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等待中的荒诞

作者:郑 文




  就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英国、法国和爱尔兰都为纪念一位著名作家的百年诞辰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这位作家就是出生于爱尔兰,后长期定居法国,并同时用英、法两种语言写作的塞缪尔·贝克特。贝克特于1969年,因“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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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档案】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法国作家。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测量员,母亲是虔诚的教徒。1927年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获法文和意大利文硕士学位。1928年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任教,结识了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精通数国语言的贝克特被分派作失明的乔伊斯的助手,负责整理《芬内根的觉醒》手稿。1931年,他返回都柏林,在三一学院教法语,同时研究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获哲学硕士学位。1932年漫游欧洲,1938年定居巴黎。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曾因参加抵抗运动,受法西斯的追捕,被迫隐居乡下当农业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短期回爱尔兰为红十字会工作,不久返回巴黎,成为职业作家。
  贝克特在创作上深受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影响,其成名作《等待戈多》1953年在巴黎演出时引起轰动,连演了三百多场,成为战后法国舞台上最叫座的一出戏。贝克特为此名噪一时,成为法国文坛上的风云人物。1969年贝克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品选读】
  《一个黑夜》通过描写一位老妇人在一天路上的所见和独特感受,表现了世态炎凉与人性淡薄——焦虑、迷茫、遗弃、绝望、莫名其妙而又无可奈何的主题。作者娴熟地运用了现代文学写作技巧,如心理时间、空间时间、意象交叠、潜意识跳动、客观对应物、移情、通感等。小说手法如诗如剧,语言简洁,语气轻淡,但又不乏深刻之寓意。
  
  一个黑夜
  [法]塞缪尔·贝克特
  发现他伏地趴着;没有谁惦记他,没有谁寻找他。一位老妇人发现了他。大概说来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漫无目标地寻找野花,仅仅是黄颜色的。一心盼着野花却意外碰见他伏在那儿,他面孔朝地两臂伸展,身穿大衣尽管不合时宜;挨着尸体隐约露出一长排纽扣从头到尾紧扣着他。各种纽扣形状相异大小不一。裙子穿得略高但仍然拖地拖曳。乍看也吻合。头颅近旁斜躺着一顶帽子,从帽边帽顶便看得出来他身着略呈绿色衣服趴着并不太显眼。从远处再瞅上一眼只见得那个白色头颅。她是否以往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他脚的某个部位见过。
  她全身衣着乌黑,长长的裙边在草地里拖曳着。天色已暗,现在她是否该离去走进东方。这是她的影子过去常走的方向。一条漫长的黑影。这是出生羊羔的时节,可并不见羊羔。她望不到一头;假设碰巧有第三者路过他只能见到躯体。起初一眼是那位老妇人站立的躯体,走近再一瞧躯体就地趴着。乍看也吻合。
  荒野,老妇人一身黑服一动也不动。身躯在地上纹丝不动。黑色臂上端是黄颜色的;白发在草地间;东方在夜晚动弹不得。天气,天空昼夜阴云密布,西北偏西的边角终于露出了太阳。要雨水吗?要是你愿意下几颗雨滴,要是你愿意清晨下几颗雨滴。就此刻说定。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整天关闭在屋内,她现在和太阳一起出来了。她加紧步子想拿下整个荒野。奇怪路途杳无人迹。她漫无边际地瞎走,狂热地寻找着野花,狂热地眼巴巴看着夜幕降临的危急。
  她惊愕地说每年这个年头怎不见有一大群羊羔。早年丧夫那会儿她还年轻,穿着一身黑衣,为了让坟上的花儿再度开放,她浪迹四处寻觅他昔日钟爱的花朵。为了给他的黑色臂端上配上黄花,她费尽心机最后还落得两手空空。
  这是她出门第三桩吃惊的事情,因为这该是野花遍地的时节。她的故友的身影使她厌恶。受不了,因此她把面孔转向太阳。她渴望夕阳西落,渴望在漫长的夕照中再次毫无顾忌地游荡。更为凄伤的是她的长黑裙在草地拖曳时发出熟悉的声。
  她走着,两眼半睁半闭像似朝着光亮走去。她可能会自言自语说对于简简单单的三月或四月的夜晚这一切显得过分奇怪了。终不见人烟,终不见羊羔,终不见野花。身影和瑟瑟声令人厌恶。行走途中脚触动了一具尸体。意外。没有谁惦记他,没有谁寻找。
  黑色绿色的服装现在看来激动人心;白色头颅旁依稀可见几片拔落的野花。一张阳光晒焦陈旧的面容。一幅生动的场景如果你愿那么说的话。现在开始万籁俱寂,只要她不再走动。终于太阳西下,太阳不见了,阴影笼罩万物。这儿四周只有阴影一片。
  余晖渐渐隐退。黑夜无星无月。一切显得吻合。不过仅此而已。
  
