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理解的礼物等
作者:保尔·威利亚德
保尔·威利亚德
我第一次走进威格登先生的糖果店时,大概四岁。一进门,就被满柜台可爱的糖果吸引住了。我贪心地向威格登先生要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糖果。威格登先生问我:“你有这么多钱吗?”“我有许多钱。”我伸出了紧握着的拳头,放了一大把樱桃种子在他手里。威格登先生一下愣住了,盯着他手里的东西看了老半天,然后,他又看看我。“够了吗?”我有些忐忑不安地问。“我想,这太多了一点,你还能有些找钱。”他回身拿了两个便士,放在我手里。
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和我的妻子在另一个城市经营着一家海鲜店,供应各种新鲜活鱼。
一天,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带着她的弟弟来到我的店,两个孩子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那些水里游动的美丽的鱼儿,看了老半天。“天哪,我们能买些吗?”那小男孩问。“可以呀,只要你们有钱。”我说。“我们有很多钱。”小女孩自信地回答。那女孩的回答给了我一种熟悉的感觉。于是,他们挑了特别好看的鱼。小男孩对小女孩说:“你给他钱。”当小女孩紧握着的小手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我知道那小女孩要说什么。她的小手松开了,在我手里,她放了三枚小小的硬币。那时候,我才猛然体会到威格登先生当年的心情。我看着手里的硬币,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了糖果店的柜台的后面。“够了吗?”那小女孩轻轻地问了声。“哦。够了,还多了一点点呢。”我回身,拿了两枚硬币放在她手里。
做人从常识开始
谢有顺
很早以前就听过一个故事,是用来形容法、英、德、中四国人的办事风格的——个人丢了一根针,如果这是一个法国人,他会聚众到街上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我们要找到这根针!”如果这是个英国人,他会不露声色地跑到皇家侦探局,秘密请人侦破这根针的下落;如果这是个德国人,他会把房间的地板分成一个一个小方格,然后逐格逐格寻找。而如果这是一个古代的中国人,他会找出一根铁杵来,将它磨成一根针;如果这是个当代的年轻一辈的中国人。他则会先找出一根特大号的铁杵,在记者的摄像机和围观的群众面前大做其铁杵磨针的秀,等到风头出尽,暴得大名之后,再趁人不备设法去弄来一根针,以吹嘘自己大功告成。
谁都听得出这个故事里面的讽刺意味,它的确意味深长。并没有人故意损我们,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暗合了这个故事所说的荒谬逻辑。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就被教导说,要学习这种将铁杵磨成针的刻苦精神,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用铁杵来磨针是最笨的办法,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资源,它远没有用钱买一根针来得便捷有效。即便你没有钱,也可以用这根铁杵向别人换一根针(这种便宜生意有谁不愿意做呢?)而省下磨针的时间。这就好比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失败在大多数时候并非什么成功之母。
还有一个笑话说,老师问学生:“你今天做了好事没有?”学生回答说:“做了,我和小明一起帮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老师说:“很好。”学生却补充道:“不过,那个老太太一点儿都不想过去。”虽说是笑话,却值得深思。帮老太太过马路,捡到东西交还失主,这些本来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是基本的常识,有时却被宣传成一种了不起的壮举,久而久之,常识就被人们不知不觉地遗忘了。这种将常识盲目进行精神升华,从而造成真正的常识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匿的宣传方式,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到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之中:大家都在期待道德英雄、精神典范。希望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来做,自己则悄悄地躲避作为一个正常人该尽的基本责任。所以,一个单纯用做好事的思想来支撑自身的道德体系的社会,表面上看来,是在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际上是使每个人都在降低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使他们丧失履行自身的道德义务的热情。
有时候,一个人在做好事,后面跟着的往往是一大群爱占小便宜的人。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对这种现象有过精彩的分析。比如,一个人本着善良的禀性,用节假日的时间帮助居民免费修理电器,结果大家都把一些破得无法再用的电器带来,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零件,换来的不过是勉强再用几天,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值得;从社会效益上说,也造成了一个人学雷锋众人捡便宜的恶俗局面。所以说,做好事的人虽然值得赞赏,但他们的行为却不值得推广。