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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现当代名人传记之孙犁传
作者：郭志刚 章无忌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县人，现代作家。1936年在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同口镇做小学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44年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解放后，在《天津日报》工作，注重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并坚持写作。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白洋淀》《荷花淀》《采蒲台》《嘱咐》，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等。孙犁小说语言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被称为“诗体小说”。他和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在创作风格上有共同的特点：如荷花一样根植于水乡泥土，带着自然的清新纯朴，充满诗情画意。被称之为“荷花淀”派。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作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17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点名堂。他给学生的讲义，不少是油印的呈文、电稿，也有少数他作的诗词。他还让学生各买一部扫叶山房石印的王先谦的《韩非子集解》，四册一布套，粉连纸，读起来倒也醒目、方便。但他上国文课时，很少讲解，主要是领读，一边念，一边说：“点！”念过几句，又说：“圈！”学生拿着毛笔，跟着他的嘴忙个不停，等到圈、点完了，这一篇就算完事。他还要学生背书，期终考试，总是默写。这做法很令学生厌恶，孙犁曾有两次拒考，因为期考和每次作文分数平均，他是满可以及格的。不过这样一来，给这位老先生留下了不良印象，后来孙犁在北平流浪，曾请他谋职，他还悻悻于往事，好像这位学生失业，是因为没有默写古文的缘故。
其实，中学时代的孙犁，数理成绩虽不见佳，在文科，尤其是国文方面，却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优异的才能。但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这个聪明的学生身上只产生了如下效果：背诵了好久，对于一部《韩非子》，除去一些篇名，就只记得两句话，其一是：“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其二是：“色衰爱弛。”至于为什么只记得这样两句，他自己也觉得是个谜，“说也奇怪，这两句记得非常牢，假如我明天死去，那就整整记了五十年”：
老师的公文作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知他从《韩非子》得到了什么启示。当时《大公报》的社论，例如《明耻教战》《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等篇，那种文笔，都很带有韩非子的风格。老师也常常选印这种社论，给我们做教材，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
老师叫我们圈点完了一篇文章，如果还有些时间，他就从讲坛上走下来，在我们课桌的行间，来回踱步。忽然，他两手用力把绸子长衫往后面一搂，突出大肚子，喊道：“山围故国——周遭在啊，潮打空城——寂寞回啊”，声色俱厉，屋瓦为之动摇。如果是现在，一定会引起学生的哄笑，那时师道尊严，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感到悲凉，因为国家正处在危险的境地。
是的，当时整个国家民族正处在危难时刻，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连续发生，像两颗炸弹，在年轻人的心灵上掀起轩然大波，许多重大迫切的问题，涌到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读书日程表，甚至以实际行动参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育德中学的南边是河北大学，河北大学的东边，隔一条马路，就是保定第二师范，“在那灰色的大围墙里面，它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实验苏维埃的红色革命”。这里说的，就是当时震动了华北的保定二师学潮。对于这次学潮，梁斌的《红旗谱》作了很真实的艺术描写。下面是孙犁的回忆：
那年，第二师范的同学们起来革命，发动护校斗争，反动军警包围了这所学校，同学们威武不屈。
这是当时为广大学生界关心的现实斗争。那时上海左联办的《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福地》的小说，描写二师的同学坚持护校，把校园的草都掘着吃了，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买好大饼，用掷铁饼的劲头，隔着围墙、马路，抛到第二师范的院里。时隔几十年，我对这篇作品的印象还非常清楚……
自然是现实的刺激使他对这篇小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样的环境里，尽管他在课堂上诵读着《韩非子》（说实在的，他对这部书还是喜欢的），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古文写文章，在课下，他可是去读《子夜》，并用晓畅的白话文去写论战的文章了。
他先在图书馆借了一本《子夜》。按照他的说法，“20年代和30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传播的时代，茅盾同志创作《子夜》，也是在这种潮流下，想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力图以这部小说来推动这个伟大的潮流”。作为中学生的他，也是从这个想法出发，去写论战文章的。
他写的是一篇读书心得，投给了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了，登在1934年1月第四十一号上，这时他已临近毕业了。文章的题目表示着他的思考力已经走向成熟——《〈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如果不是预先说明，谁会猜得出下面的论断竟是出自五十多年前的一个中学生之手呢？——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争论已有四五年之久，而在1931年以读书杂志为中心战场，开展了肉搏的斗争。这并不是说，因为读书杂志的论战才有这样热烈的论争，反是因为此问题的日见严重迫切，才产生了这些论战场所。
“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是人人要求解答的问题。虽然论争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各派有各派固执的答案，然而截至现在，还没有得出一个“大同”的结论来。
《子夜》的作者是文艺家，他企图解答这个意见分歧谜样的问题，颇值得我们注意；同时，作者以客观写实的手笔，来描述现实社会的情况，不作闭户凭空的理论制造，更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不过稍微感到一点缺陷，就是《子夜》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而忽略了农村经济的解剖。
……不用再抄下去了，我们不妨说句过分的话：这很像是孩子操着成年人的语言向社会讲演——时代的暴风雨倾注在祖国的土地上，它的确迫使那一代“幼苗”过早地长大、成熟了。这样也好，庶几可以应付环境的挑战。就孙犁的文学道路而言，这篇论战文章，正如前面讲到的那两篇小说一样，最早地显示了孙犁的另一个“源流”——文艺批评的源流。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孙犁是集创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如他自己在提到这篇短文和另一篇短文时所说，“尺泽源流之短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矣！”值得他自己纪念的是，开明书店寄了两元钱的书券，作为稿酬。他就用这钱向该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他一直珍藏到抗战，才为环境所迫，毁于堂灶。
（节选自《孙犁传》第二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