  【相关链接】
  贝克特肖像(节选)
  [英]詹姆斯·诺尔森文
  塞缪尔·贝克特无疑是20世纪文坛和戏剧界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其步入文坛最初的二十余年时间里,贝克特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之后,他声名鹊起,一跃成为英法读者熟知的作家,因为他的作品通常是用英法两种语言写就的,而译这些作品的也恰恰就是贝克特本人。贝克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四大剧作《等待戈多》《终局》(原作为法文)、《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快乐时光》(原作为英文)和小说三部曲《莫洛依》《马隆纳死了》和《无名者》(原作为法文)。这些作品先后被译成了十余种语言,贝克特也因此声名日隆,一跃成为世界文坛重量级人物。在其文学生涯中,他多次荣获国际大奖,而其中最主要的奖项则是1961年的国际出版家奖(同年荣膺该奖的还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和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其在世时的知名度而言,很少有作家可以与之并驾齐驱;但是,他不喜欢为声名所累。他的脸上皱纹密布,纵使人海茫茫,我们也能一眼将他分辨出来。但是,他并不喜欢别人认出自己。他痛恨任何形式的自我曝光和自我炒作。每当人们邀请他参加访谈节目或是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或是在电台和电视台亮相时,他总是很礼貌但又很坚决地说“不”。因此,他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神秘,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他产生了种种误解。有些误解甚至在他过世之后仍然存在。
  其中最大的一个误解,也是最自然的一个误解就是:他是一个现代隐士,在巴黎圣雅各大道的七楼寓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确实喜欢沉默、孤独和宁静。1936年,在旅居德国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独处的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常常踽踽独行于柏林宽阔的蒂尔加腾公园,久久不肯离去。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太崇尚独处了。”事实上,蒂尔加腾公园确实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今天,任何置身于其中的人都会有一种独处的感觉。当然,贝克特并不是为了独处而独处。他知道,沉默和独处对他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已经深陷于那种友好的黑暗中”,这是他全身心地投入于创作那一篇出奇的凝重又颇具创意的散文作品——《怎么回事》时的真实写照。当时,他正在法国于西的一个偏僻、宁静的乡间小屋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屋周围是一堵高高的、丑陋的、灰色的、令人生畏的煤渣砖砌成的墙。有了这堵墙,就不怕路人的窥视了,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最痛恨别人窥视自己的私生活,这堵墙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当他身处都市时,形形色色的社交生活却让他应接不暇。他曾对一个朋友抱怨说:“巴黎的生活好比是活火熔城。”事实上,他交游广泛,朋友和熟人足足有数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他们中有画家、音乐家、导演、作家、学者,而且他的好朋友也数不胜数。有人曾经这样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争先恐后,不顾舟车劳顿地赶着上巴黎去见一个所谓的隐士!”在撰写贝克特传记的过程中,我翻看了贝克特生命中最后20年的记事本,我真想不明白,在如此众多的凡尘琐事的滋扰之下,他是如何完成那么多工作的?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他每天都有两三个约会,多的时候甚至有四个约会,而且往往是连续几周,没完没了,除了见亲朋好友、合作者、出版商之外,偶尔他还要接待许多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他还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回信上,大多数时候他都会亲笔回信。
  成名之后,尤其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种种压力和烦恼也就接踵而至了。为了应对这些烦恼和压力,他总是突发奇想。比如,在他七八十岁高龄的时候,他只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接听电话。此前,他通常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接听电话。他买了一部特制的电话,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开关。开关一旦关上,什么电话都打不进来了。(然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样一个如此沉迷于独处、如此珍视隐私的人,在他逝世之后,这部电话机如今却被陈列在都柏林作家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众多游人参观。)朋友们都知道,每天他们只能在这个时段里找到他,否则就只能给他写信或发电报了。有时,他故意不开电话。1972年,他在写给伦敦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有一段时间,我经常不开电话。”
  他的约会大多是通过信件来安排的,而且必须很早预约。对于非私人信件,他通常三言两语就打发了,而且经常以脚注或是在背面很快地签上自己的意见就完事了。他与法国出版商、子夜出版社的热罗姆·兰东先生的秘书还约定了一系列的程式化用语。有了这些程式化用语,回信的事就经常由她代劳了。回信的内容是标准化的:“贝克特先生从来不接受采访”;“贝克特先生谢绝审阅关于他的作品的论文和手稿”;“贝克特先生去乡下了”。尽管最后一种说法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托词而已,但是,它为贝克特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借口,而且,贝克特通常就是靠着这么一点点硬挤出来的时间写作的。
  贝克特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记者、批评家,甚至朋友在问及他的作品的含义时,他也总是避而不谈、缄默不语。他非常乐于和记者交谈,但是,他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这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笼罩着一种神秘感,而他天生就不喜欢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作家,他只是“苹果核里的虫子”(贝克特的原话),不懂得整个苹果从外面看起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