是，时代的风云并没有忘记这个温柔规矩的女孩儿。父亲谢葆璋在她的童年时代为她播下的爱国思想的种子，也在她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这次举家北上途中，小冰心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都曾看见外国的警察如何欺侮中国百姓。抵达北京之后，又看见外国的军队在东交民巷东边的驻兵操场（即现在的东单公园）耀武扬威。1915年日本军国政府利用袁世凯一心想要称帝的野心，以帮助他称帝为条件，向他提出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苛刻要求。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尽快地达到复辟帝制、本人登基的目的，竟然准备卖国投敌，同意接受《二十一条》。这件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只有15岁的冰心，也毅然参加了爱国学生反日讨袁的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
她和贝满女中的姑娘们一起，列队从灯市口一直步行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这是一个春日，待她们的队伍走进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附近时，四周已是人山人海，中学生和大学生们的情绪，也像头顶上的春日一样热烈而饱满。贝满女中的领队之一李德全（后来成为冯玉祥夫人），那时还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年轻姑娘，她代表自己所在的学校，勇敢地走上了社稷坛，向着密密层层的学生队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性情恬静的少女冰心，是生平第一次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这样悲壮伟大的场面。
这一天过后，在中剪子巷十四号谢葆璋的书房里，就挂上了一幅白纸，是当时印行的以岳飞字迹摘排出来的《五月七日之事》，就是纪念这次国耻的。这个细节，正表现了谢葆璋一家热爱祖国的心情。
少女时代的冰心，在父亲的教育和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开始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后来，待她步入青年时代之后，说出过这样充满了悲愤的话：“我们的日历上一年到头有许许多多的国耻纪念日”。如果再不救国，“将来我们的日历上，有国耻的日子将多于没有国耻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