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讲台上的“业余作家”

作者:孙 丽




  今年5月的一天,当我拨通格非老师家的电话时,他很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个业余作家”。的确,他的专职是大学教师,从华东师大刚毕业就留校任教,2000年又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继续教书。但他这个“业余作家”却一点也不简单,20世纪80年代刚满22岁就闯入当代文坛,继而成为“先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从1994年到2004年,沉寂十年之后,他再次以新作《人面桃花》赢得世人瞩目,连续摘得几项大奖。格非老师很忙,除了要教授中文系的两门课外,还要看学生的毕业论文,还要酝酿下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当我提及《语文世界》这本深受中学生读者喜爱的杂志时,他在百忙之中欣然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
  语文世界:结合您的成长经历,您能跟我们谈一谈哪些因素对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产生过比较重大的影响吗?
  格非:我觉得一个人走上文学道路和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系:一个是他的情感类型、气质类型,这也是天生的。我个人生活的年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读物、生活方式都是相对贫乏的,可能就比较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文学就是对自己内心反映的一个表现方式,我觉得一个人不一定要经历传奇的事件,但是写作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内心。另一个是我们对细节的关注,重要的是学会观察,观察细微的东西,特别是人与人的交往。
  语文世界:还记得您的第一次创作经历吗?
  格非:当然记得,我的第一部作品《追忆乌攸先生》发表在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上。那是我大学三年级时,和同学去浙江建德县做方言调查后写的。我不是学语言学的,其他同学都去记音标,做方言,我要做的就是联系住宿、吃饭等服务性的事情。因为没事,于是就做了“九姓渔户”的调查。这个过程蛮有意思,在回来的火车上我开始写这个小说,当时完全是为了打发旅途的寂寞。其实之前我也写过很多东西,但都没有发表,自己也觉得没有把能力发挥出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写作的时候太紧张了,觉得一定要写出传世之作,整个身心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中。而当时在火车上在笔记本上写就没有这种紧张感,写得比较轻松,想写出来给对面的朋友看一看,带着开玩笑的态度,突然就找到了这种写作感。这也是自己很难忘的一个原因吧。
  语文世界:现在,在全国很多中学都有专门的文学社团,有的社团已经颇具规模和实力,不少文学新人从中脱颖而出,您如何看待中学的文学社团?
  格非:写作不能闷着头写,必须看别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一个气氛。当然现在有网络,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在学校里应该和同学多接触,多提意见,才能对自己有启发。自己的作品自己是很难判断的,而建立一个比较正常的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后,我们会了解到别人怎么反应,这对认清自己非常重要,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一起交流写作和阅读的书以及一些文学的信息,这对创作有很大的作用。
  我曾经到浙江的海宁中学,还有华东师大的二附中讲过课,它们也都有文学社。中学有文学社应该是很好的方式,不仅对写作、读书,对身心健康也很有好处,它是课堂之外的补充。我对中学文学社还是很有期望的。就像你刚才讲过的一些年轻作者,我想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文学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情感的联系,一个人不管以后做文学、哲学还是史学,有这个基础我觉得还是很好。
  语文世界:您认为“小说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小说是过往记忆的出口”“小说的特质就是故事”,您觉得乡村生活跟您一贯坚持的小说创作方式有关系吗?
