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7期

新诗的审美教育价值

作者:潘 涌




  如果说哲学给人们提供超越性的智慧和深邃的理性力量,那么诗歌就在于点燃生命的内核——激情,升华人之为人的情感价值和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疏忽甚至偏废诗歌教学的民族必然导致其后继者精神结构的贫困化和畸形化。鉴于此,我们高度赞赏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论断:“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以此审视当代母语教育中的新诗教学,使之恰当地纳入语文素质教育的逻辑体系,这无疑是母语教育研究者的一项历史使命。
  新诗创作的丰硕果实和新诗艺术的日趋成熟,为新诗教学奠定了客观基础。勿庸讳言,与古典文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元曲清诗的漫长创作历史比较,现代白话新诗的诞生和成长期显得相对短暂,其诗美形态也相对欠丰满厚重,但是古代和海外辉煌璀璨的诗歌艺术滋养了新诗,20世纪中华民族艰辛豪迈的拓进历程培养了诗人的艺术人格和创作理念,进而催生了堪称“铁与铁的抨击所发出的铿锵”这类优秀之作,足供语文教育从多层面、多视角来广泛选用。这种对“五四”以来新诗传统作出了重大突破的新发展,以抒情个性的凸显、意象世界的裂变、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张力等一系列空前的审美品格为特质,催生了新诗艺术鉴赏的革命性变化,乃至对革新整个民族艺术的审美传统也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总之,新诗创作的诸多成就,新诗在时代变迁、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所发生着的艺术多元化、成熟化,在热切地呼唤着新诗教学要不失时机地同步递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的多元价值愈来愈得到人们的公认,尤其是它的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受到高度关注。“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两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名言深刻地道出了母语教育的精神特质,而作为母语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诗教学自然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精神特质。
  既然承认诗是“文学中的文学”,那么,新诗在培养学生娴熟驾驭母语能力,形成清新、抒情、意象化和个性化的语言风貌方面,显然能够产生比其他文体更有效的教育作用。很少有语文教育工作者会否认下述事实:凡是长期浸润于诗歌氛围中的学生,其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就往往高人一筹。无他,乃诗歌熏染和内化所致,这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同理。优秀的新诗作品,作为诗人从语言的原始矿藏中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具有超乎普通文体的卓越的语言品质,这主要表现为个性、形象性、凝炼性、反俗性和音乐性。所谓个性,即指新诗语言各不雷同的独特性,是此诗人与彼诗人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所在。凡真正为诗者,必然由其特殊的人生遭际和文化陶冶而生成独一无二、既不盲目复制他人亦不可为他人所简单复制的艺术人格,并由这种艺术人格所决定而形成风格独具的诗歌语言。愈是有口皆碑的新诗,其语言个性色彩愈是强烈和鲜明,诸如孔孚的精简而隽永、昌耀的深沉而大气、舒婷的婉约而丰赡,等等。正是这种充分个性化了的新诗语言,对发展学生为自己所拥有、体现个体生命独特精神风采的个性化语言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影响,而只有当形成了这种个性化的语言,方可满足尽情尽意表达个体生命意愿之多样需要。所谓形象性,是指新诗语言运用上与其他文艺性和非文艺性文体的显著差别,即前者更着力于在形象基础上对意境的经营和创新。艾青曾说:“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着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而且,形象之中更赋予了灵魂和情思,使诗构成了渲染着色彩和氛围、足可品味的艺术境界,这样必然要求新诗的语言时时以形象性自律、进而升华为“神与物游”这种同时诉诸人的感官和心灵的形象语言。真正驾驭本民族的母语,既需要学习语言知识和语言规律,用科学理性的精神来指导个体间的相互交流与表达,也需要通过新诗这种高品位文学作品的教学来使之获得艺术的感悟和把握,以利于颇有美感地融通心灵。较之于结构严谨、句式繁复的西方的科学化语言,汉语的言语过程更偏重于韵味、灵性和袅袅流动的意境,这种诗性特征在新诗作品中体现得最充分。因此,新诗教学最宜于培养年轻一代艺术地、审美地驾驭母语的能力。
  (选摘自《浙江师范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