  格非: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乡村背景要看哪个时代的背景,不是说单纯的、抽象的乡村。小时候,我不知道乡村的人物、生活经历对我有什么用,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在我们乡村,有很多读书人、很多故事、很多古老的建筑、河流风光,这就是天生的积累。等我到上海读书以后,就慢慢看到这个东西很有用。我的母亲不识字,但也会讲很多故事,比如林冲啦,薛平贵啦。实际上我是生活在故事的氛围里,这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个小说的氛围,它不像北京的每条街道,每个房子那么清楚。乡村有很多的神秘。
  语文世界:近几年在当下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少年作家,像韩寒、蒋方舟、郭敬明等人,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很多同龄人的追捧,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格非:这个现象我觉得很正常。每一代都有他们的代言人,都有他们崇拜的人物类型。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变化很快,代际比较明显。比如我的学生对很多问题的评价跟我有分歧。社会变化太快,就会产生不同价值的群落,而且同一年龄层次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并非大家都要喜欢巴尔扎克,喜欢《红楼梦》。年轻人感知比较敏锐,天真烂漫,他们之中有人写反映他们情感生活的作品,受到别人的喜欢,也很正常。我觉得郭敬明的作品就不是我能写的。文学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看,不是我写给我的读者,你写给你的读者,而是都要面对全世界和历史的读者。文学存在不同点,但也存在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卡夫卡的作品翻译过来我们也能懂,孔子的作品今天我们还能读。
  语文世界:对于一个搞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来说,多读书是非常必要的。您是一个离不开书的人,听说您家随处有书,您一有时间就去书店。请问您都喜欢读些什么书?您是如何读书的?
  格非:古人说“开卷有益”“多多益善”,我也是赞同的。但人生短暂,所以读书要有选择,怎么选择?一个办法就是大量读,提高自己的判断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请老师开一些书目,先读经典的。现在的中学生阅读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喜欢一头扎在某个领域,这样很容易浪费时间,造成营养不良。我觉得中学时更需要老师的指导。我也给中学生提一个建议:先读好的作品。有些书过去几千年还能留传下来,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开始也很反感老师给我们开的书目,那些书根本读不下去,老师说读不下去也要读,硬着头皮读完100本后,坏书就读不进去了,水平提高了嘛,慢慢判断就建立起来了。
  我读书喜欢做笔记,有些书纯粹做消遣,随便翻翻就行了。但有些想认真看的书,要做一些笔记。假如你以后还想写文章,做笔记就更重要了,这本书是出自哪个出版社、哪个作家,选的是哪段话,在哪一页,到写文章时就很方便。这是我读书多年的习惯,对我还比较有用。第二,读书的时候要思考。孟子讲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不能全相信书里的东西。读书的时候要有想法,要发现书里的问题。可能刚开始我们发现不了,但我们应带着问题看书。读书的方法有很多种,总而言之要多读,多积累。
  语文世界: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听说您中学时文科学得非常好,您那时是怎样学语文的?您怎样看待现在中学阶段的语文学习?
  格非:我的经验对现在中学生一点不适用。我高考的第一年,学的是理科,物理、化学都考三四十分,第二年抱着试试的态度读了文科,读了以后发现这对我太简单了,别人读了很多年的文科,我插班进去,很快就成为最好的学生。那时候语文很简单,不能跟现在比,但我比较幸运,遇到了很好的老师。这些老师告诉我们课本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写文章不要学他们。他们都是我们当地的读书人、学究,很厉害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老夫子们为了负责,让我们背诗词,汉乐府,教我们怎么读三国、水浒。所以我觉得学好语文,课本是最基本的,因为同学们要参加高考,不能文学功底不错,但是考不上大学,那也不好。对爱好文学的同学来说,在学好课本的基础上,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视野。我现在对中学生的读书范围有些担忧,我发现他们读书范围比较狭小,只喜欢看《大话西游》、日韩漫画、青春小说等,有一定难度的、和他们暂时没有关系的书就不看,这样慢慢会造成知识传承上的营养不良。我的一个建议:自己喜欢的东西先放一放,去找不太喜欢的而别人认为很好的书来读一读。不能太自负、闭塞,要接受别人的一些东西。文学,也不要拘泥于语文,可以关心一下哲学、历史学,如果再关心社会学,那就更好了。一个人如果不关心这个社会,这个人绝对不会成为人文学者,成为一个好作者的,学到的知识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孔子说得很对,“知人论世”。要对这个世界关心,这是最大的一个文学动力,你真正要对这个世界充满情感,一个冷漠的人是不能做人文的。
  语文世界:我代表《语文世界》的读者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期待着您下一部更